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此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将怎样再转型，中国社会学又要站在怎样的方位，以怎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更加贴切地把握和诠释这一过程，这是本文重点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征程；社会治理再转型；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20ZDA083）的阶段性成果
一、新征程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新起点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把原定于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之后再奋斗15年，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从“富国”走向“强国”的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立足高远、求真务实，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征程的开启向全党提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统筹“两个大局”和两个“深刻认识”是我们对新发展阶段民生保障的短板和社会治理的弱项进行实践“破题”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准呼应新征程的新要求。
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尚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从社会建设实践来看，民生保障还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而这些短板和弱项预示着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着重点的转移。以往，我们更多强调社会治理的供给侧，比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激发社会各主体活力、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重构，如其消费不断由标准化、大批量、排浪式的大众消费快速转向个性化、多样化、品牌化的消费选择，在注重物质消费的同时也重视精神消费，在关注个体生活境遇的同时更加注重碧水蓝天的人居环境和公平、法治、民主的人文环境。需求侧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出人民群众期待更精致的品质生活、追求更得体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成为促进供给侧改革创新的力量。
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们的发展预期变会得更丰富且复杂，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只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和一个方面，后小康时代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必然需要同时应对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公平正义、协商民主、法治保障、公共安全、秩序与活力平衡、健康与环保等多方面的需求带来的新压力，而治理体系对这种压力的管理和调节的经验却不多。“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做出工作部署”（习近平，2020a：8-9）。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与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相互交织、彼此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中国也正站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上，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人类现代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度风险社会，风险作为一种重组社会结构的力量也已经出现，其与物质财富分配机制和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走向（李友梅，2008）。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的超大规模社会，正遭遇的全球性风险包括疾病传播、金融危机、资源断供等，这些风险随时可能通过互联网高速传导至人们的生活世界，引发心理恐慌、信任危机乃至于公共安全风险和政治风险。世界变化之快，连西方人也不禁在感叹西方本身变得不那么西方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信息化之快，使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重要挑战。网络社会空间民粹主义的盲目出现、垄断和金融创新的潜在社会风险等带来了各种现实问题：网络社交媒体的高度灵活性和部落化的倾向使公众得以将一些通过传统渠道难以表达的观点，借助于网络上的某些公共话题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国网络空间似乎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土壤；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平台企业存在数字规则不健全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必须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合理金融创新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由此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责任正在持续考验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和国家对新征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调整，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于各国人民”（习近平，2020b）。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强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践的评估标准绝不只是GDP总量，还要看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尤其要看大多数中国人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也要成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的过程。因此，对新征程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认知不能仅局限于内循环，也要放眼内外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大范围，还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的认知有新的自觉。“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要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更好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习近平，2019：77）。“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认准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习近平，2018a）。习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决心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战略定力。
中国已经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征程要通过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高水平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提供重要支持。而这些决策部署的实施不仅要体现出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高水平转型，而且更要不断加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生活更加安宁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社会治理是人们应对社会生活共同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在面向具体问题和实际运行时，社会治理会出现不同的主体构成，不同主体的角色与功能、行为取向和运行原则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征和基本定位，在此基础上形成功能有序、模式化、比较稳定的相互关系格局。