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对刘知幾和马端临史学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得出的重要理论启示是：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关于史学本身的认识，也包括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一方面重视于对历史观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研究，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另一方面从史学思想传承的角度，对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重要史家与史学理论家的史学思想作出了系统论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概念、研究主体、主要对象和研究意义作出理论阐发；加深了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对历史观包含的基本内涵作出了规定；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因素作了理论区分；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文献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历史教育，以及史学知识运用等，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对于具体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注重具体分析。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为此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白寿彝/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历史观/史学观/学术历程
项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项目编号：16JJD77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通史和中国交通史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中国史学史而言，这门学科虽然初建于20世纪上半期①，而对其基本理论问题最早作出系统论述的则是白寿彝先生。白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60年间，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目的、对象、内容和分期，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史料学等分支学科及其相互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都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及其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论述颇多②，而对于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则鲜有论及，本文试对此作出历时性的系统论述。
近代以来研究史学思想史的第一人，当属李大钊。1920年，李大钊编印《史学思想史讲义》，一共有11个论题，分别为《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ambattita Vico，今译维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今译孔多塞)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 Simon，今译圣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讲义主要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欧洲一些思想家的历史观，同时也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的各种历史观与之作了初步比较。李大钊研究史学思想史的显著特点，是重视历史观的研究。白寿彝先生认为，“李大钊同志著《史学思想史》，这是属于史学史范围，阐述历史观的第一部专著。”③
在李大钊之后，最早从事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则是白寿彝先生。白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对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则主要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④1957年，侯外庐先生着手组织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邀请白寿彝先生参加，白先生撰写了其中的两章，分别为第五章《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第十九章《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⑤。这应该是白先生最早撰写的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二文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史学思想的内涵作出具体阐述，却通过治史实践对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方法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侯外庐先生则从思想史撰述角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白寿彝同志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许多独到自得的成果……《思想通史》第四卷得寿彝著刘知幾、马端临两章，得向奎为道教章奠定基石，全卷为之增色。”⑥
《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共分两个部分，一是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和对优良传统的发扬，一是刘知幾史论的历史价值及其理性主义。白先生论述刘知幾的史学精神，往往是与继承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在白先生看来，刘知幾的史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识和一家独断。关于《史通》的通识意识及其学术传承，白先生作如是说：
史通的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在内容上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言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着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的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的品藻贤愚善恶、刘勰的评论古今文章等等特点。总的来说，史通的撰作，在于“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这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着哲学的意义。
