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芬兰《赫尔辛基新闻》（Helsingin Sanomat）记者Alkio先生与翻译季小姐来我家采访。虽然这是第一个来访的芬兰客人，但是，我却对他说：在您来访之前，已经有一位芬兰客人来过我家。记者先生显然非常吃惊，他大概绝没想到在此之前，竟然会有芬兰人来过我家。这时，我拿出了NOKIA手机，说道：请看，它就是我家的第一位芬兰客人。于是，大家大笑。

我们的谈话是从中国入世一周年开始的。他首先问我：入世一年来，中国是否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回答说：在入世谈判的13年和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单独因为入世一年而发生的变化，似乎并不是很明显。

不过，我也告诉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WTO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我本人曾经多次给政府官员、企业领导、甚至农村干部，讲解过WTO的问题。另外，近几年，中国关于WTO的书籍就出版了3000多种，恐怕超过了世界各国同一期间出版的同类书籍的总和。

记者先生似乎对此很感兴趣，微笑着，飞快地做着记录。

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入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颇为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威胁”论。

对此，我向Alkio先生进行了如下说明：

加入WTO对中国出口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当然，由于最近几年国际贸易增长缓慢，似乎惟有中国出口商品急剧增长，并造成了一些进口国家的贸易逆差或工人失业，因此，国际上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对此，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印度也出口廉价服装，并且导致了中国服装工人的失业的话，那么，印度的出口当然会被认为是对中国的威胁。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坦率地承认：中国是一个威胁。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记者先生可能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坦率，也可能不清楚我想说明什么问题，因此，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中国向欧洲和美国出口了很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这对于提高那些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很有效果。

我告诉他：请不要以为中国会一直出口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将来一定也会生产和出口手机或电脑高科技产品。再过10年或20年，芬兰的诺基亚公司是否还能生存，恐怕都会成为问题吧。

记者先生说：是的。芬兰人在大约5年前也曾经讨论过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接着说：现在人们议论的所谓中国的威胁可能才刚刚开始，还没有达到顶峰，因为目前中国的出口产品只使用了大约一半的劳力：还有三亿五千万农民，其中有一亿多人属于“剩余劳动者”，正等待着进入城市和工厂。如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也去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里做工的话，恐怕中国的出口规模至少还可以扩大两倍、三倍、甚至更多。而且，在中国的后面还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它们也都采取了所谓“亚洲模式”、或“出口导向模式”，依靠出口带动本国经济增长。此外，还有印度??它有10亿人口，其中80%是农民。如果印度也想富裕的话，当然，除了扩大出口也没有别的出路。前景很明显：中国和亚洲将成为世界的工厂。

记者先生对我所说的中国农民的数字感到困惑，因为他从其他采访对象那里听说，中国的农民有7亿人。

我解释说：我说的三亿五千万人是农业劳动力，即14岁以上的劳动人口；而7亿是指农村人口，包括孩子和老人。

话题又回到中国威胁论，我告诉他：我想补充三点意见。

第一点是：中国威胁的原因不应当从中国自身寻找，而应当从国际贸易体系的性质中去寻找。这个世界体系的本质是鼓励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因此，假如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积极促进本国产业的出口，并依靠出口赚取的外汇来偿还债务、或进口设备、或推动本国产业升级和人民福利提高，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被国际组织（如WTO，IMF，世界银行等）认为是无能。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缺乏自然资源、国内市场狭小、同时又劳动力富余的亚洲国家来说，如果不扩大出口，就不能扩大进口、就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也就很难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是所谓“亚洲模式”或“出口导向模式”出现和流行的原因。可以说，依赖出口是这些国家的内在的宿命论。

第二点是：中国出口产品对某些进口国的就业和产业造成的威胁，仅仅是直接的和表面的。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产品的出口扩张对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构成了威胁。这个体系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迎接中国的崛起，还没有扩充足够的市场空间来吸收中国的产品。因此，在这个体系的相对的缓慢发展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间、在世界市场的规模扩大与中国出口的规模扩大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与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和冲突，不仅取决于中国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整个国际体系的改革。

