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一位前瞻性的社会学家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编后
吕文浩
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界，吴景超（1901-1968）是一位著述宏富、学术成就较为突出的学者。1947年10月，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中，社会学学科五位候选人被提名，他与陈达、潘光旦同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但三人同时被提名。清华三人之中，吴景超最年轻。这次竞争最高学术荣誉虽未能折桂而归，但以资历、成果和影响力而论，他能入围已经显示了他的不俗实力。
在社会学界之外的思想界，吴景超也是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他是当时在非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较多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参与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系列论争，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等。在这一系列论争中，他的讨论文章都是引起或推动讨论继续深入的媒介。他在当时几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公共舆论平台上的发文量也相当可观，如在《独立评论》发47篇，在《新经济》发69篇，在《大公报》发16篇（其中“星期论文”10篇），在独立时论社发8篇，仅这几个平台的发文量就达140篇之多。可以这么说，吴景超的聪明才智一半用在学术探讨上，一半用在引导社会舆论上。当然，这两个方面并非泾渭分明，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社会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社会学根基的社会问题讨论必将流于浅浮。在吴景超这里，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时评因学术而厚重，学术因时评而灵动。有时因两方面的内容比重相当，竟有难分彼此之感。总之，要讨论吴景超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主张，不能只有专业学术论著一个尺度，撇开那些发表在非专业刊物上的文章，我们的理解和把握必然是片面的、单薄的。
在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吴景超曾是领一时风骚的人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大多数中国社会学者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前辈”二字，对他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见解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中国社会学史”教科书上的简单论述上。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数量和分量来说都大有拓宽、深化的余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史的若干学者，对于吴景超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论述和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作为，曾做过一些基本的叙述和分析。[1]值得一提的是，有别于学术论著的中立客观、四平八稳风格，2005年谢泳发表的长文《学者吴景超》[2]站在同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吴景超的思想主张以及人生旅程有颇为犀利的评析。谢文褒贬分明，绝不含糊，虽然有些论断略有放大之嫌，但他把吴景超思想言论及其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前人没有做到的，具有相当的思想冲击力，因而引起了一般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他所提出的“清华三才子”之说也因此不胫而走。重读吴景超，还他一个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个课题。
吴景超为文，不喜作先验的哲理阐述，往往从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出发，结合学理做出明晰锐利的分析；他观察问题时不取单一视角以求片面深入，往往采取综合的立场，权衡各方面的因素再下比较稳妥的结论。有论者认为，相对平稳顺利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以及在国民政府供职十年的阅历，使得吴景超不像那些疏离于具体社会实践的“独立知识分子”，更像是“科层组织知识分子”；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更深入、更全面，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种种困难也有更具体的认识，“且作为政府成员，发现问题的目的不在批评，在于如何用种种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行动的困难’，属于典型的建设型”。[3]革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型知识分子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他们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在建设性地讨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方面，吴景超的言论和实践无疑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当时他做的许多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主张，有些直到今天尚处于未完成状态，所以重读他的旧作仍能时时予我们以启发。过去因种种原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和公共舆论中非常醒目的一位学者”[4]吴景超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历史是公正的，不该忘记的重要人物终将再现光彩，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这本《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主要选录吴景超的短篇论著，选文数量虽属有限，但我们希望达到碎金文丛“辑零碎而显真知”的宗旨。吴景超观察问题的国际视野，始终从事实和数据出发的求实精神，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往来穿梭的视界交融，深入浅出、简洁明快的文风，都在这些选文里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这种又踏实又活泼的学风，既有助于纠时下浮躁学风之弊，又可成为我们取法的榜样。
