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轫和创立的历史，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的智慧源流和鉴知明镜。以宏大历史的视野，基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拓展的研究，可知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发轫，在启蒙知识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学取代传统儒家、以西方制度变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努力下创建的。为此，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诞生是偶然与必然、传承与转换、移植与选择多重矛盾辩证作用的产物，具有特定的样态和特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创立，既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明的转换和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知识传统和教育体系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又必然带有旧传统的深刻遗痕和新学术的先天不足和缺憾。它在学科建设宗旨确定、学术思想确立、体制机制优化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一流政治学科具有多方面启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1]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无疑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南。
今年适逢我国近现代政治学科发端创立120周年，当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之际，站在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联系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实现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系统回顾、梳理和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我国近现代政治学科百廿年发展历史，分析提炼其中蕴含的学科发展规律，鉴识吸取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源流与创立
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观察和追究，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记载文字显示，人们在古代就仔细观察、追究和思考社会公共生活及其权威现象，形成了关于政治现象的知识和学问，并且开设学堂，讲授知识、传播思想。在中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好奇、探究、思考和传播，初始过程竟也十分相像，古希腊智者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及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和他的吕克昂学校，孔子创仁德政治思想并以私学授业，由思考到传授，使得这些智识者的政治思考和学识成为文明意义上的学问和学术。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中西方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对于中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际遇，使其形成了关于政治思想、活动和制度的不同认知，由此构建了不同的政治学问和学术。
19世纪末，中西方政治学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尽管如此，中西方政治学科独立成型的动因和背景却迥然相异。
在西方，发端于14世纪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自由主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及至19世纪末，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然确立，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却日益凸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有效化解经济社会矛盾的作用随之逐步突出，为此，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对于既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运行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的要求，实际政治生活对于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知识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实用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促使原本依托哲学、伦理学、法学而形成并且仍然与这些学科学术混为一体的政治知识，演化成关于政治运行和技术的专门而清晰的学科、学理、知识和方法体系，正因为如此，独立的政治学科应运而生，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成立，通常被认为标志着西方独立政治学科的诞生。
当西方政治学揖别哲学、伦理学等学科而成为独立学科和知识体系时，中西方文明在现代化意义上，已经在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和发展时序方面形成巨大落差和时差。
没落腐朽的满清王朝裹挟着中华文明急剧沉沦，而在后发和外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觉醒的先进分子积极向西方和国外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良方。甲午战争之前，这种关注和努力无疑大量集中于器物层面，对于西方军事技术、工业制造技术等等的直接引进和简单模仿，逐步酿成了近代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昭示了对于西方器物简单模仿学习而达成现代化路径的淤塞。适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启蒙知识分子由此认为，先进的西方器物，固然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的果实，但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却是开放在与此对应的西方制度之枝干上的，因此，欲达成先进的器物，必先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而欲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则必先达成先进的制度。“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3]而1898年的“戊戌维新”，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换的集中行动，维新派的变法，实则为制度变革。与此相伴的倡导新学，不过是伴随制度导入的思想、学问和文化引进。研究表明，恰恰是这种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引进，激发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近代中西方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公元纪年虽然同处一期，但是，中西方政治学在历史遭际和实践使命意义上的社会纪年却迥然相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摆脱深重民族危机和对于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艰难追寻，引发了对于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政治哲学的抛弃、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追求和对于现代化伴生政治形态的知识渴求，这种弃与求，既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认知滥觞，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发展的实践底色。
