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引领着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育则是基于帝国列强入侵的一种文化反应，追求的是民族平等和解放，探索的是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新模式。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无论是从大众角度、政治层面还是学术考量来讲，凝聚的是融进全球化的理性共识，开启的是各民族互利共赢的新范式。中国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承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建构着一种各民族命运与共的新文明形态。
关键词：解放思潮；振兴话语；复兴理念
作者简介：颜景高，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19FZXB08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多在中国形象建构的层面上认定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多在大众话语批判的层面上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缺失，究其根源，在于抽象套用西方民族主义范式解读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本文拟从思潮兴起、话语建构以及理念传承等三个维度阐释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内涵。
一、引领民族解放的思潮
从起源上讲，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既不是一种永恒存在的文化现象，也不是一种自发生成的社会思潮，而是源自于西方世界的成功创设。在西方文化圈，民族主义率先掀起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开启了近代革命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性建构，进而引发成为一种相互关联、彼此效仿的国际性态势。德国学者汉斯—乌尔里希·维勒指出：“民族主义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至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已经完全并彻底地成为欧洲及美洲殖民地的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现象。”在欧洲，荷兰北部省份自勃艮第王朝时代就孕育出了共同的民族归属感，它们在反抗西班牙异族统治的革命斗争中，首次成功建立了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荷兰共和国，伴随着这一胜利和“先锋社会”的现代创建，彰显的是一种充满自豪感的民族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恰恰是以后民族主义的发端，正如汉斯·科恩所认为的，“民族意识”和“统一国家”的逐步融合，形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进而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代步人”。在随后反对封建王权的革命斗争中，英国逐渐发展出了岛国人民所特有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意识激发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反抗以及新教徒改变世界的愿望，并最终促成了以“神圣”同意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实际上，英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可回溯到在这个孤立的岛屿上存续的人类统治联合体已逾几百年的历史这一事实，尤其可回溯到狂热的清教徒对旧约中所说的作为上帝选民的宗教确信”。
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世界的“规则信赖”遭遇“基础性破坏”的危机时期，它旨在回应早期西方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困境，因而从本质上而言，民族主义召唤的是基于民族主权的共和体制，引领的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概而言之，“逐渐上升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的核心要素，而这种政治现象就是获取统治及其正当性而进行的斗争”。在北美殖民地的解放战争中，美国清教徒们的世界构想日益清晰，那就是建立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即“国家权力应从下至上形成，而不是从上帝那里获得荣耀”，这是一种具有世界典范意义的新共和模式，这种崭新理念及其成功实践进而彰显了美国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作为指向共和民主制的“灯塔”，《独立宣言》向全球展示了自身未来的美好蓝图，因为它“为建立在自由思想、多元主义和世俗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打上了永恒的烙印”。在随后欧洲大陆的王权斗争中，法国革命党的目标是建立基于民族主权的新共和国，因为依据“第三等级”议员们的新理念，“天赋人权”因人生而平等，众多的城市居民才是法兰西民族的真正核心。进而言之，对于法兰西民族而言，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要求不言而喻地导入了一种平等的民主。实际上，就民族主义而言，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史所投射出来的实践魅力和示范效应显著，这种现代化典范引发了其他民族国家争取独立、民主和自由的解放斗争。
詹姆斯·梅奥尔指出：“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自由宪政和民主政府出现的；而在其他地方，它却是帝国征服带来的一种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典范，先行建立的民族国家往往过于夸大本民族的优越性，进而背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民族主义的扩展性和狭隘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显露无疑，埃里·凯杜里因而指出：“民族主义已经与武力结合在一起，预示着欧洲列强在将要到来的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利益’纷争中所采取的政策。”一方面民族主义日益蜕变成为欧美国家对外扩张的理论根据和霸权争夺的精神支撑，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民族主义衍变的现代性后果，它代表着一种过度膨胀的、令人遗憾的利己主义倾向，不仅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当今世界地区纷争、局势动荡的重大根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成为广受非议、备受批评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伴随着欧美国家的殖民扩张而迅速扩散，逐渐成为亚非拉地区反抗异族统治的重要旗帜，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意义重大，它引领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几乎摧毁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进而重构了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背景下孕育、发展和壮大的，它是中国先贤团结各族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和外国侵略的精神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重要思想力量，因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最大梦想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其一，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甲午海战则进一步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资本主义列强占领中国山河、瓜分中国领土以及奴役中国人民的强盗行径，促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明显地感受到异族侵略带来的普遍性压迫和集体性屈辱，这种屈辱感刺激了近代中国先人的民族意识。