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宋仁宗朝君臣共同开启了营建私家御书阁的风气;到北宋后期,从徽宗御赐蔡京的“君臣庆会阁”伊始,又衍生了皇帝赏赐私家御书阁阁名的君臣互动模式;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在南宋时期继续发展,不同时期的私家御书阁故事浓缩了南宋私家御书阁的兴衰。宋代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过程,展现了两宋不同时期的君臣关系,成为观察宋代政治文化的有效窗口。

关键词：宋代; 私家御书阁; 营建与赐名; 君臣关系;

宋代皇帝大多喜好书法,皇帝书法在宋代语境中通常被称作“御书”。1御书阁就是宋代用于储藏和供奉皇帝御书的专属建筑。宋代皇帝经常将自己的墨宝赏赐给朝廷官员、州县学校和寺院道观等机构,在宫廷之外,御书变成一种象征臣民被皇权青睐的稀缺资源,因而受到臣民的崇奉,大臣私宅、各地寺观以及地方学校中都开始建造御书阁,御书阁在宋代遍地开花,成为一个十分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2在诸种御书阁中,私家御书阁较为私密,是大臣在私人宅邸中营建的崇奉御书的建筑。大臣常常就赐御书、建殿阁和赐阁名事宜与皇帝互动,私家御书阁也因此变成大臣与皇帝建立私人感情的重要纽带。可以说,私家御书阁是一个观察宋代君臣关系的切入口。学术界对宋代私家御书阁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更缺乏脉络化的梳理和深入研究。本文集中讨论宋代私家御书阁的营建和赐名的过程,力图勾勒出不同时期的御书阁故事,以探讨宋代御书政治文化中所展示的君臣关系。

一、宋仁宗与北宋私家御书阁的出现

宋太宗是宋代第一位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的皇帝,在宋初提倡文治的语境下,他勤练书法,刻苦钻研3,从他开始,宋代皇帝之间形成了以书法传家的御书文化传统。4宋太宗把御书创作和御书活动引入宋代的政治生活中,试图以御书参与和引导政治,其中,赏赐御书就是一种重要的君臣互动方式。宋太宗时常把自己的书法赏赐给朝中大臣,如淳化元年(990年)“四月辛亥,上亲草书、飞白书红绫扇,赐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各一。”5御书赏赐不仅传达了皇帝崇文的政治理念,还彰显了对官员和士人的荣宠,加强了君臣关系,在官员心中获得高度认同。6

不过,虽然宋太宗开启了赏赐御书的政治文化传统,但营建御书阁的传统却是在后来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康定元年(1040年),宰相张士逊受到仁宗御书赏赐后,首次在家中营建了一座与御书有关的殿堂,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五月)辛巳,赐张士逊以宣化门安重诲旧园,上尝御书飞白‘千岁’字赐士逊,士逊因即第中建千岁堂。”7该年,宋夏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张士逊因为安抚戍边禁兵家属一事不当,遭到谏官韩琦的弹劾而请辞。8仁宗为了他昔日老师的体面9,遣中使到张士逊家中慰劳,并赏赐御书飞白“千岁”,以示圣眷未衰,使其颐养天年。 ⑥8到五月末,张士逊又受到宅第赏赐,为了报答皇恩,他在家中专门营建了一座以皇帝赏赐御书文辞命名的殿堂。

在此之前,大臣感谢皇帝御书赏赐的方式大多是呈上谢赐御书表、谢赐御书歌之类,如太宗朝的翰林学士苏易简曾“具状谢宸翰之赐”10,王禹偁也作《谢宣赐御书草书〈急就章〉并〈朱邸旧集〉歌》感谢太宗的御书赏赐。11

