我和施舟人（KristoferMSchipper)教授认识多年，我们都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有着相同的兴趣，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施舟人不仅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而且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有着独创性的学者。他在道教的研究方面无疑是当代最杰出的专家之一。我们从这部《中国文化基因库》可以看出，施舟人教授在文化理论、宗教理论、道教文献、道教历史和道教信仰种种方面都具有独到见解。我不得不提到施教授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道藏》大部分编成索引输入电脑，这大大有助于道教的研究。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道教通考》（将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道教通考》的出版将会为道教的研究开启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我们期待着能早日见到这部大书。
本书的第一篇《文化基因库——关于文史学的作用与前景》是一篇有关文化理论和论述当前文化发展前景的重要论文。施教授指出：“新的文化形式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使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这个论断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各种文化将更不可能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合理、健康发展的大小。在这种形势下，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世界连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种文化系统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照自身文化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十七八世纪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来分科的状况，发展出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原来学科的划分越来越模糊，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在这种科学和文化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卫人类文化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保护施教授所说的“文史学”，已成为当务之急。施教授提到，“今天，文化多样性受到全球一体化的威胁”，然而“文史学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因为“文史专业保存和传播古老知识的功能，如果不比建立新的研究模式，寻求新见解更为重要的话，至少同等重要”。施教授的这个看法是深有远见的。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就没有可能再重建。北京的千所庙宇消失殆尽，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些古老的建筑物，而同时也失去了一种文化精神。现在，我们中国许多地方建造了一批假古董，无论它如何富丽堂皇、涂金抹银，可它没有内在的文化内涵，不可能唤起人们的历史感，对文史学者来说是毫无研究价值的。“让我们来桿卫我们的老牌学科吧，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文史专业能更好地保存和传播古老知识”。人类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历史。各个有长久历史的民族要靠他们创造的古老文化来参与当今的各种交流，这样才能在交流中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①今天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中，一个民族要想其文化得到延续，就不能不回顾其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文史知识正是古老文化的基因库，文史学者无疑则是这古老文化传统的承担者。
我注意到施教授把他这本书名定为《中国文化基因库》，对此我有一个猜想，施教授的这部论文集可以说涉及到中国文史的诸多方面：它包括中国的民俗、道家哲学、儒家思想、经典考订、历史地理等等，可以说用一些个案的典型分析而显示中国文化基因库的意义。如果进一步分析，也许施教授的意思是“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或者说《道藏》这部大书是“中国文化基因库”。我希望我的猜测能为施教授所承认。我没能像施教授那样把《道藏》认真研究过，只是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但是我深信这部大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也就是施教授所说“无用之用”的中国文史学，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
当我写到这里时，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的朋友孙长江教授来电话，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纽约的两座贸易大厦被炸了，让我快看电视。我忙打开电视，只见大火和浓烟笼罩着曼哈顿。这是真的骇人听闻。这也使我想到，科学虽可造福人类社会，但也可危害人类社会。看来，人类社会还是不能缺少“无用之用”的文史学。让我们共同来保护“文化基因库”吧！
注释：
①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1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本文作于2001年9月11日夜，原收入《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来源：汤一介：《汤一介集_第8卷_有话要说_序跋和致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