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的命运几乎总要与白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两个种族互有联系，却不混为一体。它们既不能完全分开，又不能完全结合。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在人道家使得民族堕落的时候，就是祸害聚集的时候。人道家不是进步的人，而是阻碍进步消灭自主的人。

——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

深入考察美国的种族矛盾和平权运动之内在脉络，可以看出多数美国人的民意与少数种族的意志冲突以及与精英阶层助推之间的社会撕裂。

从政治心理学和文化分析的观点来看，“黑命贵运动”危机背后反映出人道主义政治观念与美国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冲突。如果仅仅局限在左右派和两党之权力斗争来观察，则无法理清大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内在逻辑。

一、怜悯心理、普世价值与“美国信条”的冲突

何为“人道主义政治”？

政治方式假如出于怜悯情感而放弃现实理性、尤其是不遵循功利主义价值观而服从关爱/伤害的道德基础去处理社会问题，就是人道主义政治。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年对叙利亚难民无上限接受入境，就是典型的人道主义政治政策。

功利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能够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为。”[1]

默克尔对难民很人道，但她对德国人的共同利益就是一个损害。

勒庞说：

“命运中结果最可怕的，是情感的命运。这是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法国的大危害之一的原因。社会的基础渐渐被它侵蚀。……基于人道家的力量，杀人犯增加了两倍。在人道家使得民族堕落的时候，就是祸害聚集的时候。人道家不是进步的人，而是阻碍进步消灭自主的人。”[2]

自从1965年平权法案确立之后，美国黑人族群整体一度发展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随着肯尼迪-约翰逊的民主党政府采取高度福利主义关怀政策，黑人族群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福利包袱。

随着种族一体化趋势的发展，黑人在心理上确定了群体身份，他们要求的性质便开始改变。平权运动的胜利无法满足黑人族群的要求，即机会的平等不足以让他们受损害的心满意，他们从要求机会均等转而要求利益均等。

黑人族群明确了整个种族争取承认的民族使命后，将认同诉求从争取地位平等演变为“获取历史补偿和逆反报复的情结”，在白左推动的对白人文化的原罪忏悔运动中，黑人越来越过分地要求获得超越平权的福利优先照顾政策。

民权法刚一通过，黑人领袖贝阿德拉斯廷等就不再要求美国公民共有的权利，而是要求联邦政府给黑人提供特殊的物质福利，以便“实现与白人的（经济）平等”。于是在6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和大法官就违背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给黑人种种额外的照顾，此即著名的照顾黑人的“赞助性歧视”。

丹尼尔·贝尔深刻地指出：

上个世纪中叶美国最高法院给与黑人民权革命的判决，结果造成了平等的观念一跃而成为判断社会变革的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另外两个社会学的后果是：一是最高法院给与了黑人的要求以合法地位；二是辨别是非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黑人手中。黑人不再担负提供法律依据的重担，而白人却要担负起这个重担了。

最高法院承认了历史上对黑人的不公正的待遇，使得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都难以反对黑人的要求。

在一个国家公开承认了道德上的过失后，在对那些曾经受过害的人们说“不”字是困难的。[3]

于是一种人道主义政治势力慢慢地站在黑人的背后，出于怜悯同情的政治情感和普世价值观念，主张无条件地补偿黑人的“歧视债”。

在1971年“格里格斯诉杜克动力公司”一案，最高法院无视该项法令的明确规定，虽然承认该公司“无意对黑人雇员予以歧视”，却仍然宣判该公司关于雇员必须有高中毕业文凭或通过标准的文化水平考试的规定为非法，这一法例产生了深远的重要影响。

赫尔曼·贝尔兹指出：

它“使公民权利政策变成了一种群体权利和结果平等的理论”，在就业方面照顾少数族裔，法院判例制造出了“一种完全违反民权法的要求和意图的歧视理论。”（《平等变了形》）

从此开启了“保证少数种族的代表能够当选”，“少数种族的学生保证照顾性进入大学”，甚至要求按照种族重新划分社区之趋势。

这种“赞助性行动”来自于美国政界、商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人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白左精英），他们抛弃了“美国信条”中不承认种族差别的原则，而支持少数族裔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尤其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企业，每次产生重大争论时，上述精英派人士都公开表示支持赞助性政策：让少数种族享有优先于白人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销售，避免打官司，避免因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抵制而惹上坏名声。

