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 通变思维； 通古今之变； 《周易》； 司马迁
作者简介：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史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风貌，重视通变则是其中一种重要精神。从理论渊源来讲，这种通变精神主要源自于《周易》，《周易》的通变思维是中国古代史学通变思想的哲理基础，深深地影响了历代史家的“通古今之变”。纵观中国古代的史学发展史，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以后，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认识历史、解说历史和评论史学，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
一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思想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周易》的通变思维，贯穿于经传各篇之中，内容非常丰富。首先是强调“变”，这是《周易》的中心观念。《易经》卦爻象普遍体现出变的特点，《系辞下》关于卦爻象的变化作如是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这就清楚地说明，卦爻的本质特征即是变，“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卦象的变化取决于爻象的变动。卦爻象变化的内在根因，则是阴阳二爻的相互推移，所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而所谓相推，则不仅只是阴阳二爻相互推移，也指上下往复之消长，《系辞上》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署。”所以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孔颖达也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
其次，肯定变易的法则乃为盈虚消长。象辞认为，乾卦六爻即是一个从初爻到上爻的变化发展过程。以人生相对照，初爻“潜龙勿用”，乃隐居未仕，所谓“阳在下”；二爻“见龙在田”，乃入仕为官，开始施展才德，所谓“德施普”；三爻“终日乾乾”，努力事业，不离中道，所谓“反复道”；四爻“或跃在渊”，事业继续进步，所谓“进无咎”；五爻“飞龙在天”，地位高贵，事业大有作为，所谓“大人造”；上爻“亢龙有悔”，事业到达顶点，开始走向反面，所谓“盈不可久”。《周易正义》以象辞解释上爻爻辞说：“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很显然，《周易》揭示了事物发展所存在的一种普遍法则：盈虚消长，或者说物极必反。所以《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虚盈，与时消息”，也是要表述这样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正因此，文言解释上爻爻辞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在文言作者看来，只有懂得事物进退、存亡两面特性，从而持守中道的人，才可称作为圣人。
再次，提出了“变通”的变易价值论。在《易传》作者看来，事物发展到尽头就需要加以改变，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因此畅通起来，经过变通之后的事物才能够发展得久远。《系辞下》将这一思想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便是《周易》变通思想的最为经典的三阶段说。《周易》的变通思想非常丰富，其一是关于“变通”的含义。《系辞下》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里是以乾坤两卦的性能来解释变与通的，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是指筮法上的二爻互变，亦即事物上的开合互易；所谓“往来不穷谓之通”，则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推移，循环反复，便是通顺。《系辞上》也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所谓“化而裁之”，指阴阳二爻的互变；所谓“推而行之”，指爻象顺畅地上下推移。其二是关于“变通”的作用。《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就是说，爻象的变化有变有通，爻象的变通在于显示事物的变化趋势，而目的则是要指导人们趋利避害。《易传》认为，变通之义非常广大，故而《系辞上》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人们“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周易》的通变思维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认识，更是用来解说社会人事与历史的，因而也是一种历史思维。在《易传》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与自然界一样，都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贲》卦彖辞说：“关乎天文，以察四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恒》卦彖辞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些说法，都是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说明变易的普遍存在性。《易传》认为，圣人只有懂得通变的道理，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所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下》认为，远古时代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文明社会的过程，肯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古圣贤君王的“通其变”，所谓包牺氏取于《离》，神农氏取于《益》，黄帝、尧、舜取于《乾》、《坤》……都是按照“使民不倦”、“使民宜之”的原则进行的变通。在作者看来，远古社会的进化史，即是一部圣王的创制史，通变史，在这种不断创制、不断变通，从而“使民宜之”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得以不断向前发展。
