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多年主管党和国家的宣传舆论，位高权重，但在今人心目中的形象反不如他当年的副手胡乔木、周扬等人清晰，这可能与他不像胡、周两位个性鲜明且经常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有关，也可能与他在平反后没有担任实际领导职务有关。当年一起被打倒的“彭罗陆扬”中，彭真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后任委员长；罗瑞卿继续担任军委秘书长，如果不是早逝，肯定会有更重要的位置；杨尚昆位至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而“文革”前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复出后即退居二线，担任“参政议政”政协副主席。据陆定一本人说：“当时中央要我再去担任中宣部长，或者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我已经七十三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去担任这些职务。应当让年轻人来干。”[1]无论什么原因，而地位或许不重要，但陆定一晚年思想解放，敢说实话，却为人所称道。

1、两个“幼年期”

共产革命是农民革命，但其领袖人才多由知识界提供。陆定一童年时受过较好的古典教育，青春期又曾信奉“科学救国”并毕业于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热爱学习，喜欢思考。到延安时期，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表达能力、文字功夫已在党内著名。在中宣部长任上，他也不满足于事务性工作而提倡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陆定一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位。正因此，他能够在饱受摧残后的晚年，痛定思痛，对建国后的极“左”政策有较深切的反思。1977年3月，十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彭德怀冤案也没有平反，陆定一就明确指出“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行为。庐山会议上“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2]这些观点在中央还没有对“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之前，是要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政治勇气的，实践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非常难得的是，陆定一没有停留在具体事情的评说、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批左，而力图在一个更中宏伟的历史进程中的反省“极左”路线。“文革”以后，党的领导人经常用“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认为：“中央文革”“大搞法西斯专政”，“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3]叶后来又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4]邓小平也认为：“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5]那么，“文革”极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法西斯主义相似呢？陆定一做了稍微具体一点的分析。他把“文革”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并列，指出其手法都是愚弄民众、鼓吹狂热、迷信崇拜等等，但他同时强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文化大革命’，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是靠外力量制止的，即是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的；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制止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对“文革”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诉说它的创伤，更要从制止“文革”的力量上得到鼓舞，党的伟大没有因“文革”而受到损害。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党内外、国内外的解释很多。有些是真诚地反省历史错误，有的是借机攻击党、否定党。在既深入到位又保持政治正确方面，陆定一做得最好。根据他的观点，这是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成熟所致。“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6]就陆定一个人来说，提出这两个“幼年期”不是偶然的。早在1957年3月，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幼年期”的问题：“我们的党，为了学会领导中国革命，曾经化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盲目性的时候,我们曾经犯过四次路线错误。我们学会了领导中国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够的，还是不完全熟悉其发展规律的，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的。我们当前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争取越快越好地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使能够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使我们的国家能够以尽可能短的时间顺利地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7]遗憾的是，包括陆定一在内的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这种警觉并没有导向实践上的成熟。1957年以后的历史，似乎没有走出“幼年期”，而是种种“幼稚病”的恶性发作。陆定一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乃是阶级矛盾。先是用压指标的办法搞‘大跃进’。‘大跃进’不成功。他用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作为教条，推论出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他索性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用‘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并且说，今后‘文化大革命’要每七八年搞一次。结果搞乱了。”[8]革命不易，建设也不易。

党的“七大”标志着第一个幼年期的结束，其基本依据是党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和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而第一个“幼年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没有独立自主，一切听莫斯科的，“国际指示”就是圣旨。比如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等人奉国际之命批判实际上坚持正确主张的陈独秀，虽然按当时的说法陈独秀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但最后还是选陈为党的总书记。为什么呢？建党时期的同志，不是陈的学生，就是他的后辈，党内没有出现深孚众望的人物。按陆定一的看法，批判陈独秀的瞿秋白也有错误：“……瞿秋白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这是立下功绩的，瞿秋白的意见也不能说全都是正确的。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但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有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瞿秋白则迷信共产国际，以为中国共产党还不能自立，只能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9]第一个“幼年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陆定一讲得更多的“左”的错误。比如在海陆丰：

当时我们党处于幼年期，很幼稚，不成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正确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于以极刑，就连通讯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采取打击政策；在土改中不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没收，这样就孤立了自己。[10]

农民运动有“左”，工人运动也少不了。刘少奇后来在一封信中介绍说：“1927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以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到每日4小时以下（名义上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有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和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益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到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同各方面的关系。”[11]