从这段论述可知，刘知幾《史通》中的与夺、褒贬、鉴戒和讽刺等批判精神所体现出的史学通识意识，与扬雄、王充、应劭、陆景、刘勰等人的学术思想之影响密不可分；而这种通识意识对于刘知幾的史学评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着哲学的意义”，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同时，白先生认为，刘知幾也重视史学的“成一家之言”的独断精神。从这一史学精神出发，刘知幾反对史馆修史，而主张私家修史，认为这是史学能成一家独断的重要保证。《史通·辨职》结合中国修史传统对此作了论述：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儁，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在刘知幾看来，一家独断之学是自古以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白先生认为，刘知幾的通识意识和一家独断之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识意识是其一家独断之学的精神所在。白先生说，按照刘知幾的说法，“一家独断之学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对治史的通识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自‘疏通知远’的《书》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以至于《史通·自叙》所说《论衡》、《风俗通》、《文心雕龙》等书，无一不在治学精神上从‘通’字上下功夫。”同时，白先生认为刘知幾成一家独断之学也有他自己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史才论和直笔论上。刘知幾提出才、学、识之史才“三长”说，而在这三者中，白先生认为刘知幾“最重‘识’，才、学都离不开它。这是《史通》要求通识的具体内容，也可以说是范晔‘以意为主’的发展。”白先生还具体概括了刘知幾史识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博采”和“善择”，二是提出“兼善”和“忘私”，三是提出“探赜”。认为这三个特点“注重了对史料的审查与选择，特别更重视了对问题的分析，其中是包含着科学方法的因素的。”对于刘知幾的直笔论，白先生认为其基本要求是强调“以直笔为史家的忠实责任，不允许为任何权势所变更。”认为《史通》的《直书》和《曲笔》两篇“把这个看法说得斩钉截铁”。
该文第二部分讨论了刘知幾史论的历史价值与理性主义，也就是历史思想。白寿彝先生说：“刘知幾往往因评论历史著作而涉及史事，或就某些史事来评定某一史书价值的高下。”这就是说，《史通》一书的很多内容是关于客观历史的评论。白先生说，刘知幾的历史评论是“坚持了一种不为传统偏见所拘的客观的态度，以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是二帝三王以来历代一揆的传统。他的议论是否完全符合二帝三王的具体情况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条历史性的通例，这就叫做‘史识’。”这种“历史性的通例”的总结，其实就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建立在“史识”的基础之上的。白先生还对刘知幾《史通》揭露过往史书对于统治阶级进行的讳饰作了概括，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尚书》《春秋》对史事的讳饰；二是揭露史书为本朝及个人恩怨而讳饰；三是史多讳饰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揭示史书讳饰产生的原因。应该说，由于时代因素，白先生关于刘知幾历史思想的总结偏重于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
《元代马端临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则从马端临对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以及马端临史论的科学因素和人民性等三个方面，对马端临史学思想作出了阐发。与论刘知幾史学思想的方法一样，白寿彝先生关于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也首先是从继承传统进行论述的。白先生认为，马端临史学思想从继承传统而言，“特别和杜佑、郑樵的业迹有密切的关系。”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马端临与杜佑、郑樵作了比较论述：其一，关于“五行说”和“褒贬说”。众所周知，杜佑《通典》不立“五行”，郑樵《通志》虽有《灾祥略》，却在序文中斥责灾祥之说为“欺天之学”，而马端临的批评则比较委婉，“他以反常现象来解释‘物异’，并以‘物异’代替灾祥，把一切所谓灾祥都归之于不常见的自然存在”，因而更具有说服力。至于褒贬之说，郑樵将任情褒贬美刺斥责为“欺人之学”⑦。马端临没有正面反对褒贬说，但“认为《春秋》笔削之意不易明白，这就显示出褒贬说在儒家经典上的依据站不住脚了。”其二，关于封建制社会的评述。这主要是对杜佑思想的继承。杜佑作《通典》，以“将施有政”为目的；而“以食货为之首”的典制叙述，次及选举、职官、礼、乐、兵、刑之上层建筑，以及州郡之地方建制和边防等，彰显了“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的重要内容”。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整体结构上“实以《通典》为基础而加以发展”。从对封建社会的反映而言，《文献通考》比起《通典》有两个发展：一是典制门类更多，更大程度上对社会状况作出了反映。二是二书虽然都“以食货为之首”，然《通典》的“食货”仅有七卷，分量较轻；而《文献通考》的“食货”八门二十七卷，分量明显增加。其三，关于会通的观点。《文献通考》与《通典》《通志》合称为“三通”，故而三书都体现了“通”的思想。然而《通典》主贯通，《通志》主会通，含义有所不同。马端临主要继承了郑樵的会通思想，却也有所不同：郑樵“提出来的历史记载的时代相续只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史书体裁问题，不能解决历史问题……马端临不但把郑樵提出来的‘会通’运用于历史编纂学、文献学问题的处理上，而且运用于历史问题的研究上。”
该文的第二、三部分主要讨论马端临史论的科学性与人民性问题。关于马端临史论的科学性问题，白寿彝先生主要以《文献通考》的“封建论”⑧为例。在马端临的历史阶段论中，他将中国历史分为唐虞以前、三代时期和秦汉以后，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如下：
(1)唐、虞以前是公天下，光岳未分⑨，人皆才智之士；疆域观念缺乏。唐以前设官治天事，虞始设官治民事。
(2)夏、商、周三代是家天下(而犹有公的遗意)，光岳已分，才乏智劣，封疆画界。原来治天事的官变为治民事的官，而实际治天事的官职位低微。
(3)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另外又是一个时代。
其中关于秦汉以后的第三阶段，马端临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逐步加强，主要从秦汉建国的过程来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从汉代以后选举和官制的变化来论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逐步强化。白先生认为，马端临的封建论，“可以说就是他的古史变革论”，“包含有科学的价值或接近于科学的洞察式的抽象说明”。
关于马端临史论的人民性问题，白寿彝先生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抨击封建统治的腐朽。如批评“应该保国御侮的兵制却成了提供贪污的条件”“只能祸国殃民而不能对外”，将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归结为由于没有公心”。二是揭露封建剥削的沉重。指出人民负担加重是“其名色的日多，设词的日巧，人民的日困”，认为“官民对立激化的结果，可以导致政权的危亡”。三是对进步事物的肯定。如肯定一向为儒者非议的商鞅变法具有积极作用，从历史发展与减轻人民负担角度肯定为“君子所羞称”的杨炎两税法，认可王安石变法所实行的青苗、均输、市易等法，提出对帝王的诽谤和诅咒在古代是合法的事情，对正统史家深恶痛绝的一些历史人物如朱温、徐知诰等也能“不惜用不同形式去肯定他们的长处”，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白寿彝先生关于刘知幾和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论述，是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所作的理论示范，它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关于史学本身的认识，也包括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就刘知幾的史学思想而言，如果说通识意识和成一家独断之学是刘知幾史学观的主要特点，那么，建立在“史识”基础上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则是刘知幾历史观的主要特点。