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小说”在对国家现实危机的关注，以及对未来中国形态的思索等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即物品格。具体而言，在近代西学传播日益广泛的形势下，以梁启超、陆士鄂、吴趼人及刘鹗等为代表的小说家们，常常能以冷静与审慎的理性态度去思考未来中国的构建问题。他们意识到，构建未来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生长的问题，西学固然有其优越的现代价值，但如果无法适应中国国情需要的话，它就不会对未来中国具有任何的使用价值。换言之，有关未来中国的设想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主体位置，不能处处蹈袭西学，以及简单地套用西学模式。《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新石头记》等小说在讨论如何达致理想社会时，较多地表现出了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奥援的偏爱，并由此走出了一条独特而鲜明的基于中国话语的构建之路。
溯源传统：寻找主体构建的思想资源
关注现实危机与构建未来理想是近代“新小说”叙事的两大重要主题。近代知识者已不再认为凭借传统文化的一己之力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现实危机，可在畅想未来中国文明形态时，他们依然视传统文化为当仁不让的主体。这看似包含了悖论的判断，本质而言恰如拯救国家危机与构建未来中国这两个问题一样，不过是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而已。
吴趼人于此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救世”的核心问题就是未来中国建构的问题，而主体的构建最终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则是主体问题，寻找并确立主体，无论是在“救世”层面，还是在建构层面，均应是知识者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由此，他提出“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主张，不仅强调了文化主体之于未来中国建构的重要性，而且明确表明要把传统文化当作未来中国的合法主体。他在《新石头记》中所构想的“文明境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科技奇迹，但其文明核心依然是儒家的“大同”思想。“文明境界”中人人都有自觉的社会意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为公”的社会。化学博士华必振为了不让周边的百姓在冬天里受冻，散尽家财而“制造天气”，被人们颂为“再造天”；医学家东方德为降低百姓患病的机会，专门于“米麦、肉食”之中提取出精华，被人们赞为“医国好手”。这是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就个体而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遵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纲要，并有着明确的道德意识；就社会而言，这里已将“衙门改了仓库”，真正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之治。
相比《新石头记》对儒家“大同”思想的借鉴，刘鹗《老残游记》则以道家“无为”思想为资鉴，展示了他对未来中国在另外一层意义上的想象。这是一个崇尚自然的社会。这里的人们在着装上讲究天然素雅，尽显洒脱；在饭食上以素菜为主，少有荤食；在房舍布置上主张极简主义，除去几件必备的生活用具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装饰。这也是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人们房舍里的摆放虽然简朴，但是却少不了琴、瑟等传统乐器。尤其是那首“本无曲谱”的《海水天风》，更寄托了小说家无限的深意，此曲经由玙姑和黄龙子的共同演奏，不仅表现的是以“合成之曲”对“自成之曲”的替代，更是对和谐“相协而不相同”内容的绝佳演绎，进而，基于琴瑟两种不同乐器之间的“合成”，也同时传递出了一种可达致社会至境的文化自信。
超越古今：构建理想社会的中国话语
