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人视漕粮海运为本朝超越汉唐盛世的标志性政治成就，而其创立过程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元灭南宋后，阿合马就着力开通江南至大都间的漕运，然在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下受挫。至元十九年，伯颜为首的江南政治集团提出试行漕粮海运，南人海运群体得以进入帝国漕运体制之中。桑哥执政时引入回回人群体掌管漕粮海运，压制南人势力的扩展，不过这也使得海运逐步成为帝国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元初忽必烈灵活、实用的族群政策将朱清、张瑄等南人海运群体收服于海运体制之中，然成宗朝时，朱、张等试图突破帝国族群政治的桎梏，终至败亡，此后元廷注重各族群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建立蒙古人为监督，色目人、北人、南人互相制衡的漕粮海运体制，而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为漕粮海运在元末的崩溃埋下伏笔。
关键词：元代;族群政治;漕粮海运;忽必烈;
作为中国史上首度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元代的族群生态、族群政策及族际关系皆与前代有着很大歧异。1以往学者关于元代族群问题的研究，比较强调文化因素，通常采用“蒙古化”或“汉化”的二元分析架构。然元代族群问题的演变并非线性发展、均质不变的单向历史过程，往往随着局面变化呈现出多元面貌与纷繁复杂的层次。元初开通的漕粮海运打通草原游牧社会、江南南人、海上回回人群体的联系，元帝国内部围绕选择河运还是海运的政治争论和角力，从蒙古人、诸色目人、北方汉人到南人，基于利益诉求的族群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而元初开通漕粮海运背后，复杂交织的族群政治关系起到过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元初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的互动，探究其建立过程，对于研究族群政治2对元帝国政治决策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无论是族群问题还是漕粮海运皆是元史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3目前，不少学者以族群政治视角来研究元代漕粮海运，陈高华对元代澉浦杨氏家族进行研究，亦论及泉州蒲寿庚、汉人张瑄、朱清、回回沙不丁、合不失等家族，指出元代漕粮海运管理上回回人起到一定作用。4孟繁清认为忽必烈时期的族群政策对在漕粮海运开通中有着积极意义。5陈波对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变迁作考察，解析其中的族群议题。6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打造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体系连接融合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及穆斯林商业力，指出漕粮海运体制中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7植松正对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漕粮海运家族中存在的族群关系进行研究。8总之，学者已经注意到族群政治与元代漕粮海运体制的建立存在一定关联，然或留意于某些家族个案的研究，或着眼于漕粮海运的宏观叙述，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论述尚未充分展开。本文试图说明，元初各族群在漕粮海运开通过程中存在怎么样的矛盾与纷争，又存在怎样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博弈过程，忽必烈如何应对围绕海运开通中的族群政治纷争，以及协调各族群间的利益关系。
一阿合马时期的族群政治纷争与漕粮河运受挫
在元帝国开通南北漕运之前，族群政治形势曾历经激烈动荡。忽必烈早年受命主管汉地事务，后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汗位并最终取得胜利，就是以统帅汉地获得强大的军事力量、人才、物资作为基础。故忽必烈即位之初，固然重视蒙古贵族，任用来自西域的诸色目人，然政治上较为重视北方汉人当是肯定的，如中书省中王文统主行政、财政事务，文教制度倚重许衡、姚枢等，军事上倚重遍布河南、河北、山东的汉人世侯。9中统三年(1262),汉人世侯、江淮大都督李璮谋乱于山东，尽杀所在蒙古戍军，献涟、海等州于南宋，虽被镇压，然终导致忽必烈对于华北汉人的信任产生动摇，曾受到汉人压制的西域色目人趁机进言称：“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10对于李璮谋乱及重臣王文统涉嫌被杀对元初政治的影响，学者已多有论及。11华北汉人官员的权力自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擅长“理财”的回回人阿合马逐步受到忽必烈的重用，掌权达十几年之久，色目人政治影响亦呈扩大趋势。
元灭南宋后，开通南北漕运面临巨大挑战。大都城位于华北平原北缘，从遥远的江南运输漕粮，工程难度之高前代未有。从至元十二年(1275)开始，元朝利用金代遗留的华北运河旧道转运漕粮，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河道浅涩，又逆水行船，需要多次陆地转运。12畏兀儿人合剌普时任行都漕运使，负责军需粮草调度，从江南转运漕粮中多次发生船难，“江南漕秫米二十万石由邗沟达大河，覆溺者十之一”13。漕粮河运迁延时日，效率低下，严重威胁元帝国正常运行，探索建立安全、稳定的漕粮运输方式成为军国急务。
阿合马主政时期开通南北漕运的工程主要有济州河和胶莱运河。济州河是从济州(今山东济宁)至须州安山段(今山东东平),纠正旧有河运航道迂回曲折、逆水行船的弊端，通过裁弯取直的办法节省运费、提高效率。14起初受命主持济州河工程的是宁夏人来阿八赤，至元十四年(1277)担任受中顺大夫，同知尚膳院。尚膳院职责是“掌供玉食”,而尚膳院下属有“尚珍署”,职责是“掌收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酒材”15。济宁正是济州河通过的地方，《元史》称来阿八赤在济州“所管一方屯田”,应当熟悉当地事务。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元廷将来阿八赤调往主持胶莱运河工程，“是年阿八失授通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帅”16。而济州河依旧推进，该年十二月，元廷“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17。
