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本原之传统呈现及解释

朴素的传统经济之下，人类天性与经济本原更显性呈现。从方法论的角度，首先在简单乃至真空状态下揭示事物的内核与本质，再添加其他变量，去观察复杂现象及其变化，才可避免舍本求末。[1]

1.1 朴素天性与经济本原

朴素的经济本原当然应该是人类的天性，最基本的生存要素，也可能是最容易被遗忘或被剥夺的权利。第一个层面，就是拥有财产和创造财富。传统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表现是土地私有产权与个体农民独立经营的农庄。第二个层面是其实现路径，通过各种交易去实现财富创造与增值。这些交易形式可以是代际交易，可以是生产资料与劳动的交易，也可能是强权保护与人身依附之间的交易，而市场交易则是其中不断增强和日益突出的形式。因为基于市场的交易才是平等公正，互惠互利的，并具有普适性和拓展性。

试以土地私有产权及其交易形式观之。源远流长的土地契约是私有产权凭证，以此确定土地的物理边界与田主的权利边界。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家庭经营的农庄，不足者从地权市场中获取，或租，或押，或典，或买，也可以建立同样是属于自己的农庄，同样可以视为农业企业主，成为农业时代的中产阶级。（龙2010）

凡此地权交易形式是逐渐演进发展起来的，战国秦汉时期仅存在使用权的租佃、所有权的买卖，魏晋时期出现担保物权的抵押，唐宋增加了占有权的典，明清时期又新增押租、活卖等形式（龙2013）。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使农民不同的需求与偏好更容易得到满足，系统性风险降低，个体农户独立经营能力增强。如果缺乏地权及其市场，农民难以获得经济独立，就只得依赖于政府、或庄园、或家族。

明确的土地产权是生存与发展的权益保障，是财富创造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纠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个体农户依托地权市场实现资源配置，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增强，土地产出增加。这是传统中国以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人类1/4的重要制度基础。

1.2 民间市场与基层自治

从交易与市场的层面，除了地权市场外，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商品周流各地，信息流动、资本流动也日趋活跃（李伯重1999，龙1997）。那时没有投机倒把、非法集资、雇佣剥削等禁忌和罪名。

民间自由结社也是交易的一种体现。娱乐业的组织多称为“社”,工匠行会之“作”、商业行会之“行”、“市”、“团”，金融业之合会，明清时期的地缘同乡会馆，等等。

最突出的当然是家族，广泛而普遍。家族与乡绅等群体，在“官不下县”的体制中构成基层自治的核心，基层社会形成自组织形态。[2]

1.3 集权的天然约束与有限政府

或问，中国不是专制集权吗？皇帝能允许民间这样自由吗？实际上，皇朝受到各种自然的约束。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的限制，国有金融工具的欠缺，税收征敛能力的局限，皇帝与中央从地方敛取财物的工具与能力有限，使得财富向中央集中的范围和程度都不高。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而言，越允许民间自由，政权越具有合法性——如果得到了自由，谁还会去对抗政府呢？[3]并且，让民间与基层自我管理，政府的治理成本就可以最小化。于是，在官僚体系专制与集权的同时，又是一种有限政府（C.Perdue,1987），皇朝对民间与基层社会大体采取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龙2012）。

1.4 自然秩序与治国之道

这契合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也与亚当斯密提出并被后世经济学家不断论证的“看不见的手”相通。古人所推崇的无为而治，据说就被法国学者翻译成自由放任。

司马迁提出的治国之道，至今震聋发聩：“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为国之道，应该顺着人的天性，违逆人性的政府当然是不应该存在的；强制统治不可长久；最糟糕的则是与民争利。桑弘羊、王安石让官吏坐列贩卖，政府直接从事经营与谋利以求解决财政危机，但国有经济不是传统中国的主流，相反备受诟病。“治大国如烹小鲜”，朝廷不能轻易搅动民间，20世纪中期的运动，与古训相背。

2.近现代经济的艰难转型与试错探索

2.1. 落后挨打之下的急切求索与认识误区

天朝上国遭遇19世纪经济断崖式跌落，外部冲击引发越来越强烈的反应。落后挨打，仁人志士急于探求强国富民之道。或归咎于外国资本而盲目排外；或归咎于私有制，认为是万恶之源；或归咎于自由市场交易，认为这导致经济的混乱与动荡；甚至归咎于儒家文化，五四运动痛打孔家店。

在民族危亡的困境中，集体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兴盛。人们寄望于政府控制资源与配置资源，有条不紊安排经济运行，同时，政府全面控制基层与民间。直至计划经济陷入一团死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不得不改革开放的同时，人们仍然不得其解。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两个基本性的因素一直为人所忽视。其一，落后是因为经济转型的艰难与阵痛，任何经济转型都是如此，或强或弱。从传统经济到近代经济，从农业经济到工业化，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全面而深刻，其障碍难以逾越，其伴生的痛苦也异乎寻常的剧烈。其二，挨打是因为国际规则的不完善，武力规则起主导作用，这是清末与民国改革开放不成功的原因（陈志武2008）。在当今世界平等交易的WTO规则之下，改革开放获得有利的外部环境，而落后国家与小国也并未挨打。

然而，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民族，直至如今仍有人归咎于经济文化传统，并在理想主义中迷失了经济本原，在现实探索中难免曲折起伏与反复试错。

2.2.二十世纪平均地权的迷思，突出地反映了试错探索。

在这种背景之下，土地问题尤其陷入认识误区。近年来学术成果表明，1）感性地夸大地权集中与兼并（方行2000）；2）地权集中存在与之对冲和约束的负反馈机制，一直未曾揭示；3）土地产权及其市场秩序在近代受到强权与暴力的干扰，却被视为地权市场本身的问题；4）土地租佃与交易被视为剥削。（龙2015）

因此，自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以来激励着革命者为之奋斗。但20世纪中后期的两次试验，都遭遇到未曾预料的困境。1950年土改是所有权的平均分配，然而既然是所有权，农民就能自由支配，包括买卖、租佃、典当等，于是不久又出现新富农——也就是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平均状态很快被打破。重新平均分配吗？农民土地所有权受到中国土地法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保护。在极左思潮的大跃进中，土地变成了人民公社所有，直到1975年文革色彩浓厚的第二部宪法追认了集体土地所有制。1981年第二次平均分配，这次是使用权的平均地权。然而定期均分会导致土地投资缺乏激励，于是改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变成事实上的私有。现在土地流转不畅，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交易形式有限。市场化配置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才是正道。

3.当代市场经济道路确立：本原释放与障碍

没有独立的财产与经济独立，就会依赖于上辈或下辈、或家族、庄园、或政府、单位。产权制度是基础，市场才是实现经济独立的通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总理提出大道至简，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经历了纵贯三个世纪的思考与论争，转型痛苦与试错探索才使人们逐渐正视经济本原，但仍然存在各种障碍，有待进一步正本清源。

[1]  亚当斯密在农业时代提出“看不见的手”，司马迁总结“善者因之”的治国之道，令后人叹服，盖缘于此。

[2]  中国民间经济主要不是靠外部指令来运行，而是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从历史长河来看，其规则是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土地交易契约所体现的规则，逐渐形成一些为民众所约定俗成的习俗与惯例，为使纠纷的损失最小化，各方不断磨合形成规则。

[3]  美国的各州独立与自主，基层政府也是自我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seminar演讲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