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发优势论影响了后进国家的实践，引领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但是，后发优势论之中存在双重结构：一重结构是显性的，已经广为人知；另一重结构是隐形的，尚未受到关注。本文借助工业化研究领域三位代表性学者的论述，将后发优势论首倡者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抽象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揭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成功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后进国家可能在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实现重要创新。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指明了改进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方向，提示了中国实践之中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可能存在的领域。
【关键词】 后发优势论,工业化,生产组织方式,中国故事,跨所有制竞合
一、引言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倡导的后发优势论对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以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史学家指出，格申克龙提出的中心问题——后来者如何实现发展——的重要性，使得他的开创性研究一直影响着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兰德斯，2007a：293-295）。类似地，经济学家对于格申克龙的研究有以下共识：“格申克龙的研究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和持久的。他的杰出理论遗产，可能主要不在于他自己对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研究，而在于发展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重要结构，它将继续对各个社会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提供思路”（福尔库斯，2016：185）。实际上，后发优势论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经济研究之中，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后发优势论的分析结构是双重的：显性结构广为人知，隐形结构受到的关注较少。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源于格申克龙长期被忽视的洞见，在重视后发优势论的三位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之中得到了扩展。挖掘这种隐形结构，具有学说史意义。除此之外，这种隐形结构涉及工业史上非常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与并不那么成功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根本区别。考虑到中国是当代最为成功的后进国家，展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有助于学术界思考如何改进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发现中国实践之中具有示范意义的部分。
二、被忽视的洞见：隐形结构的起源
一般来说，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由于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在技术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对于先进技术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引进将大大推动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第二，后进国家越落后，其工业化越可能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有组织的形式进行（格申克龙，2009［1962］：53，55，59）。①这种版本的后发优势论为后进国家工业化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松散的行文方式掩盖了格申克龙关于后发优势的另外一些深刻认识。
首先，在他看来，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不仅是向先进国家的机械学习；在这种学习过程之中，由于本土因素具有关键作用，所以那些展现出“创造性适应能力”（格申克龙，2009［1962］：60），成功发挥了后发优势的国家不但可以追上，而且可能超越原来的领先国家。
他指出，“在每一个工业化的场合，对于先进国家发展过程的模仿看起来都要伴之以不同的、本土性的决定要素。……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得到一种对于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本土因素所起重要作用的强烈感受”。由于本土因素是特殊的，所以后进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时的手段在先进国家“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格申克龙，2009［1962］：32，10）。沿着这个思路推衍下去，那些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作用，采用新颖模仿手段的国家完全可能超越先进国家。实际上，他明确地指出这种超越存在于欧洲工业史之中（格申克龙，2009［1962］：20）。
其次，他认为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发展的速度上，而且还体现在从这些进程中产生的工业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方面”（格申克龙，2009［1962］：10）。所谓生产结构的特征是指后进国家的企业规模呈现扩大的趋势，所谓组织结构的特征则包含了组织形态创新的空间。换言之，他认为实现成功赶超的国家的企业可能在企业规模和组织形态方面实现突破。②
再次，格申克龙指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后进国家在不同产业的进步程度不同。
落后国家（不包括美国）在吸收现代机床的生产方面是缓慢的。但是，像钢铁生产这样的部门，却提供了易于引进大多数现代创新的极好例子。看看德国的高炉是多么迅速地超过了英国的水平，而本世纪初在更为落后的俄国南部地区的高炉在设备上却又已经开始超过它们的德国同行了，这些例子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反过来，英国在19世纪在棉纺产品上的优势却是德国或者任何国家都难以匹敌的。（格申克龙，2009［1962］：13）
请注意，格申克龙是在对于后发优势的行业效果进行总体比较的时候指出上述现象的。也就是说，可能导致这种差异的变量已经被控制。换言之，上述观察表明，在国别特征和时代背景等问题之外，存在制约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结构性因素，正是这种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引进技术的过程中不同产业在“生产方面”的差距。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发挥后发优势必定体现为具体行业之中的具体企业的生产过程。因此，他实际上指出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过程之中行业或企业层面的生产过程的重要性。③