就陆定一个人而言，“幼年期”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这当中包含着他自己的痛楚经验。1931年在上海团中央，陆定一因所谓“调和路线”而被团中央书记博古撤销宣传部长之职；1932年3、4月间在江西苏区团中央局，又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被撤销宣传部长的职务，要他去上海工作，这当然是置同志于险境的作法，因为在上海，认识陆定一的人很多，而且他已经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才到中央苏区工作，现在又要他到上海，无异是把他送入龙潭虎穴。1933年初，上海团中央机会遭敌破坏，陆冒险逃脱后，却在赣东北苏区看到团中央的决定：陆定一逃跑回家，开除团籍。在他再到中央苏区后，得到董必武的支持而获平反。有此遭遇，陆几十年后对王明都恨意难消：“王明等人，不过是米夫的走狗，就是苏共党内搞大国主义、老子党这样一些人，想用来控制中国党的工具。”“我没有可能去搜集材料，把王明这个大阴谋家写一部‘奸佞传’。在王明路线之下，地方和军队里被冤枉的烈士，年代久远，很多至今没有昭雪，甚至无法查明。”[12]

也因为这些遭遇，陆定一在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清理王明集团的重要人物，具体参与毛泽东新闻理论和党的宣传方针的制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将之一。1942年8月，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任总编辑后，他可以拒绝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社长博古每天写一篇社论的要求，明确对名义上的领导博古说：我不做杨松（《解放日报》前任总编辑——引按），你要我做杨松，我就向中央告你。[13]当年在上海，在江西苏区，陆都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有的直接与博古有关。但在延安，博古正在接受严厉的政治清算，而陆则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他知道博古“对我也没办法，没有像他当权时那样说我是右倾机会或调和路线。”[14]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陆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为党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立下大功。实至名归，从中宣部长开始，陆定一逐步成为党的历史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时间最久的领导人。

1966年，狂飙天落。毛泽东判定中宣部为“阎王殿”、“独立王国”，陆定一因之而被撤职、批斗和关押。1966年5月，他被赶出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增福堂，蛰居在安儿胡同1号写检讨，9月30日后被关押到另一幢小楼，接受审讯和劳动改造。在此后的一年多中，接受公开批斗几十次，仅中宣部就在1966年12月间连续三次召开批斗大会。在第一次批斗大会结束时，新任中宣部长、也是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讲话指出：“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的斗争，是一场十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统治旧中宣部21年，一贯是阳一面，阴一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结成反党黑帮集团，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罪大恶极。彻底揭发他们，彻底打倒他们，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陶铸号召全体革命同志再接再厉，把斗争“大阎王”陆定一的仗打到底，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并警告陆“必须俯首认罪，彻底悔改，争取重新做人”，否则“是死路一条”。[15]陆定一在此期间写给中央的信中说：“除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审查我外，参加中宣部群众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走就无法行走……”[16]这一段时间，陆定一不是在看守所受刑讯逼供，就在批斗针上遭摧残迫害，1966年12月10日、17日，陆两次绝食抗争，但批斗大会并未停止。1967年1月1日，审讯他的人讽刺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了吗？如果你有骨气，应该再绝食，绝食到死哇！”陆受不了这番凌辱，再次绝食4天。1968年春节期间，陆被拉到鼓楼大街冒儿胡同一座院子里，接受审讯：

一只手按着他的头，狠狠往下压：“低头！”

猛地，他的胳膊被两只大手抓得更紧，并用力向后扳，肩膀与手臂间的关节一阵阵钻心的痛，又有一双手按在他的头上，他仍然在挣扎。“扑通”一声，他脸朝地栽下了，整个身子趴在地上，额头重重在磕在地面，眼前金星上冒。

“好哇！装死！”没有人同情为位老人，只见大汉们围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声吆喝“起来！”便是一脚，又一声吆喝“起来！”又是一脚。

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陆定一真的尝到了这个味道了。

陆定一被架了起来，几个汉子把他围成一圈，站这边的当胸“嘭”的一拳，他身子摇晃晃踉跄地反退几步。又是“嘭”的一声，站那边的人又从背后一拳，老人摔倒了。

……

陆定一被铐上了双手，审讯继续进行。

“交代你的背叛行为！”

陆定一不屑一顾地拒绝回答。

“咯……”手铐收紧了些。、

“快说，交代你的政变行动！”

陆定一依然沉默。

“咯……”手铐又一次收紧，死死箍住老人的双腕，腕骨被挤压得像要裂开，皮肉几乎压扁了，痛得他全身颤抖。虽是数九寒天，额上豆大的汗珠洒满一地。

……

经过十天的严刑逼供，陆定一已经奄奄一息。随后陆一一被带出这个院子，转移到第军大院里面另一座房子里。房间的门整天被关得严严实实，窗子的玻璃也涂成黑色。看守终日站在房里，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陆定一在这个囚室呆了3个月。室内没有暖气，炉子烧的是劣质煤，大多是煤矸石，常常满屋子浓烟滚滚，一股浓烈的硫磺味扑鼻而来，使老人咳嗽不已。[17]