而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60年代进行一场“消除贫困的战争”，出台了给予单亲母亲家庭优惠的福利政策，并采取其他措施改善少数种族和妇女的家庭状况、教育、住房和职业培训。黑人族群为此受益最巨，而间接助长了黑人家庭依靠福利生活的趋势。

这一政策对黑人族群间接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黑人男人加速了遗弃子女的趋势，他们与多个女人生下一大堆子女，但放弃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黑人家庭从过去只有低于30%的单亲家庭，发展到今天超过80%。

从70年代直至如今数以十计的民意调查，每一次的全美或各州的民意调查，都以多数票数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在就业、提升、高校招生和选举权名额方面给少数种族优先照顾，认为已经出现了“逆向的种族歧视”。在这些民意调查中，反对优先照顾政策的美国人超过70%以上。

但精英阶层始终坚持“优先照顾”政策的必要性。一旦最高法院以“美国信条”来反对优先照顾少数种族的政策，指出“可能会引起种族优劣感和种族之间的敌对”，批驳那种现在的优先照顾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歧视的论点，扭来扭去只会导致人人平等原则的消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就会赶紧立法来限制法院判决的影响。

这种“逆向歧视运动”的理由，正如赫尔曼·贝尔兹指出：

这些人认为群体权利、种族比例和结果平等应成为组织原则，成为民权政策的基础。它们被奉为新的公共哲学，最终否认公益的存在。

这种以群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以具有种族意识的法律代替不问种族差异的法律的做法，从未得到美国人民认可。[4]

为了不陷入“种族歧视”的政治陷阱，宁愿以赎买政策来解决这个美国社会的“无解困局”，似乎“优先照顾”的政策才可以纾解黑人400年来的仇恨。如果没有优先照顾，就是种族歧视。

从白左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看，他们将赎罪心理和高尚道德之无限宽容理性完美地融合起来。这种宽容即对黑人的低端野蛮文化和犯罪文化也加以宽容，这正是他们显示精神上的优越感的表现，换言之，他们的宽容是另一种种族歧视：因为断定黑人族群是不可能变得更文明的。这叫做“赞助性歧视”。[5]

亨廷顿认为：

民主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的问题指向，从个体自主诉求转向了个体解放诉求。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人，会倾向于将自由作为一种对内的批判性力量，进而对共产主义产生亲近感。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派普遍左转，并导致美国内乱不止，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

传统美国信条中的自由个人主义是强大的自主精神，“个体自主诉求”即自我负责的态度，而“个体解放诉求”即自己不去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而要求国家和社会用优先照顾政策来解放他们的困苦，给予自己更多的权利和优待。

另一个问题同样严重：

既然黑人在福利和社会待遇方面获得了“赞助性照顾”政策倾斜，这就陷入了“仁慈即残酷”的恶性怪圈，越特殊照顾某个群体，他们就越懒惰和无能，越堕落。

而他们已经习惯并善于采用大型“示威运动的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用中国话来说，几十年来的黑人运动已经陷入一种恃宠生骄的“作”的状态。

黑人族群以曾经被种族歧视的历史背景为理由，有自由主义进步派撑腰，其族群里的流氓无赖阶层养成了一种坏脾气，行情见长就嚣张地向警察挑衅，故意挑战法律。只要暴动的势力够壮观，地方民主党政府就会命令警察局放弃执法。故意触犯法律是一种心理较量的策略，只要犯事者够嚣张和强势，而主流社会有了欠债和畏惧心理，警察就不敢对他们实施法律制裁。只要过了这个心理警戒线，渐渐地警察就会放弃强硬执法的态度。这种对黑人族群无奈的心理蔓延开去，黑人们就可以任性行事，以充分发泄400年来的郁闷和仇恨心理。

在平权运动后成长起来的黑人领袖，年轻、好战、富于进攻性。他们并未受到过前辈所受过的直接侮辱，他们常常得到的是特殊的赏赐，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自信、更坦率、更容易走极端。因为他们在发泄怒气时不会受到惩罚，倒是会得到更多的报酬。由于整个社会在原则上容忍变革，人们更容易地竞相向“左”转或走极端。更重要的是：在努力争取内部团结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斩钉截铁地强调民族主义。[6]

黑人族群有一种劣根性“任性暴力发泄情结”，有极其强烈的逆反心理。越是用法律制裁它，它就越过度反应。你很好地供养和支援着他们，他们尚且会胡作非为，只要用规范性制度来约束他们，他们就会用大规模闹事来表达对抗态度和仇恨情绪。