吴景超出身于安徽省徽州府歙县岔口村的商人家庭，其家庭“世业茶商，运沪销售外洋，每年达数十万之巨”。[5]长子吴景超得到了父亲的精心栽培。据他回忆，小时候父亲曾耐心地花一个多小时来给他讲述故事，然后让他再复述一遍。[6]这种深合教育原理的做法虽未必能为年幼的孩子所理解，但确有其思维训练和表达训练之效果。吴家的雄厚经济能力使吴景超有机会走出交通不便的徽州山区，接受更好的教育，见识更大的世面。1914年，吴景超离开徽州老家到南京的名校金陵中学求学，1915年更是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中等科，取得将来留学美国的资格。进入清华第二年的12月，15岁的吴景超初试啼声，在《清华周刊》发表小说《郑老五》。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小说、散文、诗歌、时评等形式的作品频频见之于校园刊物乃至校外刊物，以至于今天研究清华校园文学的学者称其为“清华校园的文艺领袖”[7]。在清华，吴景超与梁实秋、梁思成、吴文藻、顾毓琇等少年俊杰谈文论道，共同成长与进步。清华八年，吴景超打下了扎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功，获得了丰富的写作发表和编辑处理经验，英文也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这些功底和经验，奠定了吴景超一生言论与事功的基础。
1923至1928年，吴景超留学美国，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明大，他受到经济史教授格来斯（N.S.B.Gras）的深刻影响，格氏《经济史入门》（1922）一书注重都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关系，对他日后思考中国城乡关系颇有启发。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社会学的两大重镇之一。芝大社会学系的派克（R.E.Park）、伯吉斯（E.W.Burgess）等力倡都市社会学研究，他们指导学生围绕芝加哥城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研究著作。享有盛誉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即形成于斯时，而吴景超正是芝加哥学派辉煌年代的见证人。
吴景超在国内多见学者埋头书斋研读古代文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此为学者生涯的正途。1925年底，忽然在美国的社会学年会上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学者不在圣贤古书中求学问，而是努力到试验室、到社会上去寻找新材料，探求新知识，不能不感到新鲜和刺激。他不由得惊呼：“那真是贡献，那真是创作。”[8]25岁时，吴景超把自己感受的心灵震动和学习都市社会学的初步心得写进了《都市之研究》一文。这是他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习作。从中，我们看到他不满足于做西方新知的消费者，而是努力探索中国都市研究的新天地。美国当时已在享受都市经济之益，而落后的中国只有农业经济体系下微弱的“市镇经济”，当时最发达的中国都市上海、汉口，在他眼里亦不过略具都市雏形而已。所以在中国提倡发展都市、研究都市乃是一件大大领先于时代发展的创举。
1928年吴景超回国之后，不断呼吁通过发展都市、发展现代工业将乡村剩余农业人口转移到都市工商业中。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都在农业中谋生。狭小的农场面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大量人口、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都牵动着无数志士的心弦，各种各样的重农论以及乡村建设举措似乎在国内更受青睐。吴景超的都市、工业化研究计划尽管一再提出，亦有少数西化派知识分子支持者响应，但始终没有获得大规模实施的条件。有人肯定吴景超的这种设计“在百年大计之立场上，理由殊为充分”，但考虑到中国缺乏资本、技术、人才，难以应对外货倾销，对中国工业化的创议感到“有远水难救近火之势”。[9]这种担心不是个别人的私见，是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认识。有鉴于此，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用了很多精力阐述发展工业与发展都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和各种重农论展开了多年的思想论辩。在他看来，中国是农业国家本属客观事实，但把农业作为立国之基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何况农业本身的进步亦须借助工业化和都市化提供的动力和条件。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愈益为人们所认识。此时，吴景超恰新自欧洲考察归来，他提出国防工业重于民生工业的基本看法，希望中国能够效法德国和苏联工业化的成功榜样，以国防工业、重工业树立整个工业的基础，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保护民生工业的成果不被侵略者的炮火毁于一旦。
从抗战时期至国共内战时期，吴景超集中研究中国工业化的资源基础、资本基础、人才基础以及区域布局等具体问题。每一项研究皆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同时参照欧美先进国家发展中的经验。经过大量数据计算之后，他认为中国通过国内生产剩余积累资金来进行工业化建设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力主大量引进外国投资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从抗战后期起，他就不断呼吁积极争取将美国战时剩余的资本和机器设备转移到中国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在为何要利用外资上，他细致分析中国利用外资之益，驳斥了盲目排斥外资的民族主义论调。他认为，在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之前，外人在华设厂是一件利弊互见的事情；而在不平等条约取消之后，则是利多害少；我们决不可把外人在华设厂和其他外人在中国享受的不平等特权等量齐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经验充分证明这种清醒的认识具有超前的预见性。
