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文系确定合作召开“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我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该采取何种发言姿态，或者说选择什么述学文体。学术史三书刊行时，我在序跋中均交代了写作的宗旨、过程及心态。《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出版后，我又接受了若干媒体采访，如2020年9月20日“上海书评”推送的万字长文《陈平原谈现代中国学术史与述学文体》（丁雄飞采访），就做得很认真。另外，9月26日在北京中间美术馆演讲，题为《再谈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与四位朋友对话，效果也很好。今天在诸位专家面前，我无论王婆卖瓜，还是亡羊补牢，都不得体；还是先听各位高见，再略为回应。
因此，这里撇开“学术史三部曲”的具体内容，来谈谈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十年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丛书的邀约，我选编了42则随笔或评论，勾勒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以及路边的野花野草、远处的好山好水，目的是“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在序言中，我谈及之所以将自家的“三十年集”题为“压在纸背的心情”，是因为：“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定定神，然后左冲右突，上下求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
刚开始撰写“学术史三部曲”时，我曾发表随笔《超越规则》，提及：“现代学术日趋精细，操作性越来越强，只希望学者不要完全舍弃忧生忧世的学术背景，以及贯串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关怀。”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说过去就过去了，回想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唯一可称道的，或许正是此“忧生忧世的学术背景”。
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2020年我的生活发生绝大变化。曾经32天没下楼，93天未走出小区，宅在家中，做了若干有趣的事情。除了学会线上授课（虽不精彩），写了若干论文（长短不一），还有就是与三联中读合作，制作了40讲的《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不太成功，但毕竟是一种体验。另外，自费印制了《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收录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三篇文稿等，撰写题为《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自序；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刊行的《陈平原研究资料集》（王风/李浴洋编）整理了《陈平原学术纪事（1978—2020）》。也正是此机缘，促使我回望走过来的道路，感叹自己虽然努力，也做了不少事情，但似乎偏离了原先的设想。
1992年9月，南下的列车上，我读《吉本自传》而彻夜未眠。吉本讲述自己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巨著时的欢悦与自豪，以及随之而来的忧郁，另外，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为寻求一种最合适的著述文体而上下求索：“我做了多次试验，然后才有可能在呆板的纪事体和夸饰的论辩体之间选定一种适中的笔调。”两百多年来，史学家吉本的文笔大受赞赏，在文学史上也占有崇高地位。我没有能力评论这部在英国文学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史学名著，只是被《吉本自传》中这两段话深深感动：“1764年10月15日，在罗马，当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遗址上默想的时候，天神庙里赤脚的修道士们正在歌唱晚祷曲，我心里开始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这是1787年6月27日那一天，或者该说是那天夜晚，11点至12点之间，我在花园中一座凉亭里，写完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放下手中的笔，我在一条两边满植刺槐的林荫小路上来回走了几趟，从那小路上可以望见田野、湖水和群山。空气很温和，天色是澄澈的，一轮银月投影在水中，整个宇宙悄然无声。”那时我并没读过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只是从J.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以及王佐良的《英国散文的流变》等略为了解。但我特别欣赏与敬佩吉本那种花二十多年时间，成就一部传世名著的执着与坚持。
那年我38岁，正属于志向远大且精力充沛的时候，又恰逢时代大转折，需要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国再次确认改革开放路线，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崛起，很多官员及教授奋勇下海，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的时代。那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正教授，且已出版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等著作，也可以说在学界“声名鹊起”了。下一步往哪里迈，确实关系重大，得好好想想。本计划向吉本学习，集中精力写一部沉甸甸的“传世之作”。没想到，因缘凑合，最后竟选择了“学在民间”以及“与时代同行”的治学路径。
