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7年的努力，煌煌49巨册《中华道藏》终于在2003年完成，并于同年10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华道藏》编纂出版座谈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历时七载的《中华道藏》编纂出版工作顺利完成。
编修《中华道藏》意义重大。1996年，中国道教协会、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编修《中华道藏》计划，得到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并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道教有修藏的优良传统，历史上道教曾多次修藏，但是《中华道藏》的编修是在迥异于往昔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的。过去修藏，道教面对的是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道教在这样的局面下向着儒、释展开和证明自己，是同一文化系统内不同教派和学术思想之间的对话、抗争和相互吸收。而《中华道藏》之编修面对的是全球化形势下的世界文化新格局，道教需要面对的是众多携带着不同历史经验和未来理想的异质文化。不同的“他者”规定着不同的“我”，因此道教在这种形势下要展示和证明的，就已经不是一家之说，而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面貌。旧时《道藏》往往以修成时的年号命名，《开元道藏》、《正统道藏》皆是如此，或者以美号为称，例如唐代的《宝文统录》，宋代的《天宫宝藏》等。《中华道藏》则是以民族之称号来命名道书集成的宝藏，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这是道、儒、释三教共同的历史情怀，《中华道藏》冠以“中华”之名，《中华大藏经》同样冠以“中华”之名，《儒藏》的编修正在酝酿，可以预料，她也将冠以“中华”之名。因此，编修《中华道藏》其实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资源清理。《中华道藏》的修成不仅对于了解道教的历史、道家思想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凝聚中华民族，批判文化虚无主义，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在学术上，《中华道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补了新出文献和旧藏遗漏的重要材料，补入经书约百余种。例如，《太平经》是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原书170卷。明《藏》只残存57卷，王明先生根据《太平经钞》和其他27种引书，基本恢复了170卷的旧貌。后来敦煌文书发现，其中有《太平经》残片，尤其是《太平经》总目，对于认识《太平经》旧貌意义重大，这些材料都收入了《中华道藏》。又如《老子》，增收了郭店简本和汉墓帛书本，还收入了一部重要的范应元注本。二是重新分类编目。《道藏》依“三洞四辅”七部分类，但这个分类体系只适合唐代以前的道经，明《藏》延用“三洞四辅”作为类目，各部所收经书就显得杂无统续，不仅查找不便还使人难窥门径。《中华道藏》尊重道教旧有的经教体系，保留三洞四辅名目，但所收经书则据其内容性质、时代先后、门派归属，重新分类编为：三洞真经、四辅真经、道教论集、道法众术、道教科仪、仙传道史、目录索引七大类。该分类获得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审定批准。三是采用新式标点纠谬改错。《中华道藏》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采用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新式标点，校勘旧典中的各种谬误，免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理解困难。
目前修成的《中华道藏》只是整个修藏工作的一部分，《中华道藏》编修委员会还将继续收集编纂明清以来的全部道典，以完成《中华道藏》的全部编修工作。教门内外的学者还将继续携手，共创中华文化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