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之所以单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在现有的哲学分类中，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列，简称为“中西马”。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哲学，但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自1921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使得马克思哲学与中华哲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有密切关系，既不能仅仅当作中华哲学也不能仅仅当作西方哲学，同时我们还需要在中西哲学基础上重构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文献浩如烟海，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以亿记，几乎让人摸不着头脑。何谓叫做坚持马克思主义？何谓叫做发展马克思主义？何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何谓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正本清源，抽丝剥茧，才能理出头绪。
3.1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
马克思哲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所展现出来的整体。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美国哲学家奥尔曼在《异化》一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是他对我们的社会如何运行、如何发展以及它的发展方向进行的研究”。[1]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批判的武器是马克思哲学，武器的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明确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马克思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哲学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更重要的是，“正是他（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4]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马克思哲学是唯物的。苦难是无产阶级的常态，无产阶级每天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吃、喝、住和穿等生存保障问题，无产阶级面对现实的哲学必定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揭示出宗教中的苦难是现实中人民的苦难：“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对宗教的批判转移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对天国的批判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马克思后来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直至完成《资本论》，正是直面现实的批判使得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信徒转变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信奉者。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性质。如果无产阶级将自身的地位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就会逆来顺受或者想办法努力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要现实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然要变革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有社会历史变革的哲学提供支持。形而上学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只会为现存事物进行辩护，辩证法是形而上学的对立面，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总结了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学习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仍然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7]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所以，尽管黑格尔辩证法不仅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还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本体论，肯定了人类存在之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但黑格尔只是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归结为观念世界的异化，是德国知识分子“观念上的革命”，属于“书斋里的革命”，力量是有限的。马克思哲学找到了辩证运动的主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以是真正的革命哲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转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仍然保留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结合，改造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非唯物主义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马克思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关注现实问题的哲学，是现实的改变世界的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能解释现实，所以被马克思抛弃，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也被马克思所抛弃。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物质武器。马克思哲学是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哲学。
再次，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必然是实践的，因为唯物主义需要面对现实世界，辩证法要求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既不能仅仅像直观唯物主义者一样像一个看客一般地接受现实世界，也不能像唯心主义辩证法者一样只是在脑子中革命而不付诸于行动，而是必须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方式改变世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就是实践，实践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内核，没有实践，要么是唯心主义要么是直观唯物主义。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共产主义者等同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1842年前，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1842年至1843年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和记者，面对现实的政治和物质利益问题，转变成为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者，1843年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然后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恩格斯一起完成《神圣家族》，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进行清算。1845年马克思才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者，也就是实践论者，这表现在马克思1845年春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年秋至1846年5月与恩格斯一起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此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证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及其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现实地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
最后，无产阶级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历史的。马克思哲学被称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它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10]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1]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就是物质生产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中无产阶级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时候，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1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起曾经推翻封建等级政治，实现了政治解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矛盾运动之中，相互对立和斗争，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也就是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13]消灭了一切阶级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3.2 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
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高度，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更一般地说，只要还有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仍然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就会存在，这可能也是马克思被英国两次评选为第一思想家的根本原因。自1843年至今，已近一百八十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自身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所做的预测大部分是失效的。马克思所预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原因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即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正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揭示的——无产阶级也并没有成为绝对的不能解决温饱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绝对财富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甚至普遍过上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富人的生活，他们也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暴力革命，而更愿意进行所谓的民主投票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尽管实际上没有多大效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哲学已经仅仅是一种批判哲学，而非革命哲学，从卢卡奇的物化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只是批判哲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战争侵略和经济掠夺从发展中国家取得丰厚的资源，并拿出一部分来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党争民主制也可以缓解无产阶级对现实资本主义政治的不满。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仅仅发生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殖民地。殖民地，或者像旧中国一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两极分化更为严重，无产阶级可能成为赤贫的绝对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尽管他们所革命的对象不一定只是资产阶级，而更可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或者殖民者。毛泽东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理论基础，该文明确提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也就是要被革命的阶级。[14]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产阶级都不是被革命的主要阶级，建国后，民族资产阶级也仅仅是通过思想改造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第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不能以变化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形而上学思维，常常将当前的世界看成是最理想的状态。福山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福山提出他的观点受黑格尔影响，而黑格尔是近代辩证法的奠基人，如果运用辩证法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应该认为会有历史的终结，然而，有些坚持辩证法思维的人一方面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另一方面又设想一个自己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黑格尔本人也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以四个王国来表达，分别为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分别代表幼儿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和老年时代。