就马端临的史学思想而言，对于五行说和褒贬说的认识，以及对会通思想的传承，体现的是史学观；而关于封建社会发展过程论，以及史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特点，则体现的是历史观。白寿彝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撰成的上述二文，不但是对刘知幾、马端临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是为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树立了理论典范，成为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史学史课程的陆续开设，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这一时期的白寿彝先生，一方面在1961年教育部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上接受教育部委托，与吴泽先生分别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1964年8月，由白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⑩，作为内部教材排印出来，为全国高校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白寿彝先生发表了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既有对中国史学史具体问题的研究，更有对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白寿彝先生对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基本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认识。
首先，关于历史观之重要性的认识。1961年，白寿彝先生发表了《谈史学遗产》(11)一文，对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思想方法以及研究对象作了系统论述，其中包含了关于历史观的重要论述。白先生说：“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到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既然史家的历史观会影响到其历史记述，人们研究历史著作，自然需要对作者的历史观作出考察。白先生认为，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中国史学遗产，“是贯穿着拥护封建专制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的”，而这，“是史学遗产中精华和糟粕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这样去看史学遗产的精华与糟粕比较抽象。进而，白先生又对历史思想中精华与糟粕之两面的表现作了进一步论述，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定胜天说跟命定说间的斗争；二是时势创造历史说跟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三是历史进化说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说的斗争。在此，白先生对中国史学遗产中历史观的基本方面所存在的各种对立观点作出了系统论述。
在具体论述史学遗产研究的对象时，白寿彝先生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并将其比喻为七个“花圃”，认为“对于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百花齐放。”白先生所说的七个花圃，第一个即是史学基本观点遗产；而这第一个花圃又可以有三种花，它们分别是对于历史观的研究、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和对于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很显然，第一个花圃所开的三朵花，前两朵都是在谈历史观问题，由此可见白先生对于历史观重视之一斑。白先生认为，既然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历史观，我们的史学遗产总结就必须要对此作出研究，“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白先生认为，关注于历史观的研究，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如孔子“窃取”之“义”即是史观，范晔强调“以文传意”，刘知幾的“通识”意识，章学诚申论“志识”等，都是强调历史观点的作用。
其次，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白寿彝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道：“解放以来，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问题，不断有些收获”。(12)根据白至德的回忆，1951年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后，他父亲的书架上增添了不少经典作家的著作，主要有《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等，“父亲抓紧时间阅读，并着重就与史学相关相通的文章反复学习。”(13)这说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白先生已经非常自觉地结合史学研究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了。白先生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便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白寿彝先生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集中见诸《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4)一文。该文从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两个方面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认识。白寿彝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如何理解史学发展的规律？白先生认为可以以五四运动作为分界线。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理论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跟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象一根红线一样鲜明地贯穿着整个史学的发展。”五四运动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是存在着唯物主义观点，存在着唯物主义观点与当时处于正宗思想地位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斗争。通过比较论述，白先生由此得出结论：
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同样，五四运动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相对立。”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跟五四以后的辩证法和政治思想，也是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它们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史学的这两个基本规律，这同样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白先生关于贯穿中国史学史的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述，属于历史观的重要问题，因而是中国史学思想史的重要问题。白先生所谓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实就是对属于中国史学思想史内涵之历史观的研究。
