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界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缅怀前辈的学术风范。作为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在学术实践中敏锐地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相遇这一重大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使其真正参与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新的境况对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我们仍处于转型期社会学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在新的形势下带着新的问题重读费先生的著作，不禁深切感受到其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思想至今仍不过时，对解读当下的现实情境仍有极其深远的启迪性，而重温费先生的学术著作也必将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如何面对“新处境”的问题产生新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功能理论；知识生产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17ZDA11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委托课题“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若干问题研究”(2019WHB006)阶段性成果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之后在其指导老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推荐下，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在伦敦正式出版。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裔英国人，被当时学界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为此书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且又引人深思的序言。在序言中，他开篇就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公认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该论文完成后即被评为193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优秀博士论文，次年在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后，便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必读著作，此后又相继有New York:E.P.Dutton&Company(1939),London:Kegan Paul,Trubner(1939），东京教材社[昭和14(193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2）等多个版本问世。而国际学术界对《江村经济》的引用，也跨越了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的35个学科，波及英、美、加、澳等15个国家2。今天，在费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新深入研读《江村经济》，同样会使我们对其“里程碑”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跨越“文野”与情怀担当

就世界人类学的发展与推进而言，《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使人类学研究真正迈出了跨越“文野之别”的关键一步，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所期盼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3的愿望。《江村经济》的研究实践开创了人类学的新风气，标志着人类学“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以往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一直从事“他者化”的“异文化”研究，将“野蛮人”作为其研究对象，人类学实际上就是“野蛮学”4。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经常使用“野蛮人”这一极具歧视性、侮辱性的词汇，在他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笔记中也充满着殖民主义色彩的人种主义认识论。那么，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会“醒悟得比别人早些”并提出人类学方法与理论的转向问题呢？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当时，马林诺夫斯基在非洲研究现代各民族的关系时，触及现代文明和土著文化之间的“文野”鸿沟，这对他原有的实地调查方法及理论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此，他想探索一条道路，为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过渡到对文明人的研究“筑好一顶楼梯”4。“以撰写民族志引起社会人类学革命的马林诺夫斯基，这一次又以人类学方法论再一次引发革命”5。所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通过“江村”否定了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方法，让马林诺夫斯基认识到，人类学真的有可能会展开一个全新的领域，也预示了在他所提出的“他者化”问题上将引发“一次方法论上的革命”。因此，他对《江村经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3。不知马林诺夫斯基在提出“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这一倡议时，是否想到了他自己那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饱经苦难的波兰民族，但他的这种倡导确实“没有灌入他的一些学生耳中”4。虽然也有像弗思（R.Firth）这样的学生，将马氏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特点凝练为“微型社会学”不断加以宣扬，甚至还亲身赴马来西亚的渔村去加以实践；但是，更多的马氏后学弟子们并不具有苦难民族的历史记忆，很难与马氏产生共鸣，因而也就很难深刻地理解马氏的新理路，也就更难将其付诸研究实践。对此，费孝通先生曾坦言：“事实是我实在还没有听说过国外的人类学家中有对自己民族或国家的人民进行过严肃的研究。”4那么，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又如何能切合马氏的思想，并在研究中初步实现其设想呢？按照韩国学者全京秀的说法，是因为“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中将自身所感受到的刻骨的爱与恨结合在一起撰写了《江村经济》”5。作为“一个年轻的爱国者”，费孝通先生时时刻刻“关心自己祖国进退维谷的处境”，是这样一种诚挚的情感使马氏同意其将研究主题放在“解答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的问题上。

比马林诺夫斯基幸运的是，费孝通先生能将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结合在一起。早在1933年，面对遭受西方工业冲击、不断走向没落的中国经济现状，费孝通先生就开始探究“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种情形呢？”6。他认为，任何一个学者都是有祖国的，“若是研究者国家灭亡了，他会和其他的国民一般受到痛苦”7。因而挽救民族的正确道路就“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他的这种充满感情的研究精神也得到了派克（R.Park）的鼓励，派克曾说：“中国的将来是将慢慢地在梦想中，在切实的成就中，及在青年们逐渐产生的习俗中，获得它的体形。”8