1935年底，吴景超随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等学人到政府任职，先后担任行政院秘书、参事，经济部秘书和战时生产局主任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等职。十年宦海生涯，他没有在仕途青云直上，而是一直与身处其中的官僚体系若即若离，保持着自己的学人本色。这几乎是蒋廷黻、何廉、吴景超、陈之迈等当时一众从政学者共同的特点，即便翁文灏等极少数人身居高位，但也往往是有职无权，对政府决策与执行均影响甚微。在政府部门，吴景超有机会接触政府部门的档案材料，也利用工作之便在国内外各地实地考察，获得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和感性认识。这一时期，他依然笔耕不辍，所写学术论著及时评更加切合实际。如1937年发表的《同业工会与统制经济》一文利用行政院和实业部的档案资料写成，1947年出版的《劫后灾黎》一书是他历时三个月实地考察黔、桂、湘、粤、赣五省灾民生活和救灾事务写成的日记。抗战时期吴景超主编了颇有影响的《新经济》半月刊，不仅实际主持编务，而且发文量居该刊作者第一位。在官署办公时期，吴景超对当时政府高级官员的以公谋私现象有近距离的观察，尤其对植根于中国历史而活跃在当下的所谓“官僚资本”的危害性感受颇深。
吴景超结合实地考察材料写成的论文或时评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绝非在书斋皓首穷经、寻章摘句者可比。如1946年写作的《利用财富之道》就是这样的短文。他告诉我们，中国的富户通常是怎样把财富化为个人的享受，而现代意识下的富户又能利用自己的财富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他期待着中国的富人能够实现从置田宅到办实业的转变，为更多的民众创造就业的机会，他也希望中国的富人能够在政府力量一时不能到达的地方，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以造福桑梓。
通过研读时任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的格来斯的《商业与资本主义》一书，吴景超认为中国还停留在商业资本的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由商业资本而工业资本而金融资本以至于国家资本抬头的演变过程迥然不同。中国的商业资本为何历时久而进展少，土地资本和官僚资本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扮演了何等的角色？这些都是格来斯力有未逮而他欲一探究竟的问题。[10]他发现在商业资本之外，“还有一种资本，其势力正不下于商业资本，那就是官僚资本。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清楚的，所以民间一向有‘升官发财’的传说，表示过去一般人的观感，都以为做官是致富的一种途径。做官可以变成资本家，正如经商可以变成资本家一样”。当时，吴景超掌握了某些权贵借助公权谋利的具体证据，但碍于自己的政府官员身份无法直接指陈其流弊，便以两汉文献为素材分析中国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并且重提董仲舒的理想，主张做官的只可以拿薪水，除了薪水之外，不应当有别的收入。虽然这种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未曾实现，但还值得再提出，再宣传，因为这种理想在当前政府举办很多经济事业的情形之下特别具有针砭的意义。他说：“现在的政府，职务比以前的政府加增了许多，特别是许多经济事业，以前都由私人办理，而现在则交给政府去办，所以现在假如还有官僚资本家，他谋利的机会，便比以前方便了许多。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谋利，不过谋利有其适当的场所，就是古人所谓‘求利者于市’。如一个人想要发财，他根本不应当去做公务员，而应当改行做商人。我们因此愿意重新提倡董仲舒的哲学，主张从事政府职务的人，都以‘大夫’自期，洁己奉公，不许张汤、杜周之徒再出现于今日。只有这种哲学成为公务员的普通信仰之后，民生主义才算是奠定了人事上的基础。”这就是1942年4月20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的《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一文所要表达的主要见解。
据说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纪念吴景超学术思想研讨会时，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发言说，吴景超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官僚资本”概念的一人。是否“最早”，当然还可以由专门的学者去做考证工作，但说吴景超是最早一批提出“官僚资本”概念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人，应该是不错的。通常人们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多书生之见，这话放在吴景超身上并不合适。他的实地调查工作和官场历练，他对历史的洞察力，都有超越一般书斋型学者之处。他冷眼旁观官场习气，心底并不认同，更不随波逐流。他重提董仲舒的理想，明知这一理想在历史上未曾发生实效，仍然不惮再次提出，其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情怀，昭昭可鉴。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吴景超比较研究苏联和英美的经济制度，试图取长补短，为中国经济建设找到一条允厥执中、适合国情的道路。早在30年代的文化问题论战中，他就明确地表明，资本主义这个西洋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瑕瑜互见”，“我们不能把精华与糟粕，一齐吸收过来”。——“他们的大量生产方法，是可取的；但其图利高于一切的动机，因提高价格，不惜焚烧存货的举动，却要排弃”。[11]吴景超之提倡工业化和都市化，即是取其大量生产方法之益；不过，他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措施颇为留意。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罗斯福新政，英国工党上台前后的劳工政策，贝弗里奇报告及英国政府白皮书中对福利国家的描绘，1946年美国的就业法案，诸如此类的举措，都是吴景超寄予热切期望并及时追踪的新生事物。他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动态中看到，贫富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阶级矛盾已经趋于缓和。从富者一面着手的措施是实施累进所得税及遗产税，通过税收杠杆将一部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社会手中；从贫者一方面着手，政府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障愈益完善，并实行最低工资律及家庭津贴等。苏联取消私有财产制度后激动人心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英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整个社会的自由气氛，都在吴景超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学理上试图将这两种经济制度的优长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能。不过，在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眼里，这种在当时被概括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等少数西化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合时宜的旧调重弹。[12]