再次，关于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时期白寿彝发表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司马迁两题》《司马迁和班固》《刘知幾论文风》《刘知幾论史学继承》《从历史编撰工作看郑樵》《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等文章，对司马迁、班固、刘知幾和郑樵的史学思想进行了个案研究。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来讲，白寿彝先生认为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其实是异端与正宗的对垒。白先生认为，秦末大起义的深刻社会影响与汉武帝时期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加上司马迁本人的身世遭遇与亲见亲闻，由此“形成了对抗正宗思想的异端思想”。这种异端思想的具体表现，一是“在处理历史重大问题上，重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影响。”二是其“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立说的官学相对立的，是无神论跟有神论相对立的。”三是其“通古今之变”的变革思想，跟正宗儒学所提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变论相对立，“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15)而班固《汉书》则是“用正宗的观点”写成的，班固是两汉正宗史学的重要代表。班固的正宗主义史学思想也有三个表现：一是“断汉为史”，没有“象《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旨在凸显汉皇朝的功业；二是“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三是“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人民性。”(16)在《司马迁与班固》一文中，白先生还对两汉之际其他学者、史家如扬雄、刘向、刘歆、班彪等人作了论述，认为他们的史学思想“都是折衷主义的”。白先生说：“两汉之际的史学是为阴阳学说和儒家伦理思想混合起来的正宗观点所支配的，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正宗史学形成的过程。正宗学者继承了司马迁的技术的方面而阉割了他思想上的精华。”该文还指出东汉末年的史家荀悦“也是一个正宗史学家”。并说“《汉纪》的出现，扩大了《汉书》的影响。它们成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两类‘正史’的创始者。”
此外，在《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17)一文中，白先生还对司马迁历史文学思想作了论述。按照白先生的说法，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当时的文风是有所指的。他说：“这篇文章是对于那种以空谈代替历史的风气表示不同意见的，但这只是在潜意识地埋藏着，并没有明显的自觉。”不过从史学史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这篇文章是宣传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
这一时期关于刘知幾史学思想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接续了50年代末撰写的《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的研究。其中《刘知幾论文风》(18)一文，其实是对前述刘知幾“三长”论中的“史才”作了专门论述。白先生认为，“史才，主要是从写作的表达能力方面考虑的。”《史通》中的《浮词》《叙事》《核才》《烦省》《点烦》等篇，便是论述写作文风问题。白先生认为，刘知幾史才论的主要思想有二：一是“尚简”，“用简要的文字写出较多的史事，这才是最好的作品。”二是“用晦”，即“要求‘事溢于句外’，要以简约的文字表达出字面以外的丰富的内容。”而《刘知幾论史学继承》(19)一文，则是对前述史学继承思想的专论。白先生认为，刘知幾“跟过去史学家有显著不同的一点，也就在于不只是在著作实践中批判地继承了过去，并且还对如何继承过去的史学作出了较多的论述。”这些论述，白先生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主张用‘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去对待旧史，反对拘于一隅之见。”二是“主张用‘兼善’的态度去对待史学的继承，而反对拘于门户之见。”三是“对于旧史的评价颇注意于知人论世”。四是在具体史学继承上强调“不掩恶，不虚善”的直书传统，而反对“粉饰权威人物，任意褒贬”的曲笔做法。
郑樵被梁启超视为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所得三人之一(20)，由此可见其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白先生在这一时期写作的关于郑樵研究的两篇文章，对郑樵史学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21)一文，主要是从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角度，对郑樵史学思想作了论述。白先生认为，郑樵在史料学上颇有建树。一是重视搜访图书的思想。白先生说：“郑樵大量著作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从搜访图书开始的。”广泛地搜集资料，是历史撰述的基础。二是重视“核实”和“索象”功夫。所谓核实，“是对于古书的某些记载要跟可以亲见亲闻的实际情况相印证”；所谓索象，“是对于某些史迹，于文字记载之外，要求之于图象。”这是史料考实工作。郑樵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白先生用“专门”“会通”“独断”六个字作出总结。郑樵重视专门之学，《通志·二十略》即是成果结晶。然而郑樵又重视会通，要汇聚文献，会通百家之学。最后需要落实到“独断”，白先生说：“由专门到会通，不只是一个由繁到简，由博到约的问题，最要紧的还有一个史识问题。”郑樵在《校雠略》中将史识称为“独断之学”，“意思就是一种独立创见，不依傍门户的学问。”由此可见，郑樵的历史编纂思想有着一个内在的逻辑与思维理路。《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22)一文，从对刘知幾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郑樵的史学思想。一是对批判精神的发展。在《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中，白先生就已经论述了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包括对阴阳五行与灾异祥瑞虚妄之学的批判，以及谴责史书的“褒贬任情”。郑樵史学更是富有批判精神，《灾祥略序》斥责灾祥说为“欺天之学”，斥责任情褒贬美刺是“欺人之学”。可以说，批判精神是郑樵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白先生认为，“郑樵的批判精神正是发扬了刘知幾的传统，而成为我国史学史的优秀遗产。”二是从“通识”到会通。主张“通识”是刘知幾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白先生认为，刘知幾的“通识”之“所谓‘总括万殊、包罗万有’还不过是总括和包罗而已，郑樵的会通却是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这就跟总括和包罗不同了。”三是“釐旧”和“补阙”。白先生认为，在具体历史编纂上，“郑樵有‘釐旧’的工作，有‘补阙’的工作。”这两个方面“郑樵都有继承和发展刘知幾的一面。”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是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集中于对历史观问题，特别是对其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所作的阐发；二是对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重要史家与史学理论家的史学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体现出的理论特点，一是开始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虽然按照白先生的说法，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学习，还只是试图用戴帽子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不能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23)，却充分体现了白先生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二是重视理性思维，“以哲学的思考作指导提高学科的学术层次”(24)；三是重视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重要史家的史学思想作出阐发。