《周易》的通变思维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很大，成为其通变精神的主要思想源泉。《周易》与史学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官，与《周易》的撰述、保存与流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易》本来就是卜筮之书，而卜筮却又是先秦史官职掌所在。如《左传》定公四年载：“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像这样将史与祝、卜相提并论的历史记载，在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说明他们在职能上有相同的一面。由此推论，在《周易》的产生过程中，史官们一定是其中的重要撰述者。史官不但写《易》、知《易》，而且还是《周易》的保存者。据《左传》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又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如此等等。
当然，《周易》对于古代史学的影响，主要还在于其历史思维上。吴怀祺先生认为，《周易》与史学的关系基本上有三种：一是以史证易，二是以易解史，三是“把《周易》作为社会史的影子，或作为史料”。其中以史证易属于易学范围，史料价值也只是局限于商周史的研究，《周易》之于史学的最大价值，在于以易解史，即是运用《周易》的历史思维来指导史学研究，表达对历史的理解，评述史学的发展。《周易》的历史思维非常丰富，诸如“《易》与天地准”的“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思维、“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创新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等等，这些都对古代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通变思维不但是《周易》的核心思维，也是对古代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历史思维方式。道理很简单，历史的本质特征就是变化与发展，而《周易》的通变的思维正是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特征，故而成为历代史家认识历史、解说历史的重要思维术。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思想，便是在《周易》的通变思维的启示之下产生和发展的，并且形成为一种中国传统和民族史学的特点。
二
受《周易》通变思维的影响，首先在史学领域提出“通古今之变”的，无疑是西汉史家司马迁。然而在先秦的史学中，就已经开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的变动，《左传》便是其中的代表。通观《左传》全书，其关于历史发展的看法，明显体现了一种通变的精神；而这种变通精神的思想渊源，则往往来之于《周易》。《左传》以易解史，以《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的重要依据，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关于历史变动的议论，其文曰：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这段话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君失政，政在季氏的情况，其实也普遍反映了这一时期礼崩乐坏、政权下移的历史大变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的君臣易位，史墨却能够以通变的观点来看待，肯定既然自然界可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么人类社会“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也属正常现象，而“三后之性，于今为庶”便是一种历史的事实。紧接着，史墨以《易·大壮》卦象为例，来说明君臣易位的正当性。他说：“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里乾代表君，雷(震)代表臣，震在乾上，君臣易位，说明大夫势力强大。《大壮》彖辞也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史墨即是以此为依据，肯定现实中君臣易位这种政治力量的变化是符合《大壮》卦的精神，因而是“天地之情”，“天之道”，亦即是天经地义的。很显然，史墨是借用了《易》的变通思想来对鲁国政局变化作了解说，肯定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最早从编纂旨趣到编纂体裁都体现出通变精神的当属司马迁。司马迁撰述《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旨趣，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记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用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过程的治乱兴衰之变。司马迁的历史通变思想明显受到《周易》的影响。众所周知，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史记》提出“正《易传》”，因此，易学乃司马迁家学，是司马迁学术的重要旨趣，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说：“易学是司马迁家学渊源之一，也是他的史学基石的组成部分。”司马迁精通易学，故而能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史记》通篇贯穿的通变思想，即是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
