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中国史学史的学科概念最早是梁启超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来的。该书专辟一节“史学史的做法”，提出做中国史学史至少要注意四个部分：“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金毓黻于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堪为按照梁氏中国史学史的做法而成就的早期代表性著作。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基本上沿着这样的路子。这种局面的改变，以1986年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1册的出版为标志。该书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具体来讲，其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这里所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旨在运用唯物史观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性；“跟其它学科的关系”，包括跟生产知识、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等姊妹学科的关系；“反映的时代特点”和“对社会的影响”，“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的问题”。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在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种大历史视角对于新时期我们考察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为考察对象，拟从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为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政治史视角：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与王朝政治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与演变，必须要有政治史的视角，要把握史学发展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具体来讲，中国古代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更替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最具影响的事件。纵观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史为鉴；而中国古代史学高度重视从王朝更替中汲取历史教训者，又以周初“殷鉴”、汉初“过秦”和唐初“隋鉴”思想为代表。周初面对“受天命而王”的夏、商王朝的相继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总结与反思，表现出强烈的“殷鉴”思想，《尚书》则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召诰》篇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以夏为鉴、以殷为鉴的结果，是认识到了天命可以转移这样一个道理，要防止天命转移，君王就必须要敬德保民。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西汉初年史学重视总结“秦过”，由此掀起“过秦”思潮。陆贾作《新语》，指出秦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不行仁义，“举措太众、刑罚太极”，结果导致二世而亡；贾谊作《过秦论》，认为秦的败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山作《至言》，指出：“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三人的“过秦”总结高度一致，说明汉初“过秦”历史总结已形成一种共识。隋亡唐兴的历史巨变，引发了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以隋为鉴”四字出自《新唐书》，为魏徵进谏唐太宗之语。《新唐书》本传引魏徵语道：“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由魏徵主修的《隋书》，充分体现了“以隋为鉴”的思想。该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总结了亡隋历史教训：“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商周、秦汉与隋唐的兴亡巨变会促使史家高度重视以史为鉴，王朝更迭频繁的乱世时期，史家也会普遍重视以史为鉴。像魏晋南北朝政权频繁更替，促使史学家重视及时总结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便避免重蹈覆辙，由此推动了这一时期史家对于撰述前朝历史的高度重视，正如《隋书·经籍志》所云：“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五代时期的政权频繁更替，也同样引起了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反思的重视。北宋学者陈师锡在《〈五代史记〉序》中，对宋初五代史研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他还对欧阳修撰成《新五代史》大为赞赏，称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当然，中国古代史学的以史为鉴是一贯到底的，只是在不同政治背景下表现的程度不尽相同而已。
其次，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中国古代史学对于王朝的建立，普遍重视进行神意性解说。《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重视对历代王朝的建立作出神意性解说。如对于五帝、三王与秦政权的建立，《史记》一方面大力宣扬“圣人感生”说，《殷本纪》和《周本纪》叙述殷、周始祖降生，沿袭了《诗经》的“吞卵”和“履迹”说；《秦本纪》则套用这一说法，为秦始祖大业缔造了其母“吞卵而生”的故事；另一方面又重视宣扬“圣王同祖”说，《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夏本纪》认为大禹为“黄帝之玄孙”，《三代世表》排出黄帝以来至商周始祖的世系，《秦本纪》则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这种“有父”说同样是一种天命论，诚如褚少孙所说：“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对于刘汉政权的建立者刘邦的“无土而王”，汉代史学普遍重视进行神意性解说。《史记·高祖本纪》缔造了“赤帝子传说”，认为刘邦乃刘母与赤龙“交感而生”。班彪、班固父子则大肆宣扬“汉为尧后”说，班彪作《王命论》，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班固作《高帝纪赞》，认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荀悦《汉纪》开篇即详叙五德相生说，宣扬“汉为尧后”，并由刘邦“起于布衣，奋剑而取天下”而感慨道：“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对于王权的神意性解说，主要依据五德相生说和符命说。采用五德相生解说王权，以魏晋南北朝最为盛行。如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土德，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的记载；沈约《宋书·武帝纪中》记晋“亦以金德而传于宋”；《梁书·武帝本纪上》记齐末帝禅位诏书云“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绪”、齐梁更替“依唐虞、晋宋故事”；《陈书·高祖本纪上》记梁陈更替云“今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北朝史学也重视德属之争。