世界精神的自由是历史的本质和内在目的，在四个阶段分别实现一个人的自由（东方王国）、有些人的自由（希腊和罗马）和全体的自由（日耳曼王国）。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最后完成，所以到日耳曼王国也就终结了。同样地，作为二十世纪黑格尔的伟大阐释者的科耶夫，也宣称“普遍同质国家”（福山理解为是自由民主国家）用普遍的、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承认问题，所以历史已然终结。[15]如果仅仅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只理解为一个周期，那么辩证法就成为为思想家所设想的某种社会进行辩护的工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辩证法所要求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只有一个周期，而是将否定之否定又作为肯定再次成为新的辩证过程的起点，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可以说历史的终结论是辩证法思维不彻底的表现。辩证法的这种不彻底性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同样存在，尽管马克思所设想的起点和终点都与黑格尔有别。马克思以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在其理论中，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政治解放，在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发展到极端就会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掌握政权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至此就终结了。显然，这样的辩证法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的，想变化就变化，想不变则不变，而彻底的辩证法应该是一直在变化，没有终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在政权稳固之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实质的不平等和实质的不自由，必须不断地进行经济建设、法治和教育，由先进的道德型共产党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领导人们不断地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之间内部矛盾成为新的矛盾，需要不断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要求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一种潜无穷状态，而非实无穷状态。[16]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将关系狭义化，从而变成阶级斗争哲学。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时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马克思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马克思将人放在与他人、与他们生产的产品以及与他们的活动等关系中来讨论，“关系中的人”使得每个人是复杂的和具体的，而非自由主义哲学所认为的抽象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对以往西方哲学的一个极大突破，接近于中华哲学对人的理解。然而，马克思后来将社会关系简化为仅仅是经济关系，即使如此，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也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18]尽管马克思抹杀了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差别，但从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从以前社会变革而来的，以前社会中有的，现在的社会至少还会有残余，正如信息时代中的人也要吃饭穿衣一样，离不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出发，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一步简单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对立关系：“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马克思哲学本来要突破西方哲学，但最终还是退回到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窠臼，变成了一种党派哲学。现实中，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还有亲情伦理关系，经济关系也不仅仅是生产关系，也有分配关系和生活关系。人与人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雇员之间仍然有合作关系，劳资关系是自愿选择的，尽管这种自愿并非是绝对的。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角度思考问题，主要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还必须考虑分配关系和生活关系。马克思也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句话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技术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认识。一个人首先是生活在一个时空之中的，人不仅与人打交道，更多时候要与自然或者人化的自然打交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人要呼吸空气和吃饭，人要站在地上，住在房子里和睡在床上，等等。马克思哲学仅仅局限于“市民社会”也就是经济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第四，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误将无产阶级解放等同于全人类解放。无产阶级是经济概念，无产阶级解放只意味着每个人能够解决基本的吃穿住用问题，但吃好、穿好、住好和丰富的物质是没有止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是：“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还否定了分工和交易的价值。实践证明，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交易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和满足每个人真正需要的基本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从每周必须工作六天可以降低到五天、四天、三天，甚至于一天，但不可能每个人的工作或者生活都是随心所欲的。一个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吃穿住行的无产者事实上也应该是唯物主义者，然而，对于已经解决了基本生存而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一点精神上的或者说是唯心的想法也可能不是人。正常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有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这里只是说富裕是自由的前提、共同富裕是共同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仅受生产方式制约，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是重要的。共同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可以从自由角度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22]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建立在物质层面上，但还有精神层面上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王南湜深刻揭示了自由与必然和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与必然这一人类活动中的本原性矛盾关系抽象至极便显示为两种最抽象、最单纯的规定之间即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得以可能的终极根由是思维、意识或精神性活动，或者说，自由抽象至极就可以归结为纯粹思维，而与自由相对立的必然性抽象至极则可归结为与思维对立的或思维之外的存在。……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而言，在其客观的逻辑结构上，必然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其逻辑起点，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则构成其逻辑终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哲学的使命说，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哲学的最高或最终问题。”[23]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或最终问题。马克思之所以强调经济问题，是因为自由建立在必然之上，自由是受必然制约的，但正如思维并非由存在完全决定一样，自由也并非完全由必然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存在和必然为基础，但立意是思维和自由的追求。全人类解放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发展经济，更需要教育和自我道德提升，认知能力的提高和道德境界的提升都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与富裕相比，共同富裕更难，与共同富裕相比，共同自由难上加难，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先富带后富、先进带后进，更需要每个人的自我学习和觉悟，才有可能接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五，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将实践概念狭义化为劳动，甚至于体力劳动。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对立的阶级，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界定为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独特的商品，即劳动力，通过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资本主义于是就成为一种雇佣劳动关系。“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4]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不仅仅是货币或财产，而是一种雇佣关系：“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值的财产。”[25]资本家用货币购买了原材料等不变资本和劳动力等可变资本，劳动力存在的前提是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且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26]劳动力尽管能够创造使用价值，但“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也就是说劳动力仅仅具有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这是他的贡献，“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27]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维持劳动力继续出卖的生活资料。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资本家会想方设法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当科学技术进步时，机器排挤劳动力，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或者劳动阶级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角度看，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有道理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是要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并且将这种对立扩大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单个人生产并且交易的经济，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必然出现，有企业必然有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可以理解为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劳资双方因为相互需要所以合作，但每一方都希望从合作剩余中分到更多，所以有冲突，但只要雇佣关系存在，尽管多么不自愿，在现有条件下仍然是合作基础上的冲突，外部应该做的是如何提高弱势一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其处于相对平等地位。市场经济关系中有投资者、管理者、劳动者和销售者，劳动者中又分各种不同层次，有全部靠智力的，例如研发人员，有完全靠体力的，例如搬运工，更多是半体力半智力的。投资者选择投资什么也是劳动，只不过是智力劳动，而且很多投资者也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对于企业增值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市场活动中的各方是市场形成的要素，不能够将其消灭，如果消灭了投资者，不管这种投资是货币，是知识产权还是体力劳动，也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资，企业都不会存在。现实中我们能够做的是对各要素方的付出和贡献进行合理的分配，而非废除雇佣关系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实践，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丰富的，不仅仅是体力劳动，也不仅仅是马克思所称的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还包括科学实验、管理或领导、道德实践、审美活动等，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需要大大拓展才能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实践的简单化（体力劳动和革命）可以用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解放需要更为复杂丰富的实践。