此时,千岁堂还只能视作是以御书为名营建的私家殿阁,史料并未称其为“御书阁”。在张士逊之后,私家御书阁在大臣之家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任中师在庆历四年(1044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后,“归休于里中,建御书阁,乡人荣之。”12对退休大臣而言,他们不再参与具体的政务,也很难再有机会接近皇帝,但却可以通过御书这个御制物品来昭示自己的特殊地位,私家御书阁是他们在乡里社会刻意营造出来表现自己和皇帝亲密关系的载体。

仁宗时期,大臣在私人宅第中营建御书阁开始兴起,宗室成员也在修建:

先帝好飞白书,侍从蒙赐者以为荣,公前后所得殊多。又尝以金泥纹罗书“宗望好学乐善”及“为善最乐”字以赐之,非它儗也。公因请建阁第中,贮帝所赐书。既成,上又为亲书阁名,其见宠遇若此。13

仁宗向来重视宗室子弟的文化教育,“尝敕宗室子弟学虞永兴之书”,又“于延和殿试宗室子弟所学书” (11),宗望在学习中出类拔萃,时常受到仁宗的飞白书赏赐。他以储藏御书为名,向仁宗皇帝请求在宅第中修建殿阁,这座殿阁其实就是御书阁,即《宋史》言“即所居建御书阁”。14宋代宗室子弟不能担任实职,使其遵循三纲五常之道和掌握优秀的文艺技能是对宗室子弟的基本政策。宗望在文艺上的进取,正是对仁宗时期宗室政策的积极践行。而仁宗许其建阁和为其题名,则表达了对优秀宗室的倚重,这种激励方法有着现有宗室制度难以达到的效果。

仁宗朝的几个私家御书阁都对仁宗和大臣的关系作了有益的补充,即促进了皇帝与老师、退休大臣和宗室之间的关系,使君臣的私人感情在制度化的君臣关系中有了另一种彰显方式。大臣营建私家御书阁有着很强的自主性,皇帝只是起着配合的作用。大臣是否营建私家御书阁,在于是否需要彰显特殊的君臣情感,所以也并不是人人在受赐御书后都营建私家御书阁。在仁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北宋营建私家御书阁相对沉寂了下来,但风尚已开。哲宗时期,范祖禹曾营建过私家御书阁,他在《进御制诗碑状》中曾言及家中的御书阁,“凡为二碑,立之私室家庙之右御书阁下”。15

二、宋徽宗与私家御书阁的御赐阁名传统

到徽宗朝,大臣建造私家御书阁开始风靡,“大臣及从官被受御书,例皆建阁”。16宋徽宗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北宋诸位皇帝中是较高的,较之前朝的皇帝,他更是热衷于赏赐御书、摹刻御书等政治文化活动17,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徽宗为大臣的私家御书阁御赐阁名。由此,在营建私家御书阁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又衍生出新的君臣互动模式。

史料记载:“祖宗以来,人臣之家,不闻有以所藏御书赐阁名者。始于蔡京崇、观间赐第城西。遂起君臣庆会阁,锡名揭榜,以侈大之。”18“所藏御书赐阁名者”就是指皇帝为私家御书阁御赐阁名,其传统始于徽宗为蔡京御赐“君臣庆会阁”。御赐阁名的传统在北宋时期一直延续到徽宗执政晚期,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宣、政间,大臣赐书阁,多得御笔阁名。”19这些私家御书阁不仅得到了皇帝的亲自批示营建,还拥有皇帝“御笔阁名”和题榜。显然,徽宗朝修建私家御书阁已经不是由大臣来主导,而是由皇帝来掌控。