胶莱运河贯穿胶州湾和莱州湾，目的在于避开渤海湾口岛礁密布的成山角，漕船从江南出发沿旧运河航行至淮河边的淮安，易闸者七，然后入海，傍海而行至胶州湾，经胶莱运河直抵渤海湾。18提议该工程的是莱州人姚演，至元十四年他曾以涟州、海州荒田一万余顷献于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19该府隶属于宣徽院，其职掌为“掌献田岁入，以供内府，及湖泊山场渔猎，以供内膳”20。与来阿八赤类似，姚演也是皇室利益的代理人。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阿合马与中书省臣郝祯、耿仁等议以“钞万锭为佣直，仍给粮食”。至元十八年九月，姚演又提出免除益都、淄莱、宁海三州一岁赋税作为修河费用，阿合马和中书省臣集议予以同意。21因为济州河、胶莱运河与皇室利益密切关联，故得到阿合马执政团队超乎寻常的支持。
自阿合马领专理财政时起，趋向“汉法”的蒙古贵族和一些汉人官僚、儒生便同用“回回法”的阿合马集团不断地相互斗争，表现在具体政治决策上针锋相对。22河运工程虽然有利于河道所经的皇室和权贵的封地开发，而穿山越岭的河道疏通整治，大规模的民众派役和惊人的物资消耗，会给华北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形成明显的族群利益冲突。与阿合马团队极大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北汉人官员大多对河运工程持激烈反对态度。王恽，卫州汲县人，元初多任职于监察系统，曾上章弹劾李奥鲁赤主修的济州河及来阿八赤主修的胶莱运河工程为害地方，使得民生困顿。王恽根据中书省批文，指出济州河工程役使民夫一万余名，记工八十六万五千余工，工程所用木材、石材从地方和买却不支付价钱，日夜督工催运却不支付脚价，致使百姓“破产逃窜”,“深为未便”。同时他还指出因胶莱运河创开海道，“益都、淄莱、济南、东平、东昌等路百姓已是疲乏，死损数多，哀痛之声，至今未息”。提出停罢工役浩繁的河运工程。23姚燧，洛西人，其伯父姚枢自金亡后仕蒙，后入忽必烈幕府，为元初著名汉人儒臣领袖。姚燧师从元初大儒许衡，许衡因与阿合马政见不和，被迫辞去中书左丞，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姚燧为张天佑撰写的墓志铭中曾批评胶莱运河工程，张天佑在至元十四年任历城县尹，后转任棣州同知。至元十八年，发济南旁十路民五万人修浚胶莱运河工程以通海漕，阿八赤督工严酷，自春至冬，天寒水冰不停歇，导致“及行堤，见僵死暴弃则尽伤”。张天佑指责阿八赤“媚上急功，使民冻夭如是”24。再联系《元史》中提到来阿八赤督视工程“寒暑不辍，有两卒自伤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檄枢密并行省奏闻，斩之以惩不律”25。姚燧所言盖有所据。汉人官员中甚至质疑开通南北漕运的必要性。胡祗遹，磁州武安人，元初任职于山东、河南等地，熟悉华北民间疾苦，其上奏指出从江南运来的粮食经久不可食用，而运费高昂，“以致沉船破车，夺民时，废民力，死损牛畜，虚损盘费，官吏不能交割，多自经逃窜”。而从水运漕粮多“腐朽败烂”“十损其七八”,请求朝廷即行停罢劳民伤财的漕运。26
综上所述，阿合马主导的漕运工程并非单纯为国谋利，其中蕴含着为兴修者和皇室谋求私利的意图，其委任的姚演、来阿八赤后被查出“侵用官钞两千四百锭，折阅粮米七十三万石”27,可见河运工程中存在严重腐败问题。来阿八赤等人督工残忍暴酷，多致山东等地民不聊生，故遭到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刺杀阿合马的义士王著是来自益都的千户，他“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28而杀阿合马，这“愤怨”恐怕也因益都是阿合马所支持漕运工程为祸最重的地方之一。王著刺杀阿合马充分展示了华北汉人对阿合马的怨恨入骨，而反对河运工程的王恽事后作《义侠行》《王子明传赞》,歌颂王著“义激于衷，而奋捐一身为轻，为天下除害为重”29的义行。山东地方志《齐乘》将王著比作战国时义侠聂政，将其视为齐鲁本是“诗书之国，忠义之邦”的典型例证，30足见当时华北汉人对该事件的舆论倾向。
二元初“江南政治集团”和漕粮海运的动议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阿合马被刺杀之时，漕粮河运亦频遭挫折，积累广泛民怨的胶莱运河“为海沙所壅，又水潦积淤，终不能通，徒残人耳”31。济州河工程也存在严重问题，“运河溢浅，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辄为堰潴，水又绝……车运三百里，转输艰而縻费重”32。当此漕运交困导致帝国面临政治和财政危机之际，元初“江南政治集团”33的首要人物伯颜向元廷提议漕粮海运无疑是有着精心考虑的政治行动。
首先，从时机来看，阿合马被杀后，其在中枢各部门及南方诸行省的党羽遭到政治清算，或被诛杀，或被罢黜，此时伯颜提议试行漕粮海运是提升自身政治地位、掌控帝国漕运命脉的难得机遇。实际上，作为征宋主帅的伯颜原是力主漕粮河运，他亲见江南城镇皆以河渠沟通往来，比之北方车运效率大为提升，向枢密院副使张易、同知赵良弼等提出开通南北漕运，“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诚国家永久之利”34。至元十二年，伯颜征宋完成回大都路途中，还同都漕运副使马之贞、水利名臣郭守敬巡视山东等地，试图连通汶水和泗水以利漕运。35不过，阿合马与伯颜关系不睦，矛盾重重，在征宋战利品和江南地区权力分配上多有冲突。36至元十七年十二月，阿合马还以擅易官员、盗卖官粮等罪名，奏请诛杀了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党羽。37鉴于双方存在激烈的权力争斗，故阿合马执政时不可能同意由伯颜及其“江南政治集团”来主导漕运事务。
其次，元灭南宋之后，族群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变化，大量原南宋降人进入元统治集团，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从伯颜奏请任用的海运官员来看，多是他征宋时招降的原南宋海上势力。如罗璧，镇江人，南宋末为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元军南下时率众投降，授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至元十五年(1278)随张弘范参加崖山之战，后驻守长江口一带平定海寇，亦谓熟悉海上事务，至元十九年受命造海船，开海道运粮至京师，升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38张瑄、朱清作为元初漕粮海运开通中的关键人物，原是南宋末聚集于长江口一带的海贼，长年涉险风涛，活跃于东南沿海，熟悉中国东部海上航道，以劫掠、贩私为生，对南宋亦是叛服不定。39至元十二年十月，董文炳率伐宋左翼军自江阴出发，自海路会攻临安，遣招讨使王世强与董士选(董文炳次子)招降张瑄等，“公单舸造(张)瑄所，谕以威徳，瑄降，得海舶五百艘”40。参与开通漕粮海运之前，两人及其部众参与了元初诸多海上军事行动。至元十三年(1276),从伯颜军会攻临安，克上海，入吴淞江，宋主纳款投降后，两人依伯颜命令运送南宋府库所藏金玉、图籍等战利品从海路至大都。其后，从军至广东沿海，参与崖山之战，至元十六年(1279)从征日本，至元十七年正月，以收宋二王功，升张瑄沿海招讨使，佩虎符。从元帅阿塔海平陈吊眼于福建。至元十八年，朱清平定山东沿海巨寇、斩杀宋都统崔顺，降其部众，获忽必烈亲赏嘉奖。41两人为元廷宣力海上、勤劳王事有年，一定程度上得到忽必烈和伯颜的认可，对漕粮河运遭受挫折的情形自然侦知，为谋求政治地位的提升，积极主动向伯颜及行省提议漕粮海运，“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试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向之”42。