第六，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要求公有制，而公有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清晰界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級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基础值；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28]既然是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公有制或者国有制。十条措施在中国都实行过，不少现在仍然在实行。首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继续成为无产阶级还是成为有产阶级？如果是为了继续成为无产阶级，那就没有革命的需要，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显然不是为了继续成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让所有人成为有产阶级，因为“无产”的否定就是“有产”。有人可能认为此种说法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国家公有制。国家是一个集合概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群体或者个人。公有制也只是一种制度，最终的利益，不管是土地、房子、货币还是各种特权票证，都是利益，都是有产。当所有财富集中到国家或者集体的时候，谁来行使国家的权利或者集体的权利就成为关键，如果完全由官员来自由支配，那么公有制实际上就成为了官僚资本，所以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公有利益的分配和规范官员的行为，才能真正让国有成为全体国民所有，让集体所有成为全体集体成员所有。所有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有或者国有仅仅是国家的处分权，占有、使用和收益都应该落实到国民身上。邓小平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界定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共同有产”，一个人是否有产不在于生产资料，而在于最终实际拥有的财富，不管这个财富是通过自己生产出来的，通过炒股票得到的，还是通过国家分配得到的。如何通过法治和教化来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关键，国计民生产品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马克思哲学的六个不足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产生的，都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价值的引导，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解决，事实上，这些不足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社会主义制度时所发现和正在加以解决的。在人类解放价值引导下，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最终会超过马克思，这也正是“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的睿智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是实践观。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播下的是龙种——实践，收获的却是跳蚤——教条主义者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期的只言片语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圣旨。[29]
3.3 区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
当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时，非常有必要区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一般的，需要区分马克思文本及其解读和马克思主义。[30]事实上，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来说，后来者都应该区分该思想家的文本及其解读与以该思想家命名的主义。之所以要区分思想家与以思想家命名的主义，原因至少有三：首先，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但思想家一般不会等思想成熟了再写作，我们应该以其成熟时期的思想来命名他的主义；其次，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一般都继承了以前思想家的思想，属于集大成者，不能将该伟大思想家的所有思想都归在其名下，而应该以其原创性思想来命名他的主义：最后，伟大思想家的原创思想也有可能比较多，我们应该以其对当时或者后世影响最大的来命名其主义。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主义”就是“范式”，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拉卡托斯的“内核”，辅助性的思想或者“保护带”不能算在其中。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31]。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奠基人，恩格斯明确指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32]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33]毛泽东则将这个问题更深刻地揭示出来。1958年4月，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时说：“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34]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言，这种区分则更具特殊性。首先，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体，因为很多重要文章和著作是两个人共同写的，例如《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创立的。[35]但通用的哲学教材都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归在马克思名下。历史上比较大的主张恢复马克思的本来面貌，同时挑战恩格斯的运动至少有两个，一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二是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其次，马克思的很多重要著作是在他逝世之后才出版的。例如，恩格斯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被马克思自认为是他第一部著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虽写于1843年，但1927年才正式发表，马克思写于1844年写的《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24年才第一次以俄文发表，马克思写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直到1923年才被发现，1939年到1941年才正式出版。这些著作的延时出版本身并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研究者从中发现了所谓马克思人道主义，并建构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或者说社会本体论，无论马克思当时是不想出版这些著作以免后人误解还是仅仅因为客观原因未能出版，后人在出版这些著作时，都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加工，尤其体现在对其手稿的编辑上。再次，马克思各个时期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比较早熟，马克思的哲学通常被认为在1843年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就已经成熟，但马克思在1843年前也写了文章。有许多研究者区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或者区分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即使是区分青中老年马克思的学者，其间的标准也有别，不少研究者将《巴黎手稿》（1844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分别视为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代表作。这种区分不太符合年龄标准，因为马克思出版这些著作的年龄分别为26岁、30岁和49岁，对于思想家来说，从26到49岁都只能算作中青年。事实上，将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的马克思算作青年，将马克思放弃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而研究人类学和历史学，做《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看作晚年时期。最后，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哲学，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书斋中的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思想指导了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列宁、毛泽东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从事革命实践的、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伟人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和邓小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则备受争议。
3.4 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到底什么是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以文本否定实践或者肯定实践，通常学界一说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到文本中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太多太多的话，理解者又可以从不同角度发挥，由此既可以否定实践中的任何做法，也可以肯定实践中的任何做法。历史上，不少本本主义者挑战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本本主义者挑战邓小平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有很多用马克思文本肯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是以实践否定文本，每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本关系不大时，实践界就批判教条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方法和指南。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则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两种情况都会让马克思主义没有标准，马克思主义成了让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既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又要克服马克思主义橡皮图章化，我们就需要设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既不能没有标准，标准也不能太多，标准越多，标准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标准要尽可能少，最好只要一条标准。对于自然哲学来说可以只有一条标准，但对于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等社会类哲学来说，既涉及价值又涉及方法，需要两条标准，一条是价值标准，另一条是实现标准。价值标准和实现标准分别是目标和手段，不属于同一类，所以基本上不会冲突。例如，洛克主义的价值是个人自由，实现是私有财产权。卢梭主义的价值是平等，实现是人民主权。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标准是：价值为人类解放，实现为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实践哲学。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政治解放：“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36]实现了政治解放，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和特权，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自由，并没有实质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自由。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并批判鲍威尔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混为一谈。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不是实践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不把感性“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直观的唯物主义“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同时，马克思明确了实践在他的新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7]列宁也坚持“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8]《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的基石，《实践论》的地位更高。毛泽东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9]
实践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两条被揭示出来：“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0]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是政治解放的哲学和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和人类解放的哲学。由此看来，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不直接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却是明确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实现政治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事业，最终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经过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阶段。[41]邓小平理论着眼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包括“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如何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消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的不足，建构符合实现人类解放价值的社会主义哲学是摆在中华学者面前艰巨而光荣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本人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现代科学的进步。