二、样态与特征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发轫，在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学取代传统儒家、以制度变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努力下创建，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诞生必然是偶然与必然、传承与转换、移植与选择的多重矛盾辩证作用的产物，研究显示，其初生样态由此呈现复杂的多面性：[4]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古老中国的诞生和拓展，是戊戌维新运动移植和嵌入外来知识和制度的幸运例外。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戊戌维新创立京师大学堂的产物。戊戌维新本质上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变革腐朽的满清封建制度以救亡图存的重大行动。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维新的制度变革主张惨遭旧势力疯狂扼杀而几近全部覆亡，但是，京师大学堂却是其侥幸留存的唯一成果，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因为京师大学堂的幸存而得以萌发。
京师大学堂侥幸留存的原因甚为复杂，其中缘由已经诸多学术探讨。而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得以引进和确立，却是多种复杂要素耦合的产物：首先，它是出于晚清统治集团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的需要，政治学科的办学宗旨和目的是为朝廷培养能臣。正因为如此，京师大学堂初始，其课程全科目甚至都设置为培养官吏的“仕学馆”。其次，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和开课，亦是社会和政治不得不趋向变革的社会政治发展要求使然，腐朽的晚清政权难以担当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大使命，朝野对于政治制度变革暗藏心思的各自期冀，使得京师大学堂设置、留存甚至发展了以国家制度认知和阐述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学科，就此而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设置恰恰适应了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需求。因此，这一学科的移植和设置，根本源于当时政治变革的需要。最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也缘于近代政治学科的独特属性。民族危机既重，旧学伦理说教无以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难以确定国家的现代政治发展方向，欲维新国家制度，朝学两界不得不选择新的政治知识和学说，应对空前政治危机，确定国家政治与治理走向，汲取合用的外来政治规则，展开新国家建设。显然，以国家和制度知识研究为核心的政治学科，恰恰符合这一候选资格，从而合乎逻辑地在留存的学堂中得以设立和滋生。
不同需求的相互契合和复杂交融，造就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旧统治与新变革之间的栖身空间，而不同政治集团关于旧邦新命变革的各自愿景，则赋予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新芽以嫁接于旧制度枯藤的不同寄托，由此使得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避免了戊戌维新其他新法的厄运，成为新知识和新制度嵌入旧体系和旧制度的幸运例外。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近现代中国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蜕变中得以发端和发展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创立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大学创立和发育的时期。究其初始发端和后来发展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与中国现代大学发育和发展相互联系甚至密切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与中国近现代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演进蜕变相向而行和同步进展的。考证研究揭示，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学科特殊性，其近代的发端、发育和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演变历史。[5]
戊戌维新之后的京师大学堂被赋予双重角色，即中国第一所近代国立综合性大学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即是在这一政学合一的机构中萌发破土的。显然，这种政学合一的机构并非现代大学，其属性和职能的混合性，也使得绿芽初吐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实际湮沉在为官之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之中。
1905年清廷学部的设置，使得中央政府具有了专司全国教育管理的行政机关，也使得京师大学堂得以逐步蜕减行政机关属性，成为中央直属的综合性大学，由此形成了高等学府与政府机构之间相对独立的体制关系，开始了政府管理近现代大学体制的建构。
高等学府外部行政体制的变革，为其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京师大学堂由此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办学权，从而可以更多地按照社会需求、学科和学术发展规律来设置办学专业、办学层次、组织结构和课程体系，建立健全学术共同体。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育成型过程，正是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大学的发育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展开的。
研究显示，“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前，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建设有了较大的调整，朝着更接近近代高等教育的方向改革和发展。”[6]首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设置，使得不同学科体系边界、内容和功能得以清晰；其次，大学本科教育的开展，使得现代大学的教育层次得以正式确立，而政治学科本科教育的开展，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诞生的标志；最后，大学管理体系与知识体系合一的学系的构建，使得大学按照学科知识结构构建形成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从而使得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学科和知识体系为基础，标志着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近代学科的设置完成。这就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之时完成其设置的。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设和拓展，经历了从学识到学系的多要素多体系构建的漫长过程。在知识分类意义上，“学科”一般是指具有共同研究对象、认知属性和学术功能的知识体系。中国唐宋时期，学科简称科举考试的学业科目，如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迅速发展，知识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不同属性和功能的知识逐步类分聚集，“当由欧洲原创的人类知识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走向全球时，为了操作和应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复，简化约略，使得条理更加清晰。这样一来，原有的渊源脉络所滋生出来的纠葛被掩盖，学科的分界变得清晰起来。”[7]此后，这样的知识体系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加工，并且随着美国地位上升而辐射到世界。而近现代政治学即为在美国诞生和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随着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学科”又逐步演化为类型化知识体系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这就使得其中包含复杂繁多的元素。如果以“学”为其根基，其中至少包含着学识、学术、学者、学生、学习、教学等元素，包含着学术认识、学术研究、学术教育、学术组织等体系。
为此，人们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诞生和形成的标志，往往见仁见智、各取不同。比如，如前所述，西方近代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创立和形成，是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其中蕴含着学科、学术、学者和学术组织体系的综合标尺和考量；比如，清末民初，东渐的西方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纠缠，使得众多学者“借鉴来源不同的西学，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各人的体系分别相当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据的蓝本以及对这些蓝本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8]因此，时人对于学科的认知常常因人、因学甚至因校而异，究其共通之处可见，其标尺主要是学术知识体系；再如，我国新时期政治学科的恢复重建，通常是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其标尺显然是全国性学术共同体和专业学会组织的形成。