伯颜提议漕粮海运后，很快得到批准执行，约在至元十九年五六月间，元廷即下令江淮行省限六十日造平底海船六十只，八月即由罗璧等组织官船军人、招募水手，装运官粮五万石，沿着东部海岸航行，因错过开洋风讯，漕船停留在山东刘家岛过冬，直至第二年三月才至直沽。初次海运并不成功，迁延时日。中书省讨论时提到“今自扬州，以船一百四十六运粮五万石，四万六千石已到，其余六船，尚未到，必是遭风”。承运者辩称：“此海道初行，多不晓会，沿海来去，纡绕达远，今海中间有径直之道，乞遣人试验。”43尽管遭遇挫折，“江南政治集团”仍在朝中继续支持漕粮海运。福宁人王积翁，宋末为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与蒲寿庚等以全闽降元，授福建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至元十五年进京入觐，授户部尚书，得以参与漕运事务。王积翁针对海运受挫，提出“于阿八赤新开神山河及海道两道运之”44。谨慎之中仍支持试行漕粮海运。至元十九年七月，时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亦是伯颜征宋部将之一的游显请求停罢姚演等在涟、海州的屯田，以属地方管理，十月，元廷命游显专领江浙行省漕运事务。45
从中央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开通漕粮河运属既定国策，利益攸关者甚众，加之前期财政已然有重大投入，又牵扯皇室私利，势必难以猝然更张，何况至元十九年漕粮海运事起仓促、准备不充分导致损失不小，时间延误，还不足以动摇漕粮河运的主导地位，在朝堂议政中海运仅是作为河运的补充方案被提出。至元二十年(1283)由和礼霍孙等主持的中书省臣讨论漕运改革，提出阿合马时期漕运“终无成功”的原因是“措置乖方，用人不当”,提出广开漕粮运道的方针，仍继续支持来阿八赤的胶莱运河和李奥鲁赤的济州河，还打算开通沁河河道通漕。“如此等河道一一成就，则所运粮数自多。”46元廷此时未打算彻底更张漕运体系。
至元二十年十二月，鉴于朱清、张瑄等人开通海运有功，伯颜联合中书平章扎散、右丞麦术丁为其奏请职名，庙堂论辩突出元代族群政治的语境，两人“南人”身份是被反复提及的政治标识，朝议后授朱清中万户，由金牌换虎符，张瑄之子张文虎为千户，赐金符。47然以江淮行省平章政事、伯颜征宋时的属将忙兀歹为海道运粮万户府达鲁花赤，足见在事关元帝国命脉的漕运事务上，作为“南人”朱、张两人未能得到完全信任，以忙兀歹监视两人的意图极为明显。尽管如此，对两人的有限封赐亦引起激烈争论，御史台官玉速帖木儿，中丞阿剌帖木儿、崔彧，侍御秃剌帖木儿等参奏两人所属海道运粮官兵经过海边郡县，骚扰沿海居民，要求押运官用心约束军人船户，不得扰民，并与枢密院议，要在山东濒海等地调动军力，设立屯田用于军事防卫。而对于朝议的封赐，则提出“缘系职分当然，难议优赏”的反对意见。48从朝廷论争的激烈程度来看，对南人海运群体的不信任，在海运开通的动议过程中就已然存在。
张瑄、朱清等南人海运群体依附于伯颜等蒙古权贵，使得朝中主张漕粮海运的势力大增，亦积极打压主张漕粮河运的势力。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江淮行御史台和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司提出河运官兵骚扰地方，扰民不便等，提议停罢胶莱运河工程，和礼霍孙奏请以“海运可行，议罢阿八赤新开道”,指出来阿八赤所开河道运粮船只、人员和所运粮食都损失惨重，又需要等候海潮以入。来阿八赤辩称扬州行省打造的船只不坚固，又沿海航行，故而损失惨重，自己率领的船队损失并不高。忽必烈又问伯颜所开漕粮海道通道与来阿八赤所开海道是否相通，中书省以“不相通”回应。49其实两者线路重合度颇高，然伯颜并不打算和来阿八赤分享漕粮海道开通的政治成果。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月，中书平章薛彻干奏称以“运粮船往来难辛，官未得济”,请罢东平河运粮(济州河),得到许可。50值得注意的是，薛彻干是海道运粮万户府达鲁花赤忙兀歹的女婿。51
虽然伯颜等人在中枢支持开通漕粮海运，然与其他运道相比，海运的优势此时尚不明显。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中书省参政不鲁迷失海牙奏，从江南每岁运粮一百万石，“从海道来者十万石，阿八赤、乐实二人新挑河道，运者六十万石。济洲奥鲁赤所挑河道，运者三十万石”。海运仅仅只占10%的运量。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中书平章薛彻干等奏，海道运粮四年来总计一百一万石，抵达京师八十四万石，不至则有十七万石，张瑄、朱清等辩称江南斗小，京城斗大，同时船只海上航行，风险巨大，船坏之后为保船，只好弃粮。52可见，由于朝中存在对张瑄、朱清等南人海运群体控驭漕运命脉的担忧，加之技术还不成熟，海运还尚未成为漕运的主导方式。
三桑哥执政时回回人群体与漕粮海运的发展
藏人桑哥原为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蕃国语，至元中就担任总制院使，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其人虽号为佛弟子，然好言财利事，为忽必烈所器重。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忽必烈命桑哥担任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开始全面执政。桑哥的执政理念与深受汉法影响的蒙古人和礼霍孙不同，中书省原命人购买油料万斤，桑哥请自得其钱市人，和礼霍孙以为非大臣所当为而加以拒绝，桑哥不服，至与其互殴，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后以营息进献，受到世祖嘉奖。53有学者指出，桑哥执政后对元廷内部族群政治形势影响甚大，由于他在蒙古上层统治集团中缺乏基础，所言财利事受到北方汉人儒臣的抵制，故也注意拉拢南人势力，以助己势。54
至元二十四年五月，桑哥执政之初即对海运机构进行改革，“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55。泉府司是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在斡脱总管府基础上成立，职责是“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56。桑哥此举有着将漕粮海运的利益输送于皇室，用于博取权势的意图。桑哥又“奏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57。桑哥引入回回人群体掌控帝国漕粮海运事，用于制衡南人势力在海运系统中的扩展。元初在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回回人从事海上贸易，拥有海上航行的技术和知识，有充分的财力和人员组织庞大的海上运输船队，是当时唯一能抗衡南人海上群体的族群势力。58
桑哥着手对海运机构进行改革，在张瑄、朱清原两万户府基础上，增置两万户府，总为四万户府。“都漕运海船上万户府，亦速为头，与张文龙等勾当。平江等处运粮万户府，忙兀为头，与费拱辰，张文彪等勾当。孛兰奚等海道运粮万户府，与张武等勾当。彻彻都等海道运粮万户府，与朱虎等勾当。”59深谙族群政治之道的桑哥并未将忙兀歹、张瑄、朱清等伯颜属下排挤出海运系统，而是使各族群势力互相参用、制衡，为此，桑哥积极拉拢江淮行省平章忙兀歹。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他甚至不惜打破行省长官的品级定例，上奏忽必烈将忙兀歹品级提升至从一品，“初以行省置丞相与内省无别，罢之。今江淮省平章忙兀带所统，地广事繁，乞依前为丞相”60。通过机构调整和人事安排，建立以蒙古人为监督，回回人群体和南人海运集团互相制衡的海运体制。
