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又一年，社会的各行各业似乎都在进行例行的年终盘点，包括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年鉴”编纂或汇编之类。年终盘点原本是农家作息的年轮惯例，其间包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体悟和文化意蕴，从我们远祖发明的结绳记事到古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令》，无不反映我们睿智的祖先和古希腊人对于人类自身的生活节律与时光流逝之间的生命理解，更不用说先圣孔子的“逝者如斯夫”的旷远感叹了！然而，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成长来说，一年一度似乎过于短促，以至于再睿智灵光的思想者也难以在一个春夏秋冬的递嬗轮回之间，捉住人类思想的深层脉动。
“思想是时代的菁华。”可“时代”常常是以数十年递嬗间的某个或某些具有历史标志性意味的重大事件显现的。然而，“现代性”的时间性刻度几乎越来越短，越来越急促。“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活节律的真实写照，因此便有所谓“时尚”，所谓“进步主义”，所谓“日新月异”乃至“一日千里”等等现代语汇的大化流行。既如此，思想的年终盘点也就无所例外了：在一个因步履匆匆而导致时光也匆匆的现时代，思想的年度小结和精神的及时梳理——或者毋宁说，过度急速的精神激荡后所必要的间歇和喘息——对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也有了确乎足够充分的理由。对此，大概不会有哪一个社会或哪一个人比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更能生出如此真切的切身体会了！
2009年中国的思想年景显然值得关注：作为一种思想反思和精神反刍，她显然得益于2008年度独特的中国经验的深刻启示；作为当下时代生活的沉思和理论化表达，她又直接受惠于2009年度更为独特的中国经验的强烈刺激，比如说，在世界经济危机尚未见到解脱的希望之时，中国却能创造年度经济增长8%的奇迹，是什么原因使得“风景这边独好”？还比如说，国庆阅兵的大胆展示，全世界似乎都在猜度，中国究竟想向世人展示什么？回味并尝试解答这些问题，显然使得对中国思想的年度盘点会给她未来的继续前行以某些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不难看出，在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程中，中国思想界的“中国意识”显然在迅速增强，无论这种增强的效果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性驱动，还是缘自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们的当下学术自觉，抑或，无论这种当下的学术自觉是基于学人们的理论积累所产生的思想创新，还是源自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实践变化的外部刺激。“中国意识”增强的直接效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开始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两极用力”的探究。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伸向文本学和文献学等学术基础领域，且已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自信和开放姿态。马克思与其他西方思想流派的关系梳理也不再仅仅限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不再限于法兰克福学派等少数典型的“西马”代表，而是已然扩展到诸如马克思与尼采、马克思与当代法国思想、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等极具前沿挑战性的崭新课题。
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保持着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而且以更大的理论勇气，直面各种来自当下中国经验和社会实际的理论挑战和思想疑难。他们以少有的热情开展并迅速推进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这一长期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视为具有高度学术风险的理论论域。与前些年相比，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拓性研究显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特质：人们不仅自觉地将自身的学术思考同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现实境况紧密勾连起来，而且逐渐学会了不再忌讳“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等学术标签的分类排队，以真诚而理性的态度直面“中国问题”并努力解释、阐发和论证之，逐渐成为学术的主流架构元素。譬如，多年来为人忌讳的“意识形态”问题；长时间被一些纯学术取向的学者视之为“棘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因过度敏感且带有复杂之政治政策约束的民族国家问题，以及由此产生且在全球化语境中日益严峻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之多元差异性与民族—国家之国家政治认同问题；甚至是政党伦理、政府权力与公民人权问题，等等，都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关注，尽管这一努力还刚刚开始，带有明显的尝试和探索性。
如果说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思想主题化努力，表现了中国思想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日益健康的政治意识的话，那么努力寻求并尝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则是几乎所有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自觉认同和主要的学术贡献方式，在这一基点上，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援军与理论智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理论建设者。诚然，人们无法期待他们的思想探索立竿见影，一帆风顺。世所公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探索工程和社会试验，它的成功不仅需要百折不挠的探索勇气，更需要严谨理性的科学精神。同样，所有关乎这一伟大实践的学术研究也必定是一项反复求索、不断创新的理论工程。人们之所以对诸如普世价值与中国意义的议题存在争议甚至是尖锐的争议，正是因为任何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都必须科学合理地解释和证明“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进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诸如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紧缺和国际公正、民族国家主权与国际交往等等）的当今世界之间的复杂关联所带来的诸多崭新课题。开放意味着接受挑战，承受风险，我们已然清醒并找到了如何直面各种风险和挑战的“中国道路”，但如何给予其思想的说明却依旧是全体中国学人的一项最紧要的时代使命。