至此，我们发现，在广为人知的论述之外，格申克龙还提出了以下洞见：第一，后发优势不但是后进国家开始追赶的起点，而且可能成为后进国家实现超越的通道。第二，成功实现超越的后进国家的“创造性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扩张企业规模、创新组织形态方面。第三，这种“创造性适应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企业的生产过程之中。
三、三个递进式命题：隐形结构的发展
在继承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的学者之中，笔者重视世界体系论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又译阿瑞基）、经济社会学家道尔（Ronald Dore）和发展经济学家艾姆斯丹（Alice H. Amsden）的研究。之所以讨论三位学者的研究与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之间的关系，不仅因为他们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镇，而且因为他们在继承了后发优势论的基本内容的同时，分别扩张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之中被忽视的三个洞见。④
在工业化研究领域，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回应了格申克龙的洞见，尽管这种回应如同格申克龙的洞见一样被忽视。将格申克龙的洞见与三位学者的回应相对接，可以抽象出关于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组具有递进关系的命题。这些命题构成了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将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和显性结构结合在一起，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才开始整体性地呈现出来，而完整的后发优势论可以作为思考何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理想方式的逻辑起点。
（一）格申克龙-阿里吉命题：工业化进程之中的模仿与超越
格申克龙与阿里吉的研究之间的联系是间接而又重要的。两位学者在后发优势问题上的关联典型地反映在以下引文之中：
西方与东亚发展道路的混合一直是双向的过程。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主要是东亚向西方道路趋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是西方向东亚道路趋同。（阿里吉，2009：347）⑤
上文之中的趋同在相当程度上是引进技术和组织形态——实现后发优势的主要途径或后发优势论的显性结构的主要思路——的结果。但是，阿里吉重视的引进是双向的：后进国家从先进国家的引进，以及原来的先进国家从已经成为最新的先进国家的前后进国家的引进。在论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学习过程的时候，他明确指出，曾经领先的英国不得不考虑向曾经落后的德国和美国学习；类似地，赶超英国之后的美国曾经不得不向东亚的日本学习（阿瑞基等，2001：408；阿里吉，2009： 349-350）。⑥
作为关注霸权转移问题的学者，阿里吉承认后发优势的影响。⑦但是，阿里吉重视的是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原来的先进国家向作为最新的先进国家的前后进国家学习的过程。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强调，使得格申克龙和阿里吉的研究在逻辑上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格申克龙认为，那些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作用的后进国家可能在实现后发优势之后成为领先国家。与格申克龙相同，在阿里吉那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成为新的领先国家的赶超者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特定的本土因素。⑧
于是，笔者发现，两位学者在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学习与赶超问题上，事实上形成了可以称为格申克龙-阿里吉命题的共识：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作用的后进国家，可能在实现后发优势的过程之中完成对于先进国家的超越。
格申克龙在讨论后发优势的时候，曾经将后进国家依靠后发优势完成追赶的过程比喻为乘客搭乘公交车（格申克龙，2009［1962］：440）。类似地，阿里吉将成功地从追赶者转变为领先者的国家比喻为铺轨机司机：这些国家不但可以为本国资本寻找出路，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指示发展方向（阿里吉、贝弗里，2003：26-27，45，315）。将两个比喻连接起来，笔者注意到，那些成功地完成了身份转变的国家就是顺利地从公交车乘客转变为铺轨机司机的国家，正是这种国家的连续出现塑造了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方向。
（二）格申克龙-道尔命题：工业化进程之中的组织创新
作为比较经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学者，道尔在关于英国、日本企业的经典研究之中，将研究主题设定为后发工业化效果（late industrialization effect）与英日两国企业的组织形态，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差别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思路延续到日美企业比较之中（Dore， 1973；Aoki and Dore， 1996； Dore， 2000）。在道尔那里，所谓后发工业化效果指以下现象：正如格申克龙论证的那样，越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政府的作用越大，家庭式工厂转向现代工厂的速度越快，学校体系与企业技术和组织水平的进步就越快（Dore， 1973：415-416）。很明显，后发工业化效果可以理解为后发优势产生的影响。所以，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是道尔研究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存在紧密的联系。
格申克龙认为，“此类替代模式（指后发国家在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之中采取的不同于领先国家的方式）通过审慎的输入可以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同样真实的是，这种替代的概念本身又是以创造性的创新活动为前提的”（格申克龙，2009［1962］：435-436）。如上文所述，这种创造性的创新活动既可能体现在政府介入的方式上，也可能体现在工业的组织结构或企业的组织形态方面。在本文的语境之下，道尔的理论贡献是通过踏实的实证研究，具体地展示、分析了格申克龙所说的“创造性的创新活动”在企业组织形态领域的形式和逻辑。