1968年4月，陆定一被正式逮捕，关入秦城大狱一间6平米的单人囚室。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接受刑讯逼供。1975年，政治形势好转，他的孩子以当时流行的上书方式，直接向毛泽东求救：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这封信，泪水与笔墨齐下！

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信/我们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

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也绝不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下了，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许他们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澈之鲥，但求升斗之水。只要家人团聚，终老于林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陆德 陆健 陆瑞君 敬上

毛泽东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18]虽然没有直接回答陆德等人的请求，也没有说放出来，但毕竟是松动的表示。1975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陆定一的党籍，释放出狱，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陆定一不同意决议加诸的三项13条罪状，拒绝出狱。他的“书生气”使他在铁窗中又多住了三年。

在党的两个“幼年期”，陆定一都受到迫害，他与党共命运。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陆定一是“文革”中打倒最早、受刑最重的老干部之一，但批斗与铁铐，名誉扫地与家破人亡，都没有改变他的政治信念。被捕前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要跟着毛干一辈子革命，“不能走差点跟，爬着也要跟上去。”1971年的狱中诗还歌颂“文革”：“壮志饥餐帝修反，铁窗奈何锢英豪。……文化革命风光好，如此风光世间好。”83岁“预立遗嘱”中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没有什么遗憾。”[19]差不多从死亡边上走出来的陆定一对党、对革命的信念从动摇。另一方面，上述的诗和言也只是“文革”时期的表达。晚年晚陆定一则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我事先从来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自己也会搞起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1966年，当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还想，他老人家一定比我正确吧。1967年底，对我刑讯逼供，我才觉悟到，他是违背党的基本原则，是大错特错了。[20]

党和革命都有幼年期，这不但是事实，也有其必然性。中国革命“以俄为师”，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经验性远远超过苏俄。推动中共建党并在中国工作数年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1926年就在一封信中感慨万分地说：“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困难，一方面要冒陷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拨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明白这些，“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21]维经斯基是老布尔什维克，经历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早期，政治斗争极有艺术，连他也感到中国问题的复杂，那些在中国传统和环境中出生、成长的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江湖人物，又何能应付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要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党史革命史上的错误和教训又不能仅仅因为“幼年期”就轻易忽略。问题很多，最重要的是，按照陆定一的看法，两个“幼年期”的错误性质是同样的，许多在王明路线时出现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但重演，而且在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王明说党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调和路线”，“文革”则是说党的干部是“走资派”；王明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文革”则实施“全面专政”，如此等等。“幼年期”通常以经验不足为特征，但为什么革命和建设的“幼年期”总是与党内的无情斗争和血腥暴力紧密相联？总要以残杀一批革命者为代价？革命是暴力，但建设时期的主题显然不是暴力，为什么像陆定一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要遭受专政机器的迫害？长期领导革命的党对领导国家建设当然缺乏经验，必须付出代价，但新的“幼年期”不应当重复第一个“幼年期”的错误则是显然的，否则我们就不能说党已经真正战胜王明路线、真正走向成熟。特别是，领导全党走出了进入了成熟期的毛泽东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他既已充分认识到王明路线的危害，为什么又以“文革”的实践重犯王明路线错误？其中的疑问也许不是毛泽东未能全面吸取教训，而在于革命的逻辑内在地需要某些左的东西。因此反省两个“幼年期”，重要就不只是陆定一提出的：“懂不懂、会不会、坚持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革命时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22]更重要的是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逐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推行民主政治。在这个方面，陆定一有所意识，但不很充分。

所以，无论是对“幼年期”的严厉批评还是清醒解释，陆定一都没有因为“文革”的遭遇而在思想上越轨逾矩。多年系狱、饱受摧残的陆定一，晚年的思想甚为开放，一些开明言论甚至引起一些人的不满。1986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陆定一三次发言，指出“反自由化”这一提法是当年苏联反对我们的“双百”方针时提出的，后来“文革”时，“四人帮”又使用这一提法批判陆定一、周扬和邓小平。所以笼统地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9月28日六中全会的闭幕会对“决议”进行表决前，“陆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要求在‘决议’中去掉这一段话，引起全场热烈掌声，我们中顾委这边的掌声最热烈。”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说现在的年轻人中有一种自由化思潮，自由化本身是资产阶级的；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10年、20年。[23]邓小平的决定当然是高瞻远瞩，但事后看来，陆定一的观点也并不出格，至少他提出了另一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2、两个重要观点