20世纪80年代，是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白先生出版了《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25)《中国史学史》第一册(26)等专著，发表了一批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对于中国史学思想史作出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述。
首先，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认识。1983年4月，白寿彝先生发表了《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27)一文，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相关理论问题作出了阐述。白先生说：“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历代的思想家，有不少的人都有他们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他们讲到社会发展、社会思想的时候，讲到政治思想的时候，离不开史学思想。”这段话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历史思想、历史观点属于史学思想的范围；其二，中国史学思想史的主体不只是史学家，也包含了思想家。白先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传统史学思想是有着很多正确的思想的，应该加以继承和发展，进而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白先生说：
过去我们讲史学思想，很简单地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如果要讲史学思想，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行了。这个话有道理，但不完全对，至少不全面。马克思主义没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这样做，可以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
所以在历史观点的问题上，尽管过去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有好多正确思想，我们还是应该发掘，应该阐述，应该发展，从而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
这段话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前，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的看法，这些都是重要的史学思想。其二，历史上史学家、思想家的很多正确的史学思想是有思想价值的，我们应该认真加以发掘和总结，在此基础上作出继承和发展，由此“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
其次，关于历史观问题的进一步认识。1981年，白寿彝先生发表了《关于〈谈史学遗产〉》(亦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28)，这可以被看作是1961年所作《谈史学遗产》的续篇。在该文中，白先生对历史观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一是认为“二十四史”的价值不仅仅只是史料，还有思想方法。白先生结合自己标点“二十四史”的经历，说到“二十四史”的出版说明总是会有一种公式性的表述：
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观，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是诬蔑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是历史唯心论。这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点是不足取的。但是，为什么要出版这部书呢？出版说明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这部书在史料上如何有价值。这种写法差不多成为出版说明的一般公式。按照这种说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
这里虽然以“二十四史”为例，其实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史学遗产的一种普遍的错误的认识。在人们看来，“二十四史”的价值仅限于历史资料。白先生则充分认识到了“二十四史”在历史观上的思想价值，它有着“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
二是认为历史观应该包括对于历史进程、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得失成败和民主思想等内容。关于历史进程，历史上存在着不变论、进化论、循环论等不同观点。白先生特别就历史发展之“势”与“理”发表了看法。白先生认为，从先秦法家人物慎到、韩非到汉代史家司马迁论“势”，“都指的是现实权力，是现实性的东西，不是必然性的。”到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和顾炎武的《郡县论》所论“势”，已经“是说事态发展的情况”，只是顾炎武更强调人对促进事态变化的作用。而王夫之《读通鉴论》提出“势”和“理”的关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虽然还远远谈不到对历史规律的具体分析，但已看到历史进程是有必然性的规律的”。关于地理环境，白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家对于地理环境虽缺乏系统的论述，但在思想上，是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我们史学的宝贵遗产，还有待于我们好好地挖掘。”关于社会经济，白先生认为司马迁的见解最为突出，如提出“富者，人之情性”，财富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礼生于有而废于无”(29)，等等，肯定“司马迁在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够伟大了”。关于得失成败，白先生认为，“从历史上看，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人、处事、搞社会政治活动等等的借鉴，这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指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也要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关于民主思想，白先生认为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已经有了比较显著的民主思想，近代以来更是得到了发展。白先生指出，上述历史观包含的各个方面，也就是历史观的具体研究对象，都是我们的史学遗产，应该认真进行总结，加以“批判地继承”。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主义的认识。