要命的是白人主流文化欠了黑人族群400年的“歧视债”。这类人在无理状态下尚且以流氓暴力手段耍赖，当要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过往耍横时，则一定“作”到翻天覆地的程度。

上个世纪60年代黑人掀起的平权运动有两派势力，一派是马丁·路德·金，带领30万人“进军华盛顿”，采取和平抗议运动的方式；另一派采取的是极端激进的方式，主张暴力斗争，其领袖是马尔科姆，他对和平斗争不屑一顾，说了一句名言，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黑人运动：

“一天时间的‘种族嘉年华’，如何能抵消掉美国白人深埋了400年之久的心理偏见？”

克劳德·布朗1960年告诉肯尼迪总统：“唯一使白人社会对黑人社区作出重大让步的事情就是暴动。”[7]

现在的趋势是：“良性的等级差异”遭受到任意的抵制和否定。

所谓的“反种族歧视”抗议，就是发泄得不到一致平等结果的不平衡心理。只要白人获得政治、经济和学术成就上的优势，那就是白人垄断优势资源和种族歧视的体现。

今天的黑人并不管你是否有意歧视或按照公正程序标准来给与机会，他们只看结果。只要结果显示出贫穷人口最多、大学入读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参议院议员最少等等，他们就从结果公平的要求出发，指认白人文化的种族歧视。他们绝不会从自我本身反思问题。

你不同意优先照顾他们，你就是歧视。这就成了白人文化对少数族裔种族歧视的根据。

今日因为黑人犯罪嫌疑人被警察制裁而动辄骚乱闹事已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常态，这是从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来发展的“逆向种族歧视”的一种方式。以种族歧视的名义为野蛮暴力和对抗执法张本，每一次闹事都会得到白左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的支持，然后社会作出让步。

黑人逐渐变成借助“政治正确”的思想而获得了政治斗争的优势，而对白人文化予以轻易的打击和歧视。

对于政商媒学教界的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深深地知道黑人文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希拉里和她的竞选经理波德斯塔在私下的邮件中谈论到黑人和穆斯林时，称黑人和穆斯林是“糊不上墙的烂泥，在任何社会都是差生，而华人和犹太人，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优等生”。

作为社会精英的左派势力，他们内心并不相信种族之间没有优劣差异，也不相信圣母般的政治正确口号。他们只是表面上借助一种虚荣的旗帜，实质追逐自己的功利目标，借助全球化的助推，在变成国际公民的同时“去美国化”，他们不再会从“美国信条”和美国利益出发，他们有更优越的资本去赚取全世界的财富和政治或学术的优势。他们决意完全避开黑人困局、甚至拉美裔化的难題，伊斯兰势力的麻烦，避开一切政治正确的僵局，他们实行“精致利己的现实主义”策略。

当然还有一种书生气十足的自由主义进步派。

自由主义进步派的普世价值观出于一种博爱精神，他们一视同仁于人类所有成员的幸福，关心别人的程度毫不亚于关心自己，彼此相爱的程度与对自己家人和密友的感情不相上下，所以他们觉得生活极其幸福，也非常快乐。[8]

这些就是启蒙运动以来平等、博爱、自由和民主思想泛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过度表达。

所以自由主义进步派极力主张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美国是自由天堂，打开大门让任何人都来到这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即使你是非法移民，难民，罪犯。

从这种人道主义政治观出发，他们反对美国立国以来的“美国信条”和美国精神，要用美国的财富和成就为所有弱势群体提供福利和优先照顾。

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深刻地否定了自由主义进步派的天真逻辑：

保守主义只考虑自己的群体，而非全人类。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公平比平等更合理，公平是在“对称性意义上的公平”，对称性是你的责任和权利、付出和获得、自由和限制是互为因果的，即互惠利他和因果报应的公平。

“对惩罚的偏好似乎是实现大规模合作的关键之一。”

“我们憎恨别人不劳而获。我们希望看到骗子和偷懒的人‘恶有恶报’。我们希望因果报应能够运行，也乐意协助其运行。”

右派说：

“拒绝工作的人，取消他们的福利。”

“人们有对保护共同体不受骗子、偷懒者和搭便车者侵害的强烈需求，因为这些人要是不受干扰、大行其道，就会令其他人的合作终止，那么社会也就解体了。”

