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的反贫困已经进入后脱贫攻坚期，面对贫困群体走出绝对贫困但可能返贫的风险，在后脱贫攻坚中要关注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经济—社会韧性是在经济状况下行和面对经济困境时，贫困群体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抗拒外部压力、稳住心态、并寻找机会走出困境谋得发展的内在的和行动的特征。它的建构需要在脱贫过程中积累经济韧性，建构社会韧性，激发贫困群体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使它们结合起来。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应该成为后脱贫攻坚中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内容，反贫困政策实施者和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后脱贫攻坚期；反贫困；经济—社会韧性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26)“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和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王思斌（1949- ），男，河北泊头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研究（北京100871）。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开发式扶贫，还是近几年开展的脱贫攻坚，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实践。2015年以来，中央动员全国力量开展的脱贫攻坚战更是反贫困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距2020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只有一年时间，中央也已提出“及早谋划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的战略思路”。可以理解，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我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就提出今年以至更长时间内贫困群体如何走出贫困和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把这一阶段称为“后脱贫攻坚期”，并从反贫困可能遇到困难的角度，运用经济—社会韧性的分析视角，讨论贫困群体如何应对困难，走向持续发展。
一、后脱贫攻坚中反贫困成果的持续及挑战
(一)后脱贫攻坚期及反贫困问题
“后脱贫攻坚期”是本文为了论述问题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像社会学中提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等概念以描述某一时代或阶段基本的经济社会特征一样，本文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提出“后脱贫攻坚期”的说法。“后脱贫攻坚期”是一个时间(或时段)概念，指的是中央提出的“脱贫攻坚战”的后期，也是指“脱贫攻坚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从内容上来说，它既指脱贫攻坚这一阶段临近结束的时段，也是脱贫攻坚结束后的持续反贫困时期。显而易见，“后脱贫攻坚期”反映的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概念，而是指与贫困群体的脱贫密切相关、具有反贫困意义的经济—社会时间。本文使用这一概念，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和可能：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贫困群体是否能稳定脱贫、走出贫困、逐渐走向富裕还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开始脱贫攻坚时、从当下做起，而且在贫困群体按现行标准脱贫后，还要做很多工作。由于当下脱贫攻坚与脱贫后的活动具有连续性，所以本文用了包含两个时段的“后脱贫攻坚期”的概念。更具体一点说，“后脱贫攻坚期”是贫困群体即将面临脱贫和实现了现有标准脱贫但是没能实现稳定脱贫的阶段。如果对于贫困群体来说“后脱贫攻坚期”是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它会与如下一些重要问题相联系：贫困群体是否可以实现稳定脱贫？他们如何面对相对贫困的处境？按现行标准脱贫后他们有持续走出贫困逐渐致富的能力吗？在经济社会形势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贫困群体如何沉住气、寻机会，走向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后脱贫攻坚期”是贫困群体的脱贫期，是他们走出贫困、获得新的发展的成长期，也是他们可能遭遇成长困难、出现返贫的风险期。本文从风险和困难的角度分析问题，力图从困境中找到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之途径，基本理论视角是实现有韧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央更是加大了反贫困力度。为了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切实改善民生，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到全党全社会面前；鉴于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最艰难的任务，2018年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对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做了细致、有力的部署。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完全脱贫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面脱贫问题的艰巨性和反贫困的长期性。