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刻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品格，彰显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治理特色和风范，这对于提升我国应对国际国内新挑战的信心和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中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内会处于快速转型发展的“变动社会”阶段，中国的社会治理必然面临多种矛盾和张力的复合与叠加，比如：与新技术、新经济相关的重大社会风险和县域为主社会治理层级解决以及统筹重大社会问题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激性处理”和未来价值的“持续性追求”之间的矛盾；追求稳定发展环境的“求稳”和改革创新“求新”之间的张力；在基层治理层面，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纵向整合机制和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相互依赖的横向社会协同机制之间如何有效衔接与转换的张力。在现实中，不论何种张力和矛盾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复合叠加构成了社会治理进一步创新的复杂社会情境。这也意味着社会治理要具有应对和处理多线程、复杂性问题的体制机制以及应急机制与长效机制之间的衔接能力。多种矛盾之间的复合叠加对新阶段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复合叠加的矛盾也对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习近平，2012）。这里的民主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参与式全程民主。这里的平等也不是简单的机会平等，而是在确保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质平等，是扶贫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的政治承诺，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唯有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整体的公共性精神并责任共担地推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才能获得更多积极而稳健的支撑力量。
总之，新征程较之以往重要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古今中西”的多元化、复杂性以及多种矛盾和张力正以更为错综、浓缩和升级化的形式反映到当下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情境之中。这也意味着我国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理转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任务变得更为必要和急迫，而对这一任务的回应既要及时有力，也要将视野拓展到中国与世界互动变化的联系中找准关键议题，才能为助推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的重要支持。
二、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再转型
每个国家在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都会需要相应的社会治理，从深层次来看，社会治理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秩序形成的机制和规则。社会转型是指从一种稳固社会发展模式向另一种稳固社会发展模式的整体性转变，而社会治理转型往往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已经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社会福利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与综治思维的提出，其回应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下如何提升公共资源分配效率的问题；第二次转型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回应的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下如何推进利益协调方法，以在经济快速转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李友梅等，2018）。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中国社会治理开启了再转型的新步伐，其回应的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转变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问题。以下，我们将主要分析涉及社会治理再转型的内涵目标、施政策略与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社会领域而言，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见，新征程的社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社会建设水平，而且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使社会文明程度有新的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有新的提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无论是“质量”“公平”与“可持续”，还是“为人民”与“新提升”，今天社会治理再转型的内涵与目标不再是一个工具合理性要求，而是成为一个价值合理性的要求。要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变化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即“共同富裕”是这个要求的核心。
然而，实现价值合理性目标比追求确定的数值目标更加困难。一方面，从人类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看，全球民主政治危机正在与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叠合在一起；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与大国博弈的出现将持续使中国面对一个更不友好的外部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使人们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将人们推入过劳与焦虑情境并与传统社会分层逻辑结合在一起强化了社会分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自身的再调整同样困难重重。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解体之后，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稳固的制度性联系被切断了。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街道、社区与村镇，都缺乏像“单位”那样丰富的治理资源，它们虽然能够在协调某个争议事件、解决特定具体问题上发挥作用，但难以在全局上、制度上实现社会治理再转型的新目标。
一般而言，社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解决好诸如社会样态、组织机制和技术发展等多方面社会要素高质量转型的实践问题，在理论层面则要研究高质量社会发展的制度设置、运行方式和评估理念相互匹配、网络化逻辑与大数据规则、智能工作系统与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发展等重要议题。这显然不是仅靠某个社会组织、社区、街道、某个条线部门乃至综治中心就能够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再转型如何找到其稳固依托？
新征程社会治理转型升级意味着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制度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有更高的站位，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有追求革新的现代性气质，有解决未来社会发展难题的勇气和魄力，为推进政治秩序、法律秩序、道德秩序的有机统一，为美好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个现代化思路的引领下，市域成为社会治理再转型的新依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开始谋划“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并提出多项政策主张。目前，“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以平安建设为实验抓手，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运作更加顺畅、权责更加分明、上下联动更加方便，这预示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将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并逐步形成高效预测、精确精细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后的社会理论意涵却比上述政策阐释要深刻得多。
