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后，各大城市的地摊经济带来人间烟火，李克强总理视察成都、青岛等地摊经济给予肯定。可是，某报称北京是首都，不适合地摊经济；某财经评论断言“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
然而，从纽约到罗马，世界各国一线城市与都城大多存在各种各样的地摊经济，而且几乎都有中国人在其中练摊。笔者一二十年来的实地考察历历在目，感触良多。
一、纽约与伦敦的中国练摊人
真正世界最强一线城市，当属纽约与伦敦，GDP是上海的2倍。
纽约的地摊形形色色，练摊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尤其集中于三大唐人街。店面伸展占道，街边摆摊叫卖。唐人街人满为患，环境脏乱差，地摊经济难辞其咎。然而曼哈顿唐人街竟成为纽约旅游的一大热点，观光大巴与游客络绎不绝。其实，纽约各闹市区的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街边横七竖八的流浪汉（the homeless）数以万计。这些“低端人口”影响也塑造了纽约的形象，旧金山、洛杉矶无家可归的人数更多。正如民谚所云“如果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如果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练摊的中国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福州的偷渡客。约20万福州偷渡客在美国1200万无证移民中比例很低，不像中文媒体冠以“非法移民”之名，他们在美国照样可以游行示威，疫情期间在加州等地还享有救济。对于无证移民，美国只能默许，因为他们为美国带来不可缺少的低廉劳动力，从而拉低了整体的工资水平。这些无证移民可以经由总统大赦获得美国身份，或者在一些州纳税及、考出驾照进而获得正式身份。偷渡客的孩子可以毫无障碍地平等接受美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凡此，都是中国一线城市的农民工不可想象的，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农村老家留守，农民工即使在此奋斗几十年也不可能获得一线城市的户口。
不少农民工曾拥挤在北京地下室里，前几年被清理整顿，以杜绝安全隐患。纽约唐人街的无证移民往往也居住在地下室，甚至三个人共享一个床位，每人八小时轮流休息。纽约地下室房客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一直存在，《华尔街日报》就是那时由两个青年屌丝创建的。不少世界级企业，都起于微末，德尔就从小车库里成长起来。曾经摆过地摊的中外世界级企业家不胜枚举。
伦敦的唐人街规模要小得多，中国练摊人数也少得多，远逊于印度人。伦敦旅游名胜景区的摊点以其特色小吃fish and chips令人难忘，因为实在难吃，相比中华美食相形失色。伦敦地摊（市集）“让城市变得更好、更丰富、更友善”（市长语），因此市政府从环境、交通、牌照、技术支持到公益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共同监督管理伦敦市集。
二、欧洲一线城市的地摊：谋求生计与转型升级
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相当的一线城市，为数不少，在欧洲有巴黎、罗马、马德里、布鲁塞尔等，各种形态的地摊普遍存在。随处可见中国人练摊的身影，最为活跃的是温州人、青田人，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得以打开欧洲市场，就有他们的功劳。
西班牙巴塞罗拉等都会的地摊市场，规模大的一天都看不完，甚至成为一道风景线，外国游客经常去逛地摊。地摊是不同时代商品的展示会，也是一个民族不同层次商业文化的缩影。青田人将摆地摊称为“卖散”，这不仅是小本生意人的谋生手段，也是不少华商赖以度过艰难时刻的方式。西班牙知名华商张甲林说，“当年我公司货物积压，也摆过地摊。”这位经济学出身的华商总结得好：“地摊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是廉价商品和企业积压产品的集散地。在人流量大的地区摆地摊的人不少是开着奔驰大货车的，他们在不同的市场轮流销售。
在异国他乡通过摆地摊，逐渐了解市场，获得经营经验，艰辛地累积资本，进而开设店铺，这是很多华商都有过的经历。现今罗马的温州人与青田人主要经营批发业，地摊经济转移到其他有色人种经营。十年前我到罗马考察时，侨领戴小璋等带着我走访，维多利亚公园与火车站周围的五条大道及其相连的近二十条街巷，中国人经营的批发店鳞次栉比，每个华商还在机场附近租用庞大的集装箱进行仓储。不仅如此，华商还开始聘请当地设计师设计款式，形成自主品牌，并将中国沿海的制造延伸至帕拉多等地，形成made in Italy by Chinese。二十余年间，就从地摊经济转型升级，并改造了意大利及西班牙的传统皮革产业，也使当地居民享受实惠。