第4章 现代科学的新认识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界就有这种论调。在中国哲学界，梁漱溟、季羡林、李泽厚、杜维明等就不同程度有这种看法。在民间，这样的声音就更普遍，尽管这种表达有可能是情感的表达或者愿望的诉说，也有可能是理性的预测，不一而足。[42]事实上，尽管外国政要学者普遍唱衰中国，但也有外国人看好中国，例如美国投资家和金融学家罗杰斯就说“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43]当然，外国人到底是真心实意赞美中国还是捧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鲁迅早就有《骂杀与捧杀》[44]一文。事实上，无论是哲学还是制度，都有古今中外之分，西方有古今之别，中国也有古今之别，但绝大多数中外学者都集中在中外之分，并没有注意古今之别。在哲学上，古代中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中国则是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制度而言，尽管中西古文明没有较量过，但人们普遍认为，自秦皇汉武奠定的郡县制大一统优越于西方封建制，[45]中华古文明在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竞争中不堪一击是铁定的事实，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华新文明在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竞争中是否会胜出。现代科学到底支持的是中华传统哲学、西方传统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探讨，是因为“今日之哲学若想取得成果就必须与经验科学紧密合作”。[46]
4.1 西方近代科学的观念
西方传统哲学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之上。在经典力学中，如果已知一个运动物体的当前状况与它所受的作用力，人们便可以预测它的未来路径，发现它过去的历史。例如，我们可以预言一切行星的未来路径，对日全食、月全食的精确预测就是典范。经典力学的成功扩展到物理学的所有分支，可以用代表吸引与排斥的力的作用解释一切现象，两种力作用于不可改变的粒子，大小仅仅取决于距离。不仅仅是物理学，由经典力学产生的决定论和还原论深深影响着其他科学和西方人的思维。第一，人们认为最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单位是原子；第二，人们接受一种严格的决定论，认为一切自然进程都是受一种严格的因果律决定的；第三，人们认为物质是存在物的最后和最简单的要素，并且试图借此来解释一切现象。[47]这样的自然科学思维扩展到其他一切领域，形成了西方哲学的还原论思维和唯物与唯心非此即彼之争。
4.2 现代科学的新认识
在西方哲学仍然停留在二值逻辑和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思维时，二十世纪的科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几乎所有科学的发展都已经打破了西方哲学传统，最重要的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让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大大不同于过去，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要么停留在具体科学的哲学要么只是批判西方近代哲学的后现代哲学，都是碎片化的。事实上，基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可以建构统一的哲学体系。
第一是相对论让我们对时空的哲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机械论应用于电现象和光学现象时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个运动的电荷能对磁针发生作用，但作用力并不仅取决于距离，同时也取决于电荷的运动速度。这个力既非排斥力也非吸引力，其方向与连接磁针和电荷的连线垂直。光到底是微粒还是波？物理学界基本上相信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引入场的概念来解释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认为，在描述物理现象时，最重要的既不是电荷也不是粒子，而是电荷与粒子在空间中形成的场，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或许并不是物体的行为，而是在它们之间的什么东西的行为，这一理论事实上将关系引入了物理学。场的概念引发了描述电磁场结构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成为电现象、磁现象和光学现象的指导理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脱胎于场的问题，突破了经典力学中时间与空间相互独立且无关的假定，提出“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就是一个四维时空连续体”的命题。[48]直线被称为一维的、平面被认为是二维的、立体被认为是三维的，加上新的一维时间，就成为四维时空。相对论的发展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狭义相对论，只能应用于惯性坐标系，即牛顿建立的惯性定理在其中有效的坐标系。狭义相对论基于两大基本假设：物理学定律在所有相互做匀速直线运动的坐标系中有效；光速永远不变。根据这两大假设，狭义相对论推导了运动中的量杆与时钟的性质，它们取决于速度、长度和节奏变化等，并得到了实验的完全证实。相对论改变了经典力学定律——如果运动粒子的速度接近光速，旧定律就不再适用了——通过实验，相对论重新建立的运动物体的新定律得到了辉煌的验证。狭义相对论的进一步推论是质量与能量之间的联系。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是：E=mc2。质能方程表明，质量就是能量，能量具有质量。通过新定律，质量与能量的两个守恒定律得到统一，成为单一的质能守恒定律。相对论发展的第二步是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更深刻地分析了时间-空间连续体。广义相对论不再局限于惯性系，并认为“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相等”这一事实至关重要，而非经典力学所认为的只是巧合。广义相对论的实验结果只与经典力学的结果略有差别。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进行比较，这些结果都在测试中得到了实验的证实。[49]霍金在著名的《时间简史》中总结了时空观念在物理学中的变化。牛顿运动定律使在空间中的绝对位置的观念寿终正寝，而相对论则摆脱了绝对时间的束缚。想象有一对孪生子，让其中一个孩子去山顶上生活，而另一个留在海平面。第一个孩子将比第二个老得更快，因此，如果他们再次相会，第一个孩子会显得比另一个较老一些，尽管差别非常小。如果其中有一个孩子在以接近光速运动的航天飞船中进行长途旅行，这种年龄差别就会大得多。当他返回地球时，他会比留在地球上的他的孪生兄弟年轻得多。在相对论中没有唯一的绝对时间，相反，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测度，这依赖于他在何处并如何运动。1915年之前，空间和时间被认为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固定舞台，而它们不受在其中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即便在狭义相对论中，这也是对的——物体运动，力相互吸引并排斥，但时间和空间则完全不受影响地延伸着。然而，在广义相对论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则变成为动力量：当一个物体运动时，或一个力起作用时，它影响了空间和时间的曲率；反过来，时空的结构影响了物体运动和力作用的方式。空间和时间不仅去影响（每一件事），而且被发生在宇宙中的每一件事所影响。[50]
“哲学，只有同实验科学牵手并进时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就。时间研究的领域就是这种合作的典范。”[51]相对论让我们对时空的哲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使我们从空间实在论和时间实在论转变为时空关系实在论。牛顿是空间实在论者和时间实在论者，在他眼里，空间和时间不是像石头或树木那样的物质，而是独特的一般实体，也就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它们本质上是容纳物体和事件的通用容器，因此其本身既非物体或事件，也非由物体或事件组成的，但它们是真实不虚的，是其所容纳之物的可能性的先决条件。牛顿之所以主张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描述运动的普遍规律。运动定律指出，相对运动不具有普适性，因为相对运动参照的是其他物体的运动。用作用力来解释运动中的变化（比如加速度）是牛顿体系的核心，这反过来又强调了绝对运动，因为相对运动并不要求对某个特定物体施加作用力。如此，必须假定一个固定不动的真实空间。此外，由于任何运动——比如地球的旋转——都可以是不规则的，因此运动定律中涉及的时间就不能依赖于任何特定物体的运动。这样一来，要使牛顿的整个理论得以成立，就需要假定一个独立于任何物体运动的度量——绝对时间。“真正的”时间意味着一个真实的、独立的实体，它为度量运动提供了一个普适的、客观的基础。相对论打破了空间实在论和时间实在论，而代之以时空（space-time）。1908年，闵可夫斯基推导了时空的数理表达：“从今以后，单独的空间和单独的时间注定要消失为阴影，而惟一继续存在的是两者的融合体。”[52]观察者的参照系不同，相应的空间量和时间量也不同，但有一个不变的量（称为时空间隔）可以根据观察者的参照系以无数种方式分解成空间和时间的间隔。时空一体如此有用的原因在于：尽管不同的观察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分割空间和时间，且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经历的路径取决于其各自的视角，但所有这些路径都可以用数学语言在四维时空中表达。处于不同惯性系中的观察者——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在事件的时间间隔问题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空间间隔问题上也同样如此，由于在任意惯性系中光速都为常数，空间距离就可以用光从一点到另一点所需的时间来表达，“光年”（也就是光在真空中一年间所移动的距离）的概念由此而来。这就意味着，时间间隔的测量和空间间隔的测量之间存在深层次的联系。如果牛顿和爱因斯坦在何为时间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他们对空间距离的解读也必然不同。时间流逝一年在他们各自眼中会有不同的含义，牛顿测定的一光年和爱因斯坦测定的一光年肯定不一样。然而，当确定了空间间隔或时间间隔后，所有混乱都将不复存在——时空间隔对于所有观察者而言是一致的：一名观察者在某个惯性系中可能观测到两个事件之间的空间间隔较小、时间间隔较大，反之亦然，如此一来，空间间隔和时间间隔的有序变化就合成了各事件之间统一、普适的时空间隔，使得所有观察者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单独的空间和单独的时间都不能独立存在，但空间和时间的结合体——时空——将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留存下来。[53]
相对论揭示时间与空间不能再单独存在，而是时间与空间一体形成时空结合体。空间是静态的、对称的，那么时间是否也是静态的、对称的呢？时间到底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或者说是有时代的还是无时代的？解答这个问题有动态时间理论（也称为时态时间理论）和静态时间理论（也称为无时代时间理论）。动态时间理论认为时间与空间不同，是在流动或形成之中，是动态变化的实体，未来是不确定的、开放的，由此充满了可能性，随着时间过去，这个世界在众多可走的路上选择了一条，如此，过去得到确定，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相遇的瞬间。世界就像是一颗长满分枝的树，这棵树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静态时间理论认为，时间就像空间，不存在生成、分叉、流逝，可以用表述空间的方法来表述时间。根据静态时间理论，时间顺序存在，动态变化（即涉及时间流逝的变化）则不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主观看法，没有特殊的时间点，正如没有特殊的空间位置，“当下”这个时间点和“此处”这个空间位置一样，都是主观的东西。变化只不过意味着世界在某一个时刻处于某一种状态，在后一个时刻处于另一种状态，一切事件都不受时间影响地存在于永恒的、不变的顺序之中。这种与现在论直接对立的观点被称为永恒论。按照永恒论的看法，在任意给定时刻，人不是整个存在的，我们就像四维蠕虫那样在时空中伸展，在任意时空点上只有我们的一部分或一个时空片段不受时间影响地存在着。[54]动态时间理论符合人对时间的直觉，而静态时间理论有点反常，但相对论否定了动态时间理论并支持了静态时间理论。按照相对论，所有的事件，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在某个参照系下都可以是现在发生的。没有真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不会流逝，也不会有动态变化。同样，关于时间之矢的论证表明，所谓时间方向性也仅仅是基于习惯，乃是人类心理的产物。把某个事件当作过去的、现在的或未来的，只有从某个特定观察者的主观角度出发才有意义。科学解释的核心涉及原因的观念和因果律。按照静态时间理论，任何事件都可以仅仅是潜在的或待定的。无论何时，一切事物都仅是其所是，因此，任何关于所谓未来事件之可能性的判断，只不过是一种从我们有限视角出发对永恒的现实做出的陈述而已。素数序列具有这样的性质，自欧几里得就已经证明了素数的个数不是有穷的，但是两千多年来数学家企图找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或者其中部分无穷素数的通项公式都失败了。[55]我们根本不知道第N个素数是什么，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寻找。素数非有穷序列与偶数无穷序列等是不同的。[56]无理数的小数展开同样提供了例证，圆周率（π）的小数展开3.141592653……计算到哪一位才知道该位具体为何。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021年8月17日的报道，瑞士研究人员使用一台超级计算机，历时108天，将π计算到小数点后62.8万亿位。我们可以一直计算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圆周率是无穷不循环小数，更确切地说是非有穷小数。
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变化、时间流逝、期待、悔恨、因果关系和概率，然而，相对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或者主观的。动态时间理论符合直觉但被相对论否定，静态时间理论不符合直觉但被相对论支持，我们到底应该接受动态时间理论还是静态时间理论呢？巴登的观点是将静态时间理论看作科学，而将动态时间理论看作心理投射式的、感知的或者情感的。巴登用通俗语言表达了他的观点：我在喝咖啡，我认为我的杯子在此处。“此处”绝非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因为宇宙对任何事物都不会有此处或彼处的区别，只要我们从宇宙的角度出发，事物就只是在其所在之处。但对于处于某个特定地点、某个特定时刻的我而言，此处与彼处的判断却可以指导我的行为。按照爱因斯坦和苏格兰哲学家麦克塔加特的观点，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赋予其特殊意义的这个当下既不特别也不在运动。但是，现在是何时，虽然从客观角度而言毫无意义，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却很重要。我对于此处和此时、（主观的）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不仅解释了我的行为，也可解释我的情感；这种看法构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体验的本质。如果我们完全忽视这些个体感受，只从客观的宇宙角度去评判事物，就会错过某些重要的东西。首先就是，我们将无法生活。[57]我们知道素数序列是非有穷序列，却仍然兴奋地计算着更大的具体素数，而且还认为是“成就”。同样，我们也知道每个人迟早都会死，但我们每时每刻仍然快乐地去努力学习、工作和生活，正是不同的时空经历成就不同的人生。巴登的客观与主观之分有意义，事实上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并没有否定对于某个特定观察者，比如爱因斯坦本人，把某个事件当作过去的、现在的或未来的主观角度的意义。相对论所揭示的只是对于所有观察者来说，过去、现在或者未来，此处或者彼处没有意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对于爱因斯坦和牛顿来说的时空与对于孔子和老子来说的时空可以是不同的，仍然分别具有主观性的意义，只不过这里的主观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两个人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两个人所共同认知到的称为客观，不过我们需要意识到这只是属于两个人的客观，再扩展到第三个人时，第三个人可能会认为两个人的看法是主观的。相对论所揭示的时空关系实在论对于所有人都成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客观的。我们可以将静态时间理论当作本体论，而将动态时间理论当作认识论。本体论是本然存在的，认识论是主体对存在的认识。时空关系实在论是本体论，而认识论涉及各个主体的认识，不同主体的认识会有差别，从而就会出现不同的认识论。基于相对论的四维时空一体，我们提出的四元论是本体论，因为不同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别，在认识论层面会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和四元论。