随着漕粮海运运量逐年增大，南人势力逐步扩充，四万户府下设千户所达七处，南人船户达到数万之众，沙不丁掌管海运机构后，着手对南人海运群体进行军事防范，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奏请设置镇抚司，61职责就是“理纷戢暴”62。防范的对象当然是张瑄、朱清等桀骜不驯的海寇。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沙不丁还提出行泉府司所辖海运船一万五千艘，用“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请求召集乃颜余党为军，立海站十五，用于“防御海道”63。可见在沙不丁眼里，发动反叛朝廷的乃颜余党，比之惯于海上航行的新附南人，政治上还更忠诚可靠。
南人群体在回回人群体主导的漕粮海运体制中虽受到一定的排挤，然为提升政治地位，除了继续为元大都城海运漕粮外，还倾力为元军在安南、日本、东北等地的海外军事行动供应军需。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征安南，“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费拱辰、陶大明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64,尽管元军征安南并不成功，然张文虎后仍被任命为怀远大将军、庆元路总管兼领海船万户。65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元廷为平定乃颜之乱，命罗璧从海路运粮五万石至锦州、小凌河、广宁府等地。66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月，桑哥奏请赏赐漕粮海运诸官，“薛彻秃，孛兰奚，朱、张万户等，万户及千户、百户，今岁多用心力，乞每人赐衣一领”67。忽必烈特赐以贵重毛缎，笼络之意可见。
桑哥以回回人沙不丁、乌马儿等党羽控制漕粮海运机构，制衡南人海运势力的扩充，在朝中则加大对漕粮海运的支持力度，逐步废弃河运。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海船万户府等上奏请罢山东宣慰使乐实所开漕粮运道，“江南釆陆负至淮安，易闸者七，然后入海，岁止二十万石。若由江阴入江至直沽，仓民无陆负之苦，且米石省运估八贯有奇，乞罢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而以漕事责臣”68。随着会通河的开通，济州河工程经大清河至利津的运道也显得多余。至元二十七年四月，改“利津海道运粮万户府为临清御河运粮上万户府”,就是将内河运道从济州河转移到会通河上来。69至元二十八年(1291)正月，“罢江淮漕运司，并于海船万户府，由海道漕运”70。至此，元廷将海运确立作为漕粮运输的主要途径。
四忽必烈的族群政治理念与漕粮海运的开通
在元初漕粮海运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忽必烈的倾向和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元人历史记述中，开通漕粮海运就是忽必烈“圣谟独断”71的结果，将它归功于忽必烈的深谋远虑，陈基就说：“盖世祖皇帝闳规大略，所以为圣子神孙万世无疆之计。”72元末郑元祐称赞忽必烈开通之功：“漕运之道取诸海，亘古所未闻，始世皇听海臣之言创法。”73文宗时编修的《经世大典》总结海运开通的意义时说，“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逮今五十余年，裕民之泽，何穷极焉”74。淮安王之功是指伯颜率先提议漕粮海运，而世祖之德，当是指对南人的“德”。在元代讲究“根脚”的政治体制中，南人被蒙古人征服最晚，政治地位也最低下，抱怨称：“今世之士，生于南方者，为时所弃，恒不得为显官。”75而在事关帝国命脉的漕运事务中，忽必烈却大胆重用南人，张瑄、朱清甚至官拜海运万户、江淮行省参知政事等要职。郑元祐提及海运开通中忽必烈族群政治理念的作用，“世祖皇帝以圣文神武一天下，薄海内外，幅员之广，亘万里有所不能尽也，上皆包之以宏度，故能视六合犹一家，四海犹一区，于是航海漕粟以给京师”76。郑元祐认为忽必烈有着视天下“一家”的政治胸怀，才能重用南人，开通漕粮海运。
其实南北一统之后，忽必烈就给人积极重用南人的印象，他派程钜夫南下求贤，提拔和任用一批南人，如叶李、燕公楠、留梦炎、赵孟頫等人进入大都，成为高级官僚。77在以后的元人记述中，忽必烈自然是视天下为一家的英明君王。兰溪人吴师道就称：“世祖皇帝混一之初，开诚布公，揽延俊乂，南北参用，朝辅彬彬，咸效其能。”78而忽必烈作为元朝开国君王，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与高明的政治手腕，对于笼络人心自然驾轻就熟，为忽必烈至江南求贤的程钜夫就说：“皇元建国，世祖混一之盛，自古鲜及，非偶然也。以诚待物，故尽物之情，以宽御众，故众乐为用，爵赏当功，不求备于人，故小大任职而天下以劝。”79可见，忽必烈时代的族群政策较为开放，随着形势变化而灵活调整，有才华和能力的南人也能得到重用。
值得提出的是，与武力胁迫下降元的江南士大夫或者故宋官员不同，张瑄、朱清原本是南宋末年行劫海上的盗贼，长期脱离政府管制，具有桀骜不驯的性格和强大的海上行动能力，对南宋亦是叛服无常。“两人皆豪横，而瑄尤甚于清，有拂其意，则缚而投诸海。”80将这些彪悍凶残、杀人如麻的海盗收降，使之服从于帝国海运体制之下，需要高明的政治手腕，更要有突破族群藩篱的政治气魄。而忽必烈对于张瑄、朱清等海运豪强却能用其才，隆其遇，使其不惜性命，冒着沉骨海上的危险，开拓漕粮海运的航道。元末朱德润有诗称：“忆昔朱张漕运始，岛涡浪窟争穷探，白骨沉沙舟自往，黄合牌多死所甘。”81指出张瑄、朱清等海寇“死所甘”地为元帝国服务，就是谋求“黄合牌”象征的地位和财富。虞集提到世祖皇帝用利禄之术，笼以名爵，诱之财货，促使海寇冒着海上风涛进行海运，“朱、张二氏，出入海道甚习，岁择便利，帅其私属子弟，驾海舟远山，即深以行，风水甚便，以数千百，浮数寸之木，冒不测之渊以进，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82。正因为忽必烈对张瑄、朱清等南人海运官员的“非常”恩遇，多次亲自召觐，还力排众议，授予人事和财政之权，两人感其知遇之恩，全力效命。
忽必烈重用张瑄、朱清等南人亦非对其特意关爱，实时势使然。就役漕粮海运极其艰辛且危险，既需要有专业航海知识和技术，更要有在大海风浪中搏斗的胆识。为确保海运漕粮的绝对安全，元廷要求漕运官亲自下海押运，“须亲履波涛险艰，与载夫同舟楫”83。海上押运漕粮对于养尊处优、往往轻易可得美差肥缺的蒙古、色目权贵来说，实在没必要屈尊。“初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于江浙，受除者惮涉险不行。”84正因为南人海运群体熟悉中国东部海上航道，在海运中有着难以取代的作用和地位，才使得忽必烈不得不重用南人。