一方面是脱贫攻坚后期剩下的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更大；另一方面，他们按现有标准脱贫后如何巩固脱贫效果，持续脱贫而不致返贫，也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做这种思考的理由比较简单：一是实施脱贫攻坚以来的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较深，真正走出贫困并不那么容易；二是其中有些贫困者走出贫困的愿望不强烈、内在动力不足；三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地理和生态环境以及政策档口期对他们在经济上走出贫困不太有利；四是日益严酷的市场化竞争继续在将他们向边缘地位挤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他们的弱势地位有可能会更加严重。从反贫困的发展规律来看，这些新脱贫的人群基本上会走出绝对贫困而进入相对贫困状态。怎样使这一群体跟上趟、不掉队、不返贫，既是这一群体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特别关注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反贫困效果的时效性和持续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对摘帽后的贫困县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发展成果，接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抓紧研究制定2020年后减贫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1]，这些政策和论断都是十分重要的。笔者以为，对脱贫攻坚或反贫困持续性效果的政策性研究必须尽早开始，必须把当前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行动与其效果的持续性、发展性密切联系起来，必须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行动过程，发挥政策优势，同时切实将贫困群体的内在动力激发出来，以实现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行动的预期效果。
(二)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可能遭遇的挑战及加强能力建设
随着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尚未脱贫和刚刚脱贫群体的经济状况也会得到发展，但是这一群体在发展中也可能会面临许多压力、遭遇种种挑战，从而使期望的、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目标受阻，这也正是政府和社会所担心的。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该群体的低收入、弱财产状态。尚未完全脱贫和刚刚脱贫群体的家庭资产和收入基本上处于低水平，在需要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必要的生活支出方面，仍可能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这使他们面临返贫威胁。
第二，可以用来支持自己发展的环境脆弱。贫困群体完全、稳定地走出贫困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支持，虽然脱贫攻坚和反贫困以来他们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变，但是来自环境的压力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是脆弱的自然资源环境、不利的社会地理环境，另一方面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天灾人祸和市场震荡都威胁着他们的稳定脱贫。
第三，基于经济能力和文化的内在发展不足。虽然长期以来政府强调扶贫扶志，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和经济能力孱弱，会有为数不少的尚未脱贫者和刚刚脱贫者完全依靠自己走出贫困的能力不足，否则，反贫困和脱贫攻坚也不会这么艰难。
第四，政府强有力支持的撤出。在全国大力脱贫特别是实施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有力支持，中央更是动用“超常规举措”推进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结束后，这样及时和有力的支持会撤出，这可能会使贫困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可能会给刚走出绝对贫困者以“失去支持”的威胁。
第五，贫困家庭资产增加、收入增加放缓的心理效应。由于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近些年贫困群体生活改善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也给许多贫困群体以正面的鼓励。脱贫攻坚结束后，随着政府强有力支持和社会力量的撤出，贫困群体增收、生活改善的速度可能会慢下来，这种“放缓”也可能引起刚走出贫困的群体的负面心理反应。
总的说来，对靠外部支持走出贫困和刚刚走出贫困、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群体来说，可能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挑战。为了减少这些群体返贫的可能性，除了制定适宜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他们实施持续的支持之外，还要致力于增强他们自身的能力。贫困群体彻底走出贫困、走向持续发展需要多种“可行能力”[2]，既包括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投入—产出理性判断的能力，也包括合适地配置自己的资产和资源进行再生产的能力，形成适宜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能力，还包括他们在面对顺境或逆境时所应具有的理性、定力和素质。
关于脱贫攻坚后对脱贫群体的继续支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正在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包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实施社会保障兜底等。但明显的是，像脱贫攻坚期那样、用“超常规举措”对脱贫群体予以如此强有力支持的做法已不可能再持续。这就是说，刚刚脱贫群体可能面临“返贫”风险。除了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外，本文从面对“返贫”风险的角度，从增强贫困群体能力、特别是增强其社会、心理能力的角度出发，通过阐释经济—社会韧性的概念，探讨贫困群体走出贫困、走向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二、建构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含义和意义
(一)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含义
