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匪”阴影笼罩下的“毛泽东研究”
1972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寝室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恭维说：“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则答道：“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你这个讲法的。他骂我们是共匪”。 尼克松说：“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称蒋介石呢?”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解释：“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帮。我们的报纸有时骂他蒋匪，他们也回骂我们共匪，反正，我们就是骂来骂去”。毛泽东接着说：“其实，我们跟他的交谊比你们跟他的交谊历史还长。”
“毛匪”对“蒋帮”，这正是当年意识形态妖魔化的真实术语。
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在台湾的形象只能是一头狡诈凶残的恶魔，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那时的台湾政治宣传和传媒报道中，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污点，甚至成为一个禁忌。“把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毛匪魔爪中拯救出来”，是台湾政治广告粘贴画醒目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政治对抗的语境下，可以想象即使学术界也难逃妖魔化阴影。在台湾最早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著作，大概是托派知识分子叶青（任卓宣）所著《毛泽东批判》，此书1961年由台湾帕米尔书店出版。作为知识分子，他的“批判”相对于时论文章，还是体现出相对的论辩色彩。如叶青宣称：他是在康德“一个自由而公开的考察”的意义上使用“批判”一词的。《毛泽东批判》由四章七文所组成，主题是与毛泽东辩论关于“三民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连带附录了叶青自1938年到1949年批判毛泽东的七篇文章。在书中叶青说：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但是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 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自认为是“理论家”的人，向被看得上是“理论家”、并且还是“政治家”的人挑战，这是叶青该书的根本特色。该书的这种性质，即没有读者群体，也没有政策意义，自然只能是孤芳自赏，影响极小。1968年（至1974年出第三版），叶青又出版了《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篇幅更大，也更系统。其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口号式的咒语：“所以，不管怎样，毛泽东思想没有前途。总之，毛泽东思想底命运是已注定了”。
与此不同的是，1958年，一所政治咨询机构性质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办了著名的内部学术期刊《匪情月报》和《匪情研究》，具有明确的政策分析的服务功能。由其是后者，专门研究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研究”自然是其中被关注的主题之一。今天反过头来检索这一期刊中的内容，应当说，其学术话语的逻辑意识的外层，笼罩着浓厚的强势意识形态战争硝烟，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性表现得一清二楚。其中关于中国大陆“人民公社”的分析和关于毛泽东战争理论的概括，是其中较有分量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后来都分别结集出版，公开发行。如：蔡孝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研究》（1971）；尹庆耀《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探源》（1973）；玄默《“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结论》（1979）等，是其代表。至于内容，除关于军事思想相对完整地保持了叙述功能以外，其它见解很难列入“学术”系列。兹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结论》的中的“结论”一段，可见一斑：“当然，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得大陆政权，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共的宣传机器认为这就是毛和毛的思想的不平凡的地方，在中共也不是说不过去。问题在于，毛不平凡发性格和思想，对他个人说，是他成功的条件，也是他失败的内因。…… ‘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内容，基本上不属于常理和正道。搞阴谋，弄权术，颠倒是非，机诈诡变，他确有非常高明的，令人难以测度和洞察的手段与伎俩，加之他的自大自是和敢于冒险的性格，用于对敌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自可能有助于获至胜利。…… ”最后，作者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定义，那就是：“‘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斗争哲学 + 帝王专制意识 + 主观唯心论 + 暴力至上主义 + 权术第一观点 + 绝对自私心理”。
以上表述，可以概括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毛泽东研究”的大体状况和“毛泽东”在台湾的基本形象。至于傅漫飞1978年所著《毛泽东的思想与性格》和《毛泽东的纵横术》两书，干脆就直接地诽谤、侮辱和谩骂，甚至不能与上述著作同日而语。
二、走入学术分析视野的“毛泽东研究”