费孝通先生等学人接触到功能学派之后，更坚定了其跨越“文野”的探索决心。费孝通先生与同学们发现，功能学派较进化学派与传播学派的历史性研究更具有科学性，更贴近现实，更适宜从现实社会中寻找问题和发现问题，也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于是，他们便逐渐接受了功能学派的方法，并不断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也正是在这一尝试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与马林诺夫斯基同样的困惑，即民族志方法是否只能用于研究简单的“野蛮”社区，而“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研究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承认这种研究“很不容易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9，但“不容易”并不等于“不可能”。正是带着这种思考，在对花篮瑶采取“他者化”方法研究之后，费孝通先生在进入“江村”之时就是抱着“要打破上述的成见”的设想，希望“用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的乡村”，以期“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性质的社区”9。也许正是这种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怀相结合所引发的方法论上的思考与探索，才使得费孝通先生“无意”间参与到马林诺夫斯基对方法论的革命性实践之中，也同时成就了《江村经济》的“里程碑”地位。

如果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生产的角度去重新认识《江村经济》，我们会发现，费孝通先生又“无意”间参与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之中。虽然，费孝通先生并未将其学术精力投身于纯粹的学术理论对话之中，去刻意地追求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但在从家国情怀出发去思考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民族危亡问题时，他迫不得已地不断采用“变通”性的方式，尝试着将围绕“他者”的“野蛮学”（即马林诺夫斯基开拓的功能学派方法）与着眼于工业文明社会的社会学方法（即派克开拓的城市社区研究方法）加以融合会通，从而“无意”间生产出融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论知识。有研究指出，费孝通先生不仅以其《江村经济》跨越了“文野之别”，而且运用功能观念对“文野之别”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发，体现了他将进化论和功能论联系起来的完整的历史观和文化发展观10。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孝通先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既继承了马氏的功能论又对此有了新的超越，使社会人类学和文化功能论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他的知识生产劳动，也为国际社会科学构建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除了《江村经济》之外，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云南三村》《中国乡绅》等著作，这些建立在“江村”基础上的衍生性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学术界用以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知识库。

另外，从实践论上，费孝通先生积极投身于家国事业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科学全然客观、冷静观察的学术要求，他的研究实践追求的是价值投射下的客观研究，这也为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累积了宝贵的方法论知识。

二、学科本土化与文化自觉

就中国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江村经济》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是20世纪30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坚实的一步，所以被称为是“三十年代燕京社会学派的代表作”11。

“毫不犹豫地把爱与恨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立场，是吴文藻、费孝通们“对自己进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鞭策”12。正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使命感的驱使下，“马老师赞扬的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在西方固然没有得到响应，我们中国学者却还守着他的遗训，而且有所发展”，并初步形成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特点。这按弗思的说法就是“微观社会学”13，而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以“到实地去”为口号，“社区研究”是招牌14。

吴文藻、费孝通们之所以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基本上忽视运用田野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初时期，“并没有对于了解中国社会及改造中国社会有过任何显著的贡献”，“至多只能做个人的癖好”15，因此，其合理性受到质疑。简单的引入、生硬的套用，使得当时中国的社会学显得“肤浅空虚和没有用”，所做的研究多是“洋牌话匣子”，“在文章上可以引证一百个外国例子，而一句都没有提及问题所在的本国”14，这样的研究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之所在，更无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既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有观察，有分析，有形成公律的可能和必要，而且从事实的观察，分析而得到概括性的结论，自然有给人控制未来现象的可能和用处”。要有效地进行社会建设，就“不能不从了解实情做起”15，所以，要想避开以往一些“社会学者”所走的歧路，就必须“走到实地研究的路子”，即进行“社区研究”。

而功能学派是以文化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注重文化的整体性，这就不能离开对研究对象所在地的推断。于是，注重实地工作成为功能学派的特点，或者说严谨的实地工作是功能学派兴起的根本。费孝通先生认为，“实地研究和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式’的方法是不同的”14，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可以认识事实、叙述事实，而不是“去寻找材料来证明‘哪个办法是对的’，‘哪个政见是不错的’”14。实地研究不针对这样的问题，也不解决这类问题，因而不能确定自己的“政见”。他深信“一切办法只有从实地试验中来”16。他更强调，“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生问题”，“贵在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别，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要得到正确的权衡，深切的体会，只有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因为这里主观成分较多，一离实地就不免‘走样’了”17。

正是在这种方法论认识的基础上，杨庆堃去到山东邹平，林耀华去到福建义序，廖泰初去到山东汶上，李有义去到山西，郑安仑去到金门，费孝通先生与夫人王同惠去到广西大瑶山。最初，费孝通们的社会研究首先是抓住“人、地、文三角的结构”，再采用区位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但随着“到实地去”工作的开展，其研究从抽象的“社会”走入具体的“社区”，他们发现原有的方法“不够了”，便逐渐转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分析整个社区的结构和活动18。