本文面对的是在反贫困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在本次脱贫攻坚结束后也可能出现的贫困群体返贫的风险和挑战问题。由于刚走出贫困的群体存在上述所说的经济脆弱、环境不利、个人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这一群体可能出现返贫。关于返贫问题，学者们已有很多研究。如何在该群体脱贫后能延续脱贫后期形成的良好势头，在外部支持和内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刚脱贫群体克服困难、走出危机，本文从经济—社会韧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述。
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遭遇外部压力但我国经济仍然有不俗表现时，李克强总理用“中国经济有韧性”[3]加以说明。对于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的现象，笔者曾用社会韧性予以分析，指出我国社会所具有的社会韧性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持因素。笔者曾指出，社会韧性是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性，是维系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力量与特性。社会的韧性通过社会信心、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支持着经济的韧性发展[4]。在笔者看来，一个经济体在遭遇困境时的坚韧发展，不但与经济因素有关，而且与社会因素或社会韧性有关，即经济活动参与者有一种抵抗不利因素、支撑经济顽强前行的特质。这种特质不是面对危局的孤注一掷的冒险，也不是基于一种侥幸，而是存在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以往的生产生活经验、存在于其经济活动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也存在于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之中的具有一定结构性、经验性和稳定性的行为特征。社会韧性的核心主要不是基于自己的优势经济实力，而是在经济呈现下行趋势、遭遇风险时，坚韧地抵抗这种趋势、扭转不利状态并力图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的行为特质。所以，社会韧性是在遭遇逆境时才表现出的，它是直面逆境、想方设法走出逆境的行为特质。当人们面对不利的经济发展环境或形势，将自己并不占优势的经济能力与经济环境相比较，发现自己有某种优势和发展的可能性，进而理性地决定抵抗不利环境的压力时，就是社会韧性的表现。
与经济发展困境相关的人们的社会韧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它也是社会化的结果，也与对他人相关经验的借鉴学习有关。与经济发展困境相关的社会韧性是在不利的但又是在困境中获得发展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没有受过挫折的人是不会有韧性的，一受挫折即溃败不振者也不会产生韧性。那些遭遇挫折但不服输、通过自己的扎实努力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者有较强的心理韧性和社会韧性。当然，这里所说的韧性不是赌博式的孤注一掷，而是经过多次困境—反抗机制而形成的，它是以往经验的积累和沉淀，并成为面对新困境的一种经验。另外，这种韧性也可能与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有关，与自己从前辈那里继承来的群体文化、家庭文化有关。这样，面对不利的经济处境，社会韧性既是一种心理资本[4]，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作为心理资本它与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有关，作为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社会情势的理性判断，它与以往的生活经验、当事人所具有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关。社会韧性作为一种面对困境的、相对稳定的积极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性情倾向系统”[5]。在面临经济困境时，它常表现为冷静观察、仔细思考、在忍耐中寻找机会。
反贫困离不开人们的经济韧性，因为归根到底，反贫困是以贫困群体的稳定脱贫为目标的，而在此过程中免不了会遭遇经济上的不利处境。李克强总理从宏观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有韧性的理由，包括回旋余地、四梁八柱、政策红利等。一些学者从制度改进的角度说明中国经济韧性的制度性保障[6]。笔者认为，在脱贫攻坚和后续维持发展的过程中，贫困群体和家庭也要有自己的经济韧性。这里的经济韧性实际上是指在遭遇经济困境时，能够稳得住生产和生活、抵抗和忍受住经济压力，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走出困境、获得发展能力所反映的特征。
对于贫困群体来说，经济韧性的载体是其基本的经济基础和处理这些经济资源、维持生存和谋求初步发展的能力。首先，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经济基础(家庭财产、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经济收入、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等)是形成其经济韧性的必要前提。如果一个家庭的经济是如此拮据，以至于没有任何腾挪空间，那就难以产生经济韧性。其次，处置或配置自己的经济资源和生产、生活要素，把握和创造机会的能力，是经济韧性的内在根据。如果在遭遇困境时不能有效地运用好自己的资源和可能的发展机会，家庭经济状况就可能会“随波逐流”地走下坡路。所以，对于贫困群体来说，经济韧性不但要有基本的经济基础，而且要有面对困境理性地决定自己经济行为的能力，包括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能力。
本文使用了经济—社会韧性的概念，它指的是在经济下行而遭遇困境时，经济活动参与者要同时具有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由于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密切相连，所以将其表述为经济—社会韧性。经济—社会韧性是在社会因素支持下的经济韧性，也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韧性，是面对经济困境时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的结合，是两种韧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应对经济困境而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如果给一种界定，可以说，它是在经济状况下行和面对经济困境时，贫困群体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抗拒外部压力、稳住心态并寻找机会走出困境谋得发展的内在的和行动的特征。