道尔的研究表明，英日两国在企业组织形态领域的区别可以概括为市场导向系统（market-oriented system）和组织导向系统（organization-oriented system）的不同。市场导向系统指英国（以及美国）大企业之中，市场原则对于企业组织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相反，组织导向系统指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德国）大企业之中，市场原则对于企业组织形态的影响并不突出（Dore， 1973：422-427）。随后，道尔论述了英日两国在企业间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差异：英国企业更多地依赖契约来构筑高度市场化的，流动的企业间关系，日本企业则更多地依靠长期交易过程之中形成的依托社会网络的企业间关系（Dore， 1983）。
道尔认为，日本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得以出现的原因有三：后进国家企业往往从先进国家引进最新的组织形态，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后进国家企业可以进行长期规划，以及后进国家企业容易受到最新理念的影响（宋磊，2015：185）。可以看出，道尔的论述是对格申克龙的洞见的延伸：一方面，道尔认为格申克龙强调的组织形态引进和国别特征有助于后进国家企业采用新的组织形态（Dore， 1973：414）；另一方面，后进国家更容易受到最新经济理念的影响，从而发展出新的组织形态（Dore， 1973：339；1979：150）。
笔者认为，道尔以完善格申克龙的洞见的形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企业组织形态的创新或工业的组织结构变化是成功地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后进国家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⑨
我们知道，近二十年来，日德的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受到了挑战，美国企业擅长的企业组织形式呈现复兴的趋势。但是，日德企业受到的挑战和美国企业的复兴都是在特定产业中出现的。因此，即使在今天，美国式企业组织形态和日德型企业组织形态的优劣也是相对的（宋磊，2011：100-102）。对于本文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与特定产业的技术特征有关这一问题与下文讨论的第三个命题密切相关。
（三）格申克龙-艾姆斯丹命题：工业化进程之中的生产过程
与道尔类似，艾姆斯丹也将后发优势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她来说，技术引进几乎是她关于后进国家工业化的所有分析的前提，她的研究也反复地回到格申克龙的论述（Amsden， 1989：13，99，144； 2001：284-286）。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她发展了格申克龙的一个洞见。
在工业化研究之中，艾姆斯丹以重视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著称。比如，她的早期代表作的主题就是韩国追赶时期的企业生产活动。同时，她也是最早明确主张应该将生产活动置于工业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之一（Amsden， 1997）。但是，经常被忽视的是，她关于生产活动的分析框架实际上位于格申克龙关于发后优势问题的被忽视的洞见的延长线之上。比如，包括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从业人员的广义的技能形成问题在她的代表作之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格申克龙也曾论及企业家的重要性。⑩又如，她的标志性观点——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应该成为关于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分析的中心——也在格申克龙的分析范围之内。
首先，她指出，格申克龙注意到后进国家的落后程度越高，市场机制越难以发挥作用（Amsden，1989：13）。然后，她批评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只从交易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的角度展开。由于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之中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关于市场失败或交易成本的研究没有涵盖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所有关键问题。在这里，所谓生产成本和斯密重视的企业内分工或列宾斯坦（H. Leibenstein）强调的X效率问题（Leibenstein， 1966）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企业内分工效率或解决所谓X效率问题必然涉及企业组织形态的创新。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她提出在工业化研究之中“找回生产”的主张（Amsden， 1997：470-472）。
当分析的焦点是交换或价格决定，……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失败”或认为工业化就是走向越来越完美的市场的过程的观点可能是有意义的。当分析的焦点是对于生产能力的投资，那么工业化等于完美市场形成过程的观点明显错误。北美和日本的经验表明，走向世界技术前沿、获得国际竞争力涉及如何以特殊的方法审慎地创造出企业特殊的技能、以知识为基础的垄断和其他形式的进入壁垒。政府的作用在于与企业一起社会化地构筑包括企业的资源、能力和组织形态在内的竞争性资产，而不是如何创造完美市场。（Amsden， 1997：477-478）
很明显，上文之中的生产能力、企业特殊的技能或针对其他企业的进入壁垒是格申克龙重视的后进国家的“创造性适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产能力、特殊技能和进入壁垒只能形成于广义的生产活动，所以，以上引文表明，艾姆斯丹相关研究的核心是生产活动。11由于格申克龙和艾姆斯丹都在技术引进的语境下讨论生产活动，所以，企业在“生产方面”的不同或生产能力的高低只能归结为企业使用引进技术的方法或企业组织形态的不同。换言之，他们都间接地指出，生产活动是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主要发生领域。我们知道，企业组织形态是一个宽泛的范畴，涉及生产领域内外的组织形态。以德日两国为例，生产领域的组织形态指现场分工、技能形成等，非生产领域的组织形态指银企关系、业界团体等。这样两种组织形态都与生产活动有关，但是前者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是直接的，后者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是间接的。进一步地，后者对于生产活动的影响只能通过前者对于生产活动的影响体现出来。
以上分析表明，艾姆斯丹关于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在工业化进程之中具有重要性的著名论断的逻辑起点是格申克龙对于工业化之中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的批判。如果她能够注意到格申克龙实际上意识到“生产方面”的因素对于技术引进效果的影响，那么她的论述将更为充分，与格申克龙的相关洞见之间的关系也将更为明显。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艾姆斯丹没有注意到格申克龙已经提及了企业或产业层面的生产过程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两位学者的研究之间实际上存在联系。笔者将这种联系概括为格申克龙-艾姆斯丹命题：在后进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之中，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主要发生领域。