北京大学政治学者金安平、李硕有机结合学术知识和高等教育，选择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学术、学科和学系的综合发展，作为学科从发端到创立的衡量标尺。“近代学术和近代教育是以近代意义的大学为重要依托和基地的，而大学又是以学科和学系的建立与形成为基础和核心的，它们互为影响因素。因此，在近代学科史的研究中，必须要有学术、学科、学系三位一体的综合视角，将学术史、学科史、学系史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接近准确的描述和把握。”[9]这一综合视角既体现着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质的认知，又涵盖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育成型的主要外延。这就是说，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质上是关于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专业思想和知识体系，这种体系包含着诸多分支体系，包括政治学专业化知识构成的知识体系、政治学专业化研究的学术体系、政治学人集聚交流的学术共同体体系、政治学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和学习训练体系以及政治学专业化的组织管理体系，这些体系交融结合、相互构建，共同形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以此为标尺量度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初始发育和发展成型，可以本质而完整地呈现学科整体和发育状况。
据此可知，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孕育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院”的政治学科课程，问世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的政治专门讲堂，发展于1909年的独立专业本科教育，完成于1913年的第一届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确立于1919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正式成立，前后历时长达20载。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创立伊始即是专业化的学术、学识、学习、课程和学生等多方面体系的有机融合，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问世之初就逐步形成了多重专业性体系复合和相互融合的完备学科体系。在这诸多要素和体系中，又以高等学校政治学系的设置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完成的重要标志。这就进一步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形成之初也许呈现为专业化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但是，只有这些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发育发展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学科管理体系时，才能确认其完整学科的形成和创立。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多要素多体系发育和创立时间的冗长，以学科创立和发育周期迟滞的形式，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艰难。同时，在知识和学术转型意义上，体现了近现代政治学术、学科和知识体系嵌入旧有传统知识体系的困顿，显示了旧制度环境下构建近代政治学科多重体系的曲折。在废弃旧学创立新学的过程中，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既面临着旧势力旧传统的重重阻挠，又承载着新学识新学科处处幼弱的培育艰辛，更经受着新学科于现实政治和学生就业的效用的严峻考验。
第四，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初始到创立的演进呈现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本土化尝试的学术发展和运行轨迹。作为戊戌维新的产物，初创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知识结构和体系，无疑带有浓重的西方政治学的特质，考察其学识、学术、学者、学习、教学等不难发现，其学科要素，基本是西方舶来品。
但是，与维新派的初心大不相同的是，留存和兴办新学的统治者和旧官僚的始衷，却是使新学服务于旧统治和旧秩序，并且为之培养政治人才。新学科与旧宗旨的冲突，酿出了中体西用的革新主张，办学者正是以此原则开始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主政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的办学思想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体框架下，注重传统经学，兼学西学。“反映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上就是将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分为六堂‘课士’（‘课士’指上课和考试），这六堂分别为‘诗’‘书’‘易’‘礼’‘春’‘秋’。”[10]1899年，学堂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开始变化，加大了近代西学的内容。尽管如此，京师大学堂政治学课程首先培养的却是学生的传统政治和纲常伦理思维。
及至1902年，恢复重建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深感大学堂的学制设置远远不能满足维护政治统治和培养新政人才的需要，在考察日本和美国等多所大学的学制之后，设计了学堂学科的新章程，实际上，无论学习日本，还是模仿美国，都意在使得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大学堂课程体系、学科设置和专业科目演化成西学模样。在这其中，由于管学诸臣积极主张仿效日本，日本的学科和课程体制的影响更大些。尽管如此，日本近代以来的学制和课程，大都也是从西方、尤其是从德国选择性模仿而来，因此，“总体上，仕学馆的课程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传统向现代、中学向西学的过渡特征。在以西方法政知识为主的体系框架中，交织熔融着中国固有的知识要素与内容。”[11]及至1912年，民国教育部通电各省，“前清用书，如《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它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须一律废止；前清御批等书刊则一律禁止采用”。[12]政治学门的课程1912年调整和修订后从原来的19门增至宪法等27门课程：[13]基本上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科的课程。
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引进和消化，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学科并不满足于纯粹引进和移植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和内容。在具有五千年连续文明的古老国度，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政治和治理要求，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逐步转向尝试政治学科本土化及中国政治学独立设立议题的努力。就其内容和话语系统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土化的初次努力，呈现明显不同的取向和特点，大而要之，这种努力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中文话语对于西方政治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的解说，代表作如1902年杨廷栋编撰的《政治学教科书》、1906年严复的《政治讲义》，1910年梁启超的《宪政浅说》，等等。这些本土化努力实际上只是西方政治学的汉语介绍或者解读，缺乏基于本土政治的原创性思想、知识和方法。二是以现代政治学名义解说皇权政治和君主政治，代表作即1902年出版的《皇朝政治学问答》，就其内容来看，实际上不过是“用了‘政治学’这样一个当时流行的现代学科的概念并且模仿政治学的叙事框架讲解清朝政治，实际上表述的却是传统君主政治的一套模式。”[14]这种所谓本土化努力，不过是旧学和皇权政治伦理的翻版，本质上悖逆现代化潮流和取向。三是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为代表的，积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与中国本土政治现实相结合的本土化努力，“在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二十几年的时间后，陈启修就敢于尝试开创一种与之不同的新政治学，是极其难得的挑战和创新。”