陆定一在理论上的贡献，一是作为毛泽东战胜“王明路线”在新闻领域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制定了新闻的“党性原则”；二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在这个方面，陆定一的观念与行为都比其理论表达更为复杂多样。

陆定一的新闻观以注重事实、强调真实而著名，比如他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等重要观点。但提出这些观点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重点，却是政治化的。一是政治立场之于真实性的决定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别的阶级，因为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干脆是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地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添加和减损”。他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五要素”论（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但同时指出这五要素还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才能写出真实的新闻。他强调，记者报道新闻必须亲自到发生事件的地方去，要亲自参与这些事实，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实的真实，尤其要做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新闻必须真实，但“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据此而作的合理推论，是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真实观，一种是资产阶级“虚假真实性”，只能反映事物的“表面和假象”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在目前还处在萌芽状态，但从本质上说却是真实的。二是新闻工作者不应有独立性：“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24]1942年8月8日，陆定一受命为《解放日报》的总编辑。9月5日他在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强调报纸对于政策问题的宣传，必须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他要求以后凡是重要新闻，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可能就是从此开始，“喉舌”成为党的新闻方针。陆定一的这些观点在坚持了正确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对于党报的民主监督功能认识不足，也忽视了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思考精神

但是，陆定一的新闻思想又不能仅仅归结为“党性原则”，他也非常重视“人民性”。当他从黄土高原来到雾都重庆，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时，他又强调人民性、强调新闻与民主的关系了。在1946年1月《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一文中，他论述的不是阶级对立，而更多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们，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基于这样的认识，陆定一强调了报纸的批判功能：“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25]在延安强调新闻的阶级性，在重庆强调新闻的民主性。就新闻的政治使命而言，两种观点并无对立：在延安解放区，新闻遵循党性原则是为革命报务，在重庆国统区，新闻遵循真实性原则也为革命服务，前者是歌颂党和人民，后者是揭露敌人。但就其对新闻的理解而言，两种观点又有一定的差异，它们都是陆定一的“新闻观”。

49年以后，陆定一有两篇重要的、也非常著名的报告，一篇当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另一篇是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个大会和这篇报告都是当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报告由陆定一组织中宣部同志起草，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指导。这篇报告重点阐述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反对苏联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明确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观点没有过时，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的原则。报告中有一句警句式、引起全场“笑声，全场活跃”的一句话：“修正主义由于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26]这篇报告与当时大量的反修文章一样，高屋建瓴，气势逼人，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正如邓小平后来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27]既然是“空话”，当然就没有必要算作陆定一功绩。但这些“空话”迅速形成“继续革命”理论，直接支持了“文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巨。

为陆定一带来巨大声誉的是1956年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原《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认为：“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央在毛泽东居所颐年堂开会时，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被采纳。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思想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陆定一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28]类似的评价很多，但不尽符合事实。“双百方针”的首倡者应当是陈伯达而不是陆定一，我们不必因为陈伯达后来被定为“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一员而讳言这一事实。还在1953年，陈与毛泽东在香山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文化发展方针。1956年4月25—28日在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在27日的发言中讲到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些争论，确实包含有“百家争鸣”的观点，但将这一点明确地提出，还是陈伯达在28日的发言：“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陈还把两个口号的发明权归之于毛泽东：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中央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这两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29]当天，毛泽东接着陈伯达这个话题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0]毛泽东在讲话时，这段话的前面还有“陈伯达同志提出”一句。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双百方针”。

当然，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有重要贡献的。虽然他的报告虽是1956年“早春”气候的产物，但其起源却可追溯到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陆定一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期对苏联文化生活的观察和经验。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到苏共在哲学、生物学、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不过，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31]因为长期主管思想宣传、文化教育工作，陆定一必须经常面对这些领域的问题；而1950年代发生的几件事情，又激发了他的思考。如生物学界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医学界有关中医的争论，郭沫若与范文澜有关古史分期的讨论，等等。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陆定一提出，在学术、艺术、支持的发展上，应当放手让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进行自由讨论。在上面说过的4月27日的会议发言中，陆又提出，对于学术、艺术和技术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问题与这些领域的问题区分开来。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陆还说不能轻易说某学者、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能支持一个学派而反对另一个学派，等等。在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陆定一奉命于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向一批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艺术家代表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向广大知识分子释放了一定的善意。虽是遵命而作，但就陆来说，也是用了真心的。“双百方针”一直在理论上成为党的方针，也成为文化知识界向往一个局面。理所当然地，这也为陆定一赢得了巨大声誉。应当指出的是，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不管什么人提出什么观点或主张，如不为毛泽东肯定或采纳，就不会成为党的方针；而一经毛泽东肯定或采纳，则其发明权就归毛泽东。所以，4月28日的会议之后，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一次党外人士会议上，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而陈伯达则认为，既然毛主席已经将此作为党的文艺方针，就不能再说是陈某提出的，当即写条子予以纠正。因此，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贡献，不在于他率先提出，而在于他的全面阐释。