第二是量子力学挑战了决定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时空关系实在，事实上也揭示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否定宇宙的决定论解释。量子力学对西方认识论的挑战主要是决定论，也就是“上帝到底是否掷色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晚年努力建构的统一场论的回答是“否”，而量子力学的回答是“是”。1900年，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来解释黑体辐射，他认为，光波、X线和其他波不能以任意的速率辐射，而必须以某种称为量子的形式发射，并且每个量子具有确定的能量，波的频率越高，其能量越大。量子论的问世使海森堡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海森堡认为，不能同时准确测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也就是说，一个人对粒子的位置测量得越准确，那么他对速度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掷骰子的，而测不准原理却告诉我们上帝是掷骰子的。量子力学揭示，我们的世界是个量子的世界，不确定才是世界的真理与主旋律。霍金指出，“不确定性原理（即测不准原理）对我们的世界观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不确定性原理使拉普拉斯科学理论，即一个完全宿命论的宇宙模型的梦想寿终正寝：如果人们甚至不能准确地测量宇宙的现在的态，就肯定不能准确地预言将来的事件了！”[58]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为了解释量子现象的主要特征——波粒二象性而提出互补原理，认为微观粒子同时具有波动性与粒子性，而这两个性质是相互排斥的，不能用一种统一的图像去完整的描述量子现象，但波动性与量子性对于描述量子现象又是缺一不可的，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用这种既互斥又互补的方式，才能提供对量子现象的完备描述。互补原理是玻尔对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作出的哲学解释，也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基本观点。玻尔亲自设计了自己的族徽，其中心图案采用了中国的“太极图”，以形象地代表他的互补性概念，而族徽上的拉丁文译为中文就是“互斥即互补”。玻尔的互补原理对西方认识论的颠覆是根本性的。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认为“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绝不能形成一个统一原理……和相对论过去对时空概念的批判情况比较起来，这些原理与经典物理原理的距离要大得多，它们不仅意味着从因果律过渡到了几率律，而且意味着我们要修正哲学上关于观测之外客体的存在问题的观念，甚至要修正逻辑原理，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关于知识的理论基础。”[59]赖欣巴哈用三值逻辑作为玻尔-海森堡解释的逻辑基础，突破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基石——非真即假的二值逻辑。[60]在经典物理学和相对论中，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必然性因果关系，通过还原论都能够还原为一种物质或者引力波，关系在物理学中没有地位。量子力学将几率律引入物理学，将量子规律放在被观察者与观察者的关系之中，扩展了关系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相对论的哲学基础是时空关系实在论，而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是事物关系实在论，这两个实在论为四元论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
第三是现代科学开启了对数学基础和逻辑基础的新需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现标志着机械论的衰落和必然性因果律的局限性，开启了对新的数学基础和逻辑基础的需求。赖欣巴哈突破经典二值逻辑，试图用三值逻辑为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解释奠定基础，二十世纪数学和逻辑的进步则提供了更多方面的认识。数学和逻辑通常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确定的和完美的，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二十世纪初，数学基础有三大学派，分别称为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希尔伯特是形式主义的领导者，形式主义者认为，数学本身是一堆形式系统，各自建立自己的逻辑，同时建立自己的数学；各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公理，自己的推导定理的法则（如关于相等和替代的法则）以及自己的定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形式系统的相容性如何证明？如果出现了矛盾，形式系统的价值就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由矛盾出发可以推出任意命题。几何的相容性可以化简为实数理论的相容性，而实数理论的相容性又可以转化为整数理论的相容性。这可以说是数学中的还原论。哥德尔在1931年证明了不完备性定理，他在第一篇论文中证明了包含逻辑和数论系统的一个系统的无矛盾性是不可能确立的，也就是说，数论的相容性用元数学所容许的狭义逻辑是不可能确立的。哥德尔进一步证明了：如果一个足以容纳数论的形式系统T是无矛盾的，并且算术的形式系统的公理都是T的公理或者定理，那么T就是不完备的，例如，哥德巴赫猜想是数论系统中的命题，它有可能是真的，但永远证明不了。直觉主义派主张，已经在系统中证明为真的才是真的，已经证明为假的才是假的，既没有证明为真也没有证明为假的暂时不说。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隐含的意义在于，不仅是数学的全部，甚至是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分支也不能用一个公理系统概括起来，因为任何这样的公理系统都是不完备的。总之，公理化是有限度的，还原论是有问题的。美国著名数学家外尔一开始是形式主义者后来成为了直觉主义者，他恰当表达了数学家为数学寻求坚实基础的努力：“关于数学最终基础和最终意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不知道向哪里去找它的最后解答，或者根本就不能期望会有一个最后的客观回答。‘数学化’很可能是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像语言或音乐一样，具有原始的独创性，它的历史性决定不容许完全的客观的有理化。”[61]克莱因是数学家和数学史家，他在一本标题为《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中也表达了数学的非确定性。
经典逻辑，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必然地得出”的二值逻辑曾经被认为是唯一的逻辑，但二十世纪逻辑学家的逻辑观念已经大大扩展了，逻辑学家认为，二值逻辑只是逻辑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仅仅适用于经典数学和经典物理。三值逻辑、四值逻辑……无穷值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探效逻辑、直觉主义逻辑、[62]各种非形式逻辑，当然还有传统的归纳逻辑、辩证逻辑等等，都被不同程度的接受，应用于不同的领域。
第四是神经科学的成果揭示了身与心关系的复杂性。1995年，美国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出版了一本《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63]从1848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位25岁建筑工人菲尼亚斯·盖奇的不幸出发，加上一些最新的神经科学的成果得出一种极端的哲学。盖奇脑部严重受伤，因为一根铁条穿进了他的头部，但还能说话和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可以信赖的和友善的人变成了一个情绪变化无常的和无法令人信赖的人，一个喜欢吵闹的人和酒鬼。达马西奥从这件事情得出的结论是：盖奇的脑部受伤没有造成他的记忆和语言的丧失，而是改变了他的人格，造成了他的道德堕落。达马西奥进一步得出：不仅人的知觉、认识和意志行为，而且人的情感也会受到神经和化学药物的控制。事实上，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笛卡尔的二元论是错误的，因为身心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笛卡尔自己也不例外。笛卡尔认为，“自然也用疼、饿、渴等等感觉告诉我，我不仅住在我的肉体里，就像一个舵手住在他的船上一样，而且除此而外，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像一个整体一样地同它结合在一起。”[64]盖奇的性格和道德滑坡到底是脑部铁条产生的还是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变化导致的，这里的因果关系是存疑的，而达马西奥利用他的神经科学家身份过于演绎了，关于身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到2012年为止，神经生物学的结论是“关于神经系统和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迥然不同于物理学、化学，乃至一般来说生物学中的那些问题。不仅是本书（《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的读者能指出我们知识和理解上的重大缺陷，连科学圈之外的人也知道，我们并不了解高级功能（如意识、学习、睡眠）的机制，不了解协调运动如何产生，甚至不了解一个人如何随意地弯曲其手指。”[65]总之，即使是神经科学家所做的关于大脑与意识的分析，至今为止也只是哲学探讨，而非科学知识，既然是哲学探讨，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们比较认同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的身心相互作用论。埃克尔斯接受进化论，认为大脑一直在进化，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进化的结果。埃克尔斯引用并认可波普尔的观点：“意识在动物王国里的萌发是和生命本身的起源同样巨大的未解之谜尽管谜底尚未解开，但我们可以假定，意识是进化的产物，是自然选择的结果。”[66]
第五是因果关系新科学为强人工智能提供了可能性。对任何人工智能来说，反事实问题都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这类问题也是推动人类认知力和想象力发展的核心，其中前者（即想象不存在之物的能力）使我们成为人类，后者使科学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让机器人回答“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或者只是试图让它们理解此类问题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用因果模型武装它们，并教它们学会如何回答反事实问题。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朱迪亚·珀尔在贝叶斯网络开创性研究之后只身创立了因果推理模型。[67]珀尔将因果关系分为三个层级：观察能力(seeing)、行动能力(doing)和想象能力(imagining)。观察能力是发现环境中的规律的能力，许多动物和早期人类都具有这种能力。行动能力涉及预测对环境进行刻意改变后的结果，并根据预测结果选择行为方案以催生出自己期待的结果，对工具的使用（前提是使用是有意图的，而不是偶然的或模仿前人）可以视作达到第二层级的标志，只有极少数物种具有这种能力。珀尔认为，即使是工具的使用者也不一定掌握有关工具的“理论”，工具理论能够告诉人们为什么这种工具有效，以及如果工具无效该怎么做，为掌握这种理论，人们必须有想象力，这就是因果关系的第三层级。第三层级至关重要，为人类发起农业革命和科学领域的更深层次的革命做好了准备，使得我们人类对于地球的改造能力发生了巨变。贝叶斯网络适用于一个所有问题都被简化为概率或者变量间的关联程度的世界，它无法自动升级到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二层级或第三层级。珀尔在1991年提出“图—手术”，使得贝叶斯网络能够像处理观察信息一样处理干预信息，1994年再次修正使得贝叶斯网络能够应对反事实问题。因果推理可以让智能机器使用我们的语言与我们交流策略、实验、解释、理论乃至遗憾、责任、自由意志和义务，并最终让智能机器做出自己的道德决策。至此，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即强人工智能的实现就具备了可能性。
第六是生物学和古人类学揭示合作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论和西方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立宪制被很多人称为是人类的本性。然而，美国古人类学家塔特索尔、英国进化心理学家邓巴和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都证明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不是对立而是合作。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体格更强壮和脑容量更多的尼安德特人的根本原因在于智人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人类建构市场、企业、政府、货币等社会实在来凝聚更多的人群。美国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的研究表明：“纵观整个世界的历史，无论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生物的进化，还是从蚁冢、村庄到城市的发展，合作始终是创造性的源泉。没有了合作，进化中的建设性和复杂性也将不复存在。”“通过合作，进化中才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一面，从基因到有机体，从语言到复杂的社会行为。合作就是进化的总设计师。”[68]诺瓦克认为，人类是通过五种合作机制进行进化的。真正的人性不是对立或者冲突属性，而是合作属性，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在于能够有效凝聚人群的进步。