纵观司马迁史学的通变精神，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原始察终”。语出《太史公自序》。顾名思义，即是要对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史记》的这一思想主要源自于《周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史记》的原始察终思想，在本纪、世家、列传、书和表五种体例中都有明显体现。如《十二本纪》，通过对黄帝以来至西汉前期历史发展大势的记述，集中表述了一种德力转换的过程。其中《五帝本纪》和夏、商、周三个本纪主要叙述的是先王德政，《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则主要表述了诸侯霸政，而刘邦以下汉朝诸帝本纪又集中表述了汉皇朝无为而治的盛德政治。如《十表》，它比较明确地将历史划分为上古、近古和今世三个阶段和五帝三王、东周、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五个时期。其中《三代世表》表述的是五帝三王如何积善累德而得天下的历史，《十二诸侯年表》表述的是王权衰微、诸侯更替称霸的历史，《六国年表》表述的是“陪臣秉政，强国相王”的历史，《秦楚之际月表》表述的是秦汉之际从陈胜作难到项氏灭秦再到刘邦建汉“五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剧烈变革的历史，汉兴以来六表表述的是“诸侯废立分削”、海内混为一统的历史。诚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惠景间侯者年表》的序文所言，《十表》的撰述旨趣是要“谨其终始”、“咸表终始”。如《八书》，反映的是历代制度演进情况，虽因残缺不全而难窥全貌，但从《平准书》所谓“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和《天官书》所谓“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的撰述旨趣来看，其原始察终的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则主要叙述了各类历史人物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其二，“见盛观衰”。语出《太史公自序》。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肯定历史变易是一种盛衰之变，其二是强调事物的盛衰是相互包含的，要注意察觉盛世历史向衰败转变的可能性。先秦六经《周易》、《尚书》和《诗经》等，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盛衰观。《周易》将“天地虚盈”、“物极必反”看作是事物发展与存在的普遍规律，反映在人类社会历史当中，便体现为一种盛衰之变；《尚书》重视探讨夏商历史的兴衰之变，旨在以史为鉴，而使周朝能“受天永命”；《诗经》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后”，体现的也是一种关注历史盛衰的忧患意识。司马迁的历史盛衰观主要来自于《周易》等六经经典，他叙述三千年历史的目的，就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如《十二本纪》的撰述主旨即是要考察王迹的兴衰，合观《五帝本纪》和夏、商、周三王本纪，其实表述的就是上古圣王盛德政治的兴衰过程；将《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合在一起，我们便很容易看出秦由割据一方的诸侯到一统天下再到二世而亡的由弱小到强盛再到灭亡的全过程。《十二诸侯年表》集中概述了各诸侯势力此消彼长、更替称霸的全体过程。当然，历史盛衰之变有时是很复杂的，如《殷本纪》所记商王朝的历史，就是一个衰、兴、复衰、复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样，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兴衰变易过程，这其中既有早期周王室的不断衰败和诸侯国势力的迅速崛起的盛衰之变，又有稍后各诸侯国势力此消彼长的盛衰之变。同时，历史的盛衰之变又是相互包含的，盛中有衰，衰中有盛。如《平准书》描述了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富庶的情况之后，明确指出盛世之下潜藏着的衰败因子：“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当然，导致汉武帝统治危机的，还有“自是以后”的招来东瓯、开凿西南夷，特别是绝和亲之后的汉匈长期战争等等，正是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最终导致了武帝统治后期的严重危机，由此应验了“物盛而衰”道理。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借用《周易·坤文言》的话说：“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这其实是反映了事物盛衰之变的一种普遍的道理。
其三，“承敝通变”。语出《太史公自序》。受《易传》“《易》穷则变”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提出了“承敝通变”的历史变革论。首先，司马迁肯定进行历史变易的必要性。司马迁认为，《易》有穷尽的时候，要想使事物的发展得以持续，就必须要变易；同样的道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一定会累积种种弊端，要想使政权得以统治下去，就必须要更张制度，改革弊政。《史记》的《八书》是关于制度史的撰述，《太史公自序》明确提出其撰述旨趣即是要“承敝通变”。《史记》还以秦汉变革历史为例，说明“承敝易变”的道理。司马迁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认为秦皇朝继周而建，却没有针对周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相反，却实行严刑酷法，这是导致秦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所在；汉皇朝继秦而建，却能够一反秦的严刑酷法，而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从而使政权得到了稳定，这是“承敝易变”的结果。