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出席本次线上两三地学者讨论会！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展望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我认为，尽管“后疫情 时代”是个中国当下议论较多的话题，但由于全球防疫远未能看到尽头，世界的“后疫情时代”何时到来？如何定义“后疫情时代”？目前尚很难说。另一方面，21世纪全球的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也是中日两国不能不思考的时代课题。所以，我今天想从全球可持续安全角度谈谈中日关系。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可持续安全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二是中日两国未来可取的战略选择。
一、全球可持续安全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全球可持续安全，是在世界持久和平概念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它包括两大国际安全领域：一是传统安全，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即如何维护持久和平，避免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问题；二是非传统安全，主题在世界总体和平条件下，人类如何应对非军事的跨国安全威胁，通过较低的安全成本或代价，获取较高质量安全的可持续性。
在人类历史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而热兵器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出现，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后世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和平问题，即传统安全问题。冷战后，以美国及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多场局部战争，使一些国家更加重视国防安全与政治安全。而21世纪以来，全球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突出，有时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使全球可持续安全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战略选择不仅关乎到两国的国运，而且对世界安全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安全视角下中国的安全环境
目前，全球的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局部地区战争、防止核扩散及军备竞赛等重要议题。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美国为首的双边、多边军事同盟利用中国同某些邻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纠纷，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威胁；二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中国国内一些矛盾和问题，内外呼应，影响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三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分裂势力，特别是台湾、香港的分裂势力，分化中国，分裂中国版图。目前，这三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面临的复合型安全挑战。日本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一，美国为首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潜在着“暴力多边主义”的威胁。近来，美国要求北约国家及亚太盟国增加军费，将双航母派往亚太，在南海举行军演，在台海搞抵近侦察。尽管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仍然压倒好战的力量，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假设中国遇到外敌入侵，估计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全面战争；二是局部冲突或战争。前者，不可能是某一个国家在陆地或海上进攻中国，而很可能是新时代的“八国联军”，在海陆、内外、天地同时发难，即暴力多边主义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后者曾发生过在某大国的幕后支持下个别邻国与中国发生边界冲突。目前，在所谓“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似乎认为时机已到，有恃无恐，在中印边界越界占便宜。这个算盘又打错了，结果只不过是让美国当枪使，还会损及自身安全利益。
第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搞制裁、脱钩，只能激发中国人民更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美国这些做法对朝鲜、古巴等国都无效，针对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更不足惧。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历过三次制裁、脱钩，每一次都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难道你制裁、脱钩，中国人就不吃饭，不穿衣，不发卫星上天了吗？没哪回事！今天的中国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具备反制裁、反脱钩的能力与底气。华为5G技术的应用难以阻挡，那些有违世界市场经济规律、民生内在需求的单边或多边操作、长臂管辖，只能自食其果。
第三，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依法治国，保持稳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通过，以及香港国安委、驻港国安公署的成立，是中国国家安全法制化和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对此，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支持，而美国等少数国家则横加指责。这是因为他们原来企图通过香港影响中国内地，实现中国大陆“香港化”的图谋落空了，利用香港作为颠覆中国大陆社会制度的桥头堡功能瓦解了。所以，他们必定从外部 加强对中国的干预甚至制裁，并继续利用“台独”“港独”“疆独”“藏独” 等分裂中国。在传统安全领域，AI技术、太空武器的发展可能改变未来战争 形态。中国始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维护好世界和平，确保主权、安全与 发展利益不受侵犯，努力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二）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复杂、多发，成为全球可持续安全必须面对的现实。20年来，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值得关注的是，三个阶段性 变化和两大现实安全威胁。