第三点是：由于外资企业出口在整个中国出口中构成了很大份额，因此，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外资企业（其中很多是跨国公司）的出口扩张引起的。这就是说，所谓中国威胁，就表面来看是中国出口产品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其实一些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断地扩大出口，从而形成了对其竞争对手、即其他跨国公司的威胁，并形成了对其他国家、甚至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威胁。这可以看作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正在反对其他部分，进而反对整个体系。

接着，我又补充：总之，所谓中国威胁的本质在于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而我们不应当对市场机制或自由竞争采取一种极端主义的、或放任自流的态度，以为它会自动地解决竞争造成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某种程度的全球范围的协调或计划。

记者提问：你是否怀疑市场机制、赞成计划经济？

我告诉他：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相信过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最美好的体制；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我转变了立场，开始相信西方经济学提倡的自由竞争是最好的体制；但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学习和思考，我再次转变了自己的立场??不过，不是返回到了原先的立场，而是转到了中间的立场：我们既需要市场，也需要计划；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协调。

记者先生对我的解释似乎有兴趣。于是，我联系到芬兰的例子解释说：

现在的芬兰和一些北欧国家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成分，比现在的中国还多。虽然一些欧洲人可能讨厌听到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等字眼，不过，请不要忘记：欧洲毕竟是社会主义的老家。当代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不是美洲、亚洲或非洲，而是欧洲。在过去的200年间，欧洲既经历过自由竞争，也经历过计划经济；既经历过资本主义，也经历过社会主义。因此，现在它已经站在了超越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立场上：欧盟的成立，既是对计划经济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也是对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某种程度的否定。

记者先生没有反驳，于是，我进一步说明：

欧洲给亚洲做出了榜样。亚洲需要像欧洲那样，成立一个联盟，即亚洲联盟。由这个联盟来协调亚洲各国的经济、货币、金融、关税、甚至政治、社会、文化等事物。

他开玩笑说：你大概可以算是亚洲联盟之父了。

我也笑着回答：不敢当。我充其量是亚洲联盟之“孙”。因为早在2500年前，中国的孔夫子就提出过“世界大同”的理想，近百年前孙中山也提出过“亚洲联盟”的建议。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理想都没有实现。后来，1930年代日本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二战后美苏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等等，使得亚洲联盟的思想似乎被人们彻底遗忘了。不过，我在研究1997年亚洲危机以来，却再次深刻意识到：不论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还是为了促进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亚洲都必须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组织，即亚洲联盟。因此，近年来我在一些会议发言或论文评论中，都公开表示了这个意见。因此，如果说孔子是亚洲联盟之祖，孙中山是亚洲联盟之父的话，那么，我充其量是亚洲联盟之孙。

记者追问：那么，你说的这个亚洲联盟与东盟等现有的地区合作组织，有什么不同呢？

我答：亚洲联盟既是一个梦想，一个理想，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地区机构。因此，它既不是像现有的或计划中的自由贸易区那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也不是像有些人提倡的“东北亚经济圈”或“大中华经济圈”那样，局限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亚洲联盟是一个以整个亚洲的、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为根本目标的超经济的、超国家的、超民族的机构。它将像欧盟那样，通过各成员国的民主协商，来解决本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

记者又问：你认为这个联盟何时能够实现？

我坦率答：不知道。可能需要二十年，三十年，也可能需要五十年。由于欧盟的成立花费了大约五十年的时间，所以，亚洲联盟也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吧。

最后，告别的时候，记者又问了一个问题：你的观点是否与政府一致？如不一致，会怎么样？

我答：我有言论自由。比如，刚才对您谈的这些内容，我曾经在很多公开场合说过。可能有很多人，包括中国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没有人阻挠我的发言。现在，中国人比过去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

（11/23/02）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