张瑄、朱清等被忽必烈授予漕粮海运之权，两人家族子弟及亲族多参与海运，谋求权势，“(朱、张)两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子甥婿皆大官”85。不仅家族成员参与漕粮海运，张瑄、朱清组织的海运机构之僚属亦得以自授，“许其便宜除授，凡任船水手得力者，皆投朱、张”86。元廷为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滨海民众参与漕粮海运，允许其自行造船应募，至元二十一年，“近海有力人户，自行造船，顾募梢水，依己定拟每石支钞八两五钱”87。朱、张等组织应募参与漕粮海运的人员设立独立的海运户籍：“是时，朱、张首以海运为贡道，至于极品，天子又以特旨谕其户计，彼不敢挠之者。”88元廷制定优惠政策，对海运船户免除杂泛差役，还提供较为合理的海运酬金，故吸引大量滨海民众依附于海运体制中。如原居湖州长兴的费,南宋末年累官至“浙西兵马钤辖，权提举上海市舶司事”,元军南下，费如张瑄、朱清一样受到招抚。89费参与元代漕粮海运，组织起庞大的海运队伍，“沿海民船无所统，或流入盗贼，请录为户，蠲其徭役而官领之，可得海船数千，稍水数万，备国用”90。陈波对元代海船户的境遇进行考察后，认为在张瑄、朱清等人主持海运期间，参与海运的濒海民众多少能参与海运利益的分配，生存状况尚未严重恶化。91
五成宗朝的“朱、张案”和南人海运群体的驯服
经过南人海运群体不惜性命的努力，漕粮海运逐步受到元廷的认可，成为元初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然海运的控制权却掌握在桑哥及其党羽回回人沙不丁、乌马尔等人手中。至元二十八年，桑哥在蒙古怯薛集团、北方汉人官僚等弹劾下，罢官终至罪诛。92桑哥倒台后，朝中上下随即展开对其党羽的清算，不仅核心成员要束木、忻都等遭到无情诛杀，就连依违其间之人亦遭穷治。93不过主管漕粮海运事务的沙不丁因为皇室谋求巨额海外利益，忽必烈甚至打算使之继续执掌行泉府司管理海运事务，引起南人海运群体的强烈不满，与张瑄、朱清关系紧密的董士选上奏称，“桑葛以沙福丁贼江淮，其毒甚于忽辛，民怨之入骨……今桑葛之党皆逐，而沙福丁独留，恐失民心”94。沙不丁终被罢黜，回回人群体暂时失去对漕粮海运的控制权。
桑哥倒台后，受到沙不丁压制的张瑄、朱清趁机控诉回回人对南人海运群体的迫害，“运粮百姓艰辛，所有折耗俱责臣等，乞见怜，宜罢二府，或委他人”。两人甚至提出自己作为人质来试探元廷，称“或有疑臣等者，乞留臣等在此，令臣之子代运”95。忽必烈最终同意罢黜沙不丁所设四万户府，减为两万户府，由张瑄、朱清专司负责，其部属则分领海运分支机构。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庆元路总管兼海船万户张文虎提出由自己接管沙不丁遗留的行泉府司所属海船和人员，指出“下番使臣，进贡货物，盖不常有，一岁之间，唯六、七月，可以顺行，余月风信不便”。将福建等地海站船只拨隶下属万户府，在浙东人员听从其听调。96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中书省平章不忽木、彻里等同意，提升海运水手船户待遇，月给五口粮，承运给佣钱，并免除杂泛差役。至元三十年(1293)十月，为朱清之子朱虞龙立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专门为皇室权贵供应香糯米。97
忽必烈去世后，其孙铁木耳继位，所用皆世祖旧臣，其政大多沿袭世祖旧章，号为“守成”98。不久，海运在朝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伯颜去世，完泽、不忽木等主持中枢朝政，张瑄、朱清两人以海运巨额收益与朝中官员结成政治联盟，得以继续掌控漕粮海运。“初朱清、张瑄漕江南米涉海入京师，至则遍赂诸用事人。”99两人因开通漕粮海运，权势和地位逐步提升。元贞二年(1296)七月，朱清、张瑄分别被任命为江西行省和河南行省的参知政事(从二品),大德三年(1299)朱清擢升大司农，大德四年(1300)升任江西行省左丞(正二品),赐玉带。张瑄亦升任河南行省左丞(正二品)。100
两人在地位提升之后，野心膨胀，试图打破族群政治的体制藩篱，提出专责海运事务的要求。大德六年(1302),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文龙提出，父子自至元十九年创开海道运粮已二十余年，而先前行泉府司四处运粮万户三十五员，千户、百户五百余员，过于冗滥，其中“非惟多费俸禄，中间亦有衰老、不任风水人员，兼都副达鲁花赤往来通署两府文字，甚不便”。请求裁减人员，并且请求保举“谙知海道、惯识风水官员”,要求“从优叙用”。其父张瑄亦上书要求更张漕粮海运机构的人事安排，附和其子。“盖航海冒险轻生，非历练风涛，壮年精健，不能应当职名，难同常调。”保举张文龙所荐官员为“谙知海道，及自幼根逐父祖下海，精练风水，熟谙公务之人”。将不熟悉航海的蒙古、色目人排挤出海运体制的意图极为明显。张瑄甚至还以漕粮海运威胁元廷：“缘初行海道，创始艰难，不易成就，安忍坐视其废。即目已是春暮，装粮时分在迩，若不蒙早赐定夺，诚恐失误今岁粮储。”101朱、张等人试图以漕粮海运为筹码要挟元廷，意图专制海运事务，借机提升南人海运集团在元代的政治地位。不过朱、张等反抗族群政治体制的冒险遭遇惨败，大德七年(1303)正月，“命御史台、宗正府委官遣发朱清、张瑄妻子来京师，仍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海舶等”102。张瑄、朱清等终至抄家籍没乃至身死的下场。
“朱、张案”是元初重大政治事件，学者论及两人掌管漕粮海运期间，有着以权谋私，贩卖私盐、盗卖官粮，发放高利贷、强行兼并民田等不法情事。103从后来查抄的巨额资产来看，这些政治指控也不都是罗织之词。杨育镁认为成宗朝帝国钱钞贬值、财政危机的状况，元廷有意查抄两人资产改善财政上的窘境。104邱轶皓则根据伊利汗国波斯文史料《瓦萨甫史》中的记载，认为张瑄、朱清等人卷入蒙古皇室和权贵内部的最高权力争夺而被穷治，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刑事案件，也不是简单的回、汉相争，背后是元朝中央政治集团中不同派系的斗争，结局是成宗支持的完泽集团瓦解，卜鲁答皇后为后台的高官，在哈剌哈孙支持下全面夺取中书省的控制权。105朱清、张瑄得以掌控帝国的漕粮海运事务，是以巨额利益向大都权贵进行输送，“初朱清、张瑄以财雄江南，及来京师遍以金币致诸公贵人，于是朝廷授之以官，而其人僭虐，寝弗可制”106。两人对皇室、权贵的法外进献和投机行为也使其置身蒙古上层间的残酷政治漩涡中，作为政治根基低下的南人，往往成为交易的牺牲品。
作为南人的张瑄、朱清等之所以甘冒风险，试图打破族群政治的桎梏，除野心膨胀外，更因漕粮海运受到元代族群政治的掣肘，实际运作步履维艰。元贞二年三月，海道运粮万户府曾请求颁降谕旨，明诏各部门勿要阻扰漕粮海运。“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运粮其间，诸衙门官吏人等，不得搅扰沮坏。如此晓谕之后，沮坏者罪之。”107海运派得势后废弃漕粮河运，河运派的利益受损，对南人海运势力极为怨恨。元贞元年(1295),原主管胶莱运河事务的姚演，曾有飞书检举张瑄、朱清有异志，成宗特意下诏慰勉两人。108张瑄等还和在江南任职的北人进行权力争夺。灭宋大将张弘范之子张珪在其父死后，袭封管军万户镇守建康，至元二十九年，朝廷以江南平定达十余年，议罢江淮等处行枢密院，作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的张瑄亦附议，张珪对张瑄等“擅利海岛，因势用众”抱有强烈的警惕之心，陛见时对忽必烈言：“纵使行院可罢，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军事，非始计乎。”109北方汉人官员亦反对张瑄等南人扩充势力，掌管军事机密。张瑄、朱清等本为“疏远”南人，因漕粮海运却骤得高位，多遭嫉恨，自己亦难以自定。汴梁城外的天宝坛是金亡后惠得真人得汴宫旧物而建，朱清担任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时曾捐资一万五千缗修建天宝坛，曾与道士阐明心迹：