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美国2001年“9·11事件”引发的国际恐怖袭击威胁；第二阶段，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金融、经济安全危机；第三阶段，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造成的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无论哪个阶段，中国都没有对别国经历的痛苦幸灾乐祸或横加指责，而是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当前，全球非传统安全面临的两大威胁是：
第一，这次新冠疫情暴发，堪称是本世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第一场世界大战。人类与病毒谁战胜谁的斗争，形成一种全球的非传统国际格局。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形成“隐形一极”，与世界各国防疫形成两极对抗。面对新冠病毒的蔓延，全人类理应团结一致，协同应对，阻断所有病毒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减少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威胁。但在这一重要时刻，一些国家的决策仍然受到权力政治、地缘战略、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严重干扰了全球防疫合作。这导致本来可以得到及时有效控制的疫情，却在某些国家不断蔓延。
近半年来，美国疫情越严重，特朗普政府就越把自身防疫失败的责任归咎中国，这反而导致美国疫情更加严重。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一直埋怨中国没有及时向世界公布疫情，并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近日又宣布退世卫组织（WHO）。这种反科学、非理性决策，必然损人害己坑世界。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10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约达1234.9万例，死亡约55.3万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达 3219999例，丧生135822例，分别占全球确诊总数26%和死亡总数的25%。累计感染病例居界第二位的是巴西。7月10日，美国单日新增病例61067例，巴西新增 42619例，合计占当日全球新增病例的55%。美国和巴西的共同特点是总统带头不戴口罩。结果，7月7日，巴西总统索博纳罗宣布其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7月4日，特朗普宣辩称，美国确诊人数多是因为检测了近4000万人，“美国99%的新冠病例完全无害”，美国是世界上新冠病例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他根本无视此时美国新冠病例的死亡率已超过4%，而韩国则为2.2%，包括 蒙古、越南、柬埔寨、老挝、乌干达等近30个国家是零死亡。他不知道也不会相信，截至今年6月24日，中国大陆的检测人数为9041万人，其中阳性检测占比为0.094%，而美国则高达中国的近10倍。截至7月10日，中国大陆累计确诊病例占世界的0.7%，死亡病例占世界的0.8%。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美国确诊病例累计已达中国37.7倍，死亡总数是中国的约30倍。美国疫情发展前景必将影响今年美国大选的选情。中美关系的调整要看美国大选结果。
尽管美国领导人在防疫问题上对中国出口不逊，但中方基于人道主义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愿望而采取了具有建设性的态度。7月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中美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发出明确信号。他表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救人更紧迫。我们对美国人民在疫情中遭受的不幸深表同情，已经向美国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急需医疗物资。疫情当前，合作为先。我们愿同美方分享防控信息和抗疫经验，在诊疗方案、疫苗研发乃至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而美方应当立即停止将疫情政治化、把病毒标签化，并与中方一道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共同挽救这个世界上更多的生命，共同担负起两个主要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第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世界各国原有防洪排涝工程系统受到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不仅是工业碳排放之过，而且与冷战后从未停止的战争碳排放有关。去年以来，南极北极高温，乾旱造成澳洲全境两个月大火、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火灾、美国加利福尼亚山火等。全球升温，必然导致海平面上升。恶果有三：其一，夏季海水在高温下蒸发形成大量积雨云，随东南季风飘至中国内陆、日本九州等地，遇冷空气化为大量暴雨。其二，暴雨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水土流失，河底泥沙堆积，河床被抬高，对水库和堤防造成压力猛增。其三，海平面上升，导致江河出海口排洪能力下降，甚至出现海水倒灌。这些是全球安全综合治理的大问题，不是哪个国家或政府能解决的，需要跨学科协同研究，使人类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之路。
二、中日两国未来可取的战略选择
（一）未来半年至一年是国际局势潜在重大变化的过渡期。可确定因素是中俄两国政局明朗，两国战略协作关系将加强。不确定因素是美日两国的政局前景。从趋势上看，美国11月大选虽然还有变数，但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在下降，明年美国迎来拜登时代的可能性上升。届时中美之间的矛盾仍会存在，但处理方式可能不同。2021年9月后，日本自民党仍将继续掌权，但安倍时代将落下帷幕。“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仍有不确定性，但日本民族不会无条件接受美国全面主宰，中日矛盾也不会轻易消失，但中美、中日敌对关系也未必是三国的必然选项。中美日三国关系存在重新调整和再出发的可能性。
（二）日本在“后安倍时代”面临的战略选择：第一，日本是修改宪法，成为西方“能战国家”的一员，参与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还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的多边主义？第二，是搞排他性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还是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加强中日区域合作？第三，是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第四，是重走历史老路或与“台独”势力为伍，还是从中日两国关系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和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的争议？第五，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合作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安全关系？
