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谋略民族、权谋民族。在这里我主要从谋略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因此，可能会给人否定传统文化的感觉。其实，我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是主张继承的，对糟粕方面是批判的，我对传统的东西有褒有贬，而且我主张以传统为基础、以现代文明价值观为核心来构筑“现代中华文明”，如果不能与传统结合，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公平无法在中国生根长大，这就是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悲剧所在；相反，如果一味地推崇传统，文明之树上只能长出人治、专制、愚昧的苦果，所以要融通古今中西，重铸“现代中华文明”，这是我的一贯的态度。
中华民族表面上是道德民族，其实是谋略民族。谋略一词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翻译成strategy或tactics，但谋略并不等于战略或战术，谋略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它是正与奇的结合，有治国正道，也有出奇制胜；它还是道与术的结合，既有高瞻远瞩，又有权谋权术甚至阴谋诡计的东西。西方人喜欢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应用的是逻辑推理，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中国人喜欢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充满了毒气、毒招、暗箭，变幻莫测，防不胜防，无规律可循，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最近有所谓的国家形象工程的弃龙争论。一些反对者认为，西方的龙跟中国的龙不一样，中国的龙应当译成Long或Loong，以区别恶魔般的西方龙dragon。我倒觉得，世界各民族在远古的时候文化也是惊人的相似，中国龙与西方龙区别不大，只不过，龙逐渐成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图腾，龙所代表的威严、力量、恐惧感、神秘性、变化莫测、见首不见尾，等等，早已化作了血液骨髓融进了中国人的灵魂躯体之中。龙的化身——帝王之专制与阴谋的政治，或者说暴力与谎言的政治，也早已被中国人所习惯；专制统治者的神圣不可侵犯、神出鬼没也正是龙文化的体现。不过，中国人却把龙看作吉祥物，又是舞龙，又是唱龙，因此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强行改变龙的地位，作为折衷，以后可以将龙、凤凰共同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有成语：“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等等，龙与凤总是相伴出现的，也都是帝王或王后的代表，其地位可谓不相上下。但是凤凰（雄性为凤，雌性为凰）显得更为吉祥、美丽、温顺、和平，且有凤凰涅槃的故事，如果龙与凤凰共同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寓意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获得重生，凤凰也可化解龙的张牙舞爪的形象。以后可以称中华民族为“龙凤民族”、“龙凤子孙”、“龙凤传人”。
困扰西方人的是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在战胜大自然的过程中，西方人发展起来了逻辑理性；困扰中国人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在适应激烈生存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揣摩出了谋略权术以及龙庭之术。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谋略民族的原因是：1、生存资源紧张。中国人口一直为世界第一。2、人治、专制制度。人治、专制的特点就是非程序性政治、暗箱操作的政治，由此衍生出极其复杂的官场文化，人们推崇不择手段的“手腕”。3、长时期的内战。有人统计，自B.C.841年“共和行政”、中国有确切纪年以来，中国55%的时间陷入了内战，譬如春秋战国内战就达550年。长期的战争磨练了中国人的兵法谋略的智慧。4、中华文明是大陆型文明、农业文明。由于土地不能移动，中国人依家族、村落长期居住在一块，人口没有流动，而且，小农滋生了专制、官本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成为谋略、计谋产生的沃土。5、世俗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少有的非宗教民族，我们几千年沉溺于福禄寿喜，沉溺于世俗的吃吃喝喝、功名富贵，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几乎没有“道”，只有“术”，有的只是一个个工于心计的猥琐的臣民。
中国人的人生是谋略化的：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与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仕与隐（当官或者退隐）、入世与出世的两面性，一方面入世：吃文化，福文化，富贵文化，功名文化，家庭文化，官本位文化发达；另一方面出世：时刻想着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李白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国人在官场的时候想着退隐，是为了避免专制政治中的兔死狗烹，是为了躲进精神的避难所。但是，中国人并不是像印度人那样悲观厌世，真的出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乐观民族，有的哲学家概括为乐感（乐观感性）民族，古人在隐居的时候又像诸葛亮躬耕南阳那样，时刻关注天下大事，时刻准备出山，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所谓的“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诸葛亮说：“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孔子说：“隐居以求志”。可见，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社会也是谋略化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是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由此，中国式的逻辑是做事要从方面开始，以达到正面。老子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领导者要表现出大公无私，才能成全他的私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有不与人争蝇头小利的人，最后天下谁也争不过他。
