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说过“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释。”尽管这个说法从字面上理解是不真实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苏格拉底的朋友对后来哲学著作的强大影响。汗牛充栋的著作都是来探讨他的基本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对后人的影响。完全可以这么说你不了解柏拉图，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

但是如果用影响力作为理解哲学史上人物重要性的标准，如果人们应该熟悉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然后再自己“搞”哲学，那么，需要对其著作进行研究的哲学家的名单中都包括谁呢？我们应该关注哪些人？阿奎那（Aquinas），笛卡儿，康德，马克思？还是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穆勒（Mill）杜威（Dewey）？还有诸如布鲁诺（Bruno），费希特（Fichte），维科（Vico）费尔巴哈（Feuerbach）等被有些人认为帮助形成哲学探索本质的思想家，却被大多数专家作为哲学史上最次要的人物？如果要了解的话，对他们的著作到底要了解多深？学习者必须沉浸在“赫赫有名的大家”浩瀚的著作海洋中呢，还是对他们的各种观点熟悉一下就够了？当然深刻了解和尽可能多地弄清数千年哲学史上的不同观点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当然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中很少人可以像畅销书《西方哲学史》作者像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那样活到97岁的高年纪等优越条件。尽管他年纪高，对哲学前辈非常熟悉，连他也被批评对哲学家们的介绍非常肤浅（好处说）甚至是充满偏见（坏处说）。他自己也说他能够诚实地说完全看懂了著作的哲学家只有莱布尼茨（Leibniz）一个人。

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哲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内容上。阅读和理解被普遍认为伟大思想家行列中固定成员的相对少数的哲学家的作品，将花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还不考虑关于这些作品的第二层的甚至第三层的文献所需的工夫。

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千百年来不断积累的大量内容呢？哲学史的内容将继续增加，未来的人将不得不研究古代和现代哲学家（我们试图吸收从古希腊泰勒斯（Thales）到罗蒂（Rorty）到的21世纪早期的哲学家），还要研究未出生的伟大或接近伟大的哲学家们。什么时候到头呢？哲学家们命中注定要投入在思想的汪洋大海中吗？

最常用的技巧就是简单地忽略哲学史上的某些整个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不是很重要，可以彻底抛弃。确实，哲学史课程和多数的调查都显示一般来说总是删掉中世纪时期（大约从公元300年到公元1600年）一千多年的思想史。这么做的人的态度被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非常好地总结出来了，他说“中世纪哲学和希腊和现代哲学都差别很大，连叫同样的名字可能就会造成误解。如果哲学被定义为追求真理，包括辩论和证据，不使用权威，不管它们可能带领我们到哪里，常常达成不可预知的结论，那么，中世纪哲学根本就不配称为哲学。”(《异教徒信仰》（The Faith of a Heretic）, 1961, p.31)

这种冷漠的神态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人们应该真地忽略比如奥卡姆（Ockham）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波爱修（Boethius）阿伯拉尔（Abelard）摩西•迈蒙尼德（Maimonides）阿威罗伊（Averroes）这些哲学家吗？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哲学家？把他们定义为根本不存在好像是卑鄙的行为。他们对哲学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认为他们不关心真理追求，只是试图把自己观点与神学理论吻合起来的说法当然是误解或者简单化。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奥卡姆就不必要逃避教皇的愤怒，阿威罗伊也不必担心死在狂怒的牧师手里，阿伯拉尔也将生活得自在舒服了。

太多的哲学史好像认为在柏拉图和笛卡儿之间这段时间内根本不存在哲学。即使那些承认中世纪时期重要性的人也可能为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辩护，比如让课程容易展开，让教材容易阅读，有些内容必须牺牲掉。而且，正如考夫曼无疑要赞同的，中世纪主要关心的是信仰问题，这些内容可以在宗教哲学的专门课上来讲解，或者在宗教史课程中讲授。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就提出了针对哲学史负担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在本质上是进步性的吗？如果是，一个人对许多推动了思想进步的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的了解不一定就是那么包含一切的，我们可以关注在思想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东西，同时忽略那些已经无关紧要的议题（以及谈论这些问题的思想家）。常常被认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这样说：