在这一“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中，派克、拉德克里夫-布朗（A.R.Brown）、史禄国（S.M.Shirokogorov）都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研究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这一主张的有力支持者。《江村经济》正是在这种鼓励、引导下，通过之前对各种方法论的摸索与实践，逐渐形成的、具有较为完善系统的“实地研究”的成果，同时，也为了解中国江南乡村社会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知识。

对《江村经济》，即便是反对从微小社区入手研究文明民族的利奇（E.Leach），也充分肯定这是一部功能主义的著作。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人类学功能主义认为，人文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而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关系，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存在都是以其他组成部分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与其相关的其他组成部分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功能关系是“抽象的、普遍性的、没有时间性的”，因而我们“可以得到一般的原则”19。所以，当费孝通深入“江村”进行调查时，便以功能理论为指导，去探寻传统中国乡村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相互依存、周而复始地再生产着的。继而，再探究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系统在面对西方工业力量冲击时，出现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危机，中国乡村自主性的回应是怎样的。《江村经济》的知识生产正是遵循这样的功能主义的原则来推进的。

尽管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他“并没有把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全面顾及”20，但仍是从整体出发有侧重地叙述了“江村”这一社区的经济生活，即“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对于中国乡村经济生活的再生产，费孝通先生不仅关注其经济领域的再生产，更关心其社会组织的运作。因此，《江村经济》首先介绍和分析的就是家庭、亲属、邻里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构成及其日常运作的方式，然后描述分析了依托于这些社会组织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在介绍和分析经济领域的运作时，他分别就职业分化、劳作时间的安排、农田耕作的方式，以及养殖、商业等副业的经营方式，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之后又对维系经济生活的资金运作情况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中国乡村，无论是社会组织系统还是经济生产系统，都是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中国乡村生活就是在这些系统的相互依托、相互推动中“周而复始”地生存、维系着的。资金是乡村系统运作的“润滑剂”，来自系统外的西方工业力量给原有的乡村生活带来的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

通过对“江村”社区“农户家庭再生产”的系统考察，费孝通先生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所在，也提供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最基础的知识21:

1.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体现为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也就是说，中国农民仅仅依靠农业生产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在农业生产之外还需要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等副业做必要的补充。在“江村”这一江南水乡，养蚕、缫丝对于农民家庭而言便是最重要的副业。

2.随着现代缫丝业的引入，原来相对封闭的中国乡村不同程度地被带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这不仅引发了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带动了其社会生活的变迁，触动了其亲属关系的微妙变化。这些外来的先进技术最终也成为一股推动原有社会系统变革的力量。

3.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状态，即“人民的饥饿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存性危机，直接的原因就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等副业的崩溃，而造成这种崩溃的原因正是西方强劲的工业扩张，致使中国落后粗糙的传统家庭手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4.相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大多关注中国如何才能转变成现代文明国家，如何才能走上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业化道路，费孝通先生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危机。他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是迫在眉睫的、亟须面对的问题。虽然土地改革可以“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但还难以看到“完成了的永久性的土地改革”；虽然发展工业是中国社会的未来方向，但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十分必要有一个“过渡”阶段，以解决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引入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恢复和发展新型的乡村工业，使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5.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再组织”（social reorganization）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符合现代工业运作的组织系统。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一“社会再组织”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大资本垄断的道路，通过“江村”实验，他看到一种希望，即结合中国社会原有的“互助”“信贷”传统，将外来的工业组织建立在农民自愿“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从而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使资源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三、知识生产与学术共同体

在这一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没有像同时代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样，以“启蒙者”的姿态去分析和阐释普罗大众的生活，代替其发声。而是遵循“从实求知”的原则，到实地中去调查，去观察农民自己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同时，“他个人也通过学术实践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情上逐渐浸染进去”22，并以农民的视角为其立言。所以，他的知识生产实践是依托于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源自对农民如何应对西方工业冲击、如何做出策略性选择的实地观察。他认为，这种来自社会底层农民的探索性实践，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生命力和主动精神。所以，费孝通先生的知识生产过程，更应该是针对“江村”农民“知识生产”的“再生产”。

费孝通先生关于“江村”社会的知识生产，不仅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相貌，还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这绝不是仅仅依靠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社会调查所能做到的，这是源于集体的智慧与思考，是费孝通先生及其同时代学人不断探索、交流、争鸣的结果。

首先，对于以“江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来自费孝通先生对于其姊费达生在“江村”十年乡村建设实践的关注。这期间，他一直与费达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并就此进行过深入的沟通。所以，对于“人民的饥饿”、先进技术引入乡村、农民自主性的选择、现代社会组织的缺失等问题，在其进入“江村”之时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考。为此，他还曾撰写过《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复兴丝业的先声》等文章探讨这些问题。正是对“江村”现状与问题的熟知，才能让他有针对性地在短时间里获取到课题研究所需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并在这些资料与数据的基础上做出系统性的分析。