第七是科学认知和社会心理都突破了只有男性与女性的认知。通常我们将世界上的人分为男人和女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这种经典的分类仅仅是根据性染色体决定的，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分类方法。事实上，不同的视角得出的性别分类是不同的，现在有人按照基因性别、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生殖器性别、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来进行分类。在基因层面上，一般把SRY基因作为性别确定的基因，即具有SRY基因，则发育成男孩，不具有SRY基因，则发育成女孩。最新研究发现，SRY基因只是影响性别发育的诸多基因之一，目前已经发现十余种与性别发育相关的基因，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发育阶段对胎儿的性征发育进行调控。任何阶段出现问题，均会引起性发育异常，使孩子出生后表现出性征模糊现象。一个人性格上的性别特征则与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由于生理基础的存在，性别表达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越来越多样化。例如，在Facebook网站上，2014年注册信息中的性别选项就多达71种，到2018年，性别选项多达112种。严格来说，除了绝对男性和绝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水平外，其余的性别差异实际上都处于性别的模糊区域。有些人是男性的身体，但心理是女性化的；有的是女性的身体，心理是男性化的；有的是生理双性人；有的是心理双性人；有的人的性别认同与自己的生理特征正好相反，有的人的性别表达可能男女重叠。生理性别特征只是基础，心理影响、环境塑造和影响也很重要。正是因为生理和心理性别的多元化，为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提供了依据。[69]所谓“同性恋”或者“同性婚姻”中的“同性”只是按照传统的男性与女性二元划分是同性的，如果我们扩展关于性别的分类，所有所谓“同性恋”或者“同性婚姻”都是“异性恋”或者“异性婚姻”。
第八是心理学的进步让关系实在或者社会实在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国心理学家格根指出，视人为单独分离的个体、置思考和感觉的能力于个体生命的核心、珍视自主行动的观念仅仅产生于近代，事实上的复杂的人及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在最大程度上被个体理性取代。近代个体理性崇尚者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理性的力量，我们有权挑战任何权威（宗教或者其他力量）来宣告何为真实、合理或是何者有益于全体。启蒙运动的观点自此开始被用来为现代民主制度、公共教育和司法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我们渐渐接受了将个体理性作为人的自然状态这一观念。[70]这种个人主义生活只是西方集体建构的结果，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这种建构对我们造成限制、压迫和破坏，我们可以创造新的替代品。”格根提出“以关系的视点取代有界自我的假设”，也就是以关系存在替代有界存在或者独立存在。他认为，事实上，所有可理解的行动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关系过程中产生、维持和/或消亡的，没有孤立的自我或完全私有的经验，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构成的世界。地球未来的福祉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滋养和保护关系的生成过程，而不是滋养和保护个体。[71]关系存在或者关系实在理论已经成为心理学的主导范式。2006年出版的美国《儿童心理学手册》就是以关系实在理论建构的：发展系统理论是以某种人类发展的关系元理论为理论框架的，关系元理论拒绝了所有将人类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和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加以分离的做法，而是以系统综合或者整合取代将发展系统进行两分或还原论式的划分的做法。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存在，而是在相互依赖的不同组织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构之中。[72]
美国科学家斯皮维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对“你是谁”进行了研究。斯皮维认为，构成“你”（一个人）的东西首先包括你大脑中用于推理的部分，也就是“我思故我在”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如此密切地关联乃至依赖于大脑中用于感知和行动的那些部分，以至于后者也必须参与构成“你”。科学发现揭示，你的周围神经系统、肌肉、关节，甚至是肌肉中的软骨都能传递海量的信息模式，这些信息模式关联于对你的身体施加作用的各种力，也就是说，你的整个身体都在为你思考，至少是做“一些”思考，由此它必然也是你心智的一部分。当你一把接住来球，或一脚踩下油门时，这些外部事物也成为你的一部分，同样，那些与你紧密关联的他人也成为你的一部分，同理，你的爱犬和种在园中的花花草草及其土壤、地球、太阳、宇宙也会成为你的一部分，由此，你是整个宇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结论已经与中国人一直崇尚的“天人合一”没有什么区别。斯皮维从灵魂到前额叶、从前额叶到全脑、从全脑到全身、从全身到环境、从身体到环境、从环境到他人、从他人到众生、从众生到万物，通过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成果一步步推理得到了对作为一个人的“你”的认识：你是这个世界上任意一场社会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是否采取行动以及采取哪些行动，都将作为内因共同决定这颗星球及整个太阳系未来几千年的命运。每个人都参与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未来，你的行动（不论你是否采取行动）将参与决定整个人类留给后世的遗产。这种与万物的一体性让我们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地球及其命运的一部分，都是银河系已知区域内唯一有自我反思能力的物质集合的代言人。[73]斯皮维所揭示的“你”有一个从内往外扩展的过程，无论从空间距离还是影响度来说都是一种层次性的关联性：你的前额叶和全脑对你来说毫无疑问处于核心位置，你天天相处的伴侣亲人和起居房屋也会构成你最重要的部分，你与遥远的空间及其陌生人之间尽管有关系，但关系很小，你对银河系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斯皮维的结论对西方人来说可能难以接受，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显然的，只不过是为人是生活在“域境”(contextualized)之中的关系体提供了科学支持。长期研究中西方比较哲学的美国哲学家安乐哲认为中西哲学的区别关键在于对“人”的观念有别。西方哲学中的“人”是一个概念，是抽象的、单个个体的、非内在关系的、独立本质的，是与别人没有内在联系的，不变的本质存在。而儒家的“人”是在特殊境况之中，在各种关系形态中的，一个人与生俱来就落在一个特定文化的群体中被抚养成人，使用它的语言，根据其价值观、宗教倾向、习俗、礼法与惯例，秉持怎样做人和如何行事。“你”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认同”，“你”是“你”同自己所生活的特殊环境中的他人他物的关系及其因此“你”所具有的各种身份或“角色”，这些关系及其身份或角色交织在一起成就每一个独特性的“你”，而且是在变化之中的。[74]
第九是现代科学对人性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常言道：“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确实是动物，但是高级动物，社会动物，与兽类有别。人性分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现在可以归到基因差别。除了同卵双胞胎之外，任何两个人的DNA都是不同的。[75]同时人类的DNA与动物的DNA相似程度非常高，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从智人灭掉尼安德特人成为地球的主人以来，也就几万年时间，人类从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再到现在的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这样的进步可以说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而且人类已经走向太空，可能会成为宇宙的主人，然而，动物的变化却非常小。决定人类与动物的巨大区别的是人的社会属性，真正的人性是社会性，而非自然性。中西人性上的区别是社会性区别，而非自然性区别。现代考古学的成果表明，中国与西方同宗同源，都是智人的后代，基因和智力也没有特别的区别，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与西方人认识世界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区别呢？美国生物学家里克森和人类学家博伊德对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文化和基因共同演化的双传承理论。[76]双传承理论建立在达尔文的“种群思维”理论基础上。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把物种看作不会变化的基本类型，就像几何图形和化学元素一样，达尔文意识到，物种是一群携带着“一池”随时间变化的遗传信息的有机体。为了认识一个物种的特征，生物学家必须明白在个体生命中日复一日发生的事件是如何塑造这个信息池的：它们使得物种中的某些变异成员存活并扩散开来，而其他的则趋于消亡。达尔文认为，当个体携带了某些有利于存活或繁殖的变异时，这些变异就会通过自然选择过程扩散开来。类似的，里克森和博伊德认为，文化是能够影响个体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教学、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传递从物种中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也就是道金斯说的模因。信息是任何一种心理状态，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例如价值观、知识、技能和态度，这种心理状态通过社会学习被个体所获得或调整，并影响着个体行为。文化由人类教师有目的性地教授、由学习者有目的性地习得，并在人类大脑中被储存和操作。文化是群体中所有人的大脑演化而来的产物，这些大脑被自然选择过程塑造成适宜学习和掌控文化的，这些能够创造文化的大脑是两百多万年演化的产物，这期间大脑的容量和文化的复杂性都在或多或少地逐渐增长。大多数文化差异是由储存于人类大脑中，并通过学习他人而获得的信息所引起的，不同文化群体中人们的行为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不同的技能、信念和价值观，每一代人都从他们身边的人那里获得信念和态度，从而使这些差异能延续下去。自然选择、突变和漂变决定了基因的频率，而自然选择、引致变异和各种各样的传递偏倚都会影响文化变异的分布。这两个过程并非相互独立，这个共同演化之舞中的每一方都会影响对方的演化动态。由基因演化出来的心理偏倚会引导着文化演化向增进基因适应度的方向发展，而文化上演化出来的特质则会在很多方面影响不同基因型的相对适应度。[77]因此，与那些决定了基因变异的演化过程相比，决定文化变异的演化过程同样真实而重要，这些文化演化形成的环境还会影响自然选择对基因的偏好。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从文明与本能角度论证了人性的两面性，类似于荀子的人性二元论。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为什么有战争？》（1932年）中阐释了他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是追求幸福，但人们必须重视人类本能的事实，即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性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文明是人获取的知识、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规章制度的统一体。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的力量被群体的力量所代替，同时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本能进行限制，控制人的攻击性。社会文明与人的本能永远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即社会文明既对人类有益，又是对人性本能的否定。[78]弗洛伊德还说：“从猿进化到人，需要几百万年；而从人退化到猿，却只要几分钟。”[79]文明的进步是缓慢的，但退化是容易的。马克思的人性观也是变化人性观，马克思反对将人性看成固定不变的观点，认为个人可以通过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劳动）自由地创造并改变他们的本质。[80]正是社会属性上，中国人与西方人有较大的区别，进而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选择和思维方式、逻辑、哲学上产生巨大差别，而且人与制度之间是互动的，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采取不同的政治制度，同时不同的政治制度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都是以扩张资本权力为目标而建构的人性观为基础的，[81]不符合现代科学和常识对人性的认识，现在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4.3 复杂性时代需要生物学思维
生物学思维和物理性思维分别是解释世界的两种不同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系统，生物学思维适用于复杂生物系统，生物系统通常比物理系统更复杂。在物理世界，系统的组成部分一般是相同的，在整个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往往是统一的；在生物系统中，系统的组成部分不仅仅类型繁多，而且涉及很多层级，生物系统中的每个组成部分不但各不相同，而且还很难从整体中被单独拆解出来。更重要的是，生物系统是有历史的，生物系统之所以会呈现出复杂的结构，正是因为系统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历史路径，而且，在漫长的进化进程中，历史路径还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以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已经成为信息社会的纽带，交通工具的便捷也为全球人员的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说全球已经形成了复杂一体的网络。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技术革命，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巨大改变。布莱恩·阿瑟认为，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而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集、被集成）而来的。也就是说，新技术是由其他技术构成的，新技术产生于其他技术的组合，如此一来，技术就具有自我创生、自我创造的特征，具有进化的特征。我们正从一个用机器强化自然的时代（提高行动速度、节省体力、织补衣服）到达了一个用机器来模仿或者替代自然的时代（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身体植入）。随着我们学习、应用这些技术，我们渐渐从应用自然，发展到直接去干预自然。[82]阿瑟由对技术本质的考察进入到对经济复杂性的研究，提出了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杂经济学理论。在阿瑟看来，经济行为主体，不管是银行、消费者、企业，还是投资者，都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市场行为、购买决策和价格，并做出预测，以便适应所有这些市场行动（或决策、或价格、或预测）所共同创造的市场形式。经济已经成为复杂系统，多样性、历史性、复杂性都是经济的基本特征，新古典经济学的超理性静态均衡假设严重脱离经济现实，必然被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收益递增经济学、进化博弈论和复杂经济学所替代，复杂经济学关注模式形成、结构变化、创新，以及永远的创造性毁灭的后果。阿瑟预言，所有学科都将经历重大转型：从将世界视为高度有序的、机械的、可预见的、在某种程度上静态的，转变为将世界视为不断进化的、有机的、不可预测的、处于永恒发展中的。经济，也像生物和技术一样，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按照变异、选择、放大的程序，越来越复杂。[83]拜因霍克通过与传统经济学对比，从五个方面定义复杂经济学。[84]