“我们对待哲学史应该像对待科学史一样。在科学领域，我们在说比自己的前辈更了解他们讨论的问题时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说亚里士多德对天堂的看法是错误的，古希腊医生盖仑（Galen）不明白血液循环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觉得他们是落伍的，反而觉得从前伟大科学家的无知是可以原谅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不愿意说亚里士多德不懂得没有本质主义（real essences）这样的东西，或者莱布尼茨（Leibniz）不相信上帝存在，笛卡儿认为思想是描述中枢神经系统的另外一个说法而已等。我们犹豫不决仅仅因为我们有不了解这些事实的同事，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说他们无知，而说“他们拥有不同的哲学观点。科学史家没有相信水晶球宇宙体系（crystalline spheres）的同事，也没有怀疑哈维（Harvey）对血液循环描述的同事。因此他们不需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哲学编史学：四种体裁”（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Four Genres）《哲学史》（Philosophy in History）, 1988, p.50).

对于本质，上帝存在的证据，或者思想身体问题的讨论到此为止。但是哲学真的和科学这么关系密切吗？如果是，为什么有些棘手的问题，包括刚才提到了三个问题，不断在后来的时代中反复出现呢？难道我们就不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让人人满意，然后轻装前进吗？

或许哲学史与其说像科学史倒不如说像艺术史。艺术有各种不同的流派如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或者波普艺术（Pop Art）它们虽然相互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可以区分开来分别对待。同样的，哲学也有很多流派，比如柏拉图主义，托马斯主义（Thomism）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解构主义等也可以被当作相互独立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必要担心哲学的整个历史。相反，人们应该关心具体某个流派的历史。比如，作为实用主义者如果想知道皮尔斯（Peirce）对詹姆斯的影响，詹姆斯对杜威的影响，杜威对罗蒂的影响。当然对学派之外的人物对这些人的影响也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内容，所以，一个实用主义者可能追踪探讨皮尔斯作品中康德哲学的痕迹，因而暂时离开实用主义校园，来到康德的研究领域。但是他绝对不必要进入托马斯主义的校园，或者不辞劳苦学习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史或者现象学的著作。

如果哲学如此简单，那事情就变得容易，或者就非常容易分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联系和影响决非遵循这么容易的标签，（在这点上，艺术史也是如此）。加入一个流派在很多方面就是试图尝试或者摆脱哲学史的负担，但是最终得到的是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界限。不断有对当今宗派林立感到沮丧的哲学家呼吁回归黑格尔，休谟，阿奎那，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回归最本质的东西，比如“回归康德”的运动。但是人们不能忽视这些作品出名后研究它们的所有著作。当他说我们可以抛开所有关于真正本质讨论的时候，罗蒂可能是错的。但是任何想真正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人能够完全忽略他死亡后对于这个话题讨论的所有著作吗？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可能对奎因（Quine）的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观点会说些什么？他能像罗蒂那样被说服吗？

哲学家们或许在同一个战场上用不同的外表不断斗争。因此，罗蒂以阐释学为基础的观点被有些人作为老调重弹的诡辩术而被扔到一边。哲学史可能简直就是永久反复出现的糟糕情况而已：老问题永远不会死，而是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现。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一个人只需要对哲学史有个粗略的了解就够了，只需要知道永久性的问题是什么，对付这些问题的确定的方式，忽略所有那些历史性的细节。如果没有真正的进步，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评价。

但是，这个“永久性重复出现”的图画不是非常有说服力。它好像来自过分严格地坚持哲学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途径。通过这样不考虑出现上下文的本质存在，上帝存在的证据，思想身体关系问题等，人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各种流派的哲学家都感到必须讨论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好像本身就有了生命，哲学家们不过是为这些问题服务的助手。比如，尽管柏拉图确实关注公正的本质，我们不能因此就确定他对这个话题的讨论都是严格局限在当前的讨论。把“公正”作为历史性的东西，我们面对从来没有发生改变的假设的危险：不管是谁在何种情况下，在任何时候说了，都是在说同一个事情。