面对旧中国的生存危机，中国开明人士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资源，特别是能够凝聚近代中国价值共识的民族主义观念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大地急遽扩散的共同话语。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认为，只有借鉴西方的民族主义之策，中国才能免受异族欺凌之辱；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先生也认为，提倡民族主义，中国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晚晴改革并没有缓解人民大众与专制政权的巨大矛盾，清政府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半殖民化”的危机引发了辛亥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进而瓦解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遗憾的是，中华民国在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反动势力的攻击下名存实亡，因为随后形成的是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格局，这种割据和分裂无法真正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控制，也没有真正建立统一的、民族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认：“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其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灭国亡种”的灾难。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敌、并肩作战、相互融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进而得到了广泛认同，从而成为中国抗日持久战取得最终胜利的精神之源，因为在这民族“存亡危机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概要地讲，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从两个层面实现了“质”的突破，一是在抗日战争最危险的时刻，突破了以往“大民族”与“小民族”的认同危机。虽然中国境内存在多个民族，但在共同生活、相互融合以及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俨然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正如顾颉刚所确认，“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二是在全面持久抗战的时局中，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突破了以往特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参与的现象，大众性、人民性的特点充分彰显。中华儿女不分种族、阶层、党派和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无论是海内同胞，还是海外侨胞，都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正是在此意义上，林语堂先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才“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
其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实施专制，违背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正如胡适所指认：“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一方面，国民党右派代表国内垄断阶层和国际买办势力的利益，逐渐背弃了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宗旨，这种专制政权无法回应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和政治诉求，因而根本承担不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独立建国的历史重担。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工农联盟，紧紧依靠下层群众，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民族力量整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前进方向，坚决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并以建立符合绝大多人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奋斗目标。正如毛泽东所指认：“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战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正是依靠中国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底层农民的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统治，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革命才取得了最终胜利。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欧美各国的“主动勃兴”的民族主义，而是隶属于一种中国气派的“被动发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中国气派”的民族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这集中体现在：第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肇始于资产阶级革命，但从其基本性质而言，它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其最终目标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发育成长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民族主义革命道路半途夭折，就是源于“老师欺负学生”的帝国主义殖民逻辑，因而中国民族主义不得不转向社会主义阵营。第二，中国民族主义革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气派”的民族主义追求的是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而不再是奉民族扩张和资本霸权为圭皋。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成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概而言之，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运动义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向，这种新文明类型不再重复大国崛起的霸权争夺，而是致力于探索和平融进国际社会的发展道路。