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凛然的陆定一对知识分子的疑虑仍然很深，不但延安时期就在解放日报社“查出来”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而且在他阐释“双百方针”前后，自己有时也没有很好地执行。我们知道，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摇摆不定的。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批评了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宗派主义”，强调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不久又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报告，都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在周恩来发表此论的前后，陶铸、聂蒙臻都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陈毅还在广州会议上做了“脱帽加冕”的讲话：“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32]尽管周是代表中央讲话的，但毛泽东却并不认可。56年那一次预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但当年的9月的“八大”报告中，虽然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却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3]反右后径直把知识分子送进隆冬；62年那一次，连周恩来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同年10月北戴河会议时，毛泽东就此说话了，观点却是不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34]这种看法得到陆定一的支持。10月21日，在中央宣传文教会议上，陆就这样表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在陆定一执笔写的《知识分子问题提纲》中，对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了30%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35]1964年，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周恩来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黎之记得：“1964年12月中旬，在周总理主持部分副总理讨论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稿时，中间陆定一举着‘报告稿’转向总理，说：总理，总理，……这个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马上表态：就照主席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提法写，我那次讲话时，主席的讲话还没有发表。”[36]大量事实表明，陆定一虽然主张并支持过学术文艺上“双百方针”，但也还没有完全真心尊重知识分子。1956年4月27日，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谈到生物学家胡先骕：“……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的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你家的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主席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人，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主席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37]这段话表明两点。第一，陆定一明知胡的学术观点是正确的，却又坚持对他的打击，原因是不想“向他承认错误”。第二，一个学者能否入选学部委员，是陆定一等人“给”不“给”的问题，这当然不符合“双百方针”。而且，在陆发表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后，他也没有把学部委员“给”予胡先骕。

49年以后文艺界运动频仍伤人太多，陆定一负有责任。在胡风案发生初期，毛泽东找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商谈，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陆和周都赞成，只有胡不同意。胡风没有逃脱“反革命”的指控，而陆定一则担任了领导这一运动的“十人小组”组长。于光远感到：“陆定一反胡风最积极。他和胡乔木都认为周扬书生气。认为他不抓政治。……而且，他还认为胡乔木也有书生气。”[38]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陆定一其实比胡乔木、周扬更激越。1961年周扬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艺十条》，陆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少反对意见，修改后改名《文艺八条》，增加了不少历来强调的政治性很强内容，即使如此，当周扬在陆定一不在北京时送上去并由中央批发后，陆还在中宣部内部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动态》增刊上向反映《文艺八条》的问题。[39]在1949到1965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中，陆定一都比较坚决地执行了过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其所作所为，并不能完全体现“双百方针”。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959年底到1963年期间，正是“大饥荒”和调整政策的前后，运动较少，知识分子的环境相对宽松。但陆定一还想发起一次批判运动。据陈徒手介绍：“对斗争最着迷的当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当全党工作有所缓和之时，他永不松懈的战斗激情、坚定的嗜好还在拉动着全国文教战线向左倾斜的姿势。1959年11月召开中央文教会议，他还高调宣布文教方面知识分子多，右倾很严重，要反透右倾。陆定一说，今后主要是危险是右倾，‘左’还是自己队伍中的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大张旗鼓地反。到了1960年3月，陆定一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发言说，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西方老祖宗，涉及政治、历史、教育、经济、哲学等领域，并具体地提出国内要以巴人、李何林、尚钺、雷海宗、马寅初等人为批判对象，立即组织所有文科院校发动群众进行批判。他的发言展现了如此宽广的大批判视野，连党内干部都惊呼其斗争的特殊学识：‘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老祖宗。文学的祖宗是18、19世纪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哲学思维与存在问题上是否有同一性的倾向，祖宗是康德，不可知论，思维不能认识存在。教育学，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还要第二仗、第三仗地打下去。祖宗是夸美纽斯。法律、新闻等也有老祖宗。都是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的高峰。’（见1961年12月市委大学部整理《有关高等学校的文件的一些问题》）。”“1960年前手陆定一强力支持的新一轮学术批判运动，在全党应付灾难、人祸的时段确实难以为继，党内响应声音太弱，很快就泄气般地收场了。”[40]

经历了浩劫之后，陆定一真诚地对当年的“左”的行为自我检讨，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磊落情怀。他1979年3月著文指出：“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41]由此表明，在分析“文革”前的重大事件时，要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不能夸大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3、两任妻子