据《魏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发起了一场关于政权德属的讨论，中书监高闾主张“以魏承秦，魏为土德”，秘书丞李彪则主张北魏“承晋为水德”，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确定北魏为水德。高闾在提出土德说的过程中，对曹魏以来十六国政权德属演变情况作了叙述：“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至于隋朝德属，则以火德上继北周之木德，唐朝则为土德。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命定论”，“是一种极具体的天命的律法”。这一时期的史学也非常重视宣扬符命说，如《三国志》记蜀称帝，在两道劝进书中列举了十几项符瑞图谶，以示天命所归。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述刘秀定谋起兵前有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登基前则记有预示刘汉火德再兴的《赤伏符》之谶，本纪末尾论赞中大谈刘秀出生时及起兵后的各种怪异现象，并据此总结说：“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刘知幾将“旌怪异”作为历史编纂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所谓怪异，即是“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在刘知幾看来，“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也就是说，史书载录祥瑞符应，是维护王权政治的需要。宋代以后，符命说在史学中明显受到冷落、甚至批判，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之类事情一般不予以著录，王应麟说“《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郑樵批判灾祥说，认为：“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他还说“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轮休咎”。同时，这一时期正史虽然还津津乐道五德终始说，为王朝的建立披上神学的外衣，却已经流为一种历史记述的程式。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史学神意史观的背后，其实还蕴含了一种正统观念，既然王朝建立是天命所归，是五德循环的定数，自然也就是正统的。
再次，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王朝政治出现危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种常态。政治危机往往激发出史家的历史忧患意识，使其高度重视以史资政。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惧”乱世，诚如孟子所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通过属辞比事，劝善惩恶，以史为法，起到了使“乱臣贼子惧”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最早明确提出以史资政的当属杜佑，其所作《通典》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撰述旨趣。杜佑重视以史资政，当然是以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为背景的，他希望通过探究历代典章制度沿革，为唐朝政治改革找寻出路。李翰对《通典》蕴含的浓厚的经邦致用思想评论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直接以“资治”冠名，以“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撰述对象，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撰述目的，其强调史学的政治效用意识更为强烈。而司马光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以史资政，同样与北宋国家积贫积弱和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这样评价《资治通鉴》一书的治用价值：“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清初史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始编于明崇祯末年政局衰败之时。顾炎武在《自序》中说：“崇祯己卯（十二年），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方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比遭兵火，多有散佚，亦或增补。”由此可见，该书的撰述动机是“感四方之多虞”，在明亡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只是明末大乱之后有散佚，又做增补。该书有感于明末衰政，以历史的视角，由地理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蕴含了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当然，以史资政也是传统史学一贯到底的思想。
最后，国家统一与大一统史观。在先秦夏、商、周政权发展过程中，人们就有对大一统政治的向往。《尚书·禹贡》提出了“禹迹九州”说；《诗经·商颂·玄鸟》则对商朝疆土作出了这样的描写：“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随着春秋、战国兼并与统一战争的推进，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表达了对于国家统一的政治诉求，孟子提出的“定于一”的思想，便是人们渴望国家统一的集中表述。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这种大一统政治的理想与诉求真正变成了现实。在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秦汉社会普遍重视颂扬大一统。秦始皇君臣刻石颂功，即用一种特殊的历史书写形式来颂扬秦的统一之功。汉代儒学中的公羊学派，高度重视阐发大一统思想，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到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再到何休“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系统反映了汉代公羊家的大一统史观。汉代史学更是重视记述和颂扬大一统，如《史记》对黄帝、大禹以及商周政治的统一局面进行了讴歌，指出秦朝“取天下多暴”的同时，也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书》断汉为史，以“宣汉”为撰述旨趣，亦是基于对汉朝统一与强盛的充分肯定。他以尧舜之盛需要借助典谟为历史依据，认为汉朝大一统功业也需要史家加以记述，才能使其统一功业“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隋唐再度建立了大一统政权。隋唐大一统政治对于史学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史家对于大一统功业的颂扬，以新、旧《唐书》为代表；另一方面表现在大一统国家对史权的重视与掌控上。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从此以后，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臧否人物。唐初完善史馆修史制度，这既是史馆修史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大一统政权期望通过官方史馆来控制国史撰修的企图。