徽宗御赐大臣私家御书阁阁名是从崇宁、大观年间赏赐蔡京“君臣庆会阁”开始的,这段时间是蔡京专权时期,也是徽宗和蔡京君臣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段。蔡京为迎合徽宗的绍述之志,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又改革学校和礼乐制度来营造“丰亨豫大”的盛世景况。20同时,作为徽宗的书画知音,蔡京不仅为徽宗收罗和鉴定古今名画,还为其御画题诗。徽宗以御书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中,蔡京也是重要推手。因此,徽宗赏赐蔡京御书阁并御赐阁名,也是为了表达君臣二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高度契合。除了御赐阁名,徽宗还“亲制君臣庆会阁诗”,让朝中大臣唱和。21徽宗围绕御赐“君臣庆会阁”的一系列活动,恐怕也是想借此营造出一种君圣臣贤君臣际会的和谐景象。从此以后,徽宗就谙熟于通过御书赐阁名来营建君臣关系和营造政治气象:“是年,郑居中再知枢密院,赐第建阁,藏宸翰,上书其榜曰‘勋贤承训’。” ⑧16政和三年(1113年)郑居中被重新提拔为知枢密院,以牵制蔡京 ⑨20,徽宗又以赐第和御书赐阁名对其进行褒奖,其实就是提升郑居中的政治待遇。

到宣和年间,越来越多的大臣开始迎合徽宗的这一赐名偏好,纷纷向徽宗求赐御书阁名。从宣和二年到五年,徽宗大量御赐私家御书阁名:宣和二年(1120年)四月,武将姚古“于私家创造高阁宝藏,乞降赐阁名”,“奉御笔赐名‘褒勋之阁’”。同月,兵部侍郎蔡庄“诏许建阁”,被赐“褒忠显功” ⑩16,故相何执中“建嘉会成功阁,帝亲书鉅额以示宠”;22八月,“御笔:门下侍郎白时中于寿春府私第修建御书阁毕工,可赐御书‘醇儒之阁’”,“赐梁子美赐第御书阁额为‘耆英之阁’”;十二月,“新知福州、少傅、镇江军节度使余深也“蒙降赐御书‘贤弼亮功之阁’”;宣和五年(11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赐太傅王黼私第”23,“名其所居阁曰‘得贤治定’,为书亭、堂榜九”。24徽宗一直致力于营造“丰亨豫大”的政治景象,即理想的君主(尧舜之君)、理想的大臣(任天下之事)、理想的政治成效(天下之人豫悦)的“极盛之世”。25对于建御书阁和受赐阁名的大臣而言,也可以借此亲近皇帝,谋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宋徽宗把御书阁的营建从大臣的个人行为变成了由朝廷主导和负责的国家事务,他不仅“诏许建阁”,还要“差破使臣”去臣僚家中进行监督和引导。26主管御书阁事宜的官员甚至还可以获得转官减年的优待,高宗在建炎四年(1130年)改革徽宗朝一系列滥赏制度时就废除了官员参与建造御书阁的法定好处:“应主管臣僚御书阁所得转官减年。诏上件滥赏名色,今后并更不许收使。”27可见,徽宗朝参与营建私家御书阁的大臣能够获得很多实在的政治利益。有些大臣甚至借着修建御书阁的名义谋取私利,刘正夫晚年“筑第杭州万松岭,以建阁奉御书为名,悉取其旁军营民舍,议者讥之。”28可见,徽宗朝修建御书阁也带来很多恶劣的影响。

三、南宋御赐阁名故事与私家御书阁的兴衰

南宋时期,臣僚建造私宅御书阁的传统在高宗朝也在延续。建炎以来,高宗也一直致力于重新建构“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的御书政治文化传统29,他虽然废除了徽宗时期臣僚修建私家御书阁的法定好处,但仍保留了营建私家御书阁的传统。据史料记载,高宗朝的韩世忠、秦桧和秦梓 ⑥26等大臣都建有私家御书阁。

此后各朝,营建私家御书阁变成了一种政治文化惯性,私家营建御书阁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孝宗时期,陈士楚“退葺御书阁”;30周必大“谨造御书楼”以“祗奉宸奎”;31张鎡在南湖园也建有丛奎阁,以“安奉被赐四朝宸翰”;32范成大亦在“圃中作重奎之堂,敬奉至尊寿皇圣帝、皇帝所赐神翰,勒之琬琰,藏焉”。33甚至到景定年间,马廷鸾也还“辄装禠宝藏臣家崇奎之阁”。34