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比，中学和西学的研究年景似乎少一些“当下”意味，多一些学术持守。可这不过是一种学术表象，而非其全部内涵。以哲学为例。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一直受困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有无哲学？有怎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究竟有何不同？此种——倘若存在——不同是否危及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知识或学科的知识合法性？
以怎样的标准作为判定中国有无哲学的学术依据？这些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仍然是2009年度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所在。而在我看来，围绕这一主题的所有争论几乎都提示着这样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与其说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知识合法性争论是一个学科或知识的标准问题，不如说是如何维护“中国特色”的思想话语权和文化主权且如何证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传统的理论路径问题，而非仅仅是对遥远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的直觉式断言的回应问题。即使我们依旧固守“哲学”的发明者古希腊人关于“哲学”的原始概念，“爱智”（philo-sophy）也绝对不是一项可以为人类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所垄断的思想文化权力！逻辑是哲学思维的方法，而非哲学的全部，更何况没有人敢轻率断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逻辑。哲学和逻辑学是古希腊人最先发明和界定的学科概念，因此也为古希腊文明赢得了荣耀。但是，哲学和逻辑学同样是所有文明人类分享的思想和文化方式，它们都源于人类的生活实践本身。正如我们无法因为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而将近代军事和航海的迅猛发展都归结为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一样，古希腊人——假如他们依然活着——也不会因为是他们最早界定“哲学”和“逻辑学”而垄断对所有人类哲学活动和逻辑学方法运用的解释权、话语权。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中国哲学研究者没有拘泥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他们确信并继续努力开掘着几千年来漫长的中国哲学传统，努力揭示深藏在这一伟大传统中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9年的中国哲学研究界似乎比马哲和西哲等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更注重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经验总结。其中，有关儒学或儒家哲学研究的学术总结不仅延展新中国成立60年，而且贯通儒学的“古”与“今”或“新”与“旧”；有关新儒学及其当代发展前景的历史思考和未来愿景展望更是为时下儒学研究者所看重，毋庸讳言，这种远景的期待同近年来政府主导的“文化软实力”工程建设和大规模扩建国际孔子学院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关的。然则，中国哲学研究的优先议题是，儒学在整个中国哲学传统中究竟居何地位？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儒学或新儒学究竟应该或者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究竟如何处理中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而，儒学尤其是新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究竟可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若可能，又将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代中国哲学学人的学术理路和思想关切。
学术概念的争议和问题实际反映了百年来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围绕“古今中西”所展开的理论探索和巨大努力。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民族国家，中国和中国学者似乎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古今中西”的四维论争。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迄今为止，我们对西学的了解和认识仍然在不断梳理和调整之中。2009年中国学人在西学的研究领域一如既往地奉行著述与译介两条腿走路的学术方针，但也呈现出一些新气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和思想语境中，西学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其中国化语境的调适，换言之，今天中国学人对西学的研究已经越过了“取经”式的译介阶段而更具有文化自主选择的意味。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年里，或者近一些年来，有关西学的讨论不仅常常被纳入到中西比较的交际视阈，内含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而且连学术话语和语汇运用等学术技术方式也越来越具有中西“杂糅”乃至“杂交”的特点。一个可资佐证的明显事实是，许多曾经非常纯粹的西学方家如今却转向了这种“打通中西”的学术理路，有的西学专家甚至已经成为这方面的学术高手。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它是否意味着在逐渐获得一种国际化学术视野和条件之后，中国的学人们正在逐步摆脱由学科划分而来的专家身份而走向更为综合的智者之“道”？果真如此，中国学术的现代创生或所谓“中国学派”的形成便为期不远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便可望在贡献于当今人类世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为人类世界贡献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智慧。惟其如此，“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才会真正赢得其“普世”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人类世界一样，真正紧缺的绝不仅仅是经济资本或环保资源，而是文化资本和思想智慧以及全球责任和共同的历史担当！
作为思想的主题对象，2009年的中国经验尚待沉淀，方能进入思想的理路并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图像中清晰可见的中国元素；作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事业的建设者和承担者，今天的中国学人尚需付出更大的努力，方能做好中国之学术思想并为人类世界的学术思想事业作出独特的贡献。俯首脚下的土地，在它的深处分明涌动着中华思想之不竭的智慧之流，让我们共同期待并努力使它早日喷涌而出，惠泽人类世界及其光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