元、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三个大一统王朝，官方不但通过正史、实录的编纂，来颂扬王朝的文治武功，而且通过编纂各类大型志书、丛书、类书、典制等，彰显大一统王朝的文化盛况，《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清六通”堪为其中的代表。当然，国家分裂时期的人们，同样具有对大一统的追求，宋代史学的正统观就明显蕴含了深刻的大一统思想。两宋史家以大一统作为判断政权是否正统的标准，司马光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朱熹也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宋代史学重视大一统的正统观，反映了国家分裂时期史学家期盼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以上着重从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和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四种政治现象，系统论述了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当然，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但这四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无疑是最为密切的。
二、四部学视角：经子集与史的密切关系
“四部”是指中国古代目录学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化的基本形态。之所以要以四部学的视角来关照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则古代典籍虽然在目录学上存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学术分类，然而四部学之间却是具有相互包含性的，史中有经子集，经子集中也包含有史；二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子集都对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反之亦然；三则古代史家往往一身多任，既是史学家，又是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所撰史著当中，也蕴含在其他类别的学术著作当中。因此，从学术分类而言，四部学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从学术研究而言，既然四部之间存在如此密不可分的联系，则必须打破畛域，实现融通。换言之，只有以四部学的视角来关照中国古代史学史，才能真正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面貌、特点与规律。吴怀祺在谈到经学、子学对于史学的研究意义时说：“一是提供了对历史运动解释的思维路径，包括历史变动的三统说、五行运转说等。二是成为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依据，如春秋笔法、史体史例的规定等。三是提供评论历史兴亡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尺度。”其实集部文学蕴含的历史观，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思想与方法的意义之外，经子集还普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首先，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在中国史学史上，一直有关于经史关系的讨论，“六经皆史”的命题被历代史家反复阐释，明清时期达到高潮，以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和章学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当然，他们的论述，都带有各自的目的性。如王阳明“五经亦史”说，只是从心学角度肯定五经皆“吾心之记籍”；他的道器合一、经史合一说只是为了论证“六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罢了。王世贞所谓“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是从区分典籍立论的；他提出的“贵史”论对于扭转当时的荣经空疏学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李贽虽最早说出“六经皆史”一词，但他的目的只是要否定儒学权威，所以他说：“《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相较而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肯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旨在为阐发其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经史关系论虽旨趣不同，却都是对经史关系认识的推进。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同源异流的关系。“同源”是指经史同源于“六经”，“异流”是指经史分途后各自形成一种学术部类。说经史同源于“六经”，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诗》《书》《礼》《乐》《易》《春秋》不但是经学的元典和核心典籍，而且作为“先王之政典”、上古三代的历史文献，它们也或为史料，或为史籍；其二，“《春秋》流为史学”，后世史学源于《春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其三，随着后来“六经”地位的提高，它们内蕴的思想，像《周易》的通变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尚书》的以史为鉴思想、《春秋》的“史义”与“史法”、“三礼”的因革损益思想、《诗经》的历史盛衰观与天命观念等，对后世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说，论经史关系，可以从史料、方法与思想三个方面入手。
从经史发展的流变来看，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史学虽然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却也开始以“成一家之言”为旨趣，走向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六经”在各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易学、春秋学（含左传学、公羊学、穀梁学）、尚书学、诗学、礼学等专门的经学学术门类，它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经解史与以史证经。前者是以经学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法去认识历史，后者是将史学纳入经学之中，用史事去证明经学的观点。其二，经学撰述与史书体裁。如《尚书》记言，对后世记言体史书体裁有发凡起例之功；《尚书》的综合体特点，其《禹贡》篇滥觞了历史地理类史书编撰，《洪范》篇影响了正史“五行志”“符瑞志”等的编纂，《尧典》篇对于正史本纪体裁有影响。《春秋》本身就是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不但直接影响了《左传》的编年叙事，也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奠定了基础。“三礼”影响了正史的书志，以及典章制度体史书的编纂。其三，《春秋》笔法与史学求真。《春秋》的“以史为法”主要表现在褒贬书法上，体现了传统史学追求道义之真的求真理念。《春秋》笔法对于传统史学的历史叙事影响很大，其中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范祖禹的《唐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堪为运用《春秋》笔法的代表作。