提到陆定一，我们会想到他的妻子严慰冰。这位江南才女，却干了一件荒唐的事：从1960年4月到1966年4月，她给林彪一家投寄了40多封匿名信，主要是说叶群作风不好、生活糜烂，连带着也骂了林彪。此事被侦破后，1966年1月，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约陆定一谈话，告诉他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么会写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迹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了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接着说是这样一个场景和对话：

下午陆定一回到家中，对待严慰冰仍一如既往，不动声色。他微笑着问：“你现在临贴有进步吗？给我看看你写的字。”

严慰冰拿了她写的毛笔字交给陆定一，陆定一看了一下，放在写字台上。

随即严慰冰又拿了一张用钢笔写的字，这是一封未写完的信，也给了陆定一。她没有想到陆定一是在鉴定她的笔迹。

陆定一显出几分严肃，对严慰冰说：“个人主义是很危险的，会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

“我不知道。”严慰冰回答。

“林副主席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她知道，一一说了。

“你是否常用名信片写信？”

“只写过一封，是给瑞儿（陆与严的女儿）学校里的。”

“写过匿名信没有？”

“没有写过。”

“精神好的时候没有写，精神不好的时候写过没有？”

“没有。”严慰冰似乎有点紧张。[42]

陆定一把严慰冰的信给彭真。数日后，彭真告诉他：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是严慰冰写的。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一起被打倒。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中发（66）278号]指出：“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与会者的桌上有一张文件：

我证明

（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43]

这是包括《陆定一传》在内的众多书籍都引用了的。当时正成为副统帅，且个人较少低级趣味之事的林彪，是否会在发动文革的重要会议上写这个东西，还是有疑问的。而且会议文件的下发，也是有严格程序的。毛泽东会同意这封信下发吗？

陆定一对此事的解释是严慰冰有精神病，而且他本人对此并不知情。善写当代人物传记、多次采访过严慰冰之妹严昭的叶永烈，若干年后写文章说：“陆定一始终坚持说自己不知情。笔者向严昭提出这一问题时，严昭没有明确予以答复，说她不清楚。陆定一强调严慰冰患了精神病，那是在1960年3月她写了化名信之后。从1967年6月13日《卫生战报》所透露的1961年到1966年陆定一为严慰冰组织的6次专家会诊，可以看出，正好与严慰冰‘作案’的时间相吻合。尤其是后面的四次会诊，密集在安排在1966年2月中旬至4月初，而这段时间风狂雨猛，正是陆定一将倒未倒的时候。在笔者看来，陆定一多次请医生为严慰冰会诊精神病，越是临近倒台，越是会诊频密，毋庸讳言，这反而证明陆定一是知情的。陆定一未曾参加或支持严慰冰写化名信，这是无疑的。在一开始，陆定一未必知道。”“陆定一当时反复强调两点：一是严慰冰患有精神病，二是他不知情。这两点正是在那特殊的岁月，面对林彪的强势攻击，陆定一不得不采取的自我保护的策略，可以理解。”[44]

打倒陆定一，是发动“文革”的需要。对陆定一的政治生命来说，有没有严慰冰的事，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据严昭告诉叶永烈：早在1963年3月，公安部六局已经侦破此案，知道“基度山”即严慰冰。[45]但当时并没有处理此事，而严慰冰也继续在写匿名信。这说明，如何处理严慰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陆定一。所以，严慰冰的被捕，实际上预告了陆定一的下台。当然，因为严慰冰的行为，陆定一多了一个罪名。不但“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直到1975年12月11日政策放松时，上面仍然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其党籍。在政治局决议中，也仍然把第八条罪状：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46]严慰冰作为高级首长的夫人，确实没有做好贤内助。写匿名信之外，陆定一也说严慰冰“和我吵架”。陆所住的增福堂在中南海内，周围所住均为中央领导，夫妻吵架发生在这个最神圣的地方，至少是煞风景的事。吵架一事可以得到证实是：1984年初，《陆定传》的作者陪同陆定一在福建，严打电话给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指责陆定一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项南说，这个电话打了40多分钟，我要挂掉，那是没有礼貌，只好硬着头皮听她说完。”[47]另外，严慰冰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曾给陆定一带来麻烦。1966年12月9日中宣部批斗大会，有人揭发，严慰冰对工作人员的一些不妥的做法，陆定一并不知情，他听了大家揭批的一些事情后，左一个“道歉”，右一个“有罪”，倒也痛快，一条都没有反驳。[48]严正肃穆的陆部长，与这样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可能大有烦恼吧。