以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均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理论预设之上，因而致力于寻找一个如同“单位”的组织机构，比如社区，并尝试建立起类似“职代会”那样稳固、有力的制度，比如综治制度，通过重建“国家—社会”之间制度性联系而应对市场化或维稳的挑战。市域社会治理放弃了这种理论思路，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家中的社会”与“社会中的国家”的新思路，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单位来增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心力和制度执行力。在这种新思路下，市域成为以市级行政单位为圆点的区域融合发展单位，市域党委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成为区域社会治理的谋划者、组织者与推进者。从新型城镇化发展路线上看，市域一方面要为下属区镇负责，另一方面要与其他市域在更高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上进行统筹，比如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从政治空间的灵活性上看，市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地理概念，而是指以市级党委为核心的更高层次且更强有力的资源统筹单位。作为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市域是一个在党委领导下的，比区镇、社区更加灵活、更有资源、更有能力的共同体。
从县域社会治理到市域社会治理，将在一定程度触及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很难在行政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因而需要在更高层次统筹资源、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这也必将助推社会治理顺应时代变迁。市域社会治理这种模式对于更好地破除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城乡二元分割，推动条线部门的上下联动、跨区域统筹协调，继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市域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我们继续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而且需要继续完善区镇、社区、村落等层面治理主体的责权分配，推动不同层面的社会治理改革，从中央、区域、省域、市域、基层多个层级共同发力，促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以及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衔接（陈一新，2020）。
以市域为抓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再转型的战略部署，而且体现出我国社会发展理论依据的重大转变。这种宏观思路上的改革不仅对中国社会治理理性化、法治化以及公共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指向了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与精细筹划能力。作为涉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新征程、新阶段的社会治理创新转型之路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审慎地进行系统施策和整体推进。
首先，面向“理性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整体生活秩序的重新定向是理性化更为实质性的意涵。社会理性化要求人们深思熟虑地，有科学判断、有步骤、有效益地以利益格局为着眼点来调适行动，这有利于提升社会适应性与社会整合程度。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求要以可持续性为取向来安排社会行动，另一方面则要求建立以特定价值理性为核心的生活秩序。社会治理体制涵盖了治理主体、各主体职能及组织关系的整体性构架，而社会治理机制则是用以促进、协调、规范不同主体互动方式的逻辑。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的理性化水平，需要从两方面共同发力。一是从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出发，从优化多层级治理体系的分工模式出发，进一步明确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各层级的积极作用，努力打造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二是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出发，更好地发挥党委在社会治理工作中总揽全局、统筹协调、调动各部门积极性的核心作用；发挥政府各条线部门全面正确履行职责，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利益协调体系；发挥群团组织联系群众的能力；发展政社分开、权责明晰、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拓宽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与机制。
其次，面向“法治化”的要求，进一步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的兴起与经济金融化共同带来了工作、消费、生活、社会关系等模式的诸多革新，并对已有社会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类的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网络社会兴起后，社会交流空间无限延展，人们具有了多种虚拟身份，打破了社会阶层在思想意识方面的既定限制，民众的社会态度形成了“跨阶层分布”的态势。社会群体在不断重组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变状态。面对诸如个人超前信贷、网络平台垄断、网络灵活雇佣的兴起等新社会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尽管如此，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状况、新问题，“我们要在坚持好、完善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立改废释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习近平，2020c：7）。新征程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其涵盖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全面、准确、系统确认和保护了民事权利。这些不断深入的战略认知及举措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向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司法公正，强化全民法治观念，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最后，面向“公共精神”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政治引领、德治教化与智治支撑。作为现代公共精神的公共性是一种促使人们从私人领域走到公共空间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有利于生产公共产品的现代精神。公共性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作为目的和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指涉的是特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的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走出私人领域，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与共同行动中实现从个人向公众的转化；从参与程序的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社会参与程序的公开公平，使人们能够在平等对话中达成共识；从人的精神角度看，公共性指涉个体基于理性与法律规范参与公共生活，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公共性的构建可以使理性化不至于走入刻板科层化的“铁笼”，使人们不至于在工具理性的追求下走向各逐其利的“公地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性构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所需的公共精神之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下夯实这个根基，不仅需要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和最终评判者，而且需要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更需要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培养人们的公民参与意识，增加人们的社会参与知识，改善人们的社会参与方法。同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渠道，进一步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实现城乡社区治理与基层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中的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与自我监督。
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强调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等启蒙精神，这既不是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的翻版实践，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全盘否定和逆转，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倒逼改革与转危为机的动力机制下对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不断再平衡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四十多年所走过的路径，既不同于欧美国家市民社会与现代民主国家齐步并举的演进式路径，也不同于东欧和苏联以大规模社会运动与社会民主化为导向的急剧社会变革式路径，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具有渐进式特点的路径。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自觉和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践行。