我早期的小说史研究做得不错，近二十年的大学研究、图像研究以及五四研究等，也都颇有声色。但“学术史三部曲”无疑是我用力最多，也最为看重的。成败得失暂且不论，我想强调的是，此三书的撰写与我的学术组织活动密切相关。离开我参与主编的《学人》《文学史》以及独立主编的《现代中国》等三种集刊，还有“学术史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三套丛书，以及先后出版的随笔集如《学者的人间情怀》《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学术随感录》等，很可能说不太清楚。
我的编书编刊，是在当年大学经费极为拮据，教授们生活艰辛的状态下，凭借读书人的意志以及友人的热心支持，勠力前行，最终做成的。与今天各名校财大气粗，不可同日而语。记得90年代中期，有好几位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朋友提醒，你花那么多时间做杂务，影响自己的研究，不仅不计成绩，还很容易惹来麻烦，何苦来着？此前我写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该文提及上世纪30年代胡适办《独立评论》惹麻烦，周作人来信劝阻，胡适答复：“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记得当时读胡适此信很是感动，也希望像他那样，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略尽知识者对于社会的责任。
另外，受章太炎的启迪与刺激，我坚信“学在民间”，很不量力地，希望通过“张扬私学”来力挽狂澜。1991年，我和王守常、汪晖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及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了民间集刊《学人》，这点很多人知道。《学人》总共存活十年（1991—2000），发行了十五辑，当初影响很大，其在学术史上的业绩，日后会被提及的。至于背后的故事，以及碰到的艰难险阻，日后有机会再细说。我更想谈的，是联合同人创办《文学史》的努力与情怀。
在一篇撰于1993年的文章中，我谈及按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当年北大教师薪水在北京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以下；而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通常是北大教师的八到十倍。当初的说法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此紧要关头，必须有人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不仅自己做学问，还“位卑未敢忘忧国”，希望能以民间的立场及能力，为中华民族保留若干读书种子。
为了说明我的“忆苦思甜”没有夸张失实，我想引1985年出任北大教务长、1990—1999年任北大副校长的王义遒先生的若干回忆。在《行行重行行——王义遒口述史》第七章中，王先生提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大，物质上非常匮乏。一个‘穷’字可以概括当年的北大”：1991年全校教职工7930人，“平均基础工资为128.39元，加上职务、工龄津贴和浮动部分（随物价变化而异）后，实得平均为132.91元”。说到当年教授之困窘，下面这个小故事更为直观——在新聘院士座谈会上，张滂院士提出，希望家中六口每人每天能吃得上一根香蕉。王副校长于是感叹：“一位学部委员，连这点最普通的享受都不能保证，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一流科学家，怎么来建一流大学？”当时大家都知道，这应该是暂时现象，总有一天国家会重新重视教育及科技，教授专家们的待遇会得到明显提升。但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能有根本性的好转，谁也说不准。记得王瑶先生有句俏皮话：“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黄河九十九道弯，你身处历史的哪一个阶段，决定了你的命运。最不幸的是，太阳终于出来了，可你必须睡觉去了。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也都有自己特殊的使命，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解决之道。在《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的序言中，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在一个社会/学术急遽转型的时代，作为敏感但脆弱的读书人，没有迷失大方向，及时调整好心态，在有限的空间里多少有所作为，这点我很欣慰。”若举例子，最合适的，莫过于不太为人知晓的《文学史》集刊。为了延续乃至促进学术探索，在那种艰难环境下，1992年，我与北京的钱理群、葛兆光，以及香港的陈国球、陈清侨、王宏志合作，模仿30年代胡适等学人的“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合资刊行《文学史》集刊。《〈文学史〉第一辑编后记》称：“我们的杯子很小，我们的胃口也不大，只不过想联络若干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还愿意读书做学问的同道，相濡以沫，并用适当的方式体现我们的存在。”虽然总共才刊行三辑，而且第二辑由北大出版社负责，第三辑得到香港中文大学赞助，我们实际上只承担了第一辑的出版费用，但我相信那种悲壮的身影，值得后人追怀。
我的学术史三部曲，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才调整成探讨现代中国学术的精神、制度及文体。这种调整，既是学以救弊，也是不断与时代对话的结果。为何选择学术史研究作为突破口，背后的关怀何在大家很容易想到我的《学术史研究随想》：“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九十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趋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方面，学术史可以提供某种入门的帮助。”