其次，子学与史学的关系。这是讲时代思潮或时代哲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早在先秦诸子时代，诸子百家就与史学渊源颇深。诸子阐发政治主张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借助于历史。他们或借助历史史事来论证政治主张，或发表历史观点来影响时政。前者如《韩非子》中的历史典故，后者如儒家与墨家的圣王史观、道家的复古史观、法家的朴素进化史观、儒家与阴阳家的历史循环史观等；而这些历史观也成为诸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哲学思潮主要有三大主题，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大一统。汉武帝以“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来策问贤良学士，这种封建帝王的困惑，也是时代士人的困惑；而董仲舒“天人三策”阐发的天人感应论，即是代表了时代哲学对于天人关系的回答。通古今之变是时代哲学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淮南鸿烈》的历史阶段论、董仲舒的“三统”说、刘歆的五德相生说即是代表。汉代是大一统政治巩固时期，前已述及，汉代公羊家有着丰富的大一统理论。这三大时代哲学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汉代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撰述旨趣，以及汉代史学普遍重视宣扬大一统，即是对于时代哲学思潮的具体回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玄学哲学的兴起与儒释道“三教”并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受玄学哲学影响，史学重视人物品评与宣扬名教，像陈寿《三国志》的人物品评，就“带有魏晋清谈的风格，这种突出人物个性的评价，重视人物的才能、品德、风貌，强调了人事在历史的兴衰中的作用”；而袁宏的《后汉纪》即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为撰述旨趣，肯定名教的本质是确定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另一方面，释道哲学的融通，影响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对于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反映佛道发展的历史编纂迅速增多，其中魏收的《魏书》第一次在正史撰述中创立了“释老志”；二是历史叙事与评论中对于佛道鬼神的批判，像南朝范晔《后汉书》宣扬“无佛”“无鬼”论，中晚唐韩愈史论中的反佛思想等即是代表。宋元理学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对于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具体表现：一是天理史观得到宣扬。宋元史学重视以天理作为历史评判的重要标准，“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成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史学出现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二是受理学格物致知为学之方的影响，史学的通识意识得到加强，出现了一批具有通识意识的通史名著；三是明理对于历史编撰的影响。从史书编撰体裁来讲，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创立的纲目体，即是出于明理的需要创立的新的史书体裁，其纲举目张的叙事方法，使得“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从叙事书法而言，《春秋》褒贬书法得到大力提倡，人们在天理史观指导下肆意褒贬史事，范祖禹的《唐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堪为代表。明清哲学思潮对于史学的影响，明显表现出嬗变的特点。明代阳明心学哲学赋予个体极大的能动性，促成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史学思想得到深发。清初实学思潮的兴盛，促成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史家重视“引古酬今”“以古训今”，提倡“实学实用”。而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使得为考据而考据成为时代风尚，实学的致用主张被阉割，这种局面一直到嘉道时期新的经世致用风气的兴起而得以改变。
最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学科的出现，始于东晋、南朝时期。而在学术实践中，文与史不但源远流长，且文与史的分离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或春秋时期。白寿彝就认为，“历史跟文学的分离，事实上可能要比《国风》和《春秋》早，但就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说，只能从《国风》和《春秋》算起。”不过，学术发展出现的文史分离现象，却不可能割断文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具体来讲，文史关系可以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著作中的语言表述。历史学通常意义上讲的文史结合，其实是一个历史叙事中的语言表述问题。从传统史学具体实践来看，古代史家的历史叙事，往往都会采用文学中的一些叙述手法，将此作为历史叙事的具体义例来加以运用，使得历史叙事更为生动、更具感染力。在这方面，《左传》《史记》《资治通鉴》都堪称典范。《左传》叙述的时代战争频繁、游说成风，而善于描写战争与记述辞令也就成为《左传》最突出的特点。《左传》记述的著名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崤之战、鄢陵之战等，不但各有叙事特点，而且记述都非常生动；言事相兼是《左传》记述的特点，“《左传》所记各种词令，不亢不卑，柔中有刚，是极好的”。司马迁《史记》是一部既重视实录，又文学性极强的名著，事件叙述如“鸿门宴”“渑池会”等，战争描写如《项羽本纪》中的巨鹿之战和垓下之战等，人物情性描写如《李斯列传》中“老鼠哲学”、《陈涉世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叹等，都是善于运用文学描写的杰出篇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以善于描写战争著称的，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许多著名战争的描写，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故事曲折，扣人心弦；有些战争描写则充满意境，像李愬雪夜入蔡州等，“这写的是战争，但写出了一副恬静的雪夜行军的画卷”。历史叙事的语言表述问题不只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此有过长期的争论。普遍的观点是“恶繁尚简”，刘知幾就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有些史家甚至以史文长短评史著优劣。相较而言，胡应麟的观点则更为公允，他主张要辩证地看待史文的繁简，认为“简之胜繁，以间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与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与繁之得者，则繁胜”。进而他提出“简者约而该，繁者赡而整”的史文繁简理论。