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历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早在1961年，白寿彝先生就发表了《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30)一文，指出历史学科理论训练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训练，这种训练“首先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一个初步系统的知识”；其次“要由浅入深地学习经典作家是怎样理论联系实际的”。白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31)他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史学发展为例，充分肯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白先生指出，五四以后李大钊撰写的《史学要论》，“是第一部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著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及其伟大的前途。这是在《史学要论》以后又一部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著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分别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中国通史》，邓初民写成《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这些重要著作“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又进一步的结合”。通过历史回顾，最后白先生总结道：“这三十年的史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工作有特别的重要性。”(32)
二是对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因素作出区分。20世纪六十年代初，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系统的历史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但不等于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到了这一时期，白先生将历史上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称作“唯物主义因素”。白先生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在中国史学领域里，是没有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前，在国外的史学领域里，也是没有唯物主义的。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或在它建立以前，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史学领域里，都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存在。”又说：“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因素可能出现更早，这有大量的史料足兹证明，可以不必有什么怀疑了。”(33)白先生以历史上史学家讨论历史发展之“势”、“理”为例，认为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因素。白先生说：“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34)
三是对唯物主义因素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之认识。白先生认为，“唯物主义因素在史学发展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要看具体情况”。他以贾谊《过秦论》为例，其中说到陈胜虽然“材能不及中人”，然而他的“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导致了秦皇朝的灭亡，“这说的是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力量。这是一个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这个论点，即在正宗的唯心者也被接受或被利用。”又如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其中所宣扬的经济观点，体现了“道德为物质条件所支配，而物质条件的占有是人们的普遍愿望。这显然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论点。这个论点曾刺痛了正宗唯心论者的道德观点而遭到强烈的反对。”白先生认为，“贾谊的论点和司马迁的论点，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在中国史学观点的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35)
又次，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其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支学科的理论认识。1981至1982年间，白寿彝先生连续发表了关于史学遗产问题的5篇答客问，其中后4篇是关于历史文献学、史书编纂和历史文学问题，它们都属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支学科，白先生在答客问中论述了自己的思想。一是关于历史文献学思想。白先生在《谈历史文献学》和《在谈历史文献学》(36)两文中，对于历史文献学包含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前文认为历史文献学应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以及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后文则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学的部分和引用的部分。这样的归类，更具理论性与科学性。二是关于史书编纂学思想。白先生在《谈史书的编撰》(37)一文中，对历史上出现的主要史书体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传统史书其实都不是单一性的体裁，如纪传体史书，即是一种综合体，其中的“本纪”属于编年体；编年体史书，“里边也有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史书“必须按年月来排比历史的事实，而且里边也不能不有传记性质的记述”。白先生认为，中国史书体裁不但相互有联系，而且不断发展。白先生还专门就章学诚的记注和撰述、圆而神和方以智与史书体裁的关系发表看法，认为“记注和撰述，是对历史记载之最大的分类，是从性质方面说的。圆而神和方以智，是从历史记载的成就或应有的要求说的。”认为章氏这些观点的提出，“对史书的编撰有很重要的意义”。三是关于历史文学思想。在《谈历史文学》(38)一文中，白先生认为，历史文学至少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这属于文学范围。另一种含义，则是指“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属于史学范围。白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著的文字表述“有优良的传统”，这些史著“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独到的地方”。《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白先生还就“文中见史”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认为“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社会现象，在史书里未必有正式的记载，但在一些文章里面倒可以反映出来”。这个观点很重要，它可以扩大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可以扩大历史材料的来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白先生指出：“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其二，关于历史教育与历史知识运用的认识。