吾故贫贱，宋平而始官，赖先圣、今圣之德，致位将相，吾亦不知吾尝所由以来，义不可为，不可得吾铢两，于所宜为，邱山之失，不爱焉。自我得者，自我尽之，不犹愈于鄙出而力守，甚爱而厚藏，一日子孙不能有，皆归之官耶?110
朱清从海寇成为一省长官，作为元初南人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明白“得之未必能守之”的道理，姚燧称赞他是：“熟于世故明理之言，可谓积而能散者也。”111为寻求慰藉，排除忧虑，朱清不仅捐资道教寺观，还资助江南等地的佛教寺院建设，大德初，崇明、太仓等地发生海潮灾害，朱清请于朝廷重建海宁禅寺以祈福，“时朱左丞清以属佩虎符于海上，遂请额于朝，以压之，因仍其名赐焉”112。朱清等家人积极广泛布施佛寺以求护佑，“今江南北，二人夫妇、父人施钱处往往而在”113。朱清早年是杀人如麻的海上巨盗，身居高位，却布施道观、佛寺祈求福佑，怕是现实政治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早已惶惶不可终日。
朱、张两人被杀，家产籍没，极大震慑了南人海运群体，继任者大多行事谨慎，不似张、朱辈嚣张跋扈。114如松江嘉定海运千户的杨枢就“居官以廉介称”115。福山曹氏任武略将军海道漕运都万户府副万户，其被罢官后“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即屏居丘园，优游自适，几若与世相忘”。晚年出上腴之田一百九十八亩建佛寺，以田租作为寺院日常运行经费，朝夕礼拜。116嘉兴谢斗元曾任海运千户，其家风据赵孟所言，“素饶财而用朴俭，自居不以富骄人，好施与人，有求之者，辄乞不吝，莫不满意而去”117。与朱、张等横行不法、骄奢淫逸不同，南人海运群体此时只能驯服于元代族群政治体制之下。
六余论
综上所述，元初建立起漕粮海运体制有着深刻的族群政治内涵和背景，绝不是仅仅意味着国家漕粮供应方式的转变。表面看起来，漕粮海运开通是因为有着役轻费省的优势，实际上，它的建立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联，既有蒙古人建立海洋帝国的雄心壮志，也有华北汉人官员强烈反对漕粮河运工程的决心，有回回人群体垄断帝国海洋利益的企图，也有饱受歧视、压制的南人势力借助漕粮海运提升政治地位的渴望，而其中又交织着皇室及其经济代理人谋求私利的用心及蒙古权贵之间的权力争夺，江南地方势力的参与，只有认识到族群关系演变导致政治分化和冲突这一关键点，才能更清晰说明漕粮海运何以能在元代大规模实行。
身为南人的朱清、张瑄等企图反抗族群政治体制的桎梏，终至败亡，其后，元廷对漕粮海运体制做了必要的人事调整。表面来看，经过剧烈的族群政治冲突后，南人海运群体得以恢复，继续承担漕粮海运任务。然而这种恢复已经截然不同于元初，元廷吸收朱、张案中过于倚重南人群体的教训，更加注重在海运体制中各族群政治力量的分化和制衡，建立以蒙古人为监督，色目、北人、南人互相参用、制衡的族群政治格局。南人海运群体经过元初的政治施压后只能驯服，采取退让、妥协的策略，已无力主导帝国的漕粮海运。
朱、张案后建立的漕粮海运新体制对元代的海上局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忽必烈有着实用主义的族群政治理念，收服南宋末的海寇势力，对于海运民众收编建户籍、免除杂泛差役、优给运粮脚价等措施加以安抚，对朱清、张瑄等笼以名爵，诱之财货，使其不仅为元帝国的漕粮海运服务，更为元军在占城、日本、安南等地的海上军事行动输送军需，为忽必烈打造“海洋帝国”提供强大支撑。而朱清、张瑄败亡之后，海洋事务的主导权向元廷倾斜，江南民众作为漕粮生产者和漕粮海运的承担者，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却在处于最底层的地位，缺乏政治话语权，彰显海运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随着帝国对漕粮海运需求日益增多，终至江南民众无力承担。毫无节制的海运劳役征发，钱钞贬值导致脚价银不敷成本，海运船户纷纷破产，逃入海上从事非法走私贸易、贩卖私盐，元末海运体制终至崩溃。118而梳理族群关系演变和元帝国漕粮海运体制之间的关联，可以将我们从“内陆保守”“海洋开放”的二元政治修辞中解放出来，从更宽广的角度来审视族群关系剧变与元明之际中国海洋时代转向的历史逻辑。
注释
1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3页。
2有学者认为作为社会科学术语的“族群政治”可以泛指所有与族群有关的政治现象。参见关凯《族群政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3孟繁清:《元代河运和海运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9期。
4陈高华:《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孟繁清:《忽必烈、桑哥与世祖朝的海运》,朱耀廷主编:《元世祖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6陈波:《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变迁》,《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8[日]植松正:《元代の海運万戸府と海運世家》,《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编第3号,2004年。
9[日]池内功:《フビライ政權の成立とフビライ摩下の漢軍》,《東洋史研究》第43卷第2号,1984年。
10[元]姚燧:《姚文公牧庵集》之《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11参见[日]愛宕松男《李璮の叛亂と其の政治的意義:蒙古朝治下に於ける漢地の封建制とその州縣制へ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6卷第4号,1941年;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80年;陈学霖《王文统“谋反”事件与元初政局》,《史林漫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
12袁冀:《元初河漕转运之研究》,《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66页。
13[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五,《中华再造善本》第723号,第1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页a。
14高荣盛:《元初山东运河琐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84年。
15《元史》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202页。
16《元史》卷一二九,第3142页。
17《元史》卷六五,第1626页。
18薛磊:《元代的胶莱运河》,李治安等著:《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页。
19[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第190页。
