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门立户的财产制度是我们的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言，如果没有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财产制度，人类哪怕连一根大头针都不可能生产出来。但就像任何制度的发展与演进一样，私人产权制度在现时代面临着许多从来没有过的威胁，“知识产权”的盗用就是其中之一。

“知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生产出来，与其他物质产品有着明显不同：物质产品遵循价值规律总要把它运到最稀缺的地方才能发挥效用，一个陕北山区的石油老板只有把油运到没有油的浙江才能赚取利润，因为浙江人再聪明也不可能在电脑上合成一堆油出来；但精神产品如文字作品、音像制品、技术发明等非物质产品，一旦出现在市场上，现代的高新技术就很容易把它们成批量地复制出来。那么，怎样才能保护这些“知识产权”拥有者的收益，从而刺激他们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限制人们的模仿与复制，有意制造市场短缺。这个方法虽不能说是人类保护非物质产权的最后形式，但却是目前世界上文明国家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

但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寓言一样，“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西方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一旦到了发展中国家，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普遍的言论钳制和出版垄断，导致官方准许生产和进口的知识产品普遍价格奇高。因为官方在审查、批准、印制、发行等各个环节上都养活了一大批坐在办公室吃茶等死的人，因而垄断机构要想维持运转，必然要抬高权力寻租的门槛。例如，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倒卖书号现象，就是公权机关借用合法外衣出售书籍正常排序的行为。因为说到底，书号是什么?书号是一堆阿拉伯数字，但书报审批机关正是利用阿拉伯数字来做生意的。这样，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就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工人是靠出卖技能生存的，农民是靠出卖粮食生存的，兵丁是靠出卖勇气生存的，教师是靠出卖知识生存的，甚至妓女也是靠出卖肉体来生存的，惟有出版机关是靠出卖阿拉伯数字来生存的。普遍的人浮于事，占着茅坑不拉屎，导致效率低下，成本奇高，人们对垄断机构出来的精神产品，且不说内容贫乏单调、思想陈旧落后，单是价格一项就足以让公众望而生畏。人民喜欢便宜，于是有了盗版。

没有人认为，盗版是合法的，但盗版的发生原因多样，不可一概而论。就语态而言，有主动与被动之分。盗亦有道，不仅指盗贼也有他们的行事规则，而且指盗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有它发生的根源，亦即“道理”。

除了便宜，人民还喜欢自由。这也是盗版之所以“盗”的重要原因。因为除了垄断导致的价格攀升外，言论管制必然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人们无法真正自由地寻找、交流客观而公正的资讯。在自由和便宜之间，固然有大部分人会选择便宜，一个公正而开放的社会，也不是要求人人都选择自由，而是在有人愿意舍弃便宜而选择自由的时候，不会遇到阻碍。但在出版不自由的国家，即使有人愿意倾家荡产，也未必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资讯，尤其是那些来自不同世界的异质声音。而言论自由的实质，恰好就是发表和交流不同意见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认为，某个地区或某个人种、某个群体不配享有思想自由，否则你就无法否认他们制作盗版的合理性。

出版自由、舆论多元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没有盗版？不是。世界上只要有利益，就会有盗窃。比如，在有深厚的保护“知识产权”传统的国度里，不法商人仍然会通过盗版来逃避著作者的版税，但在信息通畅、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利润空间必然要小得多。马克思说：“如果能获得1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践踏一切法律；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依此类推，当市场利润只有30%的时候，资本家就不愿再冒坐牢的风险；当市场利润只有3%的时候，资本家恐怕连“双规”的风险都不想承担了。

因而，自由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事业，它是一个需要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长期演进、不断试错的过程——正像我们今天的文明也是先辈们经过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长期演进、不断试错才得来的一样。

2006年12月20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