《史记》重视关于变革时期历史的记述，历史编纂具有“详变略渐”的特点。同时，《史记》也重视记述变革家们的事迹，如《平准书》称赞“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商君列传》肯定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管晏列传》肯定管仲变革而“富国强兵”，如此等等。其次，司马迁肯定革命的正当性。《易传》认为，经过变易之后事物的发展依然无法畅通，就必须要进行革命。《革》卦彖辞就说：“其志不相得，曰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司马迁继承了《易传》的革命思想，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列陈胜入《世家》。《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将陈胜首义与汤武革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在司马迁看来，秦皇朝的统治已是天怒人怨，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封建统治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暴虐的秦皇朝最终被得以推翻，陈胜是有首义之功的。
应该说司马迁史学通变思想的理论来源不仅仅是《周易》，也包括其他儒家六经经典，以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等等，然而作为哲理基础者当属《周易》的通变思维。而司马迁在史学领域首倡“通古今之变”之后，通变思想便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史学的一种普遍的思想，形成为一种民族史学的传统和精神。
三
《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继承了司马迁史学的通变精神，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班固所作《汉书》，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代表，历代正史的范本。从经学角度来讲，班固属于古文经学学者，《汉书·艺文志》首次将《周易》提升为六经之首，认为其他五经“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很显然，在班固看来，《易》之理是与宇宙相始终的；而这个《易》理的主要内涵之一，便是一种通变思维。《汉书》不但以此论学术源流，而且以此探寻历史变化。正是在《周易》通变思维的哲理基础上，作为断汉为史的断代纪传体史书，《汉书》的历史记述却能做到断而不断，断中有通，其中以“表”、“志”体现最为突出。《汉书》的“表”、“志”是贯通古今的，体现了历史通变的思想。如《异姓诸侯王表》反映的是自虞夏以来至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兴衰史，《百官公卿表》记述了伏羲以来至汉代的官职变化情况，《古今人表》对古今历史人物作了分等与评述，“十志”则旨在“通”的过程中了解各种典章制度的兴废与沿革，等等。很显然，《汉书》作为断代史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通变的思想。
欧阳修私修《新五代史》，参与主修《新唐书》，史学建树颇丰。同时，欧阳修通晓《周易》，著有《易童子问》易著，以及《易或问》、《明用》等易文。作为断代史家，欧阳修同样重视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考察历史、解说历史。他通过对《乾》卦六爻的解说，认为“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将《易》的通变思维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自然是出于理学家的本色，却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易》理的透彻理解。正是从《易》的通变思维出发，欧阳修撰史重视对于历史盛衰问题的探讨。如关于五代衰乱形成的原因，欧阳修就明确认为是封建纲常败坏所致。他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这样的历史变易认识显然打上了理学的色彩，未必能真正揭示五代乱局的成因，却是在通变思想指导下来看待五代历史的变化的。同时，欧阳修肯定《易》理的物极必反性，相信五代“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这是以盛衰转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
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代表了传统史学编年体历史撰述的最高成就。在贯通古今历史的过程中，司马光非常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看待历史的盛衰之变。在其易学著作《温公易说》中，司马光揭示了易道的本质即是通变。首先，司马光肯定《易》的变易特性。他说：“易者，阴阳之变也”，“阴阳之交际，变化之本原也”。认为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是事物内部阴阳互动的结果。而阴阳互动之所以会促成事物的变化，是因为“阴阳相殊”，即阴阳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司马光说，阴阳一方面具有相互依赖性，“阳非阴则不成，阴非阳则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一方面又表现出排斥、“不齐”性，阳具“刚健”之性，阴具“柔顺”之性，阴阳“各守一德，以生万物”。其次，司马光肯定《易》道变易的“物极必反”规律。司马光说：“物极则反，天地之常也。”事物的阴阳之变呈一种“物极必反”律，“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阳盛则阴微，阴盛则阳微”，阴阳二者“一往一来，迭为宾主。”由于天地万物皆以阴阳为体，因此这种阴阳盛衰消长之变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考察社会历史，则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历史不但是变动的，而且呈现出治乱兴衰的变动规律。