第二，文学作品中的史学要素。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历史史实成为古代文学作品创作的依据。依据史实进行文学创作的形式不一，最著名者当属历史小说。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起源很早，像作为汲冢竹书的一种出土的《穆天子传》，就是一部古老的历史小说。该书记述了周穆王游历天下之事，其中包含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宋元以后，随着社会讲史逐渐兴盛，历史小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至明清达到鼎盛。著名者如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即是大量汲取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材料而成；明末冯梦龙著、清初蔡元放改编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演义内容基本上都是东周史实，主要取材《左传》等；清人吕抚编写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原名《纲鉴通俗演义》，主要以《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为依据，参考二十四史，加以通俗演义而成，近乎一部通俗历史纲要。应该说，诸如此类历史小说的创作非常丰富。二是文学作品具有史料价值与历史思想。龚自珍曾说：“史之外无语言焉，史之外无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这里所谓“史”主要是指史料，以此观点关照各类文学作品，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其实都包含了对具体时代历史的反映或折射，无不具有史料价值。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所以被后人称作“史诗”，是因为它反映了商、周部族的兴衰史，成为后人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又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反映了动荡时代的政治黑暗与百姓疾苦，故而被誉为“诗史”。文学作品中不但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其蕴含的历史观，也成为时代历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可知，古代中国学术虽存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然而四部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密切。因此，进行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就必须要有四部学的视角，要看到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上对于古代史学的重要影响。
三、多民族视角：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我们必须要“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对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和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关系作出正确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对新时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作出了阐发，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多民族国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史学史的视角来看，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由传统史学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记录构建的。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传统史学关于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记述，汉文史籍占据了主导地位，作者也绝大部分属于汉族。我们今天所说的历代正史，成系列的历代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和纲目体史书，以及各种野史、杂史等，皆是如此。这些历史记述的中心内容，无疑是中原王朝或汉民族政权的历史。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史学的历史记述还有另外一个面相，那就是视各民族为统一整体，重视多民族历史的记述。这种多民族历史的记述，从历史记述主体而言，既有汉族史家，也有少数民族史家的参与；从历史记述对象而言，既有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少数民族史在内的多民族史撰述，也有少数民族专史的撰述；从历史记述的形态而言，既有汉文文字撰写的包含少数民族史在内的多民族史，也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撰写的少数民族史。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重合。
传统史学汉文文字的多民族史撰述，虽然普遍分布于各类史书体裁之中，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历代纪传体正史。正史中的多民族史撰述有两种情况：一是撰述汉族政权历史的同时，以“四夷传”的形式记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司马迁《史记》不但记述了自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历代汉族政权的历史，而且通过撰述《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等，对当时中国境内汉族和主要兄弟民族与地区的历史，也包括曾经在这块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作出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记述，《史记》由此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中华民族全史。班固作《汉书》，断汉为史的同时，也继承了司马迁《史记》重视撰写民族史传的做法。《汉书》设立的民族史传有《匈奴列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共三篇，表面上民族史传的数量减少了，其实在体例上更加整齐划一，记述内容也有一定的扩充。从此以后，历代正史的多民族史撰述，普遍继承了做民族史传的做法。二是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撰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撰述者既有汉族政权和史家，也有少数民族政权和史家。其中汉族史家编纂的关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史，有魏收编纂的《魏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皇朝史与民族史二合一的正史；李延寿的《北史》，记述了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历史。汉族政权官修的少数民族政权正史，有唐初官修《北齐书》《周书》，明朝官修《元史》，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纂修《清史稿》等。少数民族政权官修的少数民族政权正史，有元朝官修《辽史》《金史》等。在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组织的一些官修史书中，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史家的参与。当然，少数民族政权关于民族政权的正史撰述，也是多民族历史的撰述，因为记述对象包含了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治下的汉族。纵观历代正史的多民族史撰述，它们创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谱系，构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肯定了少数民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少数民族不但参与了中国多民族史的撰述，而且还有大量的本民族历史撰述。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族、满族，以及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等，都编撰有关于本少数民族历史的典籍。