当然，西欧各大都会地摊经济的主导者并非是中国人。十余年前我与鲁汶大学彭静莲教授合作项目的内容之一是考察欧盟首都布鲁塞尔有名的跳蚤市场（The Flea Market）中的移民主体。见过土耳其人、非洲人与当地比利时人，惟少见中国人。跳蚤市场，因旧货上的跳蚤而得名，据说源于德国，我没有光顾过，听说首都柏林有近20个大型的摆摊场所。逛地摊是一种消费体验，过一把淘货与砍价的瘾，买卖双方都满意。
一线城市居民都享受地摊消费体验。“荷兰人有全民练摊的体验，因为他们的国王节的最大活动就是摆摊。”浪漫的巴黎，“地摊文化”更不可缺少。悉尼侨领曾毅也说，“澳洲悉尼唐人街在疫情前一直都有摆摊文化，每周五晚上人流穿梭不息，倒不一定是为了挣多大的钱，但他的生活气息和烟火味让人们会得到一种感官的满足。”
欧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中也不乏摊贩。哈佛校园的流动餐车很受欢迎，虽然味道谈不上可口，但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听说后来有一家卖包子的华人生意火得很。书店旁边街上有一个拉二胡卖艺的中国人，第一年见过他，三年后仍在那里，技艺依旧一点儿也没长进。哈佛校园核心区Havard Square在特定日子里还进行大规模的摆地摊，直销农民的农产品。英国剑桥大学校园的摊点更是常设的露天摊位。耶鲁大学校园（也是街区）不时有黑人或墨西哥裔推着流动摊车贩卖，警察就在旁边不会加以制止，正如有学者所说，允许他们摆地摊谋生总比他们去乞讨或抢劫要好得多吧。
三、从地摊中崛起
中国人在海外练摊的历史，当属在南洋最为悠久。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下南洋，在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等一线城市与都会，初期不少以摆地摊做流动商贩而白手起家，其中有的还成为当地首富，有的建立起跨国企业集团。笔者曾多次拜访这些历经沧桑的企业家，他们都对当地社会的接纳心存感念。现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新移民，多数仍是升斗小民，不乏摊贩，谁能说他们中就没有潜存着未来富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非洲、中东、中亚、拉美等地区域一线城市中，无不存在来自温州、福州、东北及各地的中国练摊者。有的我没有亲历过，但听很多海外华商朋友介绍过。2011年我在剑桥大学访学时，BBC有一个火遍全球的节目The Chinese arecoming，从西方媒体视角描述中国人“大量进入非洲”，他们惊讶于中国人的市场拓展力与经营力，这个节目没有对世界大都城练摊的中国人进行指责。尤其是欧美政府也不会随意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即使他是外国移民。在印度，2010年10月“新德里市政府驱逐摊贩，小贩组织告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小贩诚实经营的自由及尊严不可剥夺。”
世界各地的中国练摊人，勇敢闯荡，特别能吃苦，与常人相比，有着非凡的毅力，具备不折不挠的企业家精神。他们为当地也为中国创造了财富，有的可以实现转型升级，甚至可能涌现出柳传志、宗庆后、马云、刘强东等从地摊经济中诞生的世界级企业掌门人。
四、公共资源配置与城市管理
公共资源服务于民众，尤其是向下层平民倾斜，这是有责任政府的体现。放眼全球一线城市，公共资源集中之地都是下层平民汇聚之所。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黑人比例高达51%，居全美之最。北京集中了全国的资源，更应该响应两会精神与国务院的号召，最大化释放公共资源的效用，鼓励和规范地摊经济，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为和谐社会做贡献。正是这些公共资源配置到有需求的群体，可能使一部分人走出一时艰困，甚至从地下室走进写字楼，从地摊实现转型升级，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
地摊经济的外部性给城市管理与服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地摊经济可能不能直接带来税收，但其生活气，激发的草根活力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低估的。一些地方官员的“一刀切”思想严重，如统一店铺招牌，去除城市天际线障碍等，这些乱作为被老百姓批评。只要肯去干，办法总比困难多，中国一线城市的地摊经济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也会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得到提升，从而迸发出新的活力。
中国练摊人不仅在纽约、罗马等世界一线城市有所作为，也将为国内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注入生机与活力。
龙登高随笔，初稿于2020年6月7日，6月9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