三、回应时代大问题与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马克思主义知识观要求我们不仅要将知识生产看作特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而且要极为注重以前瞻性的知识革新来推进整体社会的革新，以生产有机知识来推进公共生活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愈加超出我们原有的理解范围，全球政治经济变迁、公共健康危机、科学技术的革新等不断为人类提出新议题，同时也对知识界提出了更为艰巨的挑战。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新征程的开启进入新的阶段，这使得中国社会学准确研判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对时代的迫切挑战做出及时回应变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我们更需要从扎根本土实践、拓展世界性视野、推动跨学科研究出发，围绕新征程中国社会治理再转型进行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
早在20世纪中期，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就对美国社会学泛滥一时的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实用取向、科层制气质等四种问题进行了振聋发聩且鞭辟入里的批判（米尔斯，2017）。然而这些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似，在追求整齐划一的科学视角中忽略了社会学者的社会义务；在慌忙解释令人应接不暇的社会新变化时染上了科层主义的特质。今天，要求学科发展的呼声甚嚣尘上，我们却被一种智识上的不协调所困扰：学者在卷入时代之时，竟无暇去审视时代；在应对问题之时，却无力去思考问题；在求变创新之时，却又不想扬弃固有的成见。面对此种现实，我们需要回顾并超越中国社会学建立的初心。
无论对于发轫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学科，还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机之中、重建于改革开放重大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学而言，扎根于本土实践、回应时代关切始终是我们的立足之本。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探索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及乡村社会再造之时，中国社会学不仅参与到特定的社会运动之中，甚至还成为生产社会知识的重要领域，在经历了中国社会实践的检验之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图景与社会知识。费孝通正是在这场社会运动中，依据其对现实生活中农民实践经验的观察，在与西方社会学科知识对话中发起对话与挑战，从而确立了新的知识主体，发掘出新的社会知识；他在理论探索中将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实践放在其理论的核心位置，强调了社会学知识的道德特性。正因其始终扎根于乡土社会，深入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才能从“差序格局”“社会圈子”“时势权力”“礼俗社会”等中国社会的特性出发，回应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社会变迁等普遍议题。
费孝通“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强调超越文野之别。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既不能是对西方理论不假思索的生搬硬套、缺乏辨析的无脑批判、浅尝辄止的勉强回应，也不能是不顾方向的低头拉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闷头探索，而是要在深刻洞悉理论的基础上，超越既有理论与方法的窠臼限制，在对国民命运的深深关切中，从对本土实践的深刻体悟中去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二是以主体立场研究中国问题。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不能将其研究对象想象为没有能力表述、没有知识进行判断、没有智力表达的客体和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对其进行启蒙与引导的“他者”，而是需要将研究对象作为知识生产者，作为承载了重要社会构建作用的主体与行动者来认识他们的需要、目标、互动方式与行动策略。三是以本土知识来回答时代性问题。构造本土性知识并不等同于以文化独特性为借口在具体而微观的故事中故步自封，也不是在深入田野的幌子之下在旧有的知识体系中画地为牢，而是要从中国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实践之中洞察并回应对人们工作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的时代性议题。
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有祖国的，扎根本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文化传统。列宁经由其革命实践而提出了“先锋队”的理念；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经由对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思，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理念；而费孝通也是扎根于本土实践，一方面以严谨扎实的社会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另一方面以中国的本土实践推动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从而真正参与到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之中。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深陷于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漩涡，这个漩涡正将研究者们卷入南辕北辙的“表述竞赛”中。正本清源地看，中国之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何曾是无足轻重的“他者”？而全球政治经济风云之于中国，又何曾显现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西方”？自1840年始，中国与世界便不可逆转地彼此勾连、相互嵌套。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国应如何应对和选择，同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能为全球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加以反思。
在各学科发展已然在理性化轨道上向前迈进的现代社会，本土化当然不等同于无视学科范式、不顾普遍性知识生产的自说自话，而规范化亦不等同于不顾文化主体性、多元性与反思性的“极端现代主义”（斯科特，2019）。在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知识生产，不仅要求我们在遵守学科规范的基础上走出古今中外的各种限制，去勇敢回应全球性的重要议题，而且要求我们对本土社会进行“从实求知”的调研，掌握丰富、可信且有效的一手素材，为回应全球性议题提供智慧。
今天的中国不同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当国外学者已然提出“全球中国”的概念时，中国社会学者的文化自觉便已经不能仅是以中国本国问题为着眼点、以中国本国田野为立足点来探讨全球化对本土社区的影响了。从方法论上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自觉应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全人类，在具体研究中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去反思与回应现代文化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与难题。无论不同文明的现代性表象具有怎样的差异与特性，我们都不能在强调文化价值的单一性或绝对性中窄化了自己的研究视角，束缚了社会学者的想象力，继而臣服于文化还原论的反智倾向。