经济—社会韧性有多种类型或表现形式，它由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的强弱组合而成，包括较强的经济韧性和较强社会韧性，较强的经济韧性和较弱的社会韧性，较弱的经济韧性和较强的社会韧性，较弱的经济韧性和较弱的社会韧性。由于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的一定的相关性，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化为强经济—社会韧性、中经济—社会韧性、弱经济—社会韧性三种类型，它们可以大略地对应于面对经济发展困境的较强的反应能力、中等的反应能力和较弱的反应能力。总的来说，经济—社会韧性对处于不利环境和处境中的贫困群体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从经济—社会韧性的角度来分析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应对贫困压力的问题。
(二)经济—社会韧性对于贫困群体的意义
任何群体都可能在发展中遇到困境，因此，任何群体都需要具有韧性，而不是在困境或逆境下随波逐流、走向垮塌。但是，对于有较强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的群体来说，面对困境还只是一个克服困难的问题；对于正在走出贫困或刚刚走出贫困的群体来说，这种韧性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他们的经济—社会韧性不强，在遭遇困境时就可能又回到贫困状态。因此，贫困群体具有经济—社会韧性的重要性比一般群体的重要性更大。还有一点是必须考虑的，即由于贫困群体的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资本不足、进取思想较弱，所以他们反贫困的经济—社会韧性会弱一些，扶贫要扶志和扶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于是，对于正在走出或刚刚走出贫困的群体来说，有无经济—社会韧性以及这种韧性的强弱，就关乎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行动的成败。
经济—社会韧性作为一种内在的能力，对于正在走出或刚刚走出贫困的群体来说有多重意义。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韧性与心理学、社会工作上的抗逆力相关。按照塞勒比(Dennis Saleebey)的说法，抗逆力(resilience)是当个人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建设性、正向的选择，处理不利条件，从而产生正面结果的能力[7]18。但是，本文所说的韧性更强调人们内在的行为特征，强调它的结构化、制度化行动取向。另外，经济—社会韧性不只是像心理学那样主要强调心理反应，而是也看重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反抗逆境的作用。
对于贫困群体来说，经济—社会韧性不但是抵抗不良环境的力量，也是他们在困境中进行忍耐性生存以寻求机会的特征，还是一种潜在的发展力。它将伴随贫困群体走出贫困、走向持续脱贫的全过程，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三、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
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资本不甚丰厚的贫困群体的脱贫和持续脱贫来说，其经济—社会韧性有时是难以完全分割的，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还是先将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分列开来，然后再进行综合性的讨论。
(一)贫困群体发展的脆弱性
在脱贫攻坚和制度化反贫困过程中，家庭和外来扶贫者的主要目标是家庭收入的增长，在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下，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似乎也不成问题，但是在“扶志扶智”方面常常较软。这既有贫困群体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受扶贫者定期脱贫指标任务的约束——工作人员更多地将精力投向看得见的经济收入增加。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持续脱贫和走向发展来说这种做法也可能衍生不利后果。
实际上，贫困群体依靠外力在短时间内走出绝对贫困后，还可能会遭遇另一种形式的“困境”，即来自外部的直接经济支持减少，或贫困群体的经济活动并不那么乐观。典型的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贫困群体依然会处于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弱势地位[8]。在家庭经济收入不像脱贫攻坚期或制度化反贫困进程中那样靠外部支持可以较快增加时，贫困群体就可能会出现“相对剥夺感”，这是一种纵向的自我比较，是财产和收入的增长率方面的比较。如果是这样，面对强资本和高技术结构主导的市场经济，他们在持续脱贫或谋求发展时就可能出现一定程度、某种形式的“退行”，即他们自我反贫困、谋求发展的动力变弱，甚至出现无力感，持续下去就有可能再次跌进贫困陷阱。
“退行”(或“退化”)(regression)是人们在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后，面对新的困境而出现的、退回到原来的思维和行为状态，进取意识和克服困难的行动弱化的现象，也是原有的、不太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未能发生真正彻底改变、遇到挫折就滑向原来状态的现象。弗洛伊德把“退行”看作是心理上的自我防卫机制[9]。实际上，“退行”现象有更多的发生领域。在扶贫或脱贫攻坚领域，对由强大外力推动脱贫攻坚、促使贫困群体走出绝对贫困的实践过程来说，如果贫困群体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反贫困信念，也得不到新的支持，这种“退行”是有可能发生的。贫困群体的“退行”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轻的表现为面对困境的束手无策，抗逆力不足；中等的表现为甘于受强势不良环境的左右，进取心弱；重的则表现为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消极无为、甘于贫困。真正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应该尽可能避免贫困群体“退行”现象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