吴景超也很关注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变动的婚姻家庭制度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举措。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改良婚姻制度的新建议（以伴婚制补救一夫一妻制的若干流弊，设立婚姻顾问院或家庭医院以预防或解决婚姻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工业化社会中家务劳动社会化给予妇女地位提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美华侨与美国人通婚中遭遇到种种法律、习俗问题，等等，都曾进入过他的视野。吴景超对欧美发达国家婚姻家庭制度中有关问题的关注是和这些国家的学者完全同步的。如1948年5月他发表的文章里已经引用了当年美国出版的金赛《男性性行为》作为他思考问题的资源之一，在中国恐怕这是最早的。虽然他注意到的问题具有一定前瞻性，他转述或原创的意见在当时中国社会只有少数人理解和欣赏，但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价值将愈发显露出来。
吴景超特别善于从具体的事实中分析出其中蕴含的理论方法问题。他或结合前沿学术思想问题举例来加以阐述，或多举其钦仰的大家硕学的治学过程及代表著作仔细剖析。本书所收的《社会学观点下的社会问题》、《社会学观点的应用》、《民族学材料的利用与误用》等为前者的代表，《孙末楠的治学方法》、《几个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则为后者的代表。《社会学的园地》既有对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探索，又介绍了国外社会学界最新的研究典范，堪称两方面结合的代表。他这种从具体研究实践中总结理论方法问题的做法，可以称为一种文献研究方法的“从实求知”。1955年发表的《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将个人几十年搜集资料的心得体会和盘托出，金针授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笼而统之地讲治学要求和原则的人并不鲜见，如此细致地把自己幕后的具体工作过程拿出来给人看的学者依然是凤毛麟角。学术工作是细致的脑力劳动，不具体地展现幕后的工作过程，对于新手基本上是无用的。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不用纸质的卡片来搜集、整理资料了，办法可以变化，原则还是一样的，吴景超的经验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还是可以变通形式予以师法的。最近若干年来，国内高校非常重视给研究生以规范的学术训练，安排了不少相关的课程或讲座，但在这些训练之前，如果能先讲讲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那么后面的训练会更容易取得成效。希望这篇早期的治学经验文献能给今天的青年人一些启示。
吴景超的全部著述是一宗很有价值的学术遗产，我们这里所取的仅仅是鼎中之一脔。然而品一脔可以知肉味，从这些片段中的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吴景超留学时期即已种下的都市意识和追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亦能学习到他观察社会问题的开阔视野和综合立场。他毕生念念不忘的是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改变中国众多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之上的“第四种国家”的地位。都市意识和国家前途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方面不可分开单独看待。而他分析中国问题的方法，则是始终在着力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当今之世，国际经济文化交流较吴景超生活的时代更为频密，全球化势不可挡，任何自外于世界先进经验的夜郎之见都将贻笑大方。吴景超作为一位勇于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的思想先驱，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他的这些言必有据，简洁明快而又通俗易懂的短文，也会给身处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诸多新的启迪。
本文系作者所编《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后记
注释：
[1] 如阎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2] 谢泳：《清华三才子》，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东方出版社再版。
[3] 参见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4] 卫春回：《试论吴景超“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近代中国》第2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5] 《统计专家吴景超》，上海《东方日报》1941年10月18日，第一版。
[6] 吴景超：《一个周刊编辑的回忆》，《清华周刊》第41卷第6期，1934年4月28日。
[7] 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8] 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927年1月。
[9] 柯象峰：《中国经济建设之先决问题》，原载《政治评论》第156、157期合刊，1935年6月6日，收入《柯象峰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社会学家陈达三年前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参见陈达：《生育节制与我国人口问题》，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44-45页。
[10] 参见吴景超：《资本主义的发展》（书评），《新经济》第6卷第12期，1942年3月16日。
[11] 吴景超：《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第147号，1935年4月21日。
[12] 参见汪馥荪：《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上海《大公报》1949年1月16日、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