这些本民族的史籍，多数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撰写，主要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彝文、傣文等。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述的历史典籍，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记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现状来看，已经出版的各类中国史学史教材或专著，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普遍缺乏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记述。诚如白寿彝所言，“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讲，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少数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撰写成的中国史学史，主要还是汉族的史学史。“而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
近几十年来，关于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仅以学术著作来论，已有的研究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一类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综合研究。其中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孙林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璞的《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凤强的《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贝沙·比拉的《蒙古史学史》（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阿地力的《维吾尔史学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06年）和吾斯曼江·亚库甫的《16至19世纪维吾尔族史学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等。在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有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比如孙林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诚如张云在序中所说，“藏族史学史研究的难度较大，也是众所周知的：藏族历史悠久，宗教影响深厚，文化特点突出，不宜吃透；藏文典籍文献十分丰富，其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居各少数民族文献之首，收集、整理和甄别工作任务艰巨；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藏族史学著作大多由高僧大德撰写，其中充满宗教神学观点和认识，教派林立，见解庞杂，史学思想厘定、分辨不易；早期资料保存甚少，神秘‘伏藏’真伪莫辨，年代考订颇费心力，如此等等，都困扰着藏族史学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采取历时性的叙述方法，花费七年的心血，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通史撰述，实属不易。毫无疑问，这些代表性的成果对于推动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与撰写有重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有些研究还只是一种梳理工作。
关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综合性研究则更少，近年来主要有史金波、关志国撰述的《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和汪受宽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两部。《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对于民族史学史的定位非常明确，认为“中国民族史学史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各时期特点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学问，着重研究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探究历史学家、政治家等对民族史学的评论，也包括对民族史学自身的反思、总结和前瞻”。《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努力践行了这样一种定位，其突出特点是对于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作出了系统反映，对历史上汉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民族史史籍作了非常全面的梳理，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史学史文献有重要价值。《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写作特点有所不同，主要是以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为主体，详细叙述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匈奴、西南夷、百越、鲜卑、吐谷浑、古突厥、回鹘、南诏大理、岭南、渤海、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及地区的史学，以及今天中国境内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回、满、达斡尔、赫哲、鄂温克、彝、壮、苗、纳西、傣、白、土家、黎、裕固、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的史学。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为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与对汉文典籍的史学史研究相比，与中国少数民族在史学上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相比，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显得比较单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已有的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吸纳到中国史学史的撰写中，少数民族史学史基本上还没有成为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期望的“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使中国史学史成为“完整”的史学史，应该说今天依然没有实现。既然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建构起多民族的史学史，尽管像白寿彝所说的，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中西比较视角：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研究中国历史需要有世界史、全球史的视野，同样，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必须要有中外比较的视野。诚如白寿彝所说：“如果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同时，还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和东方史学史，好像是一句空话。但是，这些工作我们都必须要做……不研究外国史学史，就看不出中国史学史的特点。”在外国古代史学史中，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最具有参照价值的，当属西方古代史学史。通过中西古代史学史的比较研究，才能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民族特点。以下着重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差异作出比较论述。