(二)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要素的建构
正像贫困现象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一样，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也要从多个方面来建构。下面我们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等几个角度进行阐述。
1.在脱贫过程中积累经济韧性
要使贫困群体走出绝对贫困状态和持续脱贫，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脱贫是由一定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比如高于2011年贫困线)；另一方面，一个家庭要真正脱贫和持续脱贫，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状态。如果是即时性脱贫，那只需要在某一时点上超过贫困线就可以。如果是稳定脱贫，就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地将家庭人均收入稳定在贫困线以上。在后一种情况下，家庭财产或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就会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持续改变的基础，在面对经济环境压力时它就可能表现出某种韧性特征。贫困家庭的经济韧性不但与其财产和收入的总量有关，也与其结构有关。前者要求贫困家庭能够逐渐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家庭财产，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于后者，则要求收入来源的相对稳定性和面对冲击时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这样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结构会有较强的韧性。
除了上面所说的收入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支出方式。如果有了收入就吃光花净，那就不会有经济韧性。如果能建立起适宜的财产支出方式和生活方式(俗称“过日子”)，就能逐步积累起资产、“逐步滚存”，就有了一定的韧性。这就是说，要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韧性，要从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着眼和入手，既要增强其获取财富的能力，也要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促进家庭财产的积累、提高家庭的经济韧性。要提高贫困群体的经济韧性，就要借助改善的外部条件增加自己的收入，争取形成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结构，进而形成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要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包括对家庭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掌握有用的生产知识与技能等；还要对相对成功的经济实践有理性的、正面的总结，增强成就感和能力感；另一方面还要形成合理的消费模式，形成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即使发生了不利的经济困难的冲击，贫困群体也能够相对理性和沉着地面对问题，并聚集力量、寻找机会、走出困境。
2.社会韧性的建构
人们的社会韧性主要包括理性的自信力、信念和智识、面对困境的不屈精神，以这些过往的成功经验和对挫折的反思为“物质基础”，同时也与群体文化、其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支持网络密切相关。扶贫要扶志和扶智(或增智)是增强贫困群体社会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脱贫攻坚和扶贫过程中，要提高贫困群体的脱贫志气，要对其智力进行社会性转化，使其形成理性的、有前瞻性的、比较乐观地看待问题的惯习。既不回避眼前的困难，又能从大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中看到对困难进行转化的可能，形成对经济困境的抗争精神。在这方面，来自政府的制度化的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十分重要。
贫困群体的社会韧性的形成和强化常常与经济上的成功联系在一起，持续的经济上的成功(贫困群体收入的增加、经济收入的稳定获得、家庭资产的积累等)有利于人们形成积极的行动取向和抵抗困难的意志。当然，这种积极的行动取向和抵抗困难的意志一定与他们在困境中的奋斗、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能成功克服相联系，因为一帆风顺常常不会产生抗逆力和韧性。社会韧性的强化也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直接相关，与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相关。如果贫困群体在遇到自己难以克服的困难时能够得到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支持，能够得到来自社会包括合作群体的物质、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他就会更多地形成能力感，就有益于形成抗逆力，并形成社会韧性。
3.贫困群体文化中积极因素的激发
在反贫困领域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值得分析和辨明的，即许多人把贫困群体的贫困状态归结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不思进取、甘于贫困、消极等待，总之是完全负面的评价。有人甚至把“扶贫扶志和扶智”简单地理解为就是要改变贫困群体的落后消极的脱贫心态和“等靠要”心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试想，那些长年生活于贫困之中的人们何尝不愿意走出贫困、过富裕的生活。实际上是恶劣的外部环境压抑了他们的自强努力。进一步说，如果贫困群体的文化中没有任何追求发展的基因，何以能只靠外力而使他们持续脱贫。所以，在贫困群体的文化中发现积极进取的因素，创造条件使这种积极进取的因素发挥作用就十分重要，这就需要“优势视角”。优势视角不是要把人们的缺陷看成优点，也不是要忽视创伤、问题、疾病和逆境，而是要在他们的行动中发现积极的因素[7]28。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贫困群体，我们要看到和重视他们的积极因素：一是他们有脱离贫困的愿望甚至是强烈愿望，这可以促使扶贫力量与贫困群体合作协同，为走出贫困而努力；二是他们被困境压抑而形成的消极心态是可以积极转化的，可以成为脱贫的内在动因；三是他们的贫困生活经历可能会对经济下行有较强的忍耐力，从而在忍耐中积聚力量、伺机再起。