推进新征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既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是在今天继续回应诸如现代性危机、公共性难题、不平等的再生产等前人业已提出的根本性议题的需要，中国社会学于此大有可为。人类仍然面临着金融危机、核泄露等人为风险的威胁并不时处于森林大火、病毒传播等灾难之中，需要时刻准备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即便人类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思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们不断从空间生产、知识创造、金融工具、技术革新等角度探求加速积累的新逻辑；即便人类已经从南极冰川的融化到微小病毒的进化推断出社会秩序的变革轨迹，但我们仍然在一些根本性的难题前踟蹰不前。今天，随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将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议题发生更多共鸣。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我们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起卷入到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中，但我们比其他“南方国家”更为成功地解决了贫困问题，比欧美国家更加迅速有效地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疯狂蔓延。中国已然在丰富多元的社会实践中围绕化解各类矛盾积累了更多经验。中国经验对于人类知识发展举足轻重，中国经验也不应仅仅属于中国。在与拉美及亚非学者的交流中，我们深知他们对中国如何摆脱依附、解除贫困以及如何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方面的举措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在与欧美学者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他们渴望在技术革新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中国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比较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往往以相异的策略应对相似的问题，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果。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不是在强调本国的独特性时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遭遇、共同难题与类似处境。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自身的经验来回应世界问题，在与共同体同仁的交流中探索人类发展的前路。我们还要明白，这一成果的获得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能够有效反映本国经验的知识体系。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等著作中，为我们开辟出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本土化”研究路径。本土化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旨趣是寻求本土化与国际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统一，寻找科学视角与道德视角的彼此融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治理研究需要提出更具全球视野的议题并对此做出回应，而这些议题正是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难题、国家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先哲们提出的根本性议题。
行动者呼唤生活世界的变化，国家呼唤治理模式的推进，学界则呼唤认识论的革新。如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扬长避短，怎样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我们又该如何推动高水平技术与高质量社会的相互生成？面对这些议题，社会学更需要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持续强化学科规范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当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拓展、深化跨学科间的交流，在与其他学者的共同探索总结中，不断突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过去四十余年来，面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大批具有鲜活本土意识的经验研究不断涌现，如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乡村建设、社会分层等研究，涉及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众多领域的社会学观察。有研究指出，中国社会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总体的、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延伸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动了社会系统性特征的变化（李培林，2020）。中国社会学人不辱使命，在中层理论的建构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有学者发现，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形态，与西方社会“弱关系”的功用不同，中国社会“强关系”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更为有效；中国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乡村地区本身的工业化，“温州模式”“晋江模式”“苏南模式”等经验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呈现的“自下而上”特征，补充和丰富了西方发达国家由中心大城市带动乡村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理论。中国的劳工研究提出城乡二元劳动体制、“老工人”与“新工人”以及“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分析概念。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深耕基层，关注组织制度变革，尝试性地提出了和“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近年来，国家治理与基层扶贫、“三和大神”与新兴社会群体、中产教育与社会心态、养老保障与安宁疗护、数字时代的新就业形态等诸多新议题得到了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理论与经验研究离不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的不断开展，为我们了解社会动态、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深感中国社会学可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还很薄弱，原创性的理论供给缺乏系统性，且在较大程度上呈现碎片化特征。在试图深入解析和说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时，知识的生产者总是不免要借用他国提出的概念工具。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将“国家”“社会”“历史”等“带回分析中心”的研究范式，但我们仍需进行严谨而理性的学术思辨，形成应有的学术对话能力，如此才能充分洞悉“古今中外”的理论与实践，实现新突破。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自觉”不仅是学理性的方法论问题，而且还是如何破除本学科褊狭性，使学术学科体系获得完善发展的实践性问题。从主体上看，不仅学术研究者需要建立自己的“新自觉”，社会学学科学术体系的设计者、管理者和推动者更需要建立起“新自觉”意识。目前我们的学科设计尚缺乏相对独立性，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缺乏紧密的相关性，学术问题间的隔离现象比较严重；优质学术期刊相对不足，而学术成果的考评制度又不足以有效推动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知识的积淀。因此，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新发展和新作为都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中国社会学亟须增强跨学科合作意识，以提升开辟新领域的综合能力。面对不确定的复杂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打通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以便使各门社会学科对自身的褊狭性有所认识，在遇到合理意见时可以做出比较充分的回应，进而形成研究的合力。我们要认识到，对历史、经济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都不是某一学科的专利和特权，学科间的合作理应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义务。而今，多学科融合发展不断成为新的学术思想萌发的重要推动力，这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首先拥有一个严谨而开放的心态。
四、余 论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引用列宁的话来评述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2018b：7）。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开放性、发展性、科学性与实践性，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发展中国社会学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社会学必将在对社会实践的时代关切中，在对社会治理再转型的研究中不断生发并开启自己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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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2020，《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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