[15]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土化，就前两种努力来看，或者思想失之肤浅，或者取向悖逆迷误。而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的本土化努力，不仅积极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而且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政治，堪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积极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政治学本土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第五，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具有巩固和完善政治统治的国家学说的学术倾向和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研习和教授政治统治和为政之要的传统学术逻辑。虽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建到创立过程大多移植了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和课程，但是，从政治学的课程内容和学术内容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却以统治集团的需求取舍西方政治学术和课程内容，加之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学术、知识和课程设置，除了来自欧美，很大程度上从日本转口而来，而“日本明治时代的法治思想与学术受德国国家学的影响很大……因此，中国政治学发生初期深受德国政治学的影响”，[16]由此使得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具有保守的国家政治学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典型特征，实际上缺乏对于西方近代民主革命和民主制度基本原理和政治哲学的深刻阐释和准确把握。
首先，从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来看，晚清京师大学堂设置的仕学院，到仕学馆，到北京大学设置的政治学专业，基本层面实乃国家学，或者是对于国家、法律、财政及其制度的政治学解释。“在北京大学初步形成了基于现代分科教育的，与世界主要国家可以对话的‘法科—政治学系’；以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与思想、行政学（尤其是市政学）、外交学、宪法学、公共财政学、国际关系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17]虽然在1912年北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要求对于政治学科课程进行了调整，在课程设置中同时出现了“政治学”与“国家学”这两门政治学专业核心课程。但是，就1912年调整后设置的27门政治学课程来看，基本是国家法律、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的综合，实际上仍然是以官吏培养和治国技能养成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课程体系。[18]
其次，从政治学学术体系来看，在北京大学形成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以国家或者政治权力研究为核心而展开的学术体系。这种范式的学术研究，从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代表性学者的学术研究可见端倪。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张慰慈教授在其代表作《政治学大纲》中明言，“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如何发生，如何进化，找出因果变迁的公例（历史的政治学）；并观察现在国家的性质及组织和所处的环境，所发生的变端（叙述的政治学）；更从这种性质、组织、环境、变端之中，找出根本观念和具体的原理原则（纯理的政治学）；拿来做怎样应付现在政治环境，解决现在政治问题，创造新政治局势的工具（实用的政治学）；这就是政治学的涵义”。[19]张慰慈教授甚至干脆把他为政治学科开设的市政学课程也归为国家学。同时，作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本土化作为新政治学的代表学者陈启修教授，学术的视野也集中于国家政治权力方面，他认为，政治也就是人类关于政治权力的活动进程，政治的核心概念就是“权力”。“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现象中，‘政治权力的形成’、‘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均衡’、‘政治权力的将来’是环环相扣、彼此承接的关系。具体说来，政治权力的形成包含四个层面的具体内容，分别是权力的发生、权力的固定化、权力的神圣化、权力的人格化。”[20]相形之下，作为近代政治本位根基的社会成员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内容，在政治学术中却普遍薄弱甚至缺位。
政治学科发端时期的这种以国家理论为核心的政治学术，相对以传统的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治国学说，无疑是学术和学理的进步。不过，人权、自由、民主的学术薄弱甚至缺位，显示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科和学术不过移植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国家制度之表，缺失了其政治制度之魂，也许因为如此，这样的政治学学术研究并没有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灵魂和行动指南。
最后，从课程内容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采用的课本内容，大都是国家理论概论、法律制度概述和公共政策解说，其内容大都围绕西方关于国家原理、国家制度建设、国家财政、公共政策内容而展开。[21]
据此可以认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对于近代西方政治学识、学术、学科、学系和课程的移植，得其形而未详其神，重政权而轻视民权，求治政之道而淡漠人权自由民主，研权力运用而未尊人民地位。这种学术特点，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院式政治学科的局限性，在移植西方近代政治学的过程中，选择性取用其国家和制度建设学说服务于本土既有政治统治，实际上尚未摆脱研习和教授为官之术的传统学术窠臼。
总上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诞生与问世、发轫和创立，具有高度的历史复杂性，其既契合着近代中国制度变革维新侥幸留存的偶然性，又遵循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政治进步和民族复兴要求建设现代国家和制度的必然性；既内含着破除几千年儒家政治伦理说教、冲破旧势力旧制度的艰难曲折性，又孕育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科新文明新学术的生命力和开拓性；既承载着维护旧国家和政治统治的职能使命，又担负着建设现代国家和政府并且为此培养人才的现代取向和责任。因此，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对抗和转换岁月中呱呱坠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既是中国政治思想、知识传统和教育体系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又必然带有旧传统的深刻遗痕和新学术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三、意义与启示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和创立，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明的转换和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华民族拯救民族危机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制度学习、制度移植、制度更新和制度变革的开始，而作为戊戌维新文化和制度遗存的京师大学堂和政治学科，则在现代大学教育意义上承继了戊戌维新启动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制度变革的历程。初创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围绕国家法律和制度构建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形成了典型的制度政治学的教学体系，其在法政科下形成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学专业，则以国家法律和制度作为基本内容。这种国家制度及其原理学习为主要内容的专业高等教育，强化了人们的制度变革意识，推动人们从制度角度系统和专业地反省和检讨没落王朝的深弊，设置了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制度愿景，发挥了民主主义的制度启蒙作用。