一个涂尔干式社会重视自我控制甚于自我表现，重视责任甚于权利，重视对自己组织的忠诚甚于对其他组织的关心。

一个努力创造财富的美国人这样说：

“我投票给共和党是因为我反对其他人（有权的人）拿了我的（辛苦）钱去给一个不事生产、靠福利度日的单身妈妈，她们生出的毒瘾娃娃就是未来的民主党。”

人们列出了投票给民主党的15个最重要的理由，首要理由是“低智商”，其余有：懒惰，不劳而获，将自己的问题归结到别人身上，压根就不愿承担任何责任，鄙视靠辛勤工作挣钱、自己掌握生活、不依赖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的人，等等。[9]

塞缪尔·亨廷顿总结美国信条的基本理念是：

“美国信念”的核心，涉及这样一些理想，即“人作为个人享有必不可少的尊严，人人享有根本的平等，在自由、公正和机会平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0]

在这个陈述里，有严密的互相制约的逻辑：尊严-平等-自由-公正是一个系统，根本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这才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些是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它们融合起来就是公正。

用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自助者天助”，最能概括美国信条的核心。黑人族群如果不能自助自立，又岂能凭空要求国家优先照顾呢！

积极的自我负责和自我制约的个人主义才可以获得宪政社会的自由和公平。

二、文化同化的失败与仇恨心理的异延

深入考察黑人运动的内在原因，可以归纳为：

同化的失败 仇恨的异延

“同化”全称为“文化同化”，也称“内化”，指非主流族群被融入非原本，但具社会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之过程。

非主流族群的成员要习得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性格特质，接受其价值观，而逐渐被接受成为主流文化族群的一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随着汉族皇朝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而逐渐汉化，包括先秦六国、百越（吴越、闽越、扬越、南越、瓯越、骆越等）、匈奴人鲜卑人西夏人党项人契丹人女真人满人等等，都是文化同化的成功范例。

乔治·桑塔耶纳说：“美国生活是一种强烈的溶剂。”可是黑人整个族群却没有被这种溶剂有效地搅拌进去。他们虽然几乎属于最早的移民，但除了学会英语之外，其文化性格不属于美国人。

自从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至今，美国黑人族群虽然获得了在法律及政治政策层面的平等权利，但黑人整体没有成功地发展成为正派的、积极和自我实现的“美国人”，却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族群。他们对于作为最底层阶级的怨愤，不会追究自我堕落的原因，而最好的寻租心理就是用历史上的受害者因果关系作为认知失调的平衡因素。

黑人种族逐渐发展成为历史欠付对象的主角、社会运动主体、福利享受阶层和高犯罪率族群，事实证明黑人族群在美国社会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局。因为多数黑人拒绝自我成长为美国式个人主义的主角，他们的行动和诉求反而成了违背“美国信条”的异化者，即他们是特殊的“非美国精神”的美国人。他们只希望美国给与他们补偿、救济、任性的自由和尊重，但他们自己根本不尊重自己。

黑人族群的失败源于三个原因：

其一，曾经被不公正地奴役过，因而获得解放平权之后一直没有消除他们的仇恨；

其二，异延的仇恨心理，使他们凝聚了一种逆反心性，以破坏秩序要挟特权，其口号是：No Justice No Peace（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的秩序）， 将暴动运动和结果平等要求捆绑在一起，严重地妨碍了自我奋斗心性之养成；

其三，自由主义进步派和民主党从平权运动后一直成为黑人特权和暴民运动的助推，尤以“特殊照顾”的福利政策作为解决问题的政策。

虽然黑人族群到了美国后产生了很多不亚于其他族群的杰出人才，对于这个整体智商并不高的种族来说，这些成功的黑人可谓很争气了，丝毫不输于美国白人。假如他们依然留在祖先的土地上，绝不可能获得如此出色的成就。

对于大多数黑人来说，他们整体“被进入”美国的过程是一种罪错的方式，罪错的方式阻碍了他们整体同化为良好美国人的因素。

“仇恨的异延”作为历史情绪化的积淀尤其可怕。它不愿意解构仇恨情结，而反而将这种情结作为一种理由和动力，去尋找报复和补偿的结果。

“异延”是在时间延宕过程中积淀的“差异”所造成的分裂现象。当差异不断延搁，差异将会越来越大，而无法融合。只有越来越被解构，没有重组的可能性。

黑人的文化缺陷至少一半是由美国南部社会文化的土壤养成的。因此，黑人的历史仇恨像一件发酵的面种总是藏在现实的底层，一有机会就膨胀发大起来，永远无法清除。

勒庞说：

“利益不同，可以调和，不能调和的，是政客们所散布的怨恨嫉妒，以及心理熏陶造成和普及的抱怨和欲望。”