司马光说：“阴阳之相生，昼夜之相承，善恶之相倾，治乱之相仍，得失之相乖，吉凶之相反，皆天人自然之理也。”司马光是理学家，理学家述史评史往往秉持天理的标准，故而有美化三代、贬损汉唐的普遍倾向；同时司马光又是位易学家，他又能运用通变的思维来观察三代、汉唐的历史。他肯定从上古到三代的历史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正是经过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等古圣王的不断创制，人们才告别了“处于草野”的洪荒时代，而进入天下大治的“礼义教化”时代。认为汉唐历史的衰败也是有个过程的，两汉“虽不能若三代之圣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是个遵守礼法的社会；此后的社会道德不断沦丧，以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然而物极必反，五代衰尽之后出现了北宋的转机，历史迎来了一个“自古太平未有若今久也”的新的太平盛世。一部《资治通鉴》，贯穿了司马光这样一种通变的历史思维。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是传统史学历史评论总结性的著作。王夫之是一位精通易学的史学家，著有易学著作《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考异》、《周易稗疏》和《周易大象解》等多部，他的历史评论也是以《易》的通变思维为基础的。《周易内传·系辞下》说：“读《易》者，所当惟变所适，以善体其屡迁之道。”不但肯定了变易乃《易》道本质属性，而且让读《易》者要“善体”之。《周易大象序》则进一步论述了体察《易》的阴阳之变对于修己、治人的重要性：“天下无穷之变，阴阳杂用之几，察乎至小至险至逆，而皆天道之所以察。苟精其义，穷其理，但为一阴一阳所继而成象者，君子无不可用之以静存、动察、修己、治人，拔乱反正之道。”王夫之的历史评论充满着这样一种通变思维。认为总结历史必须要有一种“通识”的眼光，他说：“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于是乎而有独断。”王夫之所谓“通识”的眼光，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原始察终”，只有以通识的眼光来总结历史，才能形成“独断”的认识。正是从通变的观点出发，王夫之肯定历史的发展与变革。他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日之道者多矣。”这就肯定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人们不可以简单地照搬古人的做法。王夫之还将这种古今之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认为古今不同道是“时”差的结果，“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时也”；历史的变易乃“势”之必然，“乱极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极而乱，非一旦之乱也”。纵观王夫之的史论，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以《易》的通变思维来评论历史的变易。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为传统史学理论集大成著作。该书以《易教》上中下三篇开章，其中上篇论说《易》为政典，中篇揭示《易》的变易本质，下篇肯定《易》与其他六经“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文史通义》以论说《周易》作为开篇，显然是将其史学理论建立在易学的哲理基础上的。《易教上》在论说“六经皆史”命题时，肯定《周易》乃先王政典之一。接着章学诚提出了三《易》之法与三《易》所本，他说：“《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牺、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这段话从易法改制的角度，肯定了伴随着历史的变化，典章制度也必然随之而变的历史变易规律，进而成为章学诚史学变革论的思想基础。《易教中》开篇即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在章学诚看来，先贤关于《周易》本质属性的解说，只有孔颖达最为明确、透彻。接着章学诚说：“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这就是说，正是由于《易》的本质属性是讲变易，故而成为先王改制的“巨典”。从这种《易》的变易特性来解说史学，章学诚肯定史学变革的必要性。如《书教下》论说纪传体的变革，即是以《易》的通变思想为指导的。章学诚以《系辞上》“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来论说古今历史撰述类别，认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认为司马迁、班固作为纪传之祖，《史记》“体圆用神”，《汉书》虽然“体方用智”，“仍有圆且神者”。然而此后的历代纪传体撰述，却只是按照“科举之程式”延续而已，缺乏创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因此，他以“《易》穷则变”的道理，肯定变革纪传体的必要性：“《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章学诚关于变革纪传体的论述，其实还蕴含了史学贯通意识。章学诚评述纪传体，是将纪传体千余年的发展史作为考察对象的，因而是在贯通中看到了纪传体变革的必要性的。纵观《文史通义》，这种通变思想是贯穿于章学诚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当中的。
以上只是以断代史、通史与史论相关代表性史家为例，来说明中国古代史学重视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认识和解说历史与史学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史家普遍通晓《周易》，因而也都普遍重视以《易》解史，特别是以《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与史学的发展与变化，这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