历史教育与历史知识运用，属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白寿彝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具有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在早年的教学实践中，白先生就意识到历史教育的作用，如主张在历史教学中展开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等(39)。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教育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其主要思想：一是区分历史教育与历史教学的不同含义。白先生说：“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二是确定历史教育的任务。1981年，白先生提出三个任务：讲做人的道理、讲历史治乱兴衰以及历史前途教育。(40)1982年，白先生进一步提出六条任务，分别是：讲清楚做人的道理、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与自然进行斗争教育、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和爱国主义、历史前途教育。(41)
白寿彝先生认为，重视历史知识的运用是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如《礼记·经解》所谓“疏通知远，《书》教也”，即“是先秦人运用历史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书》”。“疏通知远”的具体含义，“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认为先秦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孔子、墨子、商鞅、赵武灵王、孟子、荀子、李斯、韩非等人，都非常重视运用历史知识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历史知识的运用“发展到了韩非，取得了更为现实的意义”。(42)白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另一个则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第二个问题，其中就包括历史知识的社会运用问题。诚如白先生所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当然，白先生也指出：“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这样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一个古老的传统。”(43)
最后，关于史家史著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时期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家史著史学思想研究的成果不多，主要论文有《说六通》和《说“成一家之言”》(44)。这是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白先生认为自己这一时期的史学史研究工作“有两点比过去要好些”，其中之一是“这几年学习对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而所列举的代表作即是这两篇。(45)
《说六通》论述的是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典制体“三通”，史评体刘知幾《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编年体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六部史书。白先生认为，这六部史书加上《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之“前四史”，可以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白先生一贯重视贯通意识。早年所撰《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即凸显了刘知幾“通识”的史学思想。《说六通》的发表，集中对中古时期通史著作及其所体现的贯通意识作了阐发。其一，认为“通”是六部史书共同特点。六部史书虽然体裁不同，却都是通史之作。白先生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通’。”其二，肯定“通”的思想渊源来自司马迁。白先生说：“这个‘通’字，是来源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通’。”其三，指出六部通史所“通”不同，与司马迁的“通”也不同。其中“《通典》是讲历代的典章制度。《资治通鉴》是讲历代的军国大事。《通志》是要历代的纪传前后相接。《文献通考》是把历代的典章制度和有关言论汇集起来。《通典》和《文献通考》在性质上好像是接近，但《通典》是要‘施于有政’，《文献通考》只是要‘考’，在撰述目的和兴趣上，两书并不相同。《史通》和《文史通义》，被认为是两部史学通论，但《史通》主要是讲纪传体的体裁和体例，《文史通义》则对历史哲学、史书体裁和体例以及历史文学，都有精到的论述，这两书的内容也是很不相同的。”诚如白先生所言，“六通”的写作，对于中古时期通史著作的研究“比过去就好象具体得多了。”
《说“成一家之言”》是关于司马迁《史记》撰述旨趣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不同的解释，白寿彝先生发表此文的史学思想意义，一是提出了“史家”说。针对当时学术界的“私家”说、“一子”说、“史家中的一家”说等各种对于“家”的解说(46)，白先生明确提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也就是说，司马迁是要成就史家的“一家言”。文章还对“家”的概念之发展过程作出了学术史梳理，认为“‘家’，本来是一个政治概念、经济概念和社会组织单位的概念。把‘家’运用到学术领域里，称学术流派为‘家’，是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的。”白先生认为，司马迁成就史家“一家言”，“这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史学家自觉的表现”。(47)二是解说了“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内涵。白先生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内涵，从指导思想来说，即是《报任安书》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体裁和取材来说，则是综合众家创立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及对各种史事和思想材料加以取舍和提高，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前期。这一时期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得到了全面展开，取得了重大成就，包括首次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概念、研究主体、主要对象和研究意义作了阐发，明确了学科方向；加深了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对历史观包含的基本内涵作出了规定；加强了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因素作了理论区分；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基本问题如历史文献学思想、史书编纂思想、历史文学思想，以及历史教育和史学知识运用等，都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对于史家史著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重视于具体分析。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研究的集大成时期。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为此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设想。金毓黻受梁氏这一设想的影响而于1941年出版《中国史学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之作。
