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6日中午，收到徐湘林转来的高峥口述记事：“丁健、全胜，和九九来访，帮助换顶灯，铺防滑地毯，然后包饺子。太太和九九去采购，丁健和全胜在我床前手谈。落字声中我入梦，醒来鏖战尚未及。遂从棋局谈到孟晚舟，大笑。”

看到此信时，高峥已于8个小时前离世。

26日上午，北京的朋友圈中已经传出高峥的消息。悲痛中，我写了一段话，请湘林转给高峥家人：“最后一次见高峥，是2015年深秋，去华盛顿郊外他的家中。。。世界上有这样一类人，离开了，但会被永远记住。高峥是这样的人。”

接连几天，这样的思念情绪一直在心中缠绕。29日晚上，我和徐国琦叙谈时，深深被他的难过和戚然打动。国琦告诉我，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高峥就心痛不已，2日华人历史学者会有一个追思活动。

老友韩叶龙在信中说：“华人历史学会和大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学者下周都计划了网上的追思会。高峥为人处事正派、坦诚，因此在朋友圈里人缘很好，大家都为他过早离世扼腕叹息！”

还是回到26日下午看到的高峥生前口述。短短70个字，信息量巨大。在生命最后时刻，高峥关注什么？他没有提一个字自己的病痛，以“大笑”两字结束。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輩岂是蓬蒿人。”

“顶灯、防滑毯、饺子、围棋”，这些生活中的琐碎，还有几十年老友的名字，比”亲情“”、“”友情“”、“”世界大局“这些“大词”，更撑得住生活的本意，也让我看到高峥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淡定与从容。

淡定与从容，是一辈子的修炼。我相信其始源处，是本心的善良。我体会过高峥的友爱。今天纪念他，专门讲到他的故事，我还是先要从一个时代，一群人说起。

1981年，整整40年前，我快要结束在北大法律系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当时已经决定留校工作。我的丈夫也即将从西安医学院研究生毕业，但能否到北京工作，是一个难关。80年代初，一切还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分配工作亦是如此。如果没有接受单位的指标，只能继续两地分居。我的导师王铁崖先生给当时的北大副校长王学珍写信求援。不过这封信直到现在仍然在我手里。我当时只是觉得，个人这么一点事，怎么能去惊动学校领导？

当时站出来帮忙解决这个进京“指标”问题的，有我的一批同窗朋友，大多是研究生同学，也有本科生。我当时36岁了，在这个群中，是年龄稍大的大姐。记得有丁健，国际政治系77级本科生，挎着一个军用书包，总是浅笑少语，但是能出关键的点子；还有王镛，南亚所研究生，季羡林先生的高足，很有点“名士”派头，讲书画能侃侃而谈，讲人事调动绝非强项，可只要能帮上忙，没有一句虚言；还有迟路，学法语出身，比我低一级的国际法研究生，行事如“飞侠”一般，托他去联络一个什么事，声音尚在人已无影了。回过头来，事情已经妥妥地办好了。高峥也是在那个群体里面。他当时在亚非所，跟随赵宝煦先生读研究生。他身材高大但是声音轻柔，也许是出身江南，行事总带着一种特别的儒雅。他小我一岁，曾学过斯瓦西里语，英语也好，赵先生很看重他。他知道我的事情之后，有一次很认真地来找我，说自己认识一位“老革命”，在医学情报所工作，可以设法去联系。正好寒假来临，我丈夫从西安来京。一天傍晚，我们和高峥三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从北大出发。一路骑行，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胡同宿舍里找到了他的老领导。看得出来，那位老大姐很信任高峥。

那天晚上具体谈了什么，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从老同志家出来，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北京的冬夜寒风凛冽，王府井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高峥穿着一件旧军大衣，敞开襟怀，戴着一顶绒军帽，骑车热了把护耳翻了起来，一双眼睛在军帽下亮闪闪的。我们高声谈着、笑着。一路向北骑行回到北大，已近午夜。

那件事、那一刻，让我永远记住了高峥。

一个时代的美好，就是善良和信任总是在你的周围。

再以后见到高峥，是在伯克利大学。我们一起去斯卡拉皮诺教授的乡间别墅。同行不少人，高峥属于微笑寡言的。再以后，就是他回北大看望赵先生，我们在国关学院的咖啡厅里见面。他很少谈自己，只是说，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自己喜欢的研究。

都说高峥远行了。但是我总觉得，他并没有走远。

（2021年10月3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