民族最难改变的也很难接近的是遗传下来的情感。这种遗传性的情感，不是教育所能改变的，它们代表了一个种族的过去，使历史经验以及行为的结果，形成了民族的性格，其作用十分巨大。民族性格在历史中是主要的原动力。[11]

黑人的文化仇恨最严重的恶性影响力在于：它成了一切逆反心理的动力和源泉，尤其是他们顽固地拒绝融入美国精神的主流文化之中，只要他们将白人视为仇人，那么他们就会将白人优秀的东西一概否定。恨之入骨的纠缠就是我将永远赖在你身上，但我厌恶你的一切，包括你最好的品质。

只要黑人大多数人与“美国精神”逆反，黑人族群就会视美国白人的成功信条正是造成黑人灾难的渊薮，他们将永远无法度过“仇恨-报复的自我堕落之谷”。

逆反心理情结败坏了整个族群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不能很好地利用良好的国家条件和社会制度寻求发展。更进而败坏了自己的性格和理智。

它更被一种不恰当的政治势力利用和支持，不断走向非文化同化的歧路。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与一个人一样，童年经验会深刻地影响他的一生。

这注定了美国黑人族群的悲剧性和灾难性。

“美国梦”是一种理想，相信在美国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的生活。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实现“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

可是黑人来到美国却没有感受到作为人人平等的进取者和幸运者的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价值。

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感受到自由、平等、勇气、创意甚至是奋斗的心性。一个人被严厉压抑着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恐惧和被动的，他不能感觉到为自己而工作，便没有渴望学习和创业的欲望动力，他努力学习的是偷懒无赖、满足欲望、暴力发泄。

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因素铭刻在美国黑人的基因上。

从一开始，美国南方就是一个毫无变化的“永恒的平静”之所。那是一个“种植园主的文化”，所有的生意都委托给市场代理商，依赖奴隶贩子带来的黑人奴隶进行简单的生产，开始时种植稻米、烟草、蔗糖和棉花，后来棉花成了主要的农产品。棉花热导致“为买奴隶而卖棉花”，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成了种植园主全部的计划和意向。

南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但资本主义精神却没有。

这种“美洲代理商制度”使种植园主成为了守旧、封闭和不负责任的人物，他们失去了接触新机会、追求多样性和勇辟蹊径的活力壮志，没有进取心，生活挥霍，僵化的制度束缚着他们追逐利润的手脚。他们只有传统的荣誉准则，要求黑人奴隶驯良温顺，忠心耿耿，他们只想整个南方永远不变，都是同质化的环境。

南方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不欢迎甚至抵制外来移民，因为移民的物欲主义会抢走本地人的资源，他们会带来不纯粹的外来文化，会导致南方的变化，他们定居下来，会产生一种新的努力方式，逐渐成为新的主人。

结果，在南方僵化的农业奴隶制下，黑人族群获得的只是两种文化基因：

1. 非商业精神的保守僵化的、没有进取心和多样性的又是以挥霍为满足的南部白人的心性；2. 奴隶式的劳动死受和忠心耿耿温驯服从的性格。

后来美国黑人整体的问题是由南方奴隶制“制造”出来的。南方白人不把黑人看作移民，认为他们不会被同化，日益把黑人视为危险分子。换言之，南方的黑人没有完成“美国化”脱胎换骨的同化过程，他们把从非洲带来的根性和南方文化的缺陷融合成了自己新的性格，但种下了被当作异类的“仇恨心理”。

开国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都坚定地认为黑人同化是不可想象的，办法只有两种：要么用输出黑人的方法来解救黑人，于是后来就出现了为美国黑人在非洲开辟殖民地利比里亚的计划；要么将他们迁去聚居区，使黑白分离。

这种希望摆脱一种他们自知对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的罪恶，成了美国一种不可消释的心理痼疾。对黑人来说，他们感受到自己始终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外来成分，而仇恨心性使他们开始学会了起义造反。[12]