上文归纳的三个命题在逻辑上呈现层层递进关系：格申克龙-阿里吉命题点明了后进国家以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方式超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格申克龙-道尔命题意味着这种超越往往依托企业组织形态创新，格申克龙-艾姆斯丹命题暗示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后进国家企业推动的组织形态创新的主要发生领域。这些命题组成了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和一般意义上的后发优势论一起构成完整的后发优势论。
如果说后发优势论的显性结构是适用于所有后进国家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那么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则是针对赶超进程之中最为成功的国家的特定分析框架。如果说后发优势论的显性结构更多的是为所有后进国家展示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涉及的是比较宽泛的发展战略，那么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则主要揭示了最为成功的后进国家完成超越的具体路径，包含了比较具体的因果机制。
由于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涉及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内在机制，而中国是当代最为成功地实现局部赶超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研究中国实践具有特殊意义，有助于改进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四、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工业化进程是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讲好中国的工业化故事，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近二十余年来，大量研究成果相继出现。总体上，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致力于提供关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具体问题的专门性解释，另一类试图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内在逻辑给出整全性解释。在现阶段，第一类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尽管关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整全性解释逐渐增多，学术界公认的研究突破尚未出现。
在现阶段的整全性解释之中，存在两种讲述方式：第一种讲述方式以生产关系为中心，处于主流地位；第二种讲述方式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宋磊，2016a，2016b）。在第一种讲述方式的效果有待提高的情况下，第二种讲述方式的重要性开始表现出来。但是，学术界没有论证第二种讲述方式的学理依据，这种具有潜力的讲述方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进程，存在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强调市场机制的意义，可以称为市场机制论（Huang， 2008； Coase and Wang， 2012）；另一种解读重视政府的作用，可以称为政府主导说。需要指出的是，看似对立的两种解读，却共同构成了关于中国故事的主流讲述方式。具体来说，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是两者都以生产关系（或资源配置）为中心，差别只在于分别依托市场机制、私有企业的扩张或政府作用、国有企业的持续来讲述中国故事（宋磊，2017：125）。这样两种解读的要点都在于所有制，而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于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述方式。12
生产关系或资源配置当然是经济发展之中的关键研究议题。但是，只有在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中，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类似地，只有将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统合在一起，才能获得观察经济发展的完整视角。但是，在第一种讲述方式之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关系被割裂；经济发展被简化为资源配置的结果。过度突出市场机制或资源配置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多样性问题（Amable， 2003），以抽离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关系的形式强调政府和国企的作用，容易招致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攻击之词（Moreira， 2007； Paus， 2009）。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讲述方式并未有效地回应中国工业化进程在微观层面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等关键问题。与上述现象相关，在现阶段，第一种讲述方式并未完全为后进国家理解、接受。
一些学者注意到第一种讲述方式的局限性，转向以生产组织方式为核心的第二种讲述方式（路风，2016，2020；文一，2016）。在这里，生产组织方式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或技术和包括劳动分工在内的组织形态是如何结合的，即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吴易风，1997：58；Lazonick， 1990：9-10；布雷弗曼，1979：24；谢富胜，2005）。但是，这种转向更多的是基于直觉，而不是学理论证。
笔者认为，在挖掘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还原后发优势论的全貌之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的必要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13
在对何为中国故事的理想讲述方式进行论证的时候，将作为后进国家工业化的出发点的后发优势论，特别是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作为起点是合适的：在这种起点之上进行的论证不但可以和相关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体系对接，而且可以在与工业史上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的实践进行比较的过程中，确认中国实践的原创性。进一步地，由于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成功地通过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国家都在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推动了创新，而中国是当代最为成功的追赶型国家，所以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应该在中国故事之中占据关键位置。由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将企业组织形态置于中心，所以这种讲述方式应该被提倡。