区分复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五个“重大理念” 复杂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动态开放的、动态的非线性系统，远离均衡状态封闭的、静止的线性系统，处于均衡状态主体单独建模，使用归纳性的经验法则来做决策，拥有不完整信息，受限于错误和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学习和适应集体建模，使用复杂的、演绎性的计算来做决策，拥有完整信息，不会犯错，没有偏差，没有学习和适应的需求（已然完美）网络清晰地模拟个体行为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假设行为主体只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直接互动（例如拍卖）涌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没有区别，宏观模型是微观层面行为和互动的结果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进化变异、选择和放大的进化过程使得系统能够创新。进化过程引发了秩序和复杂程度的变化没有内在性创新的机制，秩序和复杂程度也不会发生变化法律体系也是复杂系统，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法律的边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伸缩、折叠，变得凹凸不平或者纠缠不清。法学家波斯特和生物学家艾森认为，法律体系是一种分形结构：无论你将一个小的图形放大多少倍，依然会发现很多的不均匀，依然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进一步观测。任何的一般性规则最终都必须应对例外情况，而后者又会裂解成更多的例外和规则，从而形成越来越复杂的分支结构。他们对诉讼案件中的法官意见进行分析，并在法官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也发现了指向分形结构的特征。[85]法治也早已不是自治型的，更不是压制型的，而是复杂社会条件下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回应型法治。[86]
以关系为纽带的复杂社会也被提出来了。以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但鸦片战争之后被广泛诟病。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称为差序格局，而将近代西方社会结构称为团体格局。费孝通指出，西方与中国的不同源于西方和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西方是个人主义和团体格局，中国是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个体是针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平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意交出的一份权利上控制个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团体格局。团体格局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同时神对每个个人是公道的。而自我主义是针对外人而说的，是己对人，在自我主义下，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这样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是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而形成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整个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网络有一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不同。差序格局中，有一个核心就是“己”，其他是围绕核心的圈，有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围圈，他人在圈中的位置依赖于与“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关系是连续“己”与他人的纽带。[87]如果说传统中国是以血缘家庭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现代中国则是以血缘、地域和政治信念等综合形成的新差序格局。社会学家罗家德将信息社会理解为以关系为基本单位的复杂社会。[88]信息时代的特质是网络社会，是一个由全人类连接形成的网络结构，而不是像工业社会那样利用层级组织来管理“原子化”的个人。关系（连接）是互联网的基本单位，关系是信息社会的本质。以关系为连接会形成各种各类不同性质的小圈子和大圈子，圈子是一种具有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差序结构，在互动中自我维持秩序，自组织与正式组织有各种各样的合作与冲突，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文明时代，以关系为基本单位的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制度。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马克思”的曼纽尔·卡斯特在二十世纪末完成了探讨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实际上，卡斯特还讨论了建立在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上的政治的可能变革，卡斯特指出，在信息时代的黎明之际，合法性危机正在掏空工业时代的制度的意义和功能。在一个多边主义成为规则的世界里，民族与国家的分离，代议政治与干预政治的分离，使得自由民主所依赖的、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得到运用的政治计数单位面临被分解的命运，权力不再集中于国家、企业和符号的控制者（例如官方媒体和教会）之手，而散布在财富、权力、信息的全球网络中，在可变的几何学和非物质化的地理学系统中传播和嬗变。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权力的核心是人们的心灵，赢得了人心就赢得了权力。[89]卡斯特预言，互联网并不会带来紧密的社会网以及更平等的权利，而是会产生很多圈子，认同的力量会崛起，甚至大圈子会形成相争的派系。当前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圈子”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就是其表现。作为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主译者，夏铸九教授指出，现代社会科学崛起于工业秩序创造的巨变中，它来自西欧封建社会的废墟，而今天，巨变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再度来临。信息时代的特征正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现实。当民族国家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之全球化过程中历史地转化时，国家仍然存在，然而，国家的新形式与社会的新形式也必须重新开始摸索。[90]
自伽利略以来的自然科学成就让人们惊叹于世界的数学化、简单化和统一性，地面上的物理运动和天体系统的运行都是物理系统，理应用物理性思维。自然科学的成功让人们很自然将物理性思维应用于社会复杂系统，近代以来，主流的理论思维都是物理性思维，简单化思维。复杂时代，也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需要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工业时代是物理学思维模式，是原子式的、还原论的，复杂性时代需要生物学思维，是关系性的、整体的。[91]技术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组织系统和法律系统都是类似于生物系统一样的复杂系统，都应该采用生物学思维而非物理性思维。
总的说来，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自然界、人和社会的认识大大深化，早已经不是近代科学的二值逻辑和还原论能够解释说明的。时间与空间、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主体与环境的关系被揭示，时空关系实在论和事物关系实在论分别成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假设；规律不仅仅是必然性因果关系，也有可能是统计概率性或仅仅是关联性的规律[92]；从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到经济、社会的复杂性超出物理学思维，需要生物学思维。尽管这些成果都预示着哲学的变革，然而，至今为止，哲学界仍然在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二元思维中转圈。
4.4 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新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且只有在我们充分认识到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和认识到中华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后才有可能。二十世纪现代科学的成果是基于和超越西方近代科学成果的，而非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否定，无论是量子力学还是相对论，仅仅是证明了经典力学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而非否定经典力学，在中观层面，我们仍然是应用经典力学，但不能将它们外推到以近光速运动的事物，或者像原子那么小的事物，或者，在某些方面，也不能外推到像星体那么重的事物上去。爱因斯坦指出，我们今天比过去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最有利的环境条件下能做什么，有赖于详细而具体地认识那些条件是什么。[93]后现代是基于现代并超越现代，而非前现代，但人们常常将前现代当作后现代，因为前现代与后现代确实形似，但实质不同，在哲学上可以用辩证法的“肯定”与“否定之否定”之别来表达。
用物理性思维处理复杂系统就会对问题简单化处理。例如，假定所有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人，假定所有人都有资本自由进出市场。假定所有人都是个人主义者，那些乐于助人和从整体利益看问题的人就会被打上“伪君子”的标签，既无利又无名；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人，那些生下来就比较笨或者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在利益分配中就不会得到保障；假定所有人能够自由进出市场，那些无能力进出市场的就只能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失败者；假定所有人是机会平等的实际上漠视了事实上机会是不可能平等的，正如生下来身体就弱或者从小就没有训练机会的人不用比赛就会输给像刘翔这样的人。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有利于各个领域的强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关系性存在、生物学思维既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复杂时代应该具有的思维，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思维方式。关注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的存在、成长和利益，将所有人放在一种共同体中，马克思的“现实中的人”实际上就是关注弱者，只不过简单化为“无产阶级”了。
承认复杂性、多样性和历史性是生物学的基本思维，但认为生物学就不可能有统一的理论只不过是能力不足的表现，因为达尔文进化论、细胞理论和基因理论都是统一的理论。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普朗克在1933年2月17日在柏林为德国工程师协会的演讲中总结了科学的整体性与科学家认知的局限性：“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94]生物学思维需要建立在物理性思维之上。需要首先找必然性因果关系，找不到必然性因果关系再找概率性关系，再找关联性。
事实上，突破还原论和物理性思维，用生物学思维来看待世界，早就有哲学家在探讨。中华传统哲学的二元统一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皮尔斯的三元论和毛泽东的两点论都已经突破了二元对立论。为什么长期以来哲学变革没有形成统一的框架呢？根本原因在于一直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中打转，对立双方都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不能理解对方的合理性。现代中国学者的二元对立西化思维比西方学者还要顽固，一直在中西和古今之间的二元思维中转圈，要么中要么西，要么古要么今，将中等同于古，将西等同于今。基于现代科学成果否定了西方传统哲学后立马就高唱中华传统哲学的伟大，宣称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主导的世纪，西方哲学传统的实体本位被中国哲学家代之以关系本位，但关系本位中却不包括实体，这就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当我们将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统一起来的时候，哲学就获得了新生。