近代“新小说”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与建构是通过话语的形式完成的。由“茶”“琴”“瑟”“月球”“中医”“孔道”等中国元素所组成的现代话语，是这些小说关于未来中国理想叙事的鲜明标志。由于传统文化在未来中国建构中居于主体的位置，所以，这些小说中的话语实验充满了中国式的文化风格并不意外，但是，由于未来中国的建构也并非对传统的重返或复古，因此，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元素，又会被赋予崭新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使命。如此一来，新的话语实践便包含了浓郁的探索和实验的意味。
吴趼人对“真文明国”的命名就是一次有中国主体意识的话语实验。《新石头记》中的东方德认为国家不应该仅仅执着于武器的先进与否，而是应该处处着眼于武器的人道改良。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文明境界”不仅研制出了“蒙汗药水”“神奇电炮”等“偏慈善的行军利品”，而且严格遵守不对他国“动刀兵”的外交策略。目的是依靠其榜样力量，影响那些“假文明国”，以至于使它们“看了自愧”后，跟着“真文明国”学习，让整个世界最终汇成“一个文明世界”。
《新中国》的“弥兵会”、《月球殖民地小说》的“月中游学”、《老残游记》中的“海水天风”，它们触及的或者是世界和平问题，或者是科学探索问题，或者是社会和谐问题，也都是小说家们在建构未来中国之际所进行的话语实验。由于小说家们所针对的现实问题不完全一样，所以它们的话语实验在内容选择上也就各有侧重，但无论是哪一种内容的话语实践，都免不了在其即物的叙事之中，隐含着某种超越的信念。这既是一种超越传统文化的信念，也是一种超越西方文化的信念。
时代价值：寄寓现实关怀的希望精神
《新中国》《新石头记》等小说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给未来中国建构的话语建设提供了参考。首先，新的话语建设不能将传统文化游离于主体的位置之外。它们对各式各样的中国元素的重新使用，既不是出于保存国粹的考虑，也不是基于恢复旧制的考量，而是与国家将如何被拯救这一现实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有效性既体现在它能让人们一下子就可以认出这是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未来这一形式上面，也体现在它能让人们相信这个适宜于中国人生活的理想社会，不再是其原有意义上的虚空的尊古叙述，而是经由人们的努力即可达致的国家愿景。其次，新的话语建设对西学做出了既能融会新知却又不媚外的分寸处理。梁启超笔下的“新中国”不可能由清廷政体的自然顺延而来，碧荷馆主人笔下的“少年新中国”更与从前“老大帝国”有霄壤之别。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小说家们在新话语的实践中融入了一些必要的西学要素，但西学只有在与未来中国的建构取得关联的时候，才能够和居于主体位置的传统文化相互涤荡。所以，西学的价值与其说体现在为新的话语实践提供样板，不如说体现在它给了这一话语实验提供了媒介意义上的促发。正是西学这种基于“促发”而不是“替代”意义上的存在，让未来中国的话语实验获得了非同一般的生成契机。
如果进一步而言，这些小说的即物精神是与众不同的。由于小说家们在现实危机面前，没有将他们的工作重心放在“救世”策略的迫切性上，而是放在了“救世”策略的可行性上面，所以，相较那些“毕其功于一役”的即时策略，以新话语建设为目标的建构策略反倒不那么受人喜欢。但可贵的是，这些小说对于未来中国建构机制的展示，以及对新话语的探索和实验，不仅将人们专注于用何种思想“救世”的内容层面，转移到了应该采用怎样“救世”方法的生产层面，而且赋予了这一构建方法确然性。或者说，未来中国并不会因为它被放在将来而显得遥不可及，恰恰相反，遵循文化主体建构机制的各种样式的话语实验，既让理想社会的实现有了条分缕析的逼真之感，同时更会借此社会未来可实现之确然，为渴望变革现实的人们提供一种向心力般的希望精神。从这层意义上说，近代“新小说”于理想社会叙述之中的新话语实践，无疑是这种希望精神的绝佳体现。它们让人们看到了国家可以被拯救的希望，并让人们感知到了这一希望可以实现的确信。
近代“新小说”基于拯救危机现实而不是某种主观认识的考虑，使得它们在拥有了即物品格的同时，也拥有了现代理性的视野。这些小说虽然叙述的是未来中国，却时时以现实危机的拯救为核心；虽然描述的是理想社会，却在以“新”中国的构建为旨归。如此一来，对于“新”话语的探索便不得不成为其“新”中国构建的一部分。或许小说家们的意识尚不自觉，或许他们的想象过于乐观，但无论是对“真文明国”的期待，还是对其他诸种话语实践的尝试，均已体现出了他们为构建“新”话语所作出的努力。尤其在思想界“渐趋于西化”的背景下，这些小说竟能将如此多的中国元素引入其中，并展现出一种既不趋新也不慕古的话语实验。这恐怕正是它们最特别的意义所在吧。
（作者：晋海学，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