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在12月20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生态化转型与基础理论创新》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将刊载《政治经济学报》第20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敬请关注。
一、概述：贯彻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实现高质量发展
应该知道，拜登接任美国总统即将要开打的环境战，是继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之后试图挽回美国“退群”损失、重组西方反华阵营的主要策略。大家也知道中国现在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中国2003年进入所谓“黄金十年”的高增长之前，美国的污染以碳排放为标志比中国多，到2005年两国大致持平；从那以后15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污染已经是美国的两倍。所以美国带领西方对中国打环境战，有牌可打。
1、中国的战略调整与新经济的两个领域
在2000年以后世界气候暖化速度明显加快的挑战下，中国首先是做出发展理念和战略的调整：早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再以追求GDP为发展目标；2006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
也是在这个时期，习近平同志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基本上已经正式确立了。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两山”思想在福建和浙江相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然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后来在东北增加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但在理论上，意味着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下的新经济所内在的生产力要素的拓展。当然，这也是这次五中全会强调的发展方向。
其次是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时已经强调过、2020年五中全会强化乡村振兴战略时再度强调的县乡村三级的规划整合，也可以叫新型县域生态经济，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把以往粗放数量型增长改为县域生态经济的质量效益型增长。
如果讲新时代经济结构发生什么变化，那主要是有两个新经济类型做为国家战略引领：一个是数字经济，一个是生态经济。这和过去大家习惯研究的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这两个阶段的经济领域有相当大的差别。
我们100年来追求的主要是产业资本扩张，理论上叫产业经济。进入新世纪前后我们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特别是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进入的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但是，在这个阶段遭遇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和2014年金砖国家需求下滑造成国内两次生产过剩、矛盾爆发得比较尖锐，所以一方面加入国际金融竞争客观上构成与美元资本集团的对抗性冲突；另一方面在国内某种程度上出现金融过剩。
同期，中央不断做出调整：2012年确立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之后，2015年出台“工业供给侧改革”，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2019年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在这之前，则要求金融不能脱实向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例如，国家农业银行必须强调服务“三农”是唯一宗旨；再如，2020年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总之，中央要求金融业必须做服务实体经济的事情，并且以政治手段勒住金融资本异化实体，堵死国内金融部门走那种虚拟扩张的不归路。
在依靠党组织的政治手段勒住金融龙头的同时，中央抓紧做出改变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路径的新经济转型，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的内涵。
转向何处？一方面是客观上已经初步形成的数字经济，另外一方面则是正在开始形成的生态经济。如果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这两个转型能够成功，中国就能够回避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产业资本异化社会到金融资本异化实体这样的一般演化规律所带来的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中国能不能转型成功？对我们来说，关键是如何认识新经济，也就是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这两个经济对旧的生产力要素到底形成了哪一种挑战。
2、新生产力要素结构性扩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
生态经济的新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性扩张，带来县域生态化经济的资源空间开发的必要条件，因为要追求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就一定得通过城乡融合来完成非标的生态资源再定价，这就要对生产关系提出革命性变革，于是，生态经济要求以三变改革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空间生态资源用于生态经济发展的时候，不能再以原来的产业资本时代的产业经济思想来考量。所谓重构新经济三变改革中最重要的是资源如何转化成资产。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应该不再是特别法人，而应该是公司法人，但也是社会企业。今天生态经济条件下的微观主体不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企业，而是应该以追求生态空间资源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企业，所以会带来一系列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变化。
二、空间生态资源的定价难题需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理解新时代的变化，应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因地制宜地研究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实现形式。这也是中央赋予几个生态省的主要试验任务。最终，是要通过货币化与资本市场实现“生态资本深化”，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被金融资本通吃的路径依赖。这也是如何能够实现质量效益型的市场经济的需要。
诚然，新时代的这些生态化战略转型，主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大家知道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乡村振兴规划要延续到2045年。其中的“产业兴旺”将不是产业资本阶段一般意义的一产农业的产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这两大供给侧改革相配合推进的新经济——生态经济。所以，应该理解这个生态产业兴旺，尽可能和基层制度创新结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乡村振兴上对应着的主要是生态经济，而乡村空间生态资源具有典型的非标性。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一般的市场经济方式来处理交易，因为这种空间资源的非标性和公共性而带来了定价难题。工业化的产品一般都是被市场定价，大家对此都好理解。但是，空间生态资源是个整体，如同习总书记所说：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林，林的命脉在土；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在地具有公共性。因此需要县乡村统筹的综合规划，整体开发。这意味着生态资源不可能被切碎了、拆开了，用一般的市场交易去定价。
因此，生态化转型必然推进生态文明深改。
第一，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需要整体开发才能体现其内在的空间正义。
