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心血来潮，告别待我不薄的西子，蛰居京北昌平一隅，走近法学帝国主义之胜流，法科老童生孙国栋名列其中。论资历，他还浅得很，挨近70年代出生的那一波，根本就没从苦日子中滚过，而个头一点也不像北方彪汉；论身份，在这满地皆博士、全民不是奔教授就是自封或互封经理、老总的时代，他又落伍得很，除了本科学历加学报编辑兼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律师文摘》主编外，再也拿不出什么头衔来唬人，顶多可加一个旅日学者的家属，抱着幼子东走扶桑找过孩子他妈。在能说会道者流比比皆是的法科阵营里，他偏偏说话不多，就更难抢眼。倘若看官想发稿时就重视其使用价值，不想发稿就无视其存在，那也没有办法，当今之世，既讲功利又喜欢热闹者毕竟应有尽有，而且经常供过于求。
初识国栋时，便觉其谈吐有张有弛，令我一目难忘。他儒雅得一点装饰都没有，低声内敛呈愚状；偶尔激动起来，又不失为一条汉子，磊落光明在一身。他酒量居中，但饮得豪爽，酒品与人品齐飞，不会来虚的；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工资明显偏低，估计也没什么隐性收入可来，却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照搬古侠孟尝君之集贤，经常约这请那，还抢着买单，保持先进性。他的阅读与交游一样，广而不泛，面宽点著，其人文底蕴实不亚于吾辈多数文史专业者流。他也喜欢弄点文字，颇讲句法与章法，还猛追视通万里，思及千载之雄风，让才情在知识的疆域中驰骋起伏，写出一手好文章。如今虽已无法把除夕之日还被张巡抚召来连夜留办折稿得酬二百银的林少穆找来与他比试比试，但要他写出曾涤生早年《兄弟怡怡》那样的作文，大概是不难的。闲谈中，常见他三言两语便可到点，没有废话，这是他最显功力的招数。他将此招直传其子省吾君，一点都不走样，欣欣然如泥中说诗义，不啻一道社区景观。单凭他这几招，恐怕也不能小视中华学术谱系中的新支了。至于贺卫方、许章润、舒国滢、李曙光等法坛宿将都对这位小弟另眼相看，好评如潮，那是我事后才听到的。
我一直对国栋远离于我校的本科讲坛不以为然，因为他完全有资格也应该用自己所学、所思与所行，去直接影响他的师弟、师妹们，抚慰那些像他当年那样带着高分与梦想乘兴而来的八方新秀，他们嗷嗷待哺，最需要情感与心智的互动，而不是如何学钻法律空子，多来银子。我敢断定，法大乃至全国的高等学府更需要像国栋那样虽然学历不高但学术素养不俗者去充实师资，开启来者。然而，国栋却安于文字编辑，还于五年前白手起家，编出一个《律师文摘》来，惨淡经营，迄于今日，历百折而不回，虽白头亦无悔。后来仔细一想，我又不得不感佩他的办刊识力，渐次认同于他的职业追求。人生苦短，成事无多，国栋毕竟一直都在为编辑法科报刊而奔波着，也兴奋着。当他在党治、德治与法治的无限争辩中用心挑选一些白纸黑字走向五湖四海，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国家建设，“推进中国民主法治进程”（孙国栋语），知与智的文化载体就远非一个大学校园可以拘囿，那不就是近人梁任公“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启蒙余绪吗？
试看今日之域中，烂刊何其多，良刊何其少也。尤当全民经商之喧嚣过后，依法治国的振臂呼喊与司法多权的贪黑分赃同台演绎，互不相扰，谁也无法辨别究竟谁是“狼”，遑论它是否来了， 民众的悲情与社会的无序，在在敲问法律人的良知与法律的尊严。此时此刻，有过襄办《中国律师报》之经验的孙国栋欲藉《律师文摘》来“提升律师人生境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孙国栋语），想邀众多律师读者一同树起人间正义的“两个支柱”之一（V.G.奥克语），那就不妨拭目以待了。
回望神州，自古不缺法规，还不乏“法家”，却无法治；不缺讼棍，却无律师。自西方列强破门而入，强者把自己的思维方式与群居规则徐徐展现，中华律师之业就在国人“师夷之长技”的技术需求中应运而生。但在我们国家，舶来品总像夹生饭，并不那么容易爽口。尤自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以降，举国上下咸以谈变法、呼立宪为时髦。至于如何变法，变何法，咋立宪，立啥宪，辄鲜有深究，更不用说登山自备。日本的东京与横滨固然是20世纪之初中国留学生接连引发稳进与激进两大学潮的大本营，却并非借腹生子者奋力向学凝练建树之材的摇篮，像启蒙宣传家梁任公、革命理论家宋教仁那样少喊口号却整天忙于购书、读书、译书、写书作文者寥若晨星。及至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就以先见之明提醒周围同志：“四川、两湖、两广、云南各省同志，都积极进行，大约一两年中，一定有大举。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破坏一途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从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