以上世纪80年代初《匪情研究》改刊名为《中国大陆研究》为标志，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向学术化转变。其最明显的表征是台湾各研究性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的相关主题不断增加。据笔者看到的博士论文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比较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起因之研究》等等。
说起台湾的“毛泽东研究”，不能不提起王振辉这个名字。他人很谦逊，但更很坚毅。自从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毕业以后，王振辉就选择了“毛泽东研究”主攻方向。在台湾，除了在尖端的研究部门，这个方向可以说不仅是“冷僻”，而且甚至是“孤立”。在常人的眼中从事这种研究明明就是“放着阳关道，单走独木桥”的“另类选择”。朋友介绍我认识王振辉先生时，顿时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当拿到他送我的数本厚重的研究作品时，更是感慨万千：身处一个教会学校--台中的静宜大学，关于毛泽东的资料并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和思想，写出详细的几卷著作，然后自己筹款印刷发行！打开《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1999）、《青年毛泽东救国乌托邦之研究》（2000）、《从杨昌济到毛泽东：湖湘学派的传统与嬗变》（2002）、《论杨昌济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2003）等以近百万字计的研究成果，其细腻的史料梳理，严谨立论分析和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竟使人甚至怀疑这竟可能出自台湾学者之手！在我们之间的通讯中，王教授说：“你台湾一行专程到台中与我会面，了去我多年的寂寞”。他还对我透露了一个学术秘密，就是计划完成五卷本“毛泽东与乌托邦主义”的系列研究，现在其中第一卷《民粹主义与毛泽东：问题的缘起与争论》已于2003底出版。王振辉教授一个观察很深的学术观点是：必须把毛泽东置入中国传统的脉络中去考察，而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影响则在其次。对此概括可以讨论，但一家之言则是完全成立的。
同时，社会上比较学术化的研究作品也陆续出版。与大陆公开出版物不同的是，台湾学术界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直言不讳，即使在有限度的赞誉之中，也能倾听到尖锐批评的声音。但应看到，此时的“批判”与20年前的“丑化”绝不能混为一谈。其中，台湾大学历史系童长义博士翻译的日本产经新闻社编辑的《毛泽东帝国》，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征。这些来自日文的相关报道和时事评论，是从1998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秘闻》为题的连载文章，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后来结集，半年内重印了8次，大受日本读者欢迎。该书第一部“四人帮垮台”，收录文章21篇；第二部“炮打司令部”，收录文章25篇；第三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收录文章20篇；第四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收录文章27篇；第五部“儒者宰相对红都女皇”，收录文章20篇；第六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收录文章12篇。尽管这属通俗性的历史读物，但书后附有详细的年表、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其依据则有典有册。据说，类似这样的书非常抢手，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印刷了。
真正让我吃惊的还不是这些“毛泽东研究”翻译著述，但当看到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的毛泽东研究著作，才让我真的有些大惑不解。
前十年，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突然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文章，当时曾让学术界大吃一惊。之所以如此，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受到某种既定认知框架的约束。换言之，从事“毛泽东研究”这一行当的人必须特别“正统”，以至于要么是“卫道士”，要么是“反革命”，敌—我之间绝无妥协的余地。而“真正的”学者难入其道，更不用要说躲还躲不开呢！但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一位台湾著名学人居然也研究起了毛泽东！而且他还要在晚年完成三卷本的系列作品。韦政通先生早年得到劳思光教授的启蒙，又受到牟宗三先生影响，立志向学。1958年由徐复观先生大力举荐，以著作检定方式获教师资格。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等书凡31种。可以说，韦政通是并非科班出身却实现了超过科班的成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的人。是不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与毛泽东的教育理念存在着暗合之处呢？其实仔细想来，这到好像未必没有一点的道理。
韦政通教授的两部毛泽东研究的著作，是1999年9月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2001年8月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据韦教授自述，这前一本书是受到佛罗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一书的影响，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毛泽东。第一章谈心理学理论，第二章说毛泽东性格的形成，第三章讲性格与权力的关系，第四章则是论性格、权力与乌托邦的关系。显然，这种叙事结构的安排与精神分析的原理是大致吻合的。最后作者给出一个相对中性、但又明显感叹的学术断语：“‘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也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的时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日对毛的评价，在知识分子阶层，难免分歧，在中国广大的百姓心中，其神化的地位，似仍相当巩固。在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未来，其影响力势必仍将持续”。而后一本书可以看作前一本书的空间展开，也可以看成是史实验证。无论怎么说，后者比前者都要宽阔得多。