如果把空间正义这个质的规定性取消，只用一般市场交易来对生态经济做定价，很大可能会造成贫富差别恶化，因为空间生态资源开发中的基尼系数比一般平面开发的基尼系数更易于拉大，那就意味着这么多年艰苦奋斗的脱贫攻坚成果将毁于一旦。
第二，因为生态资源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一定造成非标性。
我这两天同时在做邮政储蓄银行的调查，所谓分散小农信贷不可得性难题的最大约束条件，就在于乡土社会的资产是非标的，不可做银行信贷的抵押品。在新的生态经济领域，这种非标性导致的制度安排是只能通过内部定价。学术界很少关注李昌平做的试点，他领导的乡建院已经做了300个县的内置金融，足够大的样本规模，却很少有经济学家去研究一下这些农村信用合作试点是怎么回事，无外乎用内置性的金融作为定价杠杆，在村内资源货币化交易中发挥作用。
要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本深化”，取决于如何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把现代资本市场的交易方式引入到农村资源性资产定价过程中来。我们并不是说一般市场交易定个价不对，而是说我们使用的市场过于粗放。应该使用相对细致的市场方式来做农村资源性资产的定价。因为生态产品的高度非标准化无法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标准产品模式来定价，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领域，值得大家关注。
第三是空间生态资源的公共性要求从事开发的微观主体不是一般的个体私营企业，而应该是“社会企业”。
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现在选了一些点正在实验，希望能够通过建立县乡村三个层级的市场体系把生态资源价值化完成。首先，应该在村内通过三变改革中完成内部一级市场定价，用内部定价形成的价值量来对接外部的投入。这也要采取分类处理，官方各部门投资应该以投改股，实现村一级资产总量的规模化，村级公司再把资产变成参与县级平台公司财产重构的股权，对应着可以通过县级平台公司对接银行形成债权融资的体系，最后用三级市场的设计完成“生态资本深化”要做的事情。
三、集体经济公司化改制实现空间资源双层PPP开发
中央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所确定的“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关键在于三级市场操作。
关于三变改革，习总书记的说法2015年就提出了，直到2017年才进入中央文件，变成一个农村改革要推行的措施。可以藉由PPP方式，现在国企改革用的PPP也是从海外借鉴的概念。我们建议采用“双层PPP”方式来激活近15年国家大量投资在农村形成的沉淀资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说，我们这些年的投资已经形成了1300万亿的设施性资产。这个实体经济底盘足够大，但是它的资产很多是沉淀的，县以下乡村大量沉淀资产如何被生态经济新的定价方式来激活，首先是要投改股，也就是第一层PPP，我们应该把这么多年来大量投向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形成了很大的资产总量，其所带动的资源性资产价值化总量成倍增加，只不过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在三变改革这个领域中，应该用第一级政府的Public投到村集体的项目资金变成第一道P。村一级集体经济不是完全的Public，而是准公共，村集体得到的是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再进一步将村民变股东（当你把官方投到村一级的资产再进一步做股量化到村民的时候，村民就变股东了），这个是第二道P。得到股权的村民把他们拥有使用权的资源性资产，按照一比一的对价，变成村集体的资产，村民得到的是价值化资产，而且是倍加的股权。这个就意味着设施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在村级三变改革中实现了两道PPP，然后再吸引外部投资主体进来，这是用二级市场方式吸引外部投资主体，使外部资金再进入到村级集体资产中，以这些外部投资人进来的资产使村集体拥有的资源性资产的价格显化。这样，整个县域生态经济就会以乡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企业性质做出一个全县经济资产底数，有利于对多年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资产的激活，以村为股权单位做股到县级平台公司，县乡村三级就会接受全域生态经济的统筹规划，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发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县域生态经济全面发展。
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推进“三级市场”带动这种县域生态经济发生的影响是什么？
首先是强化经济上的“金字塔形”稳态结构。
如前所述，生态资本深化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实体资产1300万亿，相对来说，金融资产总量并不大，300多万亿，只是实体资产的零头。此外还有大约300万亿左右的债务，在中国对应的也是资产，所以把债务也叫做建设性负债。三类资产加到一起大体上有约2000万亿的规模。如何把这个资产规模用新时代新的经济创新把它激活，就需要把空间资源变成一个空间绿海，形成新时代生态经济的新领域。
其次要看需求侧的中产阶级绿色消费。
从需求侧来讲，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对应三大类消费群体。其中，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社会的消费还是生存性的，高收入者主要是海外消费，买城堡、私人飞机等等。而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超过三分之一，现在成为消费引领者。世界上中产阶级消费倾向是绿色主义的。所以，什么叫做需求侧？我们大部分的农业生产没有针对目标客户做专门分类生产。现在提出需求侧，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过去那种实物形态——从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升级到彩电冰箱洗衣机，再升级到房子和汽车，那是产业资本阶段的实体产品的消费。进入到新生态经济阶段的中产阶级消费，往往不同于原来产业资本阶段的消费，而是绿色消费倾向。比如说家用太阳能、都市有机农业、郊区休闲农场，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希望自主形成对传统能源和化学食品的消费替代。此外，生命消费、休闲康养医养等消费都可以通过城乡融合的有效途径得以实现。生命产业与有机农业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客户要求消费的东西与生态化新经济吻合。
据此，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经济不是过去产业资本时代把一切都变成资本收益的发展方式了。生态化的新经济所对应的消费群体客观上是中产阶级。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绿色消费来说，农业还没有针对这个需求侧做出产业供给侧的改革，因此值得我们关注。
如何实现生态经济中的非标资源性资产的价值化。我们做了一个图来表达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闭环。其一，通过村一级的基层三变改革+投改股来形成村级资产总量的扩张，进一步村内完成价值化定价，最后通过县级平台公司来完成生态资本深化。
这样做，就构建出了一个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再转向生态化的发展模式。
同期，数字经济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如果我们把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结合，把数字乡村落实到乡村绿色发展之中，很可能会改变已经形成的金融资本利益群体走向西方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那种发展模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文明古国来说，不能走西方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那条路。当然，金融领域中的这些人士只是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往前走了几步，但现在拉回来的难度很大。
我在农行独立董事岗位上干了八年，现在改任邮储银行独董，合计在金融口做了九年的高管，接触了大量材料，深知金融异化不是简单的市场制度问题，很大程度上得把它和一个发展阶段、以及这个阶段对于某个特定人群体激励形成的群体行为作用相结合。接触时间长会发现规律性的决定作用几乎是不可逆的。所以，只有借助中国特色新举国体制调整生产方式，我国才有维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主要是把资本市场的概念和运作机制引入到生态经济的思路，体现在我们开展的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新战略的经验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