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系庆大会，我作为中文系主任汇报工作，战战兢兢，完成若干规定动作，说了些冠冕堂皇、积极上进的好话。今天不一样，有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可以单刀直入，谈些自己想说、该说且能说的话。因为，业绩有系主任总结，祝贺的话交给外校嘉宾，深情怀旧属于老系友，表决心则后浪义不容辞。本系教师代表的位置有点尴尬，既不能倚老卖老，也轮不到你挥手指方向。想来想去，决定略为荡开去，谈谈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在当下过于浮躁的学术氛围中，如何走出一条北大人应该走的独特道路。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任务是借助学术规范的提倡，逐渐树立专业精神；那么今天风气变化，认真教书，严谨治学，不断推出新著，促成所在院系在学术评估时取得好成绩，已经成为常态，没什么好吹嘘的。作为一名北大教师，我们似乎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除了学术上的贡献，还得有忧生忧世的人间情怀。兼做好教师、好学者与好公民，如此“三好”，方才对得起谢冕老师多年前所说的“这真是一块圣地”（《永远的校园》，《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既然是教师，不管你是不是“领军人物”，若学业不够精湛，或教书丢三落四，而又喜欢挥舞理想主义大旗，那是很讨人嫌的。守住底线，完成本职工作，在教书育人与著书立说之外，再来谈人间关怀。我曾依自己的趣味，改一付老对联：“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删去了“不”和“只”二字，一下子天地宽广，血脉贯通。作为职业读书人，靠闭目塞听来保持心境平和，那不叫真本事。我知道，好多北大老前辈之所以一路走来步步莲花，恰好是因为他们没有关紧门窗，而是兼听“风声雨声”与“读书声”。在我看来，某些专业，比如人文学，人间的篱笆不宜扎得太紧，参照“窗外事”，方能真正读懂、读通、读透“圣贤书”。

之所以说这些，基于我对北大传统的理解，也基于我对当下中国人文学越来越技术化的担忧。做学问必须掌握一定的“技术”，且技术越精越好，这毫无疑问。我只是担心，一旦忘记了渡河的目标，只是把玩精美的舟楫，那可就因小失大了。多年前，我撰写《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

十年前系庆致辞，我谈及：“经常有人对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及学生说三道四，这很正常，因为‘驳杂’是我们的特色。只要把握好大方向，扶持那些值得且急需支持的学科、课题及学者，尽可能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不争一时之短长，不求步调一致，让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样，才能出‘有学问的思想’以及‘有思想的学问’，且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不能丢。” （《百年阳光，百年风雨》，2010年11月3日《中华读书报》）

十年后的今天，北大中文系推出“中文学人系列专访”——“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我的那一篇题为《中文系的影响及气度》，其中谈及“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建设的力量”，而北大中文系对公众影响力之大，是别的院系所难以企及的。“很大程度，这是一种溢出的效应，也就是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有的院系很厉害，可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本专业之内。中文系你仔细看，它的老师及学生，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发言姿态，以及他们影响社会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专业设计的。”也正因为如此，谈北大中文系的业绩，不能只看学科排名（虽然我们排名第一），甚至也不局限于教育史或学术史，适当的时候，还得将目光延伸到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过去这样，希望以后也能如此，因为，在我看来，如此明显的“溢出效应”，才是我们真正的“传家宝”。

马上就要开展第五轮学科评估了，北大中文系依旧从容应对，没有召开临战动员大会，也未见鸡飞狗跳，老师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考虑能不能填进表格，只遵从自己的学术良知，如此“风物长宜放眼量”，“出水才看两腿泥”，实属难得。这就是110年老系的底气，你不服还真不行。说这些，更多的是为我那些年轻的同事鼓气、点赞。因为他们的压力比我们这辈人大得多。这个时候，必须有年长的老师站出来大声说：以求真务实为目标，兼及书斋与窗外，不随风俯仰，不拔苗助长，不计较一时之得失与显晦，北大中文系的路子是对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