其次，既有的学术界研究成果所展现出的多样化思想与方法，也为其理论提供了对话与思辨的源泉。比如：同样关注乡村社会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一批学者，他们深入乡村，试图采用教育下乡、文字下乡的方法应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最终却得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这让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文化教育，而在于生存问题。同样是肯定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未来趋势一定是工业化，但吴景超却提倡首先发展大机器生产，这一主张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巨大差距也随着相关争论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很明显，这条路径也难以即刻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这种分歧也使费孝通先生推进乡土工业的决心愈加坚定。同样倡导农村工业，南开学派的何廉、方显廷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着重从资料与数据中探讨发展农村工业相对于发展大机器工业的优势与长处，这类研究也进一步促使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更贴近民众生活，从农民的实际疾苦中而不是从数据中去发现问题。可以说，同时代学术界的不同思想观点，也极大地促成了费孝通先生学术知识的生产。

当然，费孝通先生学术方法的确立源于许多前辈优秀成果的引导和鼓励。在“兼济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感之外，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先贤所提出的“社会学本土化”主张，进一步引导费孝通先生投入到对中国社会自身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中去。派克的“社区研究”方法使费孝通先生放弃了对宏大抽象问题的争辩，开始将研究对象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群体之中。派克鼓励他们对“完成了的文明”的中国进行深入研究，这也使费孝通们投身本民族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拉德克里夫-布朗使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更聚焦在整体性的功能性关系上。史禄国的指导将费孝通先生正式带入“到实地去”的研究领域。

除此以外，费孝通先生活跃的学术思想与敏锐的思辨意识还源于同辈青年学子之间不断的鼓励与交流。费孝通先生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与同辈学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分别在《大公报》开设《社会问题》副刊，在天津《益世报》开设《社会思想》副刊，在《晨报》开设《社会研究》副刊，以这些副刊为阵地，以社会通讯研究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与探讨。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断吸收西方社会学的精华，围绕乌朋格（W.F.Ogburn）的社会变迁、萨斯（R.U.Sayce）的物质文化、季亭史（F.H.Giddings）的统计方法、派克的社区分析、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方法等理论展开讨论，在学习中不断加深对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理解。与此同时，为检验自己的认知成果，他们还分别深入各地展开实地调查，尝试将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训练使费孝通先生逐渐理清了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即他与王同惠计划的“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23，最终“完成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丛书”24。《江村经济》正是这一计划中“花篮瑶”研究的后续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主持下的“赛明纳”学术研讨活动为费孝通深入挖掘“江村”调查资料的意义以使相关学术问题更加明晰，乃至于为《江村经济》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巨大的助力。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一些西方人类学者多将“江村”视为当时中国的整个乡村，所以在英国正式出版时（1939年）这部著作被定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当时费孝通先生已经回国）；但费孝通先生本人始终将“江村”看成是不同于“花篮瑶”的另一种中国社会组织的形式，所以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在1939年回到中国云南之后的“魁阁”时代，他将“赛明纳”的学术研讨方式带到国内，并主持了针对禄村、易村、玉村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尝试“建立类型来补充这种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数量上的增加”来取得对中国社会“总体的认识”25。这不仅初步实现了当初与王同惠共同制定的学术计划，回应了后来利奇的质疑，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江村”之外其他类型的中国乡村社会知识。

四、变动中的当代社会与新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的社会转型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性知识”，当中国的发展进入现代性的全球化轨道之后，便“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那么中国社会学就“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面‘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26。其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现代性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达生等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社会实验中，就已经表明其性质为中国人不断探索着“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并进而要“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27。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正是在这种社会实验的基础上探究更深层、更具原则性的问题，即中国现代性将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28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像费孝通先生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对西方中心化的现代性的抵抗，这种抵抗不仅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29，也显现于中国现代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中。

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江村经济》，我们就能发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研究，而是一种“在乡村做研究”的知识生产实践，虽然他是从“江村”入手，但所要生产的是可以用来认识并解释整个乡村社会、整体性社会，乃至世界体系的科学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村”已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空间，而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系统，“是一种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相互交织和勾连的整体性社会”。所以，他在“江村”的“逐步深入与持续拓展的追访研究，从对乡村系统的功能性解释，最终扩展至对世界体系的总体性把握，其着眼的是对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认识、解读与反思”30。因此，费孝通先生这一知识生产实践也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科学追求。