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具有政治经济学色彩。因此，为了全面地展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论证何为中国故事的理想讲述方式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之中，生产方式长期被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是，有学者考证，经典作家实际上主张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作用以影响生产方式的途径实现（郭冠清，2020），此即所谓中介说。类似地，高峰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方式具有两种含义：生产的社会类型（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的劳动方式（劳动的组织方式）（高峰，2012：5）。无疑，生产方式在一些场合指生产的社会类型。但是，作为生产的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显然也是存在的。由于生产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高度接近，所以，如果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的劳动方式，那么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区别不大。14
在中介说的框架之下，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主体内容得以呈现出来：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或“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在这种结合方式之中，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之间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15实际上，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问题，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Lazonick， 1990；布若威，2008；Boyer， 1990； Boyer and Yamada， 2000）。中介说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规律。中介说的要点在于指出生产力、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介的双向决定关系。在这种理解方式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
借助中介说，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论证何为中国故事的理想讲述方式的意义开始更为全面地显现出来。首先，如前所述，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我们的主要启发是，既然成功地实现了赶超的后进国家大多在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实现了创新，那么，中国实践之中的创新也很可能存在于这些领域，所以，企业层面的组织形态创新应该在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之中占有关键位置。依据中介说，企业层面的组织形态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内容。因此，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的讲述方式适于讲述中国故事。当然，在中介说之中，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作用。这种双向作用提醒我们，中国故事的两种讲述方式是互补关系，不是替代关系。
五、经济民主与跨所有制竞合：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与中国实践
至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挖掘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还原后发优势论的全貌，论证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的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必要性——已经基本实现。接下来我们应该详细讨论中国实践之中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具体形态。受篇幅限制，本节仅对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问题提出初步假说。对于这些假说的实证研究，将由后续研究进行。
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中国实践之中最具理论意义的部分应该存在于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企业组织形态可以区分为企业内组织形态和企业间组织形态，分别对应企业内分工和企业间分工。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在企业内组织形态和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已经分别出现了以经济民主和跨所有制竞合为代表，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实践。这些实践能否持续地发展和完善，值得观察。16
（一）经济民主：中国企业在企业内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
在美德日等成功实现赶超的后发大国的历史上，作为制造业企业管理原则的美国方式（American system）、德国式劳资共同决策、丰田生产方式既是这些国家工业化实践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这些国家在企业内组织形态方面的主要创新。这种创新相继扩大了普通员工在企业之中的权利，具有经济民主的意味（宋磊、孙晓冬，2015）。
与这种创新类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在员工持股、分红方面的制度安排已经呈现超越存在于美国高科技企业之中的类似制度安排的趋势（萨克森宁，1999：59），具有发展出全新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可能性（王艺明，2019）。客观地说，华为实践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一些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尚未对其他中国企业产生示范作用。但是，在提高普通员工的地位，扩大普通员工的权利的意义上，华为实践与在工业史上完成了管理原则的范式变迁的美德日领先企业的实践相呼应，具有发展为范式变迁意义上的创新的可能性。17