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哲学的重建》（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中，试图要表明这种哲学史的观点是多么经不起推敲。他写到：

让伟大的体系成为自身社会文化背景下尊重和羡慕的对象的真正原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中派生出世界真实性的基础，在这样的世界，主要的特征和我们说的过去几百年发生的“科学演化”或者“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表现出来的不同。就我所知，重建的呼吁就是认为可以在根本不考虑重建发生背景的情况下完成(《哲学的重建》1948, p.viii.)。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需要和关心的变化，哲学也在发生变化。学习哲学史的时候，心里必须记着这点。

这样说了后，如果人们希望了解他探讨的问题，就必须具有很好的历史意识。杜威有兴趣勾画出不同时代的各种思想变化的原因，以便人们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达到了当前这个哲学体系的现状。哲学上的变化发展是不断的过程，但是发展并不是按照直线的方式展开的。过去的声音不断被听到，但是它们往往被重新解释以便符合当前人们的关注。杜威试图清楚说明这个常常过分忽略的观点。如果柏拉图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可能根本听不懂，因为时代和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太多，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毕竟，连亚里士多德和奎因也不能讨论本质问题。

但是，这样的历史意识是否意味着一个人搞哲学之前就必须对所有从前发生的事情有个几乎全面的知识。不仅是从前思想家的作品，而且包括他们写作时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当然，这将打击除了最坚定的肛门人格（anal-retentive）者外进入哲学研究领域的人。

哲学史的重担没有必要这么重，如果你不想试图写黑格尔所谓的哲学通史的话。显然，那是不可能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愿意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前遇到的问题所涉及的过去的人物。对于罗蒂来说，本质的本性（the nature of essences）不是真正的问题，但是当今有很多哲学家仍然认为它是个问题，仍然发现很有成效的由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者和其他思想家们进行的关于本质讨论。谁知道当前处于休眠状态的其他哲学议题可能再次占据他们的头脑，主宰21世纪的讨论是什么？比如我就认真考虑重新复活古代关于宇宙的最根本东西是水的争论，因此开动了回归泰勒斯（Back to Thales）的运动。

我们应该兴高采烈地承认对哲学史的知识如果从整体上来看，最多是测验性的。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不是独特的问题。毕竟，类似的困境也让当今很多专业感到为难。很少英语教授是研究乔叟，莎士比亚，詹姆斯•乔伊斯，推理小说家米基•史毕兰（Mickey Spillane）等的专家。太多的材料迫使人们选择具体的研究领域，让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确定的挑选出来的狭小方面。

随着哲学史涉及的体系和人物越来越多而变得更加拥挤，为了占据位置和在图书馆书架上争夺空间，意识到历史人物做出的巨大努力应该牢记在心。或许认为一个人可以真正理解哲学史是纯粹的狂妄自大，但是试图尽可能了解更多是值得尝试的挑战。有意义的是，罗素自己从来没有把《西方哲学史》当作其对哲学的重要贡献，虽然该书在1944年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而且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印刷。渴望了解哲学史全貌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当一个人首次被讲解哲学的概念开始纳闷“哲学到底是什么，伯迪（罗素的昵称）？”

我们可以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据说正是这个有学问的人创造了“哲学”这个词。他承认自己不是智慧的所有者，而是寻求智慧的人。正是智慧的追求给予他存在的意义。哲学史是探索智慧的著名人物不断变化的，丰富多样的道路地图。没有人能够沿着这些大道或者小道重走一遍，但是没有一个人应该贬低没有走过的路。这些或许最终成为意料之外碰到的道路，因此，手里拿张地图还是很有帮助的，虽然只是以防万一。

译自：“The Burden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im Madigan.

http://www.philosophynow.org/issue45/45madiga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