不仅中国人表里不一，中国社会也表里不一。古代中国“以德治国”，实行“德治”，但现实却愈加成为“无德之国”，为什么？因为人治制度假设人人都是“君子”、“性本善”，但官员们却做不到，于是“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所以，“君子之国”会演变成“小人之国”，也就是说，在没有民主监督、法治规则的情况下，社会将走向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所谓中国是“道德之国”，其实是“谋略之国”。
谋略民族是没有真理、正义的概念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极少有人坚守真理、正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正气”观念——为社稷、为皇帝而献身的观念，却没有客观的“正义”观念。有人问孔子，儿子偷了羊，父亲是应当揭发还是隐瞒呢？孔子说：应当隐瞒。孔子所谓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都属于人间正气意识。庄子说：“齐是非”——“是”等于“非”，“非”等于“是”；白居易说：“脸上除去忧喜色，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这些都是中国人没有真理、正义意识的表现。在人治的专制的国家“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强权即是真理，当然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
谋略还表现在中国人的境界方面：西方人征服大自然，追求知识；中国人征服人间社会，追求境界。冯友兰分境界为四个层次：本能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我称之为“宇宙境界”：是超越道德、功利的境界；在宇宙境界中只需要做平常事，“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最高境界的人只是如同常人，顺应世俗，外圆内方，“平常心是道”，“佛即在家中”；“大谋不谋，大智不智，大勇不勇，大利不利”——最大的谋略是没有谋略，最大的智慧是运智于无形之中，最大的勇气是不逞匹夫之勇，最大的利益是不争夺蝇头小利。
中国兵法更是充分表现了谋略：亚历山大大帝反对诡计，西方军事家在近代之前甚至反对偷袭。但是，中国的兵圣孙武却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兵以诈立”，“上兵伐谋”，“利而诱之”，“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中国哲学文化也处处表现了谋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家始祖鬻子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文子主张：“应时权变”，顺应时代，权谋变化。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柔弱正是“道”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曲则全”——委曲求全，抗日的时候汉奸多如过江之鲫，人们的哲学观即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韩国人“韩奸”却很少，这不能不说与文化有关。
古代中国的政治也是阴谋诡计的谋略政治：专制主义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序政治、阴谋政治、谎言政治。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是法家的阴谋权术。韩非子说：亲戚妻子，可以作为人质；对于大臣可以“行饮食”——在食品中偷偷放毒。鬼谷子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暗箱操作，愚蠢的人张扬外露；“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暗地里谋划，所以神乎其神；成功于阳光下，所以光明正大。鬼谷子还说：“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予”——想张开反而要收敛，想高高在上反而要置身下层，想夺取反而要假装先给予。比如，楚汉相争时，韩信趁机要当“齐王”，刘邦听后差点大怒，幸亏张良暗中踢了他一脚，刘邦马上改怒为喜，立即封韩信为“齐王”，派人送去玉玺，如此稳住了韩信，成功地消弭了一次分裂。等到刘邦夺取天下之后，韩信则死无葬身之地。
古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也是高度重视谋略的：商家之祖范蠡原是越国大夫，辅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被越王猜忌，他于是下海经商，“三致千金”——三次成为千万富翁。范蠡用的是“计然之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时花钱造船，发大水时花钱造车。这与普通的人的做法正好相反。范蠡正是靠着先人一步、不与人趋、反向思维而经营成功的。另外一个商祖白圭认为商人的素质是“智、勇、仁、强”，“智”表现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也是反向思维。司马迁也说：“富者必用奇胜”。
中华民族成为谋略民族的危害是：政治上无规则，无程序，无法治，暗箱操作，不择手段；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可言；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
如何从谋略民族向法治国家转变呢？我想简单地讲几句。
第一，要建立私有财产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没有财产的私有，就没有现代文明，就没有现代政治。从现实上来说，现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财产国有而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资源控制权的分散，那就没有权力制衡。只有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不是一个人的手中，不是全部在政府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中，才能够打破官本位，建立起讲规则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第二，要不断地完善法治。胡温政府十分重视法治，宣布要建立“法治政府”，这是一个进步。尽管我们现在人治还是主要的，有的时候法治只是一个手段，它是为人治服务的，但是我们要努力不断地减少人治，把原来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的权力逐渐交给市场。现在我们国家制定了《行政许可法》，各级政府都必须按照行政许可法，放松管制。
第三，建立公开的政治，透明的政治，讲规则的政治，讲程序的政治。发达国家90％以上的信息都是向人民公开的，所有的老百姓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查阅政府文件，官员不能阻挠，否则可能被判刑。发达国家权力机关的会议，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的核心机密之外，所有的会议都必须公开举行，老百姓可以旁听。只有公开、透明、讲规则、讲程序的政治才是非权谋的政治，才是现代政治。
或许要经过100年的脱胎换骨，中华民族才能从谋略民族凤凰涅槃为法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