这两种心性将黑人族群定格在被赶出家园的失落和被奴役的耻辱记忆里，以及被永远看作不可能进化的落后人种的地位。

黑人族群似乎成为了恶性自我循环的同谋者。

自从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的宣言以后，黑人进入了长期的“隔离但平等”时期，隔离使他们进入了自我族群聚居社区的状态，无法获得与白人平等相处和从白人文化学习进化的机会。

早期的美国严格自定义为既是一个移民国家，又是一个本土文化保护主义之国。（内森·格莱泽）这个本土文化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移民进入和限制时断时续。

在早期，开国先贤华盛顿、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都严格规定：实行移民分散混居于本地人中间的政策，使之同化，国会将之确定为一项政策，这一直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基点。分散是同化的关键。

“美国化同化”的定义包括，接受英语，为美国身份而自豪，信仰“美国信念”的原则，遵从“新教伦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和道义上正直）。

但是黑人获得解放后，就没有遵从这种分散混居的政策，长期本族聚居的方式使他们失去了融入美国文化的机会，他们保留着非洲文化和南方奴隶制文化赋予他们的根性。

1965年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年份，平权运动打破了黑人“隔离但平等”的状态，黑人在学业、工作和居住方面融入各个社区。很快，黑人族群在工作和学业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到70年代，黑人中的中产阶级达到了41%的比例。

但黑人族群越来越善于利用大规模运动的形式来提出诉求，于是南方的黑人大量涌向北方，并逐渐集中聚居于几个大城市。每次掀起暴民运动，都可以自动集结成浩大的群体性事件，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利器在手，杀心自起。

这样，黑人族群开始是作为奴隶跟从白人生活，获得解放后实行本族群聚居，平权运动后一段时间与白人混居，之后渐渐又回复本族群聚居状态。

这种处境是黑人族群无法文化同化的严重障碍。

正是1965年开始，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民主党政府，开启了对黑人特殊照顾的福利政策，这种政策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损害了黑人族群自我奋斗和自我负责的心性。黑人中的中产阶级比例越降越低，教育水平越来越差，懒惰、犯罪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来较为成功的黑人都纷纷离开本族社区，白人也渐渐逃离黑白混居社区。黑人族群开始形成了闹事运动的惯性，每次暴动运动后，民主党政府和高等法院都会在政策法令上让步。

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他概括当时的情势说：

“从前，美国是人们希望的灯塔。自由主义者涌现，并组建了巨大的联邦官僚机构，这严重桎梏了自由市场那看不见的手。他们颠覆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处处反对上帝与信仰……他们不要求人们为谋生而努力工作，反而用勤勤恳恳的美国民众挣来的钱去填补福利皇后与凯迪拉克驱动的巨大欲壑。他们不惩罚罪犯，反而教导人们去‘理解’罪犯。他们不关心受害者，反而担心罪犯的权力是否得到保障……他们不提倡美国强调家庭、忠诚于个体责任感的传统价值观，反而鼓吹滥交、婚前性行为以及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他们鼓励破坏传统家庭角色的女权主义运动……”[13]

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移民浪潮越来越盛大，美国出现了严重损害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的势头，渐渐形成了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美国化即种族歧视、人种纯洁性、阶级统治、宗教排斥异己，连英语都主张不学不用，学术界和政界渐渐形成了主流的观点，认为不再相信主流文化的优越性，美国化不可取。

民主党政府实行对少数民族赞助性行动计划，使得少数族群不但保护其种族特性且反而有利可图，鼓励少数族群保持其原籍语言、文化和民族特性，90年代和2000年有75%-85%的国外出生者被定义为“弱势群体”，即使他们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的历史，却照样享受“赞助性行动”。[14]

在此背景下，黑人族群更理直气壮地追求“种族歧视补偿”和享受“赞助性行动”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事情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

有三种心性结合着阻碍着黑人族群同化到美国主流文化中：

对美国白人不可解构的怨恨情绪凝结成了一种“仇恨情结”；张扬“多元文化主义”的平等性和黑人文化特殊的优越性；再也不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优越性和主导地位。

黑人文化的差异逐渐从负面认知变成了正面力量。

强调黑人的优越性，在这过程中，白左运动为黑人文化建构了这样的优势：

例如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的作者）在1957年《异议》杂志夏季刊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白种黑人》，这是战后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文中，梅勒对年轻、自信、坚持自我权利的那些黑人的“嬉皮士意识”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反文化的形式”，他说，黑人文化有许多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应当去做仔细的考察，如反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对生活的力量感，特别是暴力以至革命的作用。

