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时间总是在倏忽间就过去了。真不敢想，一想，司马迁“如白马之过隙”的那一声叹息，就会在耳旁心上悄然滑过，带来抓不住也甩不掉的怅惘。可不是，似乎昨天还在听汤先生安排《儒藏》的工作，抬眼一想，汤先生过世已经两周年了。两年了？真的已经两年了吗？我闭上眼睛，汤先生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汤先生印象有两幅，一幅是《东方之子》汤一介专辑的最后一个特写镜头，暗黑的背景中，汤先生的大半侧影，在高光的照射之下浮塑般凸现出来。此前，他站在一大排书柜的前面，刚刚说完“我这辈子的学问，是赶不上父亲了”。他说得平和，但有一份遗憾分明在天地间回响，他的侧影是平静的，但他沉思的目光分明闪烁着对未来的希望。摄影相当优秀，他懂汤先生。《东方之子》汤先生专辑的最后这个镜头，也成为我一想到汤先生就会在脑海中浮现的汤先生形象。
我记忆中的汤先生形象还有一个画面，他独自沿着未名湖，慢慢走远。在参与《儒藏》工作的过程中，汤先生有时候会招呼我到北大开会，汤先生通常不参加会后的工作午餐，一散会就回家去了。偶然有人会问“汤先生怎么不吃饭就走了”，我不会问，因为我知道，一上午的会议已经耗尽了他的力气，他需要休息。北大是尊师的，一般说来，汤先生不会独自回家，通常会有学生陪同，送他回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却只有汤先生，他一个人沿着未名湖，独自地慢慢走远。怎么是这样呢？我明明知道汤先生不太可能自己独自回家，为什么脑海里浮现的影像总是一个瘦弱的独立背影呢？也许，这个形象不过是来自我的想象，来自我对汤先生的理解。晚年的汤先生相当清瘦，肩上却扛着使命般的《儒藏》，500部经典，281册大书，经费、人员，上下左右的沟通，东南西北的动员，容易么？此外还有“三教关系”的课题，还有“中国诠释学史”的课题等等，在在都是大项目，大话题，是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华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整理，或者是整理基础文献，或者是清理思想流向，或者是考察思想方法。瘦弱的汤先生胸中似乎有一个大格局，他在努力，希望这个格局清晰起来，充实起来，条分缕析起来，能够成为未来学术的一个可能架构。当然，汤先生领头的这些项目，参与者俱夥，并不只是汤先生独自的工作，但是我想起来，却都是瘦弱的汤先生在肩负着使命。这个感觉转化成为形象，也许就是汤先生独立的背影吧？所以，汤先生在我心目中的第二个形象，细细想来还真有点说不清楚，是我当初确实看到了，并且记住了，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以为自己看见了？还真难以断定。不过，说不说得清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怀着敬意在眺望那个背影，即使那个背影是出自我的想象，但伴随着这份想象的敬意，还有我的愿望：也要养成这份内在的坚定和外表行为的从容不迫，我的敬意和愿念，可是真确无疑的。
就我自己而言，能够参与《儒藏》项目，确实要感谢汤先生不弃。1983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先师王明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跟随导师读书学习，也渐渐了解了师门的渊源，王明先生出身北大，在西南联大跟随汤用彤先生学习，在汤用彤先生的指导下整理了《太平经》。后来我读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又读了汤用彤先生的《读<太平经>之所见》，深感任继愈先生所言不虚，汤用彤先生对于《道藏》下过大功夫，如果假以时日，他做出关于《道藏》的研究，定会如同他的佛学研究一样，成为学术的里程碑。仅就他的《读<太平经>之所见》而言，已经是后来研究《太平经》者必须参考的经典性论文。由于师门的渊源，我对于汤一介先生也有了师门的亲近感。后来我发现，并不只是我才这样感觉，同门师兄王卡也是同样。有一次去北大开汤一介先生召开的会议，我与王卡同行，一路上随意聊着，他突然说“我们是大汤门，师门是要认的”。这话让我确知，王卡与我一样，对于汤先生也有师门的亲近感。确实，喜欢学术又能够从事学术的事业，还能够追随一个渊源深厚的高尚学术传统，这是何等的幸运！这份幸运加持人，同时也鼓励人和鞭策人，要求我们努力，要求我们认真，我们则必须以自己的努力和认真，让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师门！所以，当接到汤一介先生的电话，邀请我参与《儒藏》的工作，我一方面深感荣幸，另一方面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承担不起，辜负了汤先生的鼓励。
汤先生体贴后辈学人，也量能施用，他让我负责的，是“四书类”的十一部经典，都是思想性比较强的典籍。整理这样的典籍对于我们研习中国哲学史的人来说，既能够发挥我们的学术专长，又让我们避开了容易出错的古史和制度，而且，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更加细致地阅读了文献，收集了研究的资料。这些好处，尤其在面对那些从来没有整理过的典籍时，越发明显。例如真德秀的《四书集编》和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就是从来没有校点过的，因此可以断定它们在现代学术的阅读中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留意者不多。我也是因为这次整理，才仔细读过了。这样读下来，也就看清了程朱理学的形成，固然有程朱的思考为基础，有《二程遗书》、《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等典籍来标志这套学术的理论架构和基本规模。