严慰冰之前，陆定一有过一位妻子唐义贞，其身世经历令人浩叹而敬佩。1926年，18岁的唐义贞正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此时大革命的洪流席卷武汉，她毅然参加革命，为党工作。1927年到苏联学习，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被开除团籍和学籍，派去当护士；1930年10，唐回国在上海与陆定一重逢，恢复了团籍，不久被派去苏区工作，走前并不知道要去哪里。1931年4、5月间，陆定一主动要求去苏区工作，当他到达闽西根据地后，巧遇唐义贞。次年陆受到批判又被派回上海，第三次与妻子别离。在陆被团中央开除团籍后，一位“大人物”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骑在马上对唐逼婚：“陆定一是不回来了，你不要白等了，你、你……你就嫁给我吧！”唐的回答是：“陆定一一定会回来的，我等他。”果然等到了，陆定一因上海团组织被破坏、千辛万苦经赣东北重回江西苏区，他们再度重逢。陆在瑞金沙坪坝编辑《斗争》杂志，唐在瑞金郊区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共同为革命而奋斗。中央决定长征后，陆可以走而唐却被留在苏区，她此时已有孕在身，陆深感担忧，但唐坦荡平静，一再安慰陆定一，说留下来的有一批女同志，可以帮助她，分娩之后孩子可以托老乡抚养，等等，把一切危险和困难都承担了下，让陆安心上路。长征后，唐离开材料厂到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工作，又被开除了党籍。1935年11月初，唐与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及其妻贺怡等人，由瑞金转移到福建长汀，随独立营活动。12月19日，唐在邓子恢母亲的陪同下，住进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的家里，次日生下男孩，因敌人清乡，唐把还未满月孩子送给范其标夫妇，自己回福建省军区所在地四都场屋。有一次她与包括贺怡在内的五个女同志同行，她们相互约定，如果五人中有一人见到别一个丈夫，要代传口信。唐的口信是：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一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这种情操和立场，完全可以说是感天地泣鬼神。贺怡后来告诉陆定一：“那时候组织上对她很残酷，只给她4个月的粮票和2元钱。有一次，铲共团（地主武装）在附近杀死我们一个伤员，领导就说这是毛泽覃、贺怡、唐义贞等勾通铲共团杀了的，把毛、贺、唐等逮捕起来了，已经上绑，准备枪毙了。后来才发现是别人勾通的，才把毛、贺、唐放了。”1935年1月7日，唐义贞在战斗失败后被捕，敌人剖开她肚子，她死的时候，满口是土。开除党籍而矢志不渝，面对死亡而忠心不改，这就是唐义贞。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活中，陆定一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重感情的特点，终生没有忘记唐义贞，晚年还写过一篇动情的文章，表达对唐义贞的崇敬：“唐义贞烈士壮烈就义，是可歌可泣的。她受尽了王明宗派的打击和残酷对待，能够这样实践革命到底的诺言，更为可敬。”[49]这句话不但表彰了唐义贞的政治品格，实际上也概括了历尽苦难而又忠心不改这一真正革命者的命运特征。陆定一临终前，要求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唐义贞的墓地里。

屡遭打击却忠贞不渝，唐义贞是我产党的圣徒。中国革命成功，固然得力于历史潮流、世界大势，得力于领袖人物的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也得力于像唐义贞这样的普通烈士。没有他（她）们，革命只是改朝换代、只是打江山。由唐义贞我们另一位生于武汉的女革命者，即外号“美丽的小麻雀”黎彩莲（1912—1936）1926年加入青年团后，黎在汉口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多有官僚贵介子弟的追求，但她却选择了平民出生的陆梦衣结婚。在莫斯科期间，黎就参加了托派组织。1929年秋回国后在上海沪西区从事工运，1930年加入以刘仁静为首的中国托派“十月社”。1931年，黎在医院生产时，得知丈夫陆梦衣背叛托派投向政府，忍痛弃子逃出医院，以示与丈夫决裂。在其参加托派期间，彩莲“一面参加最艰苦的下层工作，一面又拼命研读马恩列托的著作。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人不堪其忧’，而彩莲则‘不改其乐’。对于‘美丽的小麻雀’，人们从来是爱惜的，可是一经她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完善的革命家，人们对她的敬重就远超过了爱意。我们简直是以惊异目光来注意了她的成长的，因为在如此娇弱的小躯壳中，竟会有这样坚强宏毅的灵魂。可是，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营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1935年年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昂扬，对事业满有信心，谈笑也仍不减当年的轻松乐观。我们都希望她那异常坚强的意志会克服体力的衰竭，希望她终于还能复原；至少，她的生命能维持到寒君的出狱。可是人的意志和希望终究还是战不过自然的法则。她在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的一个晚上，在供给她膳宿的那位朋友家里，突然死了。”[50]附带一下，黎彩莲的丈夫陆梦之1909年出生，也是共产党员，也因参加托派而于1930年与黎同时被开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后为军统少将。据说，陆在1937年后又与党取得联系，做秘密工作，淮海战役中促成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将军的起义。49年后，陆梦依改名陆立之，在上海文联资料室工作，因潘汉年案件的牵连被判劳改7年，期满后继续留队劳动。1968年再度入狱，据说与他当年在上海报纸上连续写过蓝苹（江青）混乱的私生活有关。1975年出狱，后为滁州市政协委员。200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谁主沉浮——沧桑九十年实录》。2009年2月，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口述团队”记者张钧到安徽滁州采访他时，试图但终于没有向他提出黎彩莲的话题。[51]