不过,在南宋初年,皇帝御赐私家御书阁阁名的传统曾引发过大臣的争议。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高宗赐给韩世忠平江府朱勔南园35,韩世忠依例营建御书阁,五月二十八日,“诏韩世忠私第御书阁以‘懋功’为名。” (13)这一诏令遭到翰林学士綦崇礼的反对,他在“追乞寝为韩世忠所藏御书赐阁名奏”36中提出,御赐阁名是北宋末年君臣之间互相吹捧浮夸谄媚风气的象征,具有扰乱朝纲、破坏人心的作用。劝谏高宗应保持“谦恭抑畏”的形象,希望“今后臣僚不许有请”。高宗听取了綦崇礼的意见,御赐阁名之事就此作罢。高宗答应不赐御书阁阁名,意在遏制徽宗朝以来臣僚谄媚皇帝、希求滥赏的歪风邪气,而不是将御赐阁名的政治文化传统彻底废除。到绍兴中期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因政治上的需要,高宗又重新启用这个御书政治文化传统。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为权臣秦桧御赐过御书阁阁名:“十月三日,上遣中使赐(大)[太]师秦桧第御书阁榜曰‘一德格天之阁’,仍就赐御筵。” (15)绍兴十二年(1142年),秦桧因迎回钦宗梓宫、太后回朝的功劳而加封太师,高宗当时在制书中就写到:“三公论道,莫隆帝者之师;一德格天,乃大贤人之业。”37“一德格天”出自《尚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38把秦桧的德行和功业与圣贤伊尹相比,其实是对秦桧超群政治地位的再次确认,“一德格天之阁”昭示的是绍兴和议之后高宗与秦桧之间君相一体的紧密关系。

“一德格天之阁”所体现出来的皇权与相权的非常态化格局,在秦桧去世后发生了转变。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去世后,高宗极力破除秦桧所构建的专权局面,秦氏家族开始面临政治上的危机。作为家族荣耀的一德格天之阁被秦氏子孙用来大做文章:“熺言:‘臣本家御书阁及赐第家庙,并未有人看守,望改烜行在差遣,就令专一照管。’”39秦桧养子秦熺为秦烜陈请差遣,表面上是为了让秦烜留守杭州看管御书阁和家庙,实际上是为了借秦桧的政治荣光巩固秦家的势力。殿中侍御史汤鹏举指责其目的“不过使之探伺朝廷之设施,稽察百官之向背”,他建议“望与烜在外差遣,将带桧家庙归建康。”汤鹏举的建言可谓暗合高宗的心意,高宗便“从之”。 ③39因此,一德格天之阁也随着家庙而一起迁到建康,秦氏家族的私家御书阁的命运也由此转变。乾道五年(1169年),陆游路过建康秦淮河时还见到秦府的御书阁,不由感慨“秦氏衰落可念”。40可以说,一德格天之阁的兴衰体现了南宋初期皇帝与权臣合作与斗争的过程。

高宗之后,南宋诸帝继续利用御赐阁名参与和引导政治,孝宗就曾为杨存中御赐“风云庆会之阁”:“尝营居凤山,十年而就,极山川之胜,后献于朝廷,更筑室焉。又葺园亭于湖山之间,高宗为书‘水月’二字。所居建阁以藏御书,孝宗题曰‘风云庆会之阁’。”41有意思的是,“风云庆会之阁”虽然由孝宗御赐,但此阁的营建初衷却是尊奉高宗御书。杨存中是高宗的心腹之将 ⑥41,孝宗御题阁名应该是为了向高宗表达倚重旧臣的姿态。事实上,这看似平常的御书赐名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当时杨存中在西湖建第时有僧人指出宅第有湖水护佑才会家族兴旺42,杨存中“欲引湖水以环其居”遭到谏官的弹劾,“擅罐湖水入私第,以拟宫禁者”。高宗不仅未加惩戒,还为其辩护,“若以平盗之功言之,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43杨存中曾统帅中央禁军,是高宗唯一能够直接掌控的主力部队。加上杨存中为人又极度谄媚,深得高宗信任。 ⑨41此事后不久,杨存中“既而复建杰阁,藏思陵御劄” (10),以此发出政治信号,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高宗维护杨存中的意图明显,孝宗也只有尊奉高宗意旨顺势而为,为杨存中御赐阁名。可以说,风云庆会之阁是高宗和武将之间私相授受的工具,是高宗滥宠亲信、武臣恃宠而骄的象征,同时也是孝宗向高宗表达政治立场的媒介。