简要说来，要使贫困群体真正脱贫、持续脱贫进而走向发展，需要在多方面强化他们的韧性，这既是脱贫的基础，也是他们走出绝对贫困、自己面对各种经济社会环境所需要的。
四、在反贫困实践中建构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
(一)在反贫困实践中注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
人们的韧性何来？当然是来自人们的实践。心理学在分析抗逆力时关注文化和社会化两种因素的重要作用，前者是以往人们生活经验的积累，后者是人们亲历的社会生活和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关于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形成，我们也要看到群体文化和反贫困实践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当前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实践中，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外部支持、激发贫困群体走出贫困的积极因素，在共同的实践中增加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并进一步强化和巩固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和抗逆力。这样，在顺境中贫困群体可以依靠增强的能力使自己的经济状况获得持续改善；在遭遇逆境或发展条件不利时，他们可以依靠抗逆力、有韧性地生产和生活，等待时机、谋求发展。这样，在共同的反贫困实践中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就十分重要。
要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发展学的综合发展观与社会工作方法是有效的。发展学把反贫困看作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整体实践，改善贫困群体的经济状况、他们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与其能力增长和观念改变是一体的[10]。对于社会工作来说，帮助贫困者走出贫困，不但是“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是要在改善其基本生活状况的过程中，改变其不适当的观念、增强其能力、实现人的发展。在反贫困特别是后脱贫攻坚实践中，需要对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以往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行动中，输血式的、以增加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为目标和任务的做法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对待。当脱贫攻坚即将结束，走出绝对贫困的群体要自己面对并非良好的自然和社会发展环境及强大的市场压力时，必须充分认识他们的主体性地位和角色。
那么，怎样在后脱贫攻坚中建构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呢？这里就脱贫攻坚后期和脱贫攻坚结束后两种情况作简要阐述。在脱贫攻坚后期，第一，仍然要开展精准扶贫、找准问题、找对增收门路、增加收入，这是反贫困之根本；第二，要考虑贫困群体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持续性和结构性，这会增强他们的经济韧性；第三，在扶贫力量与贫困群体合作协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甚至是受挫)时，要共同总结经验和教训，这一方面可以推进后面的反贫困进程，另一方面也帮助贫困群体积累经验，这对于他们后来独自面对或顺或逆的经济发展环境十分重要。把上述这些统合起来就可能建构起基本的经济—社会韧性。在脱贫攻坚结束以后，要对走出绝对贫困的群体予以持续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包括实施向这一群体倾斜的开发政策、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也包括促进其社会支持网络(如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帮助其与市场的有效衔接，加大对这一群体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增强其“可行能力”，等等。这些都可以间接地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和经济—社会韧性。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前一阶段还是后一阶段，参与脱贫攻坚和反贫困的体制内力量或社会力量，都必须有明确的、把贫困群体当作主体的理念，必须有综合的发展性思维。于是我们可以说，发展学和强调扶贫工作者与扶贫对象协同努力以及扶贫对象内在改变和发展的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对于后脱贫攻坚期的反贫困是十分重要的。
(二)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模型
前面我们对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的必要性和要关注的问题做了简单分析和阐述，实际上是要建构以生计发展为基础、以经济—社会—心理能力建设为内涵的韧性发展模式。这一韧性的建构是以贫困群体的生计改善为基础的，又以其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的建设为重要内容，并主要通过反贫困实践过程形成。这一韧性的建构可以大略地表现为如下内容。
表1 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模型及过程
