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日，我想把书房安置在天安门城楼。什么？你真狂妄！啊，不是狂妄，且听我解释，我看中的是这方位，这高度。你若想把文章写得中国，写得炎黄，写得堂堂正正，炳炳麟麟……好，那末就请随我，把写字台搬来这城楼一隅。对于历史，这位置未免过于煊赫；对于你我，这只是一首诗。日月升降，不过是文章的标点符号；人潮聚散，不过是文气的回环流转。一代伟人曾在上面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声音至今还在五洲四海隆隆回荡。你我凡夫俗子，从不作非分躐等之想，但忝为文人，要的就是这气场，这轴心，这龙脉。三十年前，我是广场上人海中的一滴水；十五年前，我是登楼一啸的游客，而今，我想借它的廊柱迎四方祥瑞，八面雄风。岁月如流，你会发现世间变化最大的，不是沧海，不是桑田，而是观念，实实在在的人心。你会发现“人为社稷之本，天地之本”，正在逐渐从云端回归凡尘，落于实处。瞻前令人心雄胆壮，顾后令人感慨万端。当我登临，当我在城楼辟室纳气，储才养望，文学之于我，世界之于我，就像金水桥畔的华表一样切近。兴酣落笔，自可以驱遣雷电，挥斥风云；凭窗眺望，更不妨目尽今古，纵览河山。

也曾经有意，把书房安放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那里位于赤道，终年万木葱茏，草欣花薰。我的书斋应该是茅屋，杜甫在成都、苏东坡在儋州住过的那种。所不同的是，它背倚青山，面临大海。吟过“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杜甫，直面的不过是江河湖泊。苏东坡流放海南，是乘船穿越琼州海峡的，但他在儋州的住所“桄榔庵”，距汪洋浩瀚的南海还隔有一望无际的丛林。哪能如我这般，每天清晨，推窗，浩浩碧波就会从心田漫过；即使在夜晚，睡梦中，也会有汤汤泱泱洗涤肺腑，澡雪神经。枕边有凡高渴望的电流雷语，砚底有海明威丧魂失魄的大鱼，字里行间有哥伦布望眼欲穿的新大陆。远离尘氛，远离噪音，远离一切伪现代，假文明。当然有滂滂沛沛的豪雨，佐之以掀天揭地的台风，这场面还都让我赶上了。那是到达岛上的第二天，主人引领我们参观一孔千年山洞，进洞时分，身后还是阳光灿烂，待到转了一圈出来，洞外已是霹雳交加，风雨大作。我笑了，全然不顾同伴怪异的目光。如果不是妻子紧紧挽着手臂，说不定早就冲出洞口，和大自然一道尽情宣泄，嬉戏。

正是在岛上，我想到，有一天也不妨把书房短暂搬去南极，和科考队员为邻。热与冷，这是自然的极端考验，也是思维的交替盛宴。南极你没有去过，总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吧？那里没有道路，没有色彩，没有浪漫。冰天。冰山。冰原。白色阴谋白色恐怖包裹一切覆盖一切。然而，欲望是奢侈的，我希望我能单独拥有一处斗室，把严寒和一应干扰阻挡在外。任它风暴肆虐，雪片狂搅，我自保持灵魂的独立，与清醒。且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支楞双耳，睁大眼睛。我当看到，不，感到，万里外如一朵云霞燃烧的中国，中国的前尘，中国的今生以及后世。此时此刻，只要有一粒泥沙沉降黄河，只要有一片乌云飘过珠穆朗玛峰，只要，在宫商角徵羽的和弦中，掺进一缕杂音，我会立刻发竖髭裂，血脉偾张。我的笔，我在冰封雪锁中唯一能倚天而抽的长剑，霎时将寒光闪闪，锋芒毕露。啊，别担心我孤独，或是太累，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会走出帐篷，跋涉雪原，加入海豹、企鹅的行列。我会和它们用另一种语言交流，在人类已知的语音密码之外，在地球和太阳系的规范之外。

一年秋天，当我登上纽约帝国大厦，在一个凭栏俯睨的顷刻，忽发奇想：嗯，这儿也可以安放一张写字台，一张属于我的、纯粹书生的写字台。帝国大厦建于一九三一年，高度三百八十一米，曾为纽约之最，也是世界之最。它的显赫尊贵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迨至一九七二，才被四百一十七米的世贸大厦打破。人性总是对最高充满神往，犹记当初，世贸大厦落成不到两年，它从帝国大厦头上抢得的冠冕，又被芝加哥四百四十三米的西尔斯崇楼一把攫走。二十二年后，吉隆坡的佩重纳斯闳宇，更以四百五十二米的绝对高度独摩苍穹。这游戏恐怕永远没有了结，据报载，我国的上海、台北以及东邻韩国也在摩拳擦掌，欲在更高的层面上一试身手。假如人力可以造山，真正意义上的山，我相信珠峰有一天也将屈居老二。然而，曾几何时，当我的双足踏上曼哈顿的街道，世贸大厦已不幸夷为平地，帝国大厦又重新出任纽约的制高点。血腥的联想，残酷的真实。三十四街在脚下。一百零二层在脚下。余光中一九六六年写《登楼赋》，立足点就在眼前这层顶楼。假设我把它的一隅辟作书斋，在这儿可以昼夜鸟瞰纽约，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鸟瞰西方。萨克雷当年无缘涉足的“名利场”，巴尔扎克当年未曾阅遍的“人间喜剧”，福克纳当年未能穷形的“喧嚣与骚动”，我将以我东方作家的敏锐与执著，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