十年前，我们团队就曾对费孝通先生在其知识生产实践中始终追问的问题进行过一些归纳，我们认为，这即是“文化主体性问题”28。也有学者将其总结为“费孝通问题”27。其后十年，“我们一直在探索也深感在全球化乃至今日‘后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国社会学如何‘再补一补课’的问题”30。因为，如何应对现代性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并再度寻找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这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再读《江村经济》，重温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仍能够感受到那一代中国学者在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保有的问题意识，那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体现在具体的学术思考中就成为他们对古今中西境遇下的中国社会要往何处去的“文化自觉”，这种理论关怀从对地方性知识的探索一直延伸到对全球化世界进程的思考中，这些情怀和相关理论思考也一直影响着我31。费先生晚年希望我们这一代不仅要认识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还要认识当今中国社会的新“差序格局”，更要认识新旧“差序格局”的相互影响。这促使我们对当下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文化在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不断生成着新的复杂性和新的不确定性，进而产生了“分化世界中如何共存”这一深刻的全球性问题。但人们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上，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是存在着缺少历史意识或时代意识的“去脉络化”问题。当思考难以回到有效知识累积的理论学术脉络中时，就易导致研究失焦，或与社会脱节的思维失效问题32。这需要我们超越旧有的知识体系重新认识世界。

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全球秩序的失范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以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模式并非最佳的发展选择，而源于西方的解释框架和知识体系也并非是最有效的，“国际学界近几十年的努力也没有对认识与回应全球性问题有更显著的进展”32。而中国目前也正处在一个超出我们想象力的全球性“焦虑集”之中，这迫切需要我们对世界文明共识大破裂和合作治理秩序大变局可能引发的重大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33。由此，生产或构建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势在必行。所谓新的知识体系，其属性必然要求我们回应与之相区别的“旧”的知识体系是什么，二者的关系及相互地位怎样，即新的知识体系是对“旧”的知识体系的补充还是颠覆等问题。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甚至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这更让我们意识到生产或构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的紧迫性。

不管怎样，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所确立的“从实求知”，还是为新的知识体系构建与生产提供了基本原则。所谓“从实求知”就是在不断地把握变动的“实际”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全球化加剧演化的背景下提升“文化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而“真问题的发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获取，又需要根据‘实’的动态发展与多层次特质而不断调整和修正”34。

总之，在当下的世界，这种“实”体现在一个持续变动的、不断重组的、虚与实相叠加的关系秩序格局中。全球秩序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转折，也为创新全球治理的理念、重建全球治理的秩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为此，中国社会学亟待构建一套能够应对“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套新知识体系既要能够使世界看到“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理解是什么，又要能够对“变动中的当代”所蕴含的整体性问题提出有效的中国认识。那么，如何建构或生产这一知识体系，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确立的“从实求知”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先生重返江村，不断以新的视野重新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再认知，这样贴近“实际”的知识生产是一个艰难的认识路径的选择过程，需要得到与此相应的贴切的认识论与可靠的方法论的支持。费先生在他80岁生日之际提出了与异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先生说，“这句话也就是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35。我认为，这也应该是我们当代学人在进行新知识体系建构时的认知起点。

注释

1.[英]马林诺夫斯基：《中国农民的生活·序》，《费孝通文集》第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2.周云、彭书婷：《近20年〈江村经济〉对英语学界的影响》，[昆明]《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3.马林诺夫斯基：《中国农民的生活·序》，《费孝通文集》第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第214页。

4.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5.[韩]全京秀：《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南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6.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7.费孝通：《社会研究能有用么》，《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8.费孝通：《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9.费孝通：《江村通讯》，《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第370页。

10.沈关宝：《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上海]《社会》2006年第2期。

11.张静：《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12.全京秀：《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南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3.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4.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第410页，第405页，第406页。

15.费孝通：《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第392页。

16.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7.费孝通：《社会研究的关键》，《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18.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19.费孝通：《人类学几大派别——功能学派之地位》，《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20.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214.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2.费孝通：《留英记》，《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23.费孝通：《关于追悼同惠的通讯》，《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24.费孝通：《江村通讯》，《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25.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26.李友梅：《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上海]《文汇报》2018年6月8日，第8版。

27.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8.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29.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6页。

30.李友梅：《“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1.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李友梅、耿敬：《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上海]《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32.李友梅：《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上海]《文汇报》2018年6月8日，第8版。

33.李友梅、汪丹：《在“分化”的世界寻求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转型社会学认识》，[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34.李友梅：《“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5.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