（二）跨所有制竞合：中国企业在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
关于中国企业在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第一种现象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了密切的企业间协作网络。这些企业大多存在于江浙、广东地区，依托这种网络形成并发展生产与销售能力（王辑慈等，2010）。第二种现象是随着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中国出现了一些通过承接西方企业的订单实现快速扩张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其中的代表是世界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些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形成了一种可以概括为苹果-富士康关联（nexus）的组织关系，在生产过程之中展现出了诸如控制成本、快速响应市场等能力。上述企业间组织形态似乎具有创新的性质，但是从更为宽广的范围来看，这种创新的原创性不高。就第一种现象来说，私人企业之间的协作网络存在于日本、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过程之中（Dore， 1983； Piore and Sabel， 1984；王振寰，2010）。就第二种现象来说，在跨国企业网络之中，在中国从事组装等生产活动的企业处于从属地位，不是网络的设计者和控制者。但是，如果转向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的结构化特征，我们将会在企业间关系领域发现特殊的组织形态。
如果将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设定在1949年，那么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1978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企业涌现，外企大规模进入。观察上述三种企业的变化，可以发现三个问题：第一，快速发展的民企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形成技术和组织能力？毕竟，企业很难在空白的基础上出发。第二，在竞争充分的细分市场之中，为什么并不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一些公有制企业不但持续存在，而且成功地扩大规模？政府支持显然不能解释这些企业的成长。第三，为什么外企绕过当时也在争取外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大量进入中国？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可以分别进行解释：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解释为被长期抑制的创业精神的反弹，一些公有制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成功可以归结为长期发展过程的积累，外企进入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低成本劳动力和市场规模的吸引。这些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这里显然存在巨大的“解释残差”：以创业精神解释民营企业的发展越过了很多变量，将部分公有制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成功归结为政府支持忽视了另外一些同样具有政府支持但是被淘汰的公有制企业，将外企进入的动机理解为控制成本、占领中国市场简化了外资企业发展的原因。
对于上述问题分别进行解释的思路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种流行观念——将三种所有制企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的表现。如果脱离这种观念的束缚，将这些企业视为处于竞合关系之中的企业群体，那么不但可以获得对于上述问题的全新解释，而且可以发现在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中国实践。我们认为，三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大规模的、动态的竞合关系是中国企业在企业间关系领域的主要创新。在这种可以概括为跨所有制竞合的企业间关系之中，三种所有制企业相互激荡、促进，其中的优秀企业实现了发展。
公有制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能力转移以多种形式出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乡镇企业转为民营企业，公有制企业以非正式地提供技术支持等形式促进了乡镇企业以及后来的民营企业的早期发展，部分公有制企业的民营化意味着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企业能力在民营企业之中持续发挥作用，公有制企业往往是民营企业的重要销售对象和关键设备的重要来源。
跨所有制企业能力转移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单向的。民营企业不但以完善产业链的形式间接地助力国有企业发展，为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而且以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的形式倒逼国企改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组成的供应链的外资企业不但和民营企业一起强化了竞争机制，而且向其他两种企业转移了部分组织和技术能力。
在后进国家的工业史之中，从性质和规模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中的跨所有制竞合罕有其匹。1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所有制竞合初步具有范式变迁的性质。但是，这种创新将如何演变仍然需要观察。
六、余论
在广为人知的内容之外，后发优势论之中存在一个隐形结构。这个隐形结构对于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特征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从本文挖掘的这种隐形结构出发，我们注意到，企业组织形态领域的创新既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部分，也是其他后进国家最为关心的内容，更是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述方式难以涉及的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倡导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是必要的。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企业内组织形态领域的经济民主实践和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的跨所有制竞合已经初步具有范式变迁的性质，但是这些范式变迁尚未完成。找出阻碍范式变迁的原因，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特殊原因，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感谢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9ZDA056）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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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在格申克龙那里，后发优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差距。但是，他也提及了引进国外的组织形式的正面意义。比如，他指出，行会的形式与性质会影响后发优势能否实现；又如，在讨论德国早期工业史的时候，他直接将企业组织形式视为后发优势的源泉（格申克龙，2009［1962］： 39， 46）。