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新制度教育，把近现代政治制度的专业思想和知识注入社会和政治，客观上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革除满清封建制度、模仿西方设计中国民主国家制度，推进制度形态的古代中国向近现代中国的深刻转型，提供了专业知识和学理基础。就此而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和初期运行，遵循着以制度变革达成现代化、以政治制度变革达成现代政治形态的戊戌维新逻辑，不失为戊戌维新制度变革志向在政治文化、制度学术、治国知识和高等教育中的脉承和延续，并且在政治革命和国家建设着眼点和着力点方面，为后来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以制度变革求得革命目的的依赖路径。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和创立，促进了中国政治价值、话语和思维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转换。戊戌维新之前，传统中国沿袭着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而戊戌维新后新学的兴起，促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政治话语和治国思维从传统向现代迅速转换。“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系，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22]在思想、文化和学术层面上，这种外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设置及其学术、学科和教学的努力来实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政治学专业知识移植、生产和传播意义上，导入近代政治价值、思想和精神，批判传统知识精英的封建政治陈腐说教，成为近现代政治学专业化的学术和教育的温床，促进了中国人政治思维、政治价值和政治精神世界的深层次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23]这些变化对于后来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政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都产生了特定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专业知识性影响。在这其中，尤其是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专业中的登堂入室和系统传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的最初传播的有机内容，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获得了真理火种，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思想基础，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政治进程。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启动了举国现代政治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的航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摆脱传统旧学腐朽精神枷锁，寻求建设现代国家和制度，进而推进现代化的知识文化和教育努力。在创立近代中国政治学新学科的过程中，先驱政治学人破除了传统经学的教育体系，创立了以近现代政治学识为基础的政治学科多重体系。中国近代专业化政治学科研究和教育由此发端，逐步发展成为现代高等学校中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科百廿年的基础和框架，启动了中国政治学学术、学科和学系发展的世纪航程。到1932年，全国已有近三十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24]。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创时期形成的学科范式、制度路径、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广泛影响20世纪的全国高校政治学科，甚至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政治学科的学科框架、研究路径和课程体系。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以来形成的我国政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学科范式、制度路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已经在文化传承和变迁中逐步沉淀为中国政治学科的新传统。百廿年历史演变中，这些传统已经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和学识传统融合一处，既构成了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的学科和学术基础，又构成了其传承弘扬并且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政治学科和学术内容。
第四，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为现代国家建设、制度建设和政治进步培养了专业人士。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近代高等学校中的创立和拓展，以近代专业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和方法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具备近现代政治意识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从晚清通晓新政的朝廷官吏，到民国的政府官员、学术人才以及革命者，其中相当一批人为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进步作出了贡献。研究显示，“1913年至1929年北大政治学系的毕业学生，其职业选择和志业取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进入现存政治体制，以政治官员（僚）的身份支持或者改造完善现存政体；二是沉入社会基层从事教育启蒙或者其他职业，间接践行救国齐身的理想；三是以反体制的直接政治活动建造一个新国家作为自己的志业和职业。”[25]这些政治学知识精英不仅改变了社会知识精英的结构，而且为后来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作了特定的专业人才准备。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与拓展，给今天奋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政治学科的人们以多方面的启发：
第一，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摆脱传统旧学腐朽精神枷锁，图求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政治进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思想发展趋向现代文明和进步，实现文明价值的产物。但是，局限于时代和学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实际上是不可能承担和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使得中国政治学获得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中国的建立，才使得中国政治学科真正成为探究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学科，成为培养担当历史和天下重任的政治人才的学科。今天，我们建设世界大学和一流政治学科，必须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把握政治文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的世纪潮流，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定位，才能真正推进一流世界政治学科的建设。