20《元史》卷八七,第2204页。
21《元史》卷六五,第1626页。
22参见萧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湾大学文史丛刊》,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年;罗贤佑《许衡、阿合马与元初汉法、回回法之争》,《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蔡美彪《拉施特〈史集〉所记阿合马案释疑》,《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3[元]王恽:《论开光、济两河事状》,[元]赵承禧等编撰,王晓欣点校:《宪台通纪(外三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5—516页。
24[元]姚燧:《牧庵集》卷二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2页。
25《元史》卷一二九,第3142页。
26[元]胡祗遹著,魏崇武、周思成校点:《胡祗遹集》卷二三,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90页。
27《元史》卷一二,第256页。
28《元史》卷二〇五,第4563页。
29[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40页。
30[元]于钦撰,刘敦愿等校释:《齐乘校释》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31页。
31[元]于钦撰,刘敦愿等校释:《齐乘校释》卷二,第123页。
32[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六九,《中华再造善本》第744号,第36册,第7页a。
33日本学者将征宋主帅伯颜及在南方的属下诸族群官员群体称之为“江南政治集团”,参见[日]堤一昭《大元ウルス治下江南初期政治史》,《東洋史研究》第58卷第4号,2000年。
34[元]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0页。
35《元史》卷六四,第1614页。
36《元史》卷一二七,第3113页。有关伯颜和阿合马及忽必烈的矛盾,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7—178页。
37《元史》卷二〇五,第4562页。
38[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二〇,《丛书集成续编》第13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274页。
39王祖畲等纂:民国《太仓州志》卷五,《中国方志丛书》第17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434页。
40[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541—542页。
41[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三,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705页。
42[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六九,《中华再造善本》第744号,第36册,第7页a。
43《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66页。
44《元史》卷一二,第255页。
45《元史》卷一二,第245页。
46《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6页。
47《元史》卷一二,第259页。
48《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7页。
49《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8页。
50《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9页。
51[元]姚燧:《姚文公牧庵集》之《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第72页。
52《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9页。
53《元史》卷二〇五,第4571页。
54陈爽:《忽必烈时期南方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浮沉:元代“南人”地位的局部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2年,第12页。
55《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9页。
56《元史》卷一一,第227页。
57《元史》卷二〇五,第4572页。
58杨志娟:《回回海商集团与元代海洋政策》,《烟台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59《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9页。“亦速”当为“亦速福”,是桑哥安置于行泉府司的回回人。《元典章》卷二二《斡脱每货物纳税钱》中提及大德八年(1304)行泉府司的官员有“阿老瓦丁,马合谋,亦速福等斡脱”。张文龙、张文彪、张武都是张瑄之子,朱虎为朱清之子,费拱辰是张瑄部下。孛兰奚可能是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忙兀歹的次子,据《元史·忙兀台传》,“子三人:帖木儿不花;孛兰奚,袭万户;亦剌出,中书参知政事”。彻彻都与张瑄之子张文虎共同参加过元初海上讨伐安南、交趾的战争,概亦熟悉海上事务。
60《元史》卷一五,第307页。
61《元史》卷一五,第311页。
62[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63《元史》卷一五,第320页。
64《元史》卷二〇九,第4647页。
65[元]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第518页。
66[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二〇,《丛书集成续编》第135册,第274页。
67《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9页。
68《元史》卷一五,第319页。
69《元史》卷一六,第336页。
70《元史》卷一六,第343页。
71[元]程端礼:《畏斋集》卷五,《丛书集成续编》第133册,第726页。
72[元]陈基:《夷白斋稿》卷一二,《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4页b。
73[元]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第812页。
74《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6页。