流风所及，披向民国，甚至披向1949年之后的凯歌新元。中华民国的宪政之思在专制毒瘤的挤压下，在外战与内战的夹缝中好事多磨，法律人的整体素养却也显得捉襟见肘，留美博士挤身议员贿选之列，也不是什么孤独的个案，能捞则捞，怨天尤人照旧可喊“匹夫之责”，并不耽误抒发“治国平天下”的儒生情怀。当人民共和国的阶级专政使国家机器的司法职能变得异常单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成为东方大国“无所畏惧”的原教旨主义，律师一词就被指认成西方资产阶级“掩盖阶级压迫”的专利符号，快要沦为中华典籍中的历史名词了。当国人在忍冻挨饿历经艰难之后别无选择地回到唯物主义之本义，抓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律师一行又开张吃香了，一不小心就搭上了“先富起来”那班船，连权力在握神气十足的法官也眼红于律师的钱囊。在那些法官的眼中与手中，唯物主义与拜金主义之间原来就只有一步之遥。好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纵有雄健如康熙“好想再活五百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均属徒劳。
据客岁官方统计，我国已列入第二律师大国，总数在11.8 万，此量在近三五年来已呈平稳趋势，增减幅度不大。恕我直言，无论拿绝对数字来比，还是从人均比例来看，律师指标同奥运会的金牌数一样，第二大国还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因为较之第一大国老美的绝对数量，我们相距甚远，人家的律师有85万，那是我们的7.2倍。若按人口比例，其差距更大，美老大是31.7/万，高出我们39倍，我们却只有0.81/ 万。英国也有15.4/万，超过我们的人均19倍，德国为8/万，多于我们人均9.9倍，连邻国日本也在我们的6倍以上。与别人比，我们还存在巨大的数量差距；与自身比，我们却不难看到前进的脚步。二者的结合或可有助于不卑不亢地走向未来，而不是总喜欢在自傲与自卑的两极跳来跳去，既很累，也徒费表情。至于律师业的整体素质，如同我国其他行业人之质一样，恐怕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沉重话题。业务素质的提升也许不难，难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思想素质，包括私德的找回与公德的补课，这是需要切实研讨与身体力行的。我们不缺四季如春做好事的标兵雷锋们，甚至不缺舍己救人的英雄追认，而且还可年年换新，偏偏就缺举手之劳的职业操守，匪夷所思。殊不知，倘若不先把该做的分内之事做好，迟迟不让职业操守到位，学标兵、造英雄之类运动无论怎样卖劲，都容易流于动口不动心的政治嘉年华，名为运动，其实没动。职业道德教育既需要伦理的感召，更需要法规的支撑与当政者的表率，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又将流于空谈矣。国栋则以仁者之思，在履行本职工作做好学报编辑之余，结合自己喜欢读书看报之特点，与几位同调一起，在为数众多的现成报刊中，挑灯细滤那些不分白天晚上都强奸、杀人，不管台前台后都谋权、换利，不管狗咬人只求人咬狗之类形形色色的新闻卖点与法制卖点，遴选一些健康向上的华章，汇成“文摘”，辅之以少量特约撰稿，还像暗塞私货搞搭销一样，将不乏贵族血统的陈寅恪那句至今还让无数读书人兴奋不已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不是文摘随着文章转，而是文章因应文摘的栏目与理念之需，严加取舍，给日理万机接案不断的律师们省却许多检索与甄别之劳，在律师们“运送正义”之前，先给他们运送正义，善莫大焉。
人海泱泱，宇宙茫茫。技术的扩张把重构地球村的专利交给了网络世界，人类的阅读方式与情感宣泄都在不可逆转地朝着多元与快餐式的样态展开，其后果得失还难以预测。我无法知道11.8 万律师中会有多少人像某些巴黎贵妇人在梳妆台上摆设沙翁的作品那样把《律师文摘》当一回事，但我坚信，此刊对那些藉庄严的国徽装点容貌的司法人员与切实关注国家法治建设的其他读者亦将开卷有益，而且老少皆宜，因为律师与司法人员之间固然存在分工的差异，但他们所面对的是相同的案情与国情，他们所依据的是相同的法理与法条，至于公平与正义，更是他们异口同声的职业承诺与异曲同工的职业承担，谁也不能例外。我不敢指望律师吃通，法官通吃之类阳光下的罪恶可以通过阅读《律师文摘》便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弄出一个新版的“一夜情”来，也不能奢求芸芸众生对民主、法治的宣传攻势之置疑以及对包青天型人治的固恋可以通过法律人阅读《律师文摘》而扭转乾坤，让法治之光像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高山仰止，使严冬来临的上访村之冤情于明日清晨化整为零，但我期待神州之大，能有更多的作者与更多的编辑人拿出《律师文摘》一类好文、好刊或好书为读者备阅着，能有更多的法律人陆续回归读书的部落，忙里偷闲去读出一点品味，补充一点底气，支撑一点属于自己也属于法职集团还属于国族更属于法律本身的尊严。
二OO六年岁杪匆草于京北昌平宁馨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