第二，学科的发育和发展，与高等学校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合理定位和优化政府对于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才能确立和推进一流学科的建设。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既是特定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产物，又是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适度分离而获得相对自主办学权的产物；既是移植西方高等教育和学科体系的产物，又是基于中国国情逐步形成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产物。近现代大学的形成与近现代学科的发育高度关联，近现代大学管理体制机制和治理结构创立完善与近现代学科的建设同步同向。因此，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学科，深化改革政府管理高等学校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与大学之间合理而有效的权力、责任、职能和利益关系。同时，按照现代大学的职权、责任和资源的合理结构性要求，建立健全现代大学的治理结构，科学调整高校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科的学科结构，无疑仍然是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人通过改革与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的重大命题。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和形成，是学术、学科和学系为基本要素的多体系复合构成，因此，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科，需要对于我国高校政治学围绕学术、学科、学系构成的多个体系同步推进和优化建设，实现政治学科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人才体系和教学体系共同成长、均衡发展、相互促进和交叉融合。因此，任何片面地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学科和学术评价标准，都会妨碍政治学科的整体性健康发育和发展，更遑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与此同时，在现实社会生活和国家建设中，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和生态现象及其发展是浑然一体、有机联系的。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之间逐步紧密联系和相互交叉而形成一流学科和学术。因此，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和其他相关学科比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相互强力支撑，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同样需要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核心学科的政治学科的强力支撑。为此，实难想象，失衡畸形和落差巨大的学科结构，缺失政治学科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能够科学深刻地阐发和把握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使得选择性建设的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
第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是政治学科成长发展的必然。政治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与不同的传统文化契合，与社会政治现实结合，围绕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和教育，是政治学科的学科根基和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和发展的第一个学术周期就很快呈现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本土化的发展趋势。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政治学科的科学性、实践性、国际性和本土性?如何实现这些属性的有机结合，产生原创性的政治学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得以恢复重建的我国政治学科、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借鉴国外政治学的有益知识和方法，取得了重要成就和进展。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的进程中，更加需要清楚认识到，“所谓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政治学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26]，因此，立足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实践，把国际性与本土化有机结合起来，深入贯彻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借鉴他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对于国际学术界的有效学术影响力，才能促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同时发展和提升。
第五，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指导，确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学科和学术发展理念和定向，明确培养什么样的政治人才?为谁培养政治人才?怎样培养这样的政治人才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政治学科。实际上，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轫和创立的过程，一直蕴含着培养什么样的政治人才、为谁培养政治人才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政治人才等根本问题。正是基于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初始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选取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课程体系，作为维护晚清统治秩序、治理朝政和推进维新的人才培养的学术和知识依托，这也就使得近代创立的中国政治学科带有国家学说和制度学术的强烈烙印。今天，我国的政治学科建设无疑必须以科学的、实践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建设人民民主国家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基础，培养天下为公、勇于担当，尊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奉人民主权、尊奉社会主义法治、尊奉人民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接班人。
注释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2019年1月3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03/c_1123942672.htm，2019年5月30日。
[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第91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5][18][21] 参见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6] 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23页。
[7][8]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5页，第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9] 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1页。
[10][11][14][15] 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35页，第47页，第208页，第266页。
[12]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课程科目见“光绪二十九年/民国元年北大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北大档案编号：BD1912001（卷内材料顺序号2）。
[16]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3页。
[17][20] 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95页，第270页。
[19] 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9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22][23] 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21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4]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77页。
[25] 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183页。
[26] 王浦劬：《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基本关系论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