上表指出了在反贫困和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的过程和内容。(1)作为起始状态，贫困群体在经济上是贫困的，而且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原因缺乏发展机会，反贫困就是要激发他们的动力，发展经济、增收减贫，这一阶段的理想状态是走出绝对贫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要建构经济韧性，其途径是对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经验的内化，即对外在共同经验的内在化。在此过程中，来自外部的持续关注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2)在起始阶段，贫困群体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贫困，其文化程度较低，反贫困的智识不足，缺乏新的生产技能，社会网络狭小且内含社会资本不足。扶贫的重要工作是增能、增智，同时建立起一定的社会支持系统，加强贫弱群体的社会资本建设[11]，使贫困群体有获得支持感。(3)文化贫困表现为反贫困的内生动力不足，不主动寻求改变，有一定“等靠要”心态。在反贫困过程中要帮助他们建构起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生活状态。在此过程中，一要通过对贫困文化问题进行“治疗”、挖掘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心态，形成积极的韧性；二要通过成功的反贫困实践形成新的发展型韧性，进而形成新的惯习——性情倾向系统。(4)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原来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失，在反贫困和脱贫攻坚中要补齐短板，实现对贫困对象的有效保障。在这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整合是促进贫困群体韧性形成并谋求新的发展的重要条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走出绝对贫困的人们尤其需要适宜的、持续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支持，而不是政绩性、即时性、忽冷忽热、零碎分立的措施和政策，这样可以使经济—社会政策更有韧性，形成制度化的支持体系，有助于避免脱贫攻坚结束后因支持政策缺失而出现贫困群体的“退行现象”。应该说明的是，持续的经济—社会政策并不是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它是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贫困群体的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心理(文化)韧性是连在一起的，贫困群体的韧性应该具有经济—社会—心理(文化)三位一体的特征。按照这种看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经济、社会、文化及政策方面的努力应该是整体性的，要在各个环节促进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成长。
比较明显，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和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的。作为面对困境的抗逆力和坚韧前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取向，这种韧性需要认真地去建构。这里需要反贫困的参与者们(包括扶贫工作者与贫困群体等)认真设计并协同推进反贫困行动，需要他们对经济活动成功或挫折的理性态度，需要他们对这些经济现象的理性分析、总结和思考，还需要将它们沉淀为可以借鉴的经验或教训，成为一种内在资源。或许可以这样简要地概括反贫困的经济—社会韧性的形成机制：对贫困群体文化中积极要素的激发，不是笼统地认为该群体不思进取，而是看到他们有被长期压抑、希望改变不利处境的愿望，要以这种点滴的改变愿望为基础植入改变的希望，并将其纳入改变(反贫困)的行动；在协同的反贫困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反贫困成就的赞赏，面对临时挫折时一起坚持，并将其中的坚持努力作为经验予以强调、加以内化；在整个协同反贫困过程中，不回避困难和挫折，但适时强化反贫困的积极经验，能操作化地形成点滴的、向前的、积累性行动，并进一步积累，将其内化为贫困群体的有新要素的文化，进而形成有自己经历的经济—社会实践的经验范例以指引思维和行动取向。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社会韧性的形成需要反贫困参与者(特别是扶贫工作者)细心的建构，要有对协同反贫困行动及其效果的敏感性和反思性，要在协同的反贫困实践中有与扶贫对象的沟通理性(或“交往合理性”)行动[12]，这需要他们较长的甚至是充满曲折的协同实践。
五、结语
本文讨论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建构问题，好像是从负面切入的。但是从我国的反贫困实践看来，这一讨论和分析并不是多余的。其现实根据是这一群体的经济—社会能力还比较脆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环境也具有多变性和强竞争特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群体的稳定脱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统筹衔接，着力解决‘一兜了之’和部分贫困人口等靠要问题，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13]。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脱贫攻坚期内已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相关政策要保持一段时间……贫困县脱贫摘帽后，要一手抓剩余贫困人口的减贫，一手抓已脱贫人口的巩固提升，有效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人口。这些应与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相关。面对使贫困群体稳定脱贫、持续发展的任务，除了集中力量帮助贫困群体在经济上走出贫困之外，增强其经济—社会韧性是应对可能的经济挫折、家庭经济状况改善放缓的重要工具和预防性措施。经济—社会韧性是贫困群体的宝贵财富，也可以成为他们反贫困和实现经济发展的资本。在后脱贫攻坚中，建构和增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显得尤为迫切，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体现这一内容，扶贫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将这一内容纳入自己与贫困群体共同的反贫困实践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信心期待反贫困取得持续的效果，实现有韧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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