这里所说的宽阔，不仅是指视野，而且是指深度。通过毛泽东和他所珍视的“文化大革命”，韦教授实际上是想证明“人性”。他认为在毛泽东带动下，中国人民群情激昂，透露出的则是一个“警讯”：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和实践可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如果（它）对人类历史还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促使我们对人性做更深更全面的探讨”。虽然我们不知道韦氏“毛泽东研究”的第三部著作将以什么为主题，但不能不说，把重要历史人物与人性阐释结合在一起，已经在境界上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次。
三、台版《毛泽东语录》出版的前台与幕后
其实早在1974年“文革”期间，台湾就暗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只是由于这属“匪作”只能在极小范围“内部阅览”。与此相对应的是，公开出版物则有王国琛所著《毛泽东语录的透视》一书，该书简约，共计22章，采取边引征边批判的形式。在“自序”中作者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从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思想？系统的思想？或有没有正确而健康的思想？所以，语义学（Semantics），在思想上有其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任谁读了《毛语录》，必然的结论是‘毛’无思想。所以《毛语录》是‘毛思想’的否定。尤其从《毛语录》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更显出‘毛’本人的狂妄与无知。这是《毛语录》对‘毛’本身的丑化”。无庸置疑，这分明是一部知道有人会读“匪作”，所以提前下药，以防污染的御用作品。
但20年以后，《毛泽东语录》居然在台湾各大书店公开“隆重”登场，媒体为此喧闹了好一阵子。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笔者也亲眼见到，在台大对面著名的“诚品书店”里，火红的《毛泽东语录》就摆在进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上。去问服务生，这书买的如何？回答是：“不错，已经是数次进货了”。再问卖书的都是些什么人？答曰：“没统计，说不清”。居然如此，因由何在？
笔者有幸与此书的策划者和发行人杨一峰长谈了一个下午。那是一个挺帅气的小伙子，大名杨一峰。
杨一峰很爽快，也很健谈。对于《毛泽东语录》的策划，他三缄其口，但也看得出其中不乏成功的得意。于是话题只能转向对毛泽东的看法上去。说来话就长了：杨一峰的父亲属于台湾公款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是个信仰坚定的国民党员。当时明说是学化学，但实际上是在斯坦佛大学从事与核动力相关的研究。后来杨一峰也来到了美国。他父亲毕业后坚决要回台湾，以报效党国，但作为中学生的杨一峰则不想回去。经过妥协，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读完大学。这样的经历使杨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个色”，政府越不让听什么，他就专门“偷听敌台广播”，由于掌握英、日两种语言，可知的世界大得多。“这样，我成了一个典型的‘叛逆者’”，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那时官方总说毛泽东如何如何的坏，而我却在想：既然那么坏，怎么能打败老蒋而占领大陆呢？”于是有一阵子，杨一峰专读禁书，什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都是英文版，逐渐变成了一个“左派”的崇拜者。杨一峰现在是一个小型出版社的小老板，自己当自己的家。在其办公室最明显的地方，摆放着古巴革命者格瓦拉的照片，他是杨一峰心中的偶像和英雄。杨一峰向我透露，他的出版社之所以叫做“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思是以东方的视角观察国际事务的文化机构。而公司标志则是一只圆睁着的大眼睛。杨一峰还特意地告诉我，“那可是一只‘左眼’哦！”，随人怎样理解好了。
涉及《毛泽东语录》内容本身，杨一峰只说你自己看好了。与我原来的判断一样，大陆版《毛主席语录》的林彪“再版前言”被删除了，代之以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所撰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导读”。扉页上印着庄重的小字：“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而精美的封面印着三排艺术感很强的醒目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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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台版《毛泽东语录》，除了照录了原版的全部内容，还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毛泽东的著作。最后附上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1967—1969指示”两部分内容。看得出来，这样的编排是花了心思的。这些文章都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杨一峰说是为了便于台商出差时随时阅读。
杨照的书序正题是：“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分为三部分，这到像一首政治散文诗。“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这番话听起来真的挺像中国大陆的“新左派”。杨照认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 “毛泽东的思想中，最凸出的一块，就是如何细腻运用敌我关系。从来没有任何人，在敌我关系上投注过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敌我思考，使得敌我关系转化成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不断移位，需要最高警觉与最高智慧随时判读”。其二、“是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话挑明了，杨照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是靠着这三条，打败了老蒋，影响了世界。今天要与大陆打交道，“要认识、探触到那个‘策略狂’性格下的中国现实，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回过头读读《毛语录》，理解《毛语录》的内容，及其语言与权力的策略”。