第一，史学学术地位不同。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以“王官之学”的面貌出现，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说黄帝时已有史官并不可信，然三代史官制度逐渐健全则是事实。随着秦汉以来史官制度的不断发展，至唐代正式确立宰相监修国史的史馆修史制度。在全社会普遍重史氛围下，中国古代官、私修史持续兴盛，留存史籍浩如烟海。从目录学分类来看，西晋荀勖《中经新簿》首次采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史籍开始单列为丙部；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类位置加以对调，史籍被列为乙部；《隋书·经籍志》正式形成经、史、子、集四分法。从此以后，史学在学术分类上仅次于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经学，一直处于显学地位。反观西方史学，“基本上可称为‘私学’，它萌芽于古代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爱奥尼亚的民间诗人、纪事家，并最终创立于客居雅典的爱奥尼亚‘纪事家’希罗多德”。在古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修史者主要是私家，史学研究在19世纪中期以前都属于业余探讨领域，始终是作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附属于文学，历史语言是古希腊罗马修辞学研究的一大议题，史学的地位远远在哲学、文学之下。依照美国史家鲁滨逊的说法，西方古代史学“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自古至今历史学就是文学的分支，它用艺术手法描述过去，以满足人们对于古代伟人的经历和功绩、王朝的兴衰和历代天灾人祸的好奇心，这样的结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既是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观点，也是西方古代史学自我定位的真实反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人类的知识分属经验与形式两极，历史学是具体的、局部的、特殊的知识存在，不具有普遍性特征，属于经验知识或经验之学；而哲学、文学特别是哲学，则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知识，属于形式知识或形式之学。这种局面的彻底改变，要到19世纪兰克史学的出现之后，西方史学才变为一门专业学科，获得独立的专业身份。
第二，历史编纂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编纂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体裁的丰富性，二是记述的连续性。从体裁的丰富性而言，《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书体裁有13大类，包括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学、簿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史书体裁则有15大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从记述的连续性而言，古代史学很多重要体裁都有成系列的编纂，如正史有“二十六史”，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制体等重要史书体裁都是成系列的。这种史书体裁的丰富性与记述的连续性特点，构成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相较而言，西方古代史学的历史编纂比较单薄，现代西方史家经常以“编年史”来称他们的传统史学。实际上西方古代史学也不只是编年体，具有人物传记和纪事本末特征的作品也很多，还有其他史体。只是这些史体虽然形式有变化，但精神实质和编年史没有什么区别。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古代社会王朝不断更替，王朝政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特点，古代西方社会呈现阶段性的转变，则不具有这种连续性、稳定性特点；二是古代中国历史编纂特别是官修史书具有制度化的特点，运用多样体裁反映记述内容是制度化修史的要求，古代西方历史编纂多为私家行为，不存在这种制度性要求；三是古代中国人重视历史表述的形式追求（如正名思想等），西方文化的特征往往重本质而轻形式。
第三，历史记述的范围不同。一是历史记述的时间维度不同。司马迁《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旨趣，发端了古代中国史学浓厚的通史家风与贯通意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编纂中，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通史，司马迁《史记》、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即是其中的代表。古代中国的断代史家，也普遍具有贯通意识，像班固《汉书》即是断而不断、断中有通，通史意识非常浓厚。古代西方史学只是关注于当时“近现代史”的撰述，“希腊史学家用理性与经验代替了神话与史诗的权威，却未能发展任何适当发现遥远过去的方法，以致偏爱可以建筑在目击者所述的证据上的现代史，或所能倾听到的极近的近代史……荟萃丰富的旧文献，写成一部贯串古今的信史，对西方古代史学家而言，是难以胜任的”。二是历史记述的空间维度不同。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撰述旨趣，是对古代中国历史记述空间范围作出的垂范。荀悦在《汉纪·序》中对于历史记述的内涵说得更具体：“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古代西方史学缺乏天人、社会的广阔视野，其“描述历史事件则专求重大事件而忽略一般文化经济生活，撰写人物传记则刻意于伟人轶闻趣事而不顾社会历史背景”。三是历史记述的政治境界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追求大一统是古代史家的普遍信念。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春秋》就具有大一统之义；历代正史民族史传的创立，即是这种大一统思想的具体体现。古代史学的大一统理念是一种和平的理念，礼义文化是实现夷夏一统的基础。而古代西方史学缺乏和平主义思想，历史记述的最大兴趣是叙述战争，希腊、罗马的史学名著皆是描写战争的，“希腊人兴趣在追寻战争的原因，于是战争就变为希腊史学的重心了。希腊史学影响罗马史学，罗马史学也离不开战争……讴歌战争，讴歌英雄，便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第四，史学求真理念不同。中西古代史学虽然都主张求真，然而二者的求真理念却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理念，与史官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官本是神职，有自己的神圣的职守，这就可能要求最大的真实。”同时，史官制度赋予了史官“君举必书”的历史记述要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僖公七年也说：“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即是对史官直书提出的的职责与道德要求。