二、推动民族振兴的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逐渐融进全球化进程，“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民众认知世界的主基调，“合作与共赢”成为中国政府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振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光明前景。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逐渐触及、甚至日益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引发了西方反华势力的恐慌和防范，因而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逐渐重塑——中国由“西方想象的对手”变为“西方利益的竞争者”。更为紧要的是，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突然高涨，进而骤然成为引领国际舆论导向、影响世界秩序构建的话语体系。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中，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西方媒体舆论竞相攻讦的对象。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骤然解体，直接将中国推到西方舆论的对峙面，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霸权逻辑死灰复燃，不断制造中外摩擦和冲突，最终引发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高涨。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时而彰显的“反西方”行为，特别是“反日本”“反美国”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民族情绪格外强烈，这源自于中外冲突的直接爆发。从1992年的“银河号事件”到1999年的“炸馆事件”，从2001年的“撞机事件”到2008年的“奥运火炬事件”，乃至2010年的“钓鱼岛事件”，这些外部冲突极易刺激中国人民的敏感神经，尤其是由那些曾经压迫、侵略过我国的外部国家引发的冲突，甚至会在部分地区引发无法控制的极端事件，因为当下的中外冲突不仅关涉现实的国家利益纷争，还往往回溯到中国往昔遭受的屈辱历史。从大众话语的角度而言，这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集中地彰显在当下的网络平台之中，诸如网站博客、手机微信以及留言帖子等等，在中外冲突间歇性爆发的特殊时期，这种“应激—反映”式的网络舆论往往汹涌澎湃。实际上，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大众话语，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引发了广大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民众群体的普遍共鸣。近年来的“反外型”民族主义话语逐渐走出了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泥潭，“义和团式”的盲目仇外意识不断减弱，反智式的民粹言论日益式微，“五四风格”的表述由激进转向温和，中国大众的话语体系也趋向理性。
从政治话语的层面来说，当代中国主导性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迎合“反西方”的大众情绪，而是围绕民族振兴的历史任务，努力探索与西方国家务实合作的发展之路，以期更好地融进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快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提升了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合作的深度，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举措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抓手，正是在此意义上，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认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资本的乐土。”由此可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导性民族振兴话语，基本上是围绕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展开的，这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始终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邓小平特别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始终强调改革和开放，即使遭遇中外政治冲突和贸易纠纷，甚至国际性的经济灾难和金融危机，中国改革的步伐没有退后，开放的步伐也没有停滞。概而言之，间歇性的中外冲突虽然引发了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中国主导性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没有在“对抗他者”的意义上持续高涨，而是聚焦于在更高层面上寻求中西对话、在更深层面上促进中外交流、在更广层面上加大多边合作，这种合作共赢的民族振兴之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转型，并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从学术话语的维度来讲，当代中国反思性的民族主义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主张，这鲜明地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反霸权层面上的民族主义话语，聚焦于反思西方大国“围堵中国”的经济制裁、战略意图以及意识形态冲击，力图把握中国更好融进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途径；二是价值认同层面上的民族主义话语，主要是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化”问题，就中国民族主义话语而言，就是要努力探索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的民族振兴之路；三是文化转型层面上的民族主义话语，就是要破解现代化发展的“文化阻碍”，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融进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实践。正如许倬云所认定：“每一个文化都在全球性文化出现的过程中，不得不有所取予与修改的必要，以资适应新的形式。”从本质上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创新性发展，才能有效回应中国的现代性难题，进而揭示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正确方向。概而言之，当代中国反思性的民族主义既要容纳普通大众“反对大国霸权”的民族情绪，更要把握民族振兴“参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从文化传承中推动民族价值认同，从历史积淀中推进民族融合发展，从当代实践中加强民族合作。
遗憾的是，西方主流舆论中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是“进攻性的”，当代中国形象也是极具“威胁性的”，因为在多数西方人的认知逻辑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有着大国独有的利益追求，倾向于挑战已有的国际规则，作为新兴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旨在变革国际体系的“非现状国”。进而言之，中国就像1930年代的德国或日本，不是在既定的国际规则下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在谋求变革既有的国际秩序，这是现存霸权国家对当下中华民族振兴的话语诠释和理论建构。正如王军所指认：“修正主义国家、挑战国、现状国家等概念一方面具有描述性与解释性的成分，又具有构成性的成分——包含了霸权国家对于某些国家的话语架构成分。”究其缘由，在于美国民族主义“上帝选民”的误导性信仰，这种持续强化的“天赋使命”构想，往往与恶意的对外扩张以及对死敌斗争的美化保持一致，而那些死敌要么被彻底摧毁，要么被强制性地要求“无条件投降”。正是在这种神圣使命感的感召下，西方理论界、舆论界以及媒体界共同构建了“中国威胁世界”的恐怖形象，因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恰恰成为“救世主”在大西洋彼岸建立“新的锡安”的最大阻碍因素之一，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因而成为美国抨击的对象，因为“恶意的扩张也卸去了美国人在寻求自我价值感、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方面的重压，通过不断地塑造新的敌人，美国人始终将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压制到最低”。