孝宗赏赐杨存中“风云庆会之阁”应该是颇为被动的,而孝宗朝主动御赐阁名的只有史浩一人:

公(按:史浩)晚治第西湖之左,裒两朝所赐御书,建阁以处之。因奏闻,孝宗书“明良庆会之阁”以赐,公谢不敢当。孝宗曰:“古人愿为良臣,卿辅朕之久,日闻忠言,深悟朕心,尚何慊乎?”敕后苑造扁榜,命中使赐之。44

史浩是孝宗在潜邸为建王之时的教授,对孝宗有辅佐之功。45史浩在仕途中多次因为正直谏言而获罪贬官,正所谓“忠言逆耳”,如隆兴年间他极力反对张浚的北伐政策而坚持自治之计被去官,北伐失败后孝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重新对史浩委以丞相之任。 (13)“忠言”可谓是对史浩道德的至高评价。孝宗和史浩“明良庆会之阁”的赐名故事体现了君待臣以诚、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关系。

南宋初期,皇帝赏赐私家御书阁阁名的情况较少,御赐阁名基本是用来强化君臣关系。南宋中后期,御赐私家御书阁阁名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理宗御书‘辅德明谟之阁’赐郑清之,‘懋德大勳之阁’赐贾似道。”46郑清之和贾似道是在史弥远之后对理宗朝影响最大的宰臣,南宋中后期只有他们二人获赐私家御书阁阁名。嘉熙四年(1240年),郑清之因端平入洛失败后辞去相位47,却仍然受到御书阁名赏赐。48郑清之是理宗在潜邸时的王府教授,对理宗有拥立之功。④47理宗对郑清之的眷顾、恩宠不衰,既是对郑清之潜邸教授之劳、嘉定定策之功的回报,也暗含藉此继续掩饰和冰封自己继位的法统问题。49贾似道是理宗后期和度宗朝的权臣,被视为是再造王室的肱股之臣。50据《咸淳临安志》记载,理宗其实御赐了贾似道两座御书阁牌额:“其一曰‘奎文之阁’”,“其一曰‘懋德大勳之阁’”。51贾似道被赐两座御书阁名的待遇可谓超越前朝,是他在南宋晚期擅权专政的缩影。但是贾似道的御书阁是宋代私家御书阁发展历史中的一次回光返照,私家御书阁的赐名历史也在此落下了帷幕。

结语

综上,在宋代御书政治文化的孕育下,诞生了私家御书阁建筑。营建私家御书阁最初只是仁宗朝大臣的偶然行为,后来变成一种臣僚效仿尊奉皇权的方式。到徽宗朝又衍生出御赐阁名的君臣互动方式,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晚期。御书阁使得大臣和皇帝建立起物质文化关联,其营建和赐名更是加强君臣关系的纽带。对皇帝而言,可以借助这种皇权建筑在广大臣僚之间建立起一套感知皇权、崇奉皇权的体系;于大臣而言,也可借助私家御书阁这个与皇帝有关的建筑发出政治信号、宣扬政治地位、获得政治资本。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传统可谓是对宋代制度化君臣关系的一种突破和补充,即突破了宋代典章制度中规定的在各种礼仪和政务运行中所必须遵循的规范化、套路化的君臣关系,突出私人化的、个性化的君臣关系。这种政治文化互动模式体现出来的君臣关系的核心就是君臣之间的私人感情,这种私人感情借助御书阁被包装成一种君臣际遇。也正因为这种浓厚的私人感情色彩,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对制度化的君臣关系可能是有益的帮助,也可能是一种侵害和破坏。