所以，白寿彝说：“直书就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法度。直书的内容，就是包含着要记载许多错误和坏事。这个传统，很可能起源很早。”《左传》宣公二年董狐所记“赵盾弑其君”，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所记“崔杼弑其君”，成为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楷模；司马迁《史记》强调“考信”，被后人称作“实录之作”。古代中国史家不但在修史实践中追求直书，而且具有高度的求真理论自觉性，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的重要命题；刘知幾《史通·惑经》崇奉直书，提倡“善恶必书”；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提出“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即是中国古代直书理论的代表。相较而言，古代西方史学的求真则有明显的不同。古希腊史家波里比阿也说：“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求真是最重要的。”但是，西方史学的求真是求“逻辑之真”和“情理之真”。像古典史学出现的大量的虚构的演说词，只是史家主观认为的合乎逻辑或情理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如塔西佗甚至记录了作为罗马敌人的“蛮族”首领的演说词，这应当出自他本人的逻辑推理。其实这些演说词，可以被看做是史家的哲学预言。造成这种中西史学求真差异性也许有各种原因，而最基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与古代西方没有史官记事制度密切相关。古代中国史官记事留下丰富的历史材料，这是后人研究历史、记述历史的依据。“西方数千年中没有史官记事的制度，史学家及时记事的情况不见，以致记实的史学理论不现。希腊、罗马史学家写史，大用修辞学的方法。一位将军在战幕揭开前向军队的激昂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上的慷慨陈词，实际没有文献的根据，而多系出于史学家的想像。”自从“利用虚构的演说道出舆论的大势”成为“修昔底德的一项发明”之后，“虚构演说词变成一种传统，而史学流于修辞学的一支。史学家可以自出杼机，想像史事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予以创造，在中国这是极端不可思议的”。由此来看，中西方求真的最大区别，是西方求可能发生之真实，甚至必然发生之真实；而中国求应当发生之真实（即道义之真，如董狐书法），或者已经发生之真实（史实之真）。
第五，史学功用认识不同。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是因为史学被视为一门政治致用性很强的学科。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古代史家也自觉以经世致用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非常丰富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其荦荦大者有以史为鉴、以史为法、以史资政和见盛观衰等。前述《尚书》开启的以史为鉴思想，以及汉初史学的以秦为鉴、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即是以史为鉴的代表；《春秋》开启了以史为法思想，这种运用褒贬书法进行“正名定分”的道德史学在宋代达到高潮，范祖禹的《唐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堪为代表；前述杜佑《通典》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资治通鉴》以“资治”名篇，以及顾炎武史学的“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世”等，则是以史资政的代表；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思想，前述司马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撰史旨趣，以及王夫之的“乱极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极而乱，非一旦之乱也”的盛衰互包思想等，即见盛观衰思想的代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极其丰富而深邃的。相较而言，西方古典史学也重视其实用价值，希罗多德认为历史记述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相信人性永恒，认为历史记述可以让人们“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这些说法隐含了“史鉴”的思想，只是不够明确和直接罢了。当然，古代西方史学不强调以致用为目的也是客观事实。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古代西方的史学不具有官学性质，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罗马人普遍醉心的是哲学、科学和艺术，到了中世纪，史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一样，都沦为基督教神学的“婢女”。因此，“西方的古代统治者从来没有如中国古代王朝那么推崇历史，那么重视历史的社会功能”。
此外，从学科特点来说，中西还存在古代史学史分期的不同。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与王朝政治有高度的一致性。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1册中，将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学界各种《中国史学史》的编写，也大致遵循这样一种分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学所谓的阶段性划分，其实是王朝历史阶段划分，与王朝历史分期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官方史学，本身就是王朝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往往与王朝政治下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故而王朝政治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史学的变化。相较而言，古代西方社会内部不具有政权的统一性，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也不具有同步性（特别是古典时期）。同时，古代西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远没有古代中国密切。因此，西方古代史学的历史分期只有长时段划分，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按照朝代进行划分。一般认为，西方古代史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古典史学—中世纪宗教史学—文艺复兴人文史学三个大时段。古典时代的史学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李维和塔西佗等人为代表，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淹没了古典史学的光辉，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重新整理并学习古典史学则属于承上启下阶段。
以上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对中西古代史学进行的比较，反映了古代中西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比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视域下，来考察古代中外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