[1] 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6]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7]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8]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页。[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页。[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15] 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6] 通常认为，实无穷是无穷序列，可以像有穷序列一样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潜无穷是有穷序列，是一种一直在拓展，不可能结束的状态。柯华庆将实无穷理解为确定的状态，例如偶数无穷序列，而将潜无穷理解为通过否定而不断扩展的不确定状态，例如素数无穷序列。参见柯华庆：《直觉主义逻辑的语义基础》，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22] 柯华庆：《涵养中国社会的“共同自由”》，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28日。完整论述参见柯华庆、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23] 王南湜：《辩证法：从理论逻辑到实践智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24] 《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5页。[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26] 参见《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196页。[27] 《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4-55页。[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29]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是海涅的名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30] 本来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区分中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非常紧密，很难区分开来，本文不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与中华哲学和西方哲学比较和强调哲学特征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32] 《阿·沃登和恩格斯的谈话》，载《回忆恩格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33]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34]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35] 参见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2页。[38]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3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84页。[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41] 马克思说：“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即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42] 西化派哲学家邓晓芒一直猛烈批判这种观点。参见邓晓芒：《中西哲学三棱镜》，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43] 罗杰斯：《中国必然会崛起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载凤凰财经2017年9月10日。[44] 鲁迅：《骂杀与捧杀》，载《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11月23日。[45] 例如，断言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秦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46] 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吕叔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9页。[47] 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吕叔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4页。[48] 爱因斯坦：《相对论》，李精益译，广东科技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49] 关于相对论的介绍，参考爱因斯坦、英菲尔德：《物理学的进化》，李永学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版；爱因斯坦：《相对论》，李精益译，广东科技出版社2020年版。[50] 参见霍金：《时间简史》（插图版），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51] 巴登：《解码时间：时间哲学简史》，胡萌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01页。[52] 转引自柯文尼、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江涛、向守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闵可夫斯基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读书时的老师，受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启发提出这个想法。[53] 参见巴登：《解码时间：时间哲学简史》，胡萌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54] 参见卡兰德：《时间》，周晓青译，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35页；巴登：《解码时间：时间哲学简史》，胡萌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55] 柯华庆：《素数普遍公式寻找的“穷途末路”》，载《九江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 [56] 柯华庆：《自然数与ω-规则的哲学探讨》，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5期。
[57] 参见巴登：《解码时间：时间哲学简史》，胡萌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96页。[58] 霍金：《时间简史》（插图版），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59] 赖欣巴哈：《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候德彭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2页。[60] 赖欣巴哈：《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候德彭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02-207页。[61]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3册，邓东皋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62] 探效逻辑（Abduction）是皮尔斯最初提出来的，也被称为“溯因推理”“设证”。柯华庆首次将其定义为面向目标的推理，应用于制度设计。参考柯华庆：《论直觉主义的探效逻辑》，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直觉主义逻辑是从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中提炼出来的逻辑，不是三值逻辑。参考柯华庆：《直觉主义逻辑的语义基础》，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63] 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殷云露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64]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8页。[65] 尼克尔斯等著：《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第5版），杨雄里等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4页。[66] 埃克尔斯因在1953-1955年对突触传递的生物物理特性的研究，发现了神经元之间拟制突出活动的离子机制而获得196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埃克尔斯就人脑的演化发展出版多部著作，包括1977年与波普尔合著的《自我及其大脑》和1989年的《脑的进化》等。[67] 珀尔、麦肯齐：《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江生、于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68] 马丁·诺瓦克、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69] 例如，现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都通过同性婚姻组建了家庭。[70] 肯尼思·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杨莉萍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71] 肯尼思·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杨莉萍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72] 戴蒙、勒纳英文版总主编：《儿童心理学手册》（第6版），林崇德、李其维、董奇中文版总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73] 参见斯皮维：《万物理论》，刘林澍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版。该书英文名是《Who You Are: The Science of Connectedness》，直译为《你是谁：关于关联性的科学》，这一译名可能更能让人把握作者想要揭示的内涵。[74] 参见田辰山：《“一多不分”：安乐哲的与世界交流的有效方法（代序）》，载安乐哲：《“生生”的中国哲学：安乐哲学术思想选集》，田辰山、温海明等译，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75] DNA是染色体上的遗传物质，双胞胎的DNA有可能是一样的，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具体需要看待双胞胎是同卵双胞胎还是异卵双胞胎，比如对于龙凤胎来说，由于性别不一样，一定是异卵双胞胎，在形成受精卵的时候就是由两枚卵子分别受精而产生的两个独立的个体，这样的两个孩子的DNA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由于在早期受精卵是同一个，只是在后期受精卵逐渐分裂变成了两个，这样同卵的双胞胎无论是性别还是基因，还是相貌，甚至是性格等，都会出现非常大的相似，DNA在理论上来说是一样的。[76] 里克森、博伊德：《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陈姝、吴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77] 参见里克森、博伊德：《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陈姝、吴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页。[78] 参见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79] 转引自青理轩：《在高扬人性光辉和真理光芒的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砥砺前行》，载《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9月28日。[80] 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王虎学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81] 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我们接受这个命题，适用范围也应该适用于一切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特别是资本权力）、宗教权力、学术权力等，但通常人们认为这里的权力特指政治权力，所以西方制度只着眼于限制政治权力，限制了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就得到张扬。[82]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83] 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贾拥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关于复杂性还可以参考米歇尔：《复杂》，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米歇尔是计算机科学教授，《复杂》涉及计算、遗传、网络等的复杂性。梅菲尔德的《复杂的引擎》主要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研究复杂性系统。梅菲尔德：《复杂的引擎》，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84] 埃里克·拜因霍克：《财富的起源》，俸绪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页。[85] 转引自阿贝斯曼：《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贾拥民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46页。[86] 回应型法治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实体正义观念增强。法律推理和判决不是完全基于立法和先例，面向法律目的和价值的观念加强，更多是基于法律原则和政策；第二，法律受政治影响比较大。政治的变化性比较大，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一体化，法律制度具有开放性和弹性。参见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87]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88] 参见罗家德：《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89] 参见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90] 参见夏铸九：《信息化社会与认同的运动——中文版译者序》，载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91] 阿贝斯曼：《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贾拥民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92]复杂性时代，科学家对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关联性和因果性的关系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复杂性科学看来，偶然性与必然性并非势不两立，而是相互依存的，不是一个附属于另一个，而是在一个宇宙中作为完全平等的伙伴而存在。正如数学上承认有理数和无理数并不存在一个比另一个更有理一样，它们都是“实数”，康托尔的无限算法理论和戴得金的分划理论都肯定了有理数和无理数同时共存共同构成实数域。又例如，在生物学中有许多极为稳定的周期活动，如心脏以及内分泌等维持一个较短时期内环境稳定的系统，但是脑却不是这样。脑的功能依赖于非周期的有序性，健康的脑处于相关维数很高的状态，而患病时却会下降到较低的维数，脑电图表现出周期的节律反而是疾病的象征。脑与心是极不相同的，规则的周期在心为正常，在脑却为疾病，这也可以看作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各就各位而共存的关系的一个生物学支持。参见柯华庆：《复杂性科学时期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一个数学模型》，载《九江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6期。[93] 派斯：《上帝难以捉摸：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平》，方在庆、李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页。[94]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载《自然杂志》1990年第1期。另外参考王媛：《为一段流浪的名人名言找到故乡》，载《图书馆建设》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