依据美国民族主义自身的扩张逻辑，全球化不仅仅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构化、西方价值普世化的历史进程。更准确地说，全球化就是美国人作为“世界救世主”角色的巡演舞台，因而在美国关于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必须摒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逐步削弱、直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走向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否则崛起的中国就是一个苏联式的巨无霸，必然是东亚秩序的颠覆者和世界和平的威胁者。郑永年认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依赖于这一地区的两大国，即日本和中国。然而在西方人看来，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是西方世界的盟友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麻烦会来自于中国。”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遭到了西方主流舆论的质疑，进而引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华势力的抵制和围堵，时而爆发的中外冲突，尤其是中美争端就是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集中彰显。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民粹主义思潮强势崛起，延续并强化着大国霸权主义的冲突逻辑和零和思维，单方面发动了针对中国的关税制裁和产业限制，引发了影响至今的中美贸易战。正如小约瑟夫·奈等学者所指认：“老普林尼在距今2000年前，抱怨罗马与印度（互利） 贸易不平衡所用的语言，同今天美国国会抱怨美国与中国（互利） 贸易不平衡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因此之故，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崛起和民族振兴的解读并不是言之有据的学理解析，而是基于美国霸权控制和全球利益掠夺的话语权阐释，因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或者是美国利益的局部调整，而是美国民粹主义势力恶性扩张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业已快速融进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日益探索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民族振兴之路，这种合作共赢的新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建设的途径。正如马丁·雅克所指认：“毋庸置疑，中国开始脱颖而出，而且其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冷战时期双方全面竞争的发展模式。美国日益强调硬实力，这使其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欢迎，并且产生了一个的真空地带，而中国则渐渐低填补了这一真空地带。”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与沿线国家一起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跨国合作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一是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干预和霸权条款；二是着眼于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不是追求短期的经济回报和金融投机；三是承认文明多样性共存并且尊重各国的文化风俗，而不是强制推进自己的价值观。概而言之，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性地开启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国合作模式，推进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构建了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回答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课题。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日益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如此，中国还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自身的发展经验和现代化模式，为解决重大人类问题贡献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华民族振兴及其支撑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既是中国人的孜孜追求，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梦想。
三、支撑民族复兴的理念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一种文明的复兴。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传统，这决定了中国不会变得越来越西方，而只能是开启一种文明国家的复兴之路。对于欧洲列强而言，资本的扩张性意味着它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遍及全球的殖民主义体系就是欧洲霸权主义的集中彰显。作为欧洲遗产的主要继承者，美国移民所秉承的“天定命运”理念以及“永无止境”的扩张欲望，正是美国肆意履行“全球超级大国”权力的文化支撑。中国的起源和历史与美国截然不同，对于中国人而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明因素就是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民族有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禀赋，有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情怀，这就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和“脉”，也是中华民族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挑战所能提供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概而言之，在新旧殖民主义终将逝去的当代世界，依据民族国家冲突的旧逻辑解决不了当今的全球化问题，唯有促进各种民族的多元共存和文明融合，才能有助于当前民族争端和地区冲突的真正解决，而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融合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古代中国并没有产生类似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独特形式的民族国家，更别逞说这种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在当今世界愈发彰显。这集中体现为：其一，古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发展史与中国文明史一样悠久，比如肇始于春秋时期“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观念，鲜明突出彰显了古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所秉持的“一族一国”信念，源自于近代欧洲的革命形势，契合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诉求，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其二，古代中国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彰显的是中华民族所持有的独特民族观，诸如各民族“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以及“命运与共”的原初内涵；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民族主义多强调对立、冲突以及分离。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至今仍然侵蚀着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如学者冯天瑜所指认，西方的“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兴起的一大潮流。近代民族观念发源于市场的占有和争夺，在世界统一市场逐渐形成的历史阶段，近代民族形成，近代民族观念也应运而生”。实际上，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民族主义已经日益嬗变为大国霸权以及民族侵略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华夏民族所凝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观念，可以真正切近民族共同体以及民族国家存在的实质，进而能够推动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相处、交流互鉴。