但是，从《四书集编》和《四书纂疏》中，则可以看到累积地整理和捡择程朱对四书的理解，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理解，接续着他们的思考而继续深入地展开论说，这些对于程朱理学的形态，也有塑造之功。正因为后继有人，有后辈学人一代一代地接着说，有选择地接着说，才使程朱理学在持续的论说中越来越定型，逐渐成为影响随后数百年之政治和思想的学术主流。我原本没有关注宋明理学，自己的研究重心，一直是汉代思想和老庄思想，因为参与《儒藏》“四书类”典籍的整理工作，才认真阅读了一些理学的原典和研究理学的著作，稍微弥补了这个方面的缺陷。为此，我非常感谢汤先生，感谢汤先生的鼓励和信任，使我得以参加《儒藏》整理的伟大事业，并使我能够借此机会增益自己的学术修养。在参与《儒藏》整理的工作中，我也很感谢孙钦善先生。说来我们是不擅长文献整理的，我们阅读古典文献的兴趣所在，是从文献中获得思想，更关心的是文献的思想内涵而不是文献本身，尤其是文献的版本源流、文字考订，原本都是我们的弱项，如果不涉及思想的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通常是略过不问的，只是在必要时了解相关的研究，选择一些比较可靠的结论而已。参与《儒藏》“四书类”文献的整理工作，则要求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我们也努力了，而孙钦善先生和《儒藏》团队的具体指导，对于我们肯定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起了锚定的作用。这是我非常感谢的。
在参与整理《儒藏》的期间，我完成了《淮南子研究》的专著。我之所以撰写这本书，也与汤先生的鼓励有关。90年代，汤先生、陈鼓应先生和王博先生主持一套“道家思想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由黄胜得先生资助，预计要出30部，计划的选题中也有《淮南子》。我的硕士论文是比较《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的人性思想，当时研读过《淮南子》，所以我表示愿意做《淮南子》研究。汤先生有点替我担心，因为《淮南子》并不好读，各种以《淮南子》某某思想为题目所进行的研究，大都是以现代学术的某个关心为视角，抽取《淮南子》的个别思想因素，来组拼一个回答，问题不是来自《淮南子》，对于《淮南子》的使用又有相当的随意性，因此很难说是真正进入到了《淮南子》自身的思想脉络里去。要整体地研究《淮南子》，就必须要进入到它的内在理路上去。但是，《淮南子》的思想非常杂芜，论说相当繁冗，如何梳理出它的思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汤先生担心我把握不住。当然他还是鼓励我，支持我来做这个题目，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我是否能够完成这项研究，并没有把握。所以当这项研究最终完成的时候，我趁着一次到北大开会的机会，把书稿呈交汤先生，请求汤先生赐序。汤先生虽然支持我做《淮南子》研究，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能够做成什么样，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他在接下书稿的时候说“我先看看吧”。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能否入汤先生的法眼？就这样心神不定地等待着。但是没过几天，汤先生就把“序言”的电子版发送给我了。收到邮件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高兴，我知道自己的研究得到了汤先生的肯定。读了汤先生的序我也很佩服，他一下子就理解了我，并且把我的主要观点一一拎了出来，给与评说。真高兴啊！我对来自师门的肯定心存感激。著作出版时，我在后记中致谢，谢到汤先生赐序时，我写到：“我要感谢汤一介先生的赐序，先师曾从学汤用彤先生，吾生也晚，未得亲睹尊颜，然尊师之心戚戚焉存。”后记的致谢不允许我长篇大论地追溯师门，这几句简单的谢辞就包含了我对于自己出自一个渊源有自的学术传统的自豪，对于来自师门的鼓励的感激，还有对于师门的深深敬意。
汤先生晚年，常常谈起“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这条汤氏家训，后来也印在了汤先生撰著的《我们三代人》的封底。读这本书，我了解到汤氏一门三代的若干生活细节，也透过这些细节，看到了汤氏三代的人生态度和人格修养。在这个世界上，有若干的人和若干种活法，我在汤先生书中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强而担当的精神。这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也许正是这样的精神，才使中华文明代代传承，积累起一个伟大的传统来。颐园老人在“生日讌游图自序”中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汤先生捡择出来，作为汤氏家训。就我而言，我愿意把这条家训，当作师门的师训，奉而行之。我甚至天真地想，如果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秉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吧！颐园老人走了，汤用彤老先生走了，汤一介先生也走了，但是他们“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训戒，他们“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行事，他们“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垂范，将永远、永远地传承下去。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儒藏》“精华编”经部四书类主编之一）
* 本文收入《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