当年提倡学术史研究，确实有技术性考量，但也牵涉精神层面，除了《随想》中表彰王国维、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请参阅笔者发表在1993年第5期《读书》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这篇写于1991年、拖了一年多才刊出的随笔，当年影响颇大，评价分歧，日后收入各种教材及选集。另外一篇是1993年10月刊登在《东方》创刊号上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最关键的是以下三句话：“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只有明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及学界的状态，才能体会其中的憋屈与悲壮。此文乃作者提交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的论文，那是我第一次赴欧洲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认识了不少好学者，但婉谢了出国留学或长期进修的建议，因我坚信留在国内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三句大白话，不说首尾，就说中间的“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因这句话最为根本，也是我自以为坚持实践且略有贡献的。这里所说的张扬私学，包括创办民间学刊及组织学术丛书等。其中，从《学人》之追求学术独立（1991—2000），到《文学史》之强调民间立场（1993—1996），再到《现代中国》之主张社会关怀（2001—2014），伴随着时势迁移，逐步走过来，线索很清晰，这里就不说了。我想略为介绍我主编的跟学术史研究相关的三套丛书。
1995年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学术史丛书”，包括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永兴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著作近三十种，在中外学界反响很好。只是近年大学资助出版成为主流，出版社闭着眼睛也能存活，我不想让北大社为难，故这套丛书目前不死不活，处于停滞状态。
2002年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希望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即便是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套丛书的立意、宗旨与编辑思路，还是站得住脚的；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者阵容强大。以2002—2008年间先后刊行的15种为例：罗宗强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张宏生等编《古代女诗人研究》、吴承学等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周勋初编《李白研究》、庞朴等编《先秦儒家研究》、褚斌杰编《屈原研究》、吴国钦编《元杂剧研究》、葛剑雄等编《历史地理研究》、王小盾等编《词曲研究》、徐朔方等编《南戏与传奇研究》、瞿林东编《中国史学史研究》、刘泽华等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乐黛云编《比较文学研究》、汤一介等编《魏晋玄学研究》。我相信，今天即便是“国家级”的科研中心，要动员这么多著名学者来做这件事，也都不容易。而当初，这套丛书竟然是我与一个地方出版社合力扛起来的。我自己编的那两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周作人研究》）最后搁置了，原因是出版社突然改变策略，加上责编已经离开，我唯一的要求是把乐黛云、汤一介编的那两册赶出来。或许，这就是民间学术的宿命——因系“业余”，且各自为战，无法集中精力，毕其功于一役。与政府主导或大学支持的轰轰烈烈的“重大课题”相反，民间学术的特点是很有创意，不拘格套，但因人力物力所限，多成了“半截子工程”。
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相伴而行，且起步更早的，是2000年起由贵州教育出版社陆续刊行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在回答《中华读书报》记者提问时，我曾这么勾勒这套丛书：选择过去百年刊行的近百种图书，描述其来龙去脉，借以勾勒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先以推荐、整理旧书的形式面世，再将各书“导读”加以修订，最终撰成一部暂名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大书。六年间，这套丛书先后刊行15种，包括陈平原编选并导读的《〈点石斋画报〉选》、钟少华编选并导读的《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孙玉石导读的《死水·神话与诗》、钱理群导读的《鲁迅杂感选集》、夏晓虹编选并导读的《〈女子世界〉文选》、王观泉编选并导读的《〈独秀文存〉选》、陈铁健导读的《多余的话》、欧阳哲生导读的《天演论》、王风导读的《静安文集》等。
回顾过去的“学术文存”，兼及当下的“精神生活”，加上注重整体及跨学科研究的“现代中国”，这三个关键词合起来，就是我心目中的“有情怀的学术”。《现代中国》第一辑的“编后”曾以《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为题，刊于2001年5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提到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并遵守学术规则，已经成为共识，并逐渐得到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所谓的“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就是希望用“情怀”来补“规则”的缺失。十年前创办《学人》，开篇就提“学术规范”；十年后重做冯妇，我更愿意谈谈“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其基本思路是学以救弊，努力回应时代的话题。