中国多民族的融合发展诞生的是“天下主义”理想，彰显的是“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是古老中国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也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价值依托。正如梁漱溟所指认：“在个人、家庭、国家（或团体） 和天下这四个层次中上，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国家模式曾经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但不能否认的是，近代欧洲人同时也把丛林规则和战争灾难带给世界，至今仍然引燃着民族冲突和地区动荡。正是在此意义上，汤因比指出：“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而中国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齐国人、楚国人、秦国人等互相交流碰撞，最终融合为统称的汉族人、华夏民族、中华民族，分裂的多民族国家统一了，天下主义由此诞生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战国时代和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与抗争。然而到了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期的好战精神。”自汉朝建立以来，中国逐渐消除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对峙，通过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增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升华为“大一统”的天下主义（或者说世界主义）。也就是说，在相对隔绝的中国文明土壤中，诞生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也不同于伊斯兰文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它的价值追求不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而是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即以天下（世界） 为参照，推动多民族的交流融合。概而言之，中华民族没有激进好斗的文化传统，更没有敌意的对外冲突，而是始终流淌着“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作为一种仍然“活着”的传统，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至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说，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源自于中华民族“天下主义”的古老传统。从文明更替的维度上讲，这条道路的开启指认着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的诞生，因为它始终基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育的初衷，也符合当代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从起源上讲，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血缘或者种族的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就其本质而言，民族建立于持续存在的集体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对这种文化的尊崇，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归属的命运共同体。正如欧内斯特·勒南所说：“民族的存在，意味着以前各类人口因为很多共性长期聚集在一起，也意味着在一片领地上生活的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习俗和法律而紧密相连。”由此可知，民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敌视他者的异质性概念，相反，它是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共同体，具有人类本源上的亲和性，因为“民族持久性和重要性的一个原因是人类对生存力，尤其是对人类本源的关注。由于这种关注，他们围绕本源形成关系”。大致地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世界各族人民的联系愈发密切，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因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尤为必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可为明证。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梦想，因为中国愈加广泛的开放战略，没有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而且自觉承担起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使命。在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凝聚起全球和平发展的共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着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步伐，中华民族始终为人类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而不懈奋斗。
当代中国传承着“天下主义”的文化传统，吸收着“民族主义”的现代精神，摆脱了过去华夏蛮夷粗糙分离的泥潭，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实现了民族主义的“中国转型”。中国式民族主义呈现出的特征正如韩国学者李克灿所归纳的：“开放的、协调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国际主义倾向。”其一，中国式民族主义抛弃了资本强权的霸权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快速发展，并没有诞生称霸世界的野心，也没有引发对外扩张和侵略，而依据西方民族主义的扩张逻辑，中国崛起必然遵循丛林规则，必然危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由此可知，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直接更改了西方民族国家霸权争夺的发展程式。其二，中国式民族主义传承着天下主义的浪漫情怀。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西方民族主义的翻版，而是倡导民族平等的价值观，哪怕是在民族利益至上的当今世界，中国始终强调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这是包含了“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比如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集中彰显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理念。其三，中国式民族主义破除了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依据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但不断上演的经济危机以及屡禁不止的族裔冲突，彰显的却是垄断资本的绝对权力，弱者尊严的践踏，以及弱势群体的卑微，民族共同体因而沦落为资本强权下的虚幻碎片而存在；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翁，五十六个民族平等相处，从而使民族共同体建立在真实的社会基础之上。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抵制大国霸权主义以及民族沙文主义的有力武器，它致力于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构筑共同的核心价值，从而开启了一种各民族命运与共的新文明形态。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