唐义贞的忍辱负屈、壮烈牺牲，毕竟有一个成功的信念，而且她投身的事业终于成功。而黎彩莲所奉献的，却是一个没有无希望的“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最多时也不到500人，不但纲领极左，门户狭隘，学院气、宗派味浓烈，而且派别甚多，分合无常，相互之间争执不已，从头到尾，背叛、瓦解、破败几乎无日无之。虽说得到托洛斯基的指导，但没有任何国外经费的支持，绝大多数成员都清贫如洗。黎彩莲不但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嫁一个好丈夫过平常人的生活，也没有像唐义贞那样坚持共产党的原则，却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一开始就没有成功希望的革命组织，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但是，她的革命精神和苦难生涯却依然值得敬佩。陈独秀个性强悍，生性乐观，即使在南京狱中，也能写出“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诗句，但1937年在得知黎彩莲死讯后，也在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以我从事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我老了……”[52]

政治是非常的事业，经历了惊涛骇浪的陆定一曾大有感慨地说：“在一生中，将遇到多少次诱惑、多少次障碍、多少次的困难和多少次可能牺牲生命的关头？”[53]确实，20世纪的革命前所未有，不但改天换地，而且洗心革面，无数有着炼狱般经历的革命者，都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丰富中依然纯粹，在痛苦中依然怀着绝对的信仰。

（2004年7月1日初稿，2014年2月修改，原载广州：《同舟共进》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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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央党出版社社1999年版，第546页。

[2]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16日），《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697页。

[3]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31日），《叶剑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498页。

[4]叶剑英：《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1979），《叶剑英选集》，第503页。

[5]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页。

[6]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520页。

[7]陆定一：《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1957年3月5日），《陆定一文集》，第549页。

[8]陆定一：《茗边老话》（1984年11—12月），《陆定一文集》第807—808页。

[9]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8—59页。

[10]陆定一：《回忆海陆丰的斗争》（1988年8月21日），《陆定一文集》第856—857页。

[11]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些问题》（1937年2月2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12]陆定一：《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1982年5月15日），《陆定一文集》，第740、744页。

[13]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269页。参见陆定一：《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1981年3月12日），《陆定一文集》，第708-709页。

[14]陆定一:《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1981年3月12日），《陆定一文集》，第709页。

[15]郝怀明：《中宣部批斗“大阎王”》，载北京：《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第8页。

[16]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17页。

[17]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23—525页。

[18]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35—536页。

[19]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第432、555页。

[20]陆定一:《茗边老话》（1984年11—12月），《陆定一文集》，第816页。

[21]引自K·M·安德逊，B·N·格卢宁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619页。

[22]陆定一:《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1983年12月14日），《陆定一文集》，第800页。

[23]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2期。

[24]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陆定一文集》第321、329—330页。

[25]陆定一：《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1946年1月11日），《陆定一文集》第340——341页。

[26]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22月），《陆定一文集》第658—659页。

[27]邓小平：《结束过去时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28]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第325、330页。

[2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

[3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1页。

[31]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11页。

[32]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第120页。

[3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2页。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0页。

[35]参见龚育之：《〈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在漩涡的边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5页。

[36]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37]陆定一：《对于学术性质、艺术风格、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1056年4月27日），《陆定一文集》第494—495页。

[38]李辉：《与于光远谈周扬》，载《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39]黎之：《文坛风云录》，第302页。

[40]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第46—47、50页。

[41]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6日），《陆定一文集》，第698页。

[42]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86、486—487页。

[43]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01页。

[44]叶永烈：《“基度山”一案新探》，载广州：《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第54—55页。

[45]叶永烈：《“基度山”一案新探》，载广州：《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第49页。

[46]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37页。

[47]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89页。

[48]郝怀明：《中宣部批斗“大阎王”》，载北京：《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第7页。

[49]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1982年1月），《陆定一文集》第715—725页。

[50]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51]王连侠：《陆立之：直笔删述的历史见证者》，《滁州日报》2011年11月23日。

[5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79页。

[53]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