注释

1“御书”在宋代的典籍和史料中经常出现,是宋代对皇帝书法的一个习惯性称呼,《宋会要辑稿》和《玉海》用“御书”作为专门的条目编排了皇帝书法的内容。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6《御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3—2876页;王应麟:《玉海》卷33、34《圣文·御书》,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22—653页。

2参见汪圣铎、王德领:《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宋晓希、黄博:《大相国寺宝奎殿御书故事与两宋帝王政治运作》,《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等。

3朱长文:《续书断》,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4参见马邦乐:《北宋书画鉴藏风尚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3—52页。

5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附录1《辑佚》,淳化元年,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84页。

6参见宋晓希:《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辛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15页。

8《宋史》卷311《张士逊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18页。

9张士逊曾是仁宗做皇子时的属官,有“师保”的身份和情谊,参见《宋史》卷311《张士逊传》,第10217页。

10周必大:《跋苏氏藏太宗御笔及谢表》,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145,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4143页。

11王禹偁:《小畜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

12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6《参知政事·任中师》,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页。

13(11)王珪:《宗室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右武卫大将军使持节舒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清源郡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赠安化军节度观察留后高密郡公墓志铭》,《全宋文》卷115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册,第265、264—265页。

14《宋史》卷245《越王元傑传》,第8701页。

15范祖禹:《进御制诗碑状》,《全宋文》卷2126,第98册,第3页。

16《宋会要辑稿》崇儒6《御书》,第2868、2867、2868页。

17Patricia Buckley Ebrey: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29—274.

18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6,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53页。

1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故事·大臣赐书阁名》,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0页。

20参见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143、165—168页。

21“群臣皆庚进,惟藻(按:汪藻)和篇,众莫能及”,《宋史》卷445《汪藻传》,第13130页。

22《宋史》卷351《何执中传》,第11102页。

23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7,徽宗宣和五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5页。

24《宋史》卷470《王黼传》,第13683页。

25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211页。

26(13)(15)《宋会要辑稿》崇儒6《御书》,第2868,2870、2872,2870,2872页。

27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第785页。

28《宋史》卷351《刘正夫传》,第11100页。

29赵构:《翰墨志》,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65—367页。

30徐公喜、管正平、周明华点校:《闽中理学源流考》卷8,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31周必大:《奉安御书祝文》,《全宋文》卷5200,第233册,第264页。

32张鎡:《南湖集》附录上《桂隐百刻》,中华书局1985版,第198页。

33范成大撰、孔凡礼点辑:《范成大佚著辑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

34马廷鸾:《家藏御制御书诗恭跋》,《宋代序跋全编》卷197,第5611页。

35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4,第1417页。

36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6,第1453页。

37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代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高宗皇帝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2页。

38《尚书正义》第16《君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5页。

39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3224、3232页。

40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5《秦桧》,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38页。

41《宋史》卷367《杨存中传》,第11440、11433—11440、11433—11440页。

42“一僧相宅,云:‘此龟形也,得水则吉,失水则凶。’”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4《杨府水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页。

43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4《杨府水渠》,第68—69、69页。

44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孝宗皇帝下》,第1239—1240页。

45(13)《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5、12066—12068页。

46王应麟:《玉海》卷34,第646页。

47《宋史》卷414《郑清之传》,第12420、12419—12420页。

48“嘉熙三年,清之封申国公。四年,遣中使赐御书‘辅德明谟之阁’。”《宋宰辅编年校补》续编卷16《理宗》,第1614页。

49参见李逸寒:《晚宋宰臣郑清之研究》,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

50《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2页。

51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86,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3—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