二十年前，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在《中华读书报》上刊出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温儒敏、胡军、陈平原等八文，总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笔谈”。我在《权当“编后”》中称：“成立一个虚体性质的研究中心，以学术课题为纽带，联系众多校内外学者，综合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想、学术、教育等，这在作为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北大，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具体操作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学术创新’‘世界一流’‘人才基地’等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套语外，该中心的宗旨，还有这么一条：研究艰难中崛起的‘二十世纪中国’，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及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了解北大的历史传统及其现实处境的读者，当能明白这句大白话背后隐含的学术‘野心’。”今天回望，终于明白当初所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志趣、激情、想象力以及严谨求实精神的事业，同时也很可能是一条布满荆棘与陷阱的坎坷之路”，确实很有预见性。前些年北大制定未来二十年发展纲要，讨论稿中列出人文学方面的好几个重点发展领域，不是古典，就是西方，惟独没有“现代中国”。在讨论会上我慷慨陈词，称北大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家，不该如此“厚古薄今”。校方从善如流，加进去了，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猜想，不是怀疑现代中国研究的价值，而是担心其中的陷阱。这既是学术风气转移的表征，也代表了北大教授独立思考以及介入社会能力的日渐萎缩。
初刊《学人》第二辑（1992年7月）的《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特别发掘并表彰了传统中国的“学在民间”，某种意义上，那也是当初我们的心态与立场。二十年后，我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中谈及：“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若是著名学者，你还勉强可以“特立独行”；但如果是青年教师，想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那纯属“自我放逐”。
面对此无力阻挡的“大趋势”，作为《现代中国》的主编，我内心十分纠结，最终决定停刊，因为：“邀请著名学者‘友情出演’，一两次可以，多了是不行的；若是青年教师，为了人家的前程，好文章必须鼓励其投给‘一流刊物’。这样算下来，要想办好《现代中国》，不说‘绝无可能’，也是机会甚微了。”虽然2012年4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将《现代中国》列为CSSCI集刊，高校教师在上面发文章，勉强可以“算分”了，可我还是决定放弃。“原因是，一旦进入这套‘游戏’，为了适应‘规则’，必定变得亦步亦趋，患得患失，很难再有独立寒秋、挥洒才情的勇气。说实话，这套以制定计划、申请课题、编列预算、花钱报账为基本程序的‘学问’，非我所长，也非我所愿。”
在《依旧“关注‘现代中国’”》中，我谈及“民间学术已然全面崩溃”，“读书人都被课题、经费、职称、荣誉等压垮了脊梁，不好意思再‘呐喊’与‘彷徨’了”；“我们这一辈学人，从八十年代走过来，有过许多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若干暗礁与险滩，其对于‘民间学术’的执着与坚持，如今显得很不合时宜”。?记得师兄老钱说过：“到了一定年纪，必须学会‘推卸责任’，这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而且，也是为了给后来者腾出必要的舞台与灯光。”
读书人讲求“坐而言起而行”，“学术史三部曲”的撰述，与我上述的学思历程密不可分。这种贴着时代脉搏的思考与表达，有其动人之处，但缺憾也很明显。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只能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尽可能不要违背初心。讲述这些，主要不是为了邀功（但愿不算“过”），而是给愿意阅读“学术史三部曲”者提供某些蕴藏在历史草丛中的线索。
最后想说三句话：第一，我之所以进入学术史研究领域，有90年代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刺激，但最初其实是缘于王瑶先生指派的任务。本以为只是参加导师主持的一个课题，没想到王先生过早去世，只能由我来协助完成《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初、续编，此举加快乃至促成了我的学术转型。我多次坦承，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主要也是基于自己的心路历程。
第二，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学术与人生完全可以合一。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二者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这是我的学术理想。多年前拟定个人简介，在履历及著作之外，故意加上这么一句：“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2014年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第三，不仅求知，而且救弊，选择这一高难度动作，须有坚守而又不执滞。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内含自我质疑与对话意识——批判他人，也批判自己；对话古人,也对话当下，这才可能撰写有学问、有境界且有温度的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