梅勒写道：

“想一想两个年轻人把一个糖果店主拷打致死的实际例子吧，其中就没有有价值的方面吗？我所杀的不仅是一个50岁的弱者，也杀死了一种制度，我侵犯了私有制度，也同警察建立了新的关系，把一种危险的因素引入了自己的生活。”

这是第一次对个人暴力与社会的制度化暴力所对立的东西力图赋予其合法性的精心作品。[15]

《白种黑人》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各种平权运动许多重大事件的证明文献，它对迄今为止被认为不文明的行为和态度，从理论上赋予了正当性。

从此黑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我杀死一个白人，就是杀死了一种制度”的自认为是反抗歧视和报复白人文化的正当心理。

在法国，黑人在示威中打出大幅标语，说根据进化论，黑人是人类的祖先，黑人群体应该享受更多的权利，必须要把生活在巴黎的白人赶走，建立一个全是黑人的法国首都。

当黑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了足够虚幻的自信心和不切实际的骄傲感，他们就反客为主，认为他们才是世界的主人。如果他们不能富裕和成功，就是因为你们的歧视所致。因此逆向歧视和颠覆白人文化的主导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

黑人族群的多数人将自己的劣质文化基因发挥尽致，在妨碍着多数黑人的自我进化。而“优先照顾政策”从根本上毒害和纵容了他们的劣质性。

他们获得优先照顾的地位使他们具备了否定先进文化的合法性理由，而不会觉得自己的愚蠢和荒唐：

其一，野蛮特权的报复：多数黑人个体缺乏自我负责、自治自制的个人成功主义，但却有不能自我控制的懒散、放纵欲望和破坏犯罪的劣质性格，没有成功的黑人除了要求不劳而获的福利特权，更耿耿于怀于结果不平等的事实；

其二，拒绝法治制裁犯罪行为的报复：在他们犯罪时不能特殊照顾他们，那么就是犯了种族歧视罪；虽然黑人被谋杀的绝大多数都缘于黑人族群内部的斗殴和家暴，但是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将自己所犯的罪行归因于别人的种族歧视，白人是他们仇恨的宿主，每一次都找这个冤大头；

其三，智力逆反的报复：CNN报道，6月10日，黑人和左派要求美国所有大学关闭STEM课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他们说这些课程属于种族歧视，因为黑人在这些课程上无法获得好成绩。

自由主义进步派主张“优先照顾”和人道主义关怀就是以“补偿式的种族平等”对黑人仇恨情结的回应。

这种人道主义政治不惜从根本上伤害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从精神心理上挫伤美国精神的尊严，将黑人的非理性和暴力情绪鼓动到反社会的罪恶边缘，制造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冲动。

颠覆“美国信条”的传统价值和正常社会秩序，即涉及到威胁美国国本的根本问题。

不承认“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的优越性，就意味着美国整体的瓦解，以致未来发生多元文化的战争，继而分裂。原来各种多元文化所向往的“美国梦”就会变成“美国噩梦”。

结语

问题的症结是无解的：

白人族群永远要为弥补过去的歧视原罪而付出赎买的代价，一个最优秀的文化与最低端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缘分只要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割席；

“优先照顾政策”的荒谬性很明显，即为了普遍的结果平等而解构美国文明的优势，无休止地要求取消所有等级差别，获致一个纯粹平等世界的欲望，不仅没有现实可能性，只能使文明劣质化，使美国文化异化；

“不论任何教育都不能改变黑人的易激动、没有远见、没有坚决心、不能天长地久的努力的性格。”（勒庞）

在当今这样的高科技时代，尤其是在以“技术主义”为最重要特征的美国文化里，没有文化同化的黑人族群首先会成为“无能阶级”的成员，他们将只能继续在接受“奶嘴乐”的福利安排和暴民运动之间反复折腾。

只要黑人族群的文化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他们就将永远处于社会竞争的失败底层。

2020/07/30

注释：

[1][8]乔舒亚·格林：《道德部落》，P86，P249，中信出版集团，2016-7

[2][11]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P242，P110，高永译，金城出版社，2011-10

[3][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P237-238，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2-6

[4][5][10][14]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第七章、第八章，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8-11

[7]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258，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7

[9][13]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第8章，舒明月、胡晓旭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5

[12]参考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经历》第四编 扎根的和拔根的：南部人--白人和黑人，谢延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1

[15]转引自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P438，杨正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