75[元]杨翮:《佩玉斋类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87页。
76[元]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第812页。
77对于忽必烈南士政策,参见姚从吾《忽必烈平宋以后的南人问题》,《姚从吾先生全集》第7册,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42—53页;陈得芝《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6—547页。
78[元]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一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3册,第489页。
79[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九,《丛书集成续编》第135册,第255页。
80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884页。
81[元]朱德润:《存复斋续集》之《送丁镇抚还四明海道》,《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374页。
82[元]虞集著,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75页。
83[元]朱德润:《存复斋续集》之《送王允中赴浙东帅掾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364页。
84《元史》卷一七七,第4121页。
85[元]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页。参申万里《从武到文——元代张瑄及其家族初探》,《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3—366页。
86[明]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27页。
87《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第6977页。
88[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第254页。
89[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〇,《中华再造善本》第723号,第15册,第25页b。
90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八,第633页。
91陈波:《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变迁》,《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6辑,第93页。
92《元史》卷二〇五,第4575—4576页。
93毛海明:《桑哥辅政碑事件探微——以翰林官僚张之翰的仕宦转折为线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3分,2016年。
94[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542页。
95《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69页。
96《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第7212页。
97《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70页。
98傅光森:《元朝中叶中央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博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兴大学,2008年,第19页。
99[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5页。
100《新元史》卷一八二,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742页。
101《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第6971页。
102《元史》卷二一,第447页。
103[日]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淸·張瑄について:その誅殺と財産官没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1968年。
104杨育镁:《元代海漕粮运畅行因素之探讨》,台北,里仁书局,1986年,第188页。
105邱轶皓:《蒙古帝国的权力结构(13—14世纪)——汉文、波斯文史料之对读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第179—210页。
106[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二,第242页。
107[元]赵世延:《大元海运记》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835册,第450—451页。
108《元史》卷一八,第390页;[元]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第507页。
109[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五三,《中华再造善本》第744号,第27册,第12页b。
110[元]姚燧:《牧庵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第492页。
111[元]姚燧:《牧庵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第492页。
112碑文见吴聿明《赵孟頫书〈海宁禅寺碑〉小记》,《文史》第1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13[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六九,《中华再造善本》第744号,第36册,第7页b。
114陈波:《元代海运与滨海豪族》,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7—224页。
115[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中华再造善本》第723号,第17册,第16页b。
116[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中华再造善本》第723号,第17册,第9页a。
117《赵孟■集》卷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
118陈彩云:《民生灾难与族群藩篱:元代漕粮海运及其社会后果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