可见，台湾版《毛语录》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价值冲动，也有右派的防身之术。据说台湾版《毛语录》卖得不错，问杨一峰究竟卖了多少，他说这是“商业秘密”，但我看去年年底已是第五次印刷，私下估计不会少于5-6000册。要知道，这在台湾出版界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四、业内精英眼界中的毛泽东
即使在海峡两岸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期，在知识分子阶层仍暗藏着种种“问题”的困惑：既然毛是一个“恶魔”，但为何却能从一个农民居然推翻了强大的现实政权？尽管台湾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毛泽东的理论，但对于历史后果的探询则从来没停止过。
或许由于身份和影响的考虑，与台湾业内精英谈论毛泽东总感觉有一点“约束”。仔细揣摩，其实这种情况的存在，与其说是由于“禁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而之所以需要谨慎，其更深层的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陈永发院士，是专攻中共党史的台湾顶级学者。他在美国斯坦佛大学就读时从师Lyman van Slyke教授，博士论文《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1936-1945》，曾获得1986年加州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的最佳著作的Lilienthal奖。后来又与英国学者Gregor Benton合著《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延安的阴影》等书。近年他惶惶数百万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更以翔实的史料和中肯的评述，受到海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陈院士以稳健和谦虚著称，在我们闲谈时涉及到毛泽东的定位，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个‘人物’！”我想这里的“人物”二字分量很重。在严谨的历史学家眼中的“人物”显然与常人不尽相同，那将意味着这样的角色尽管难免随着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解释”，但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则是，他已经属于那些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类，在历史的系谱中被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
作为历史学家，陈永发院士的研究视角是复原具体的政治过程，试图在政治事件的细节中展示宏观的历史主题。当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简约地说是觉得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识形态倾向的装饰、掩盖和曲解。比如，为什么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知识分子，竟然可能在短短20几年时间内聚集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无论就国民党内部的知识教养，还是就共产党高层的文化素质而言，毛泽东只是其中众多的优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用什么办法，在结果的角度上拔地而起，非常耀眼地凸显出来？在这其中必有奥妙！所以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时期，探讨毛泽东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就形成了他那本关于延安政治运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赘言，在此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同专题研究还没有涉及到这样微观的层次。
关于专业，陈院士谈得很深。有一次他随口说出，人们对毛的评价不会一致，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
一次在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许倬云院士请教中国先秦思想特质问题的时候，偶尔把话题转向了毛泽东。这位著名的资深历史学家平静地说，“就像拿破仑一样，每过10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就要翻个个”。我理解，许院士的深意是，一个被反复言说、乐此不疲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历史”之伟岸超越和难以捉摸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大家之席论，四两博千钧。尽管许院士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对商周史更是大家，但看来在他们眼中的“毛泽东”三个字，无论是个人，还是指精神，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人有情、有怨、有始、有终。但中国人似乎总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以1964年春毛泽东所作《贺新郎?读史》一篇，以结束我们的报道，把一切都交给“历史”吧！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乔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铖。
歌未竟，
东方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