②格申克龙从“技术上要求的最低规模”，“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19世纪的技术条件”等角度说明了后进国家企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原因（格申克龙，2009［1962］：41，53，203）。但是，他关于组织形态创新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企业并购方面（格申克龙，2009［1962］：19），没有具体地讨论其他形式的组织形态创新。
③流行版本的后发优势论关注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意愿，社会各界关于工业化的经济意识形态等影响后发优势的“宏观背景”，本节讨论的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之中的第二、三点已经涉及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微观基础”问题。
④讨论三位学者和格申克龙之间的学术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工作都与政治经济学具有联系，可以结合为一个整体。阿里吉的世界体系论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形态；在强调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不存在唯一最优体系（Aoki and Dore， 1996；Lazonick， Dore， and de Joon， 1997； Dore， 2000）的意义上，道尔的研究思路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关注制度安排和政府作用的经济学家，艾姆斯丹强调的是包括马克思和斯密在内的经典作家们重视的生产活动（Amsden， 1997）。
⑤在阿里吉的研究之中，所谓东亚指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区域。在他看来，在20世纪后半期，这个区域的主导力量是日本；21世纪初期之后，主导力量已经转变为中国（阿里吉，2009）。
⑥阿里吉指出，每个新的主导国家都具有比旧的主导国家更集中的组织能力以及更高的容量和动态能力（阿瑞基、贝弗里，2003：40）。
⑦阿里吉以引用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形式肯定了19世纪中叶欧陆国家从英国引进先进技术的正面意义。类似地，他也肯定了技术引进对于中日两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作用（阿瑞基、贝弗里，2003：70-71，66，237，276-277）。这里所说的技术引进，显然属于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在阿里吉的世界体系论之中，金融体系和工业化构成所有分析的两大支柱。这种特点在其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阿里吉，2009）。
⑧史学家曾经详细地讨论了德国企业对于技术效率的追求和日本企业对于集体主义的重视在德日两国的赶超进程之中发挥的作用（兰德斯，2007a：519-520，531；2007b：350）。类似地，阿里吉也认为，本土因素是德日两国实现超越的重要原因（阿瑞基，2001：426）。
⑨笔者曾经从后进国家工业史的角度提出过格申克龙-道尔命题（宋磊，2015）。本节的部分内容是从后发优势论的角度重新阐发这一命题。
⑩格申克龙详细地讨论了企业家在工业化之中的作用以及社会舆论对于这种作用的影响（格申克龙，2009［1962］：61，65，82）。
11这种研究思路也体现在她的后续研究之中（Amsden，2001：2-8）。
12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以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方式为核心的讲述方式可以分别被称为以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为核心的讲述方式。
13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共同构成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基本逻辑，过度突出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都不合适。但是，以比较优势为起点来讨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存在以下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进程以后发优势为基础；基于比较优势的部分产业的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以基于后发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为前提；比较优势的发挥往往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Hall and Soskice， 2001），而后进国家制度环境的相当部分在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之中形成。因此，在讨论中国工业化进程特点的时候，以后发优势为中心，适度地关注比较优势的作用是合适的。
14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之下，即使不采用中介说，生产组织方式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质性内容。
15实际上，这也是关注后进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史学家对于生产方式的理解（兰德斯，2007a：325-328）。
16这里提出的假说源于笔者在2019年和2020年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十余家典型纺织、汽车制造企业以及华为进行的调研。
17除华为之外，中国的企业内部组织形态在总体上尚不具有范式变迁的性质。另外，为什么华为的实践没有在中国企业之间传播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18企业网络或竞合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议题。但是，其他国家的企业网络或竞合关系或者以中小企业为中心（Porter， 1990：69-132），或者以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主（萨克森宁，1999；拉佐尼克，2006： 138-139）。
【作者简介】 宋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Song Lei, School of Government & Institut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ek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