②相关研究成果有：龚书铎、瞿林东《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安作璋、耿天勤《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瞿林东《继承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瞿林东：《白寿彝先生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吴怀祺：《学习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史学科的思想》，《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陈其泰：《白寿彝先生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汪高鑫：《白寿彝民族史学理论述略》，《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周文玖：《史学史研究与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器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上卷，等。
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④白寿彝先生在《我的摸索和设想》一文中，将自己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分为“摸索的开始”(1949年以前)、“在一九六一年以后”和“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三个阶段，并没有提及20世纪50年代。(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五章)从白先生对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而言，20世纪50年代后期参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述，无疑是其学术历程的第一个阶段。
⑤两文分属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和下册，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12月和1960年4月出版。
⑥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1页。
⑦郑樵：《通志》卷74，《灾祥略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⑧白寿彝先生说，马端临“所说的‘封建’，约当于我们所说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参见氏作《元代马端临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⑨白寿彝先生说：“光是三光，岳是五岳，意思是指天地，也就是社会中的上下之别。”参见氏作《元代马端临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⑩内容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史学史教本初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白寿彝：《谈史学遗产》，载白寿彝《学步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又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174页。
(13)白至德：《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又载《中国史学史资料》第七号，1964年3月；《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15)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16)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17)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18)白寿彝：《刘知幾论文风》，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19)白寿彝：《刘知幾论史学继承》，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20)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21)白寿彝：《从历史编撰工作看郑樵》，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22)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2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177页。
(24)陈其泰：《推进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5)白寿彝：《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7)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28)白寿彝：《关于〈谈史学遗产〉》，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29)《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30)白寿彝：《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3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32)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3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31、36页。
(34)白寿彝：《关于史学遗产》，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3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36-39页。
(36)二文分别载于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和《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37)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38)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39)参见白寿彝《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40)白寿彝：《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又见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41)白寿彝：《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42)白寿彝：《说“疏通知远”》，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4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又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44)二文分载于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和《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45)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180-181页。
(46)参见拙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