（三）中日作为和平国家推进可持续安全合作，是面向未来的正确选择。回顾中日2000多年交往历史的经验教训，日本在令和时代应该并可以做出的战略选择在是上述五个选项中选择后者，而非前者。中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并非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而是历史延续至今的中日两国人民同日本右翼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中方将坚持不懈地推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策。既要珍惜两国老一辈促进战后和解与合作的努力，也要针对日本出现的错误甚至是危险倾向坦诚指出，讲明中方的原则立场；对钓鱼岛归属等卡在日本民众心头的症结性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详细而耐心地说明并持之以恒。
对中日两国来说，可持续安全是本，本立而道生。在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两国共同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规定的各项原则至关重要。中国强大起来绝不称霸，而履行“济弱扶倾”的天职；日本在历史、台湾、领土问题上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中日就会迎来美好的明天。中日在处理钓鱼岛等两国之间棘手问题时，从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思路出发，也许可以找解决缓解或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和办法。
（四）中日应多做有利于对方国泰民安的事，日本应妥善处理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法后的中日关系。《中日和平友好》第一条规定：“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然而，针对香港国安立法，不仅日本右翼势力予以攻击，日本政府表示“关切”，自民党外交通过决议表示反对，日本共产党委员长也横加指责，称此事属于所谓“国际问题”而非“中国内政”，担心香港的人权问题。这是傲慢无礼的双重标准。日本作为友好邻邦和法治社会，应该教育国民了解中国相关法律的内容并在香港境内自觉遵守。
须知，如果类似香港的黑暴势力在境外支持下公然搞打砸烧，暴力捣毁议会，企图颠覆政权，分裂国家，在日本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日本刑法》第81条“诱发外患罪”规定：“与外国勾结诱发对日本行使武力，或已知将被行使武力而予以合作的犯罪行为，法定刑罚只有死刑。”该条死罪使用与外籍人。日本《自卫队法》第三条规定：“自卫队为捍卫我国和平与独立，保持国家安全，以针对直接侵略及间接侵略保卫我国为主要任务，可根据需要维护公共秩序。”日本的所谓“间接侵略”是指：“因外国教唆或干涉而引起的大规 模内乱、骚扰。”对此，日本自卫队在发生警力难以应对事态时，可以出动维 持治安，并可使用武器。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立法和严厉的罚则，日本60年代以来才没有发生大规模内乱。同样，以往中国在这方面立法的缺失，也是造成1989年内地、2019年香港内乱的原因之一。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实行“一国两制”，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所以更需要补齐防止外国教唆而引发内 乱的法制短板，防止“间接侵略”发生。日本有人指出，在冲绳主张“琉球独立”并不受法律制裁。是的，因为冲绳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1879年之前是有约500年历史的琉球国，后来被日本强行吞并，为换取清政府认可日本吞并琉球，日本外务省甚至还主动提出把宫古群岛和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清政府则 认为“琉球自古一国”，瓜分琉球不仁不义，未予接受。所以如今冲绳民众自发谋求“琉球独立”或“琉球复国”只要不有损社会治安，日本难以取缔。香港则完全不同。需要中国警方关注的恰恰是外国教唆、纵容、支持中国境内破坏治安的行经。
（五）日本社会需要了解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的事实，而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日关系发生经济关系紧密而安全关系对立的扭曲现象，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日本在领土认知问题上的第一个纽扣扣错了。如果不正本清源，不仅中日民间感情难以根本改善，两国还潜在发生冲突的危险，并引发外交全局的对立。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这很可能中日关系的一个死结。日本最大的自我误导主要有两个：
第一，日本政府为证明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而编 造出1895年以前钓鱼岛是“无主地”，然后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秘密窃占钓鱼岛说成是根据“先占”原则合法占有。这就是扣错的第一个纽扣。其实，日本 官方文献在甲午战争前20年一直认定这些岛屿是中国台湾东北岛屿，而非属琉球。其证据链包括日方无法抵赖的1873年日本海军省编撰的《台湾水路志》、1874年日本海军省、外务省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图、1892年日本海军省编撰的《支那海水路志》。日本社会只有了解这些基本史实，重新扣好这第一颗纽扣，才能理顺整体对华认知，产生平衡感。
第二，日方所谓长期实际统治这些岛屿纯属虚构。日本1895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台湾期间曾对钓鱼岛做过民间殖民开发，但根据1945年日本政府和昭 和天皇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无论《马关条约》前后，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因而日本对钓鱼岛的50年殖民统治归于非法无效，必须同台湾一道归还中国。1945年至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期间，钓鱼岛根本不在日本实际统治之下。1970年日本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谈判时，因美国将这些岛屿管辖权交给日本而一起中国海峡两岸反对和美国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保钓运动”。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时与周恩来就搁置钓鱼岛争议回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政治默契及共识。迄今，日本官方人员从未在岛上常驻或建立国家界标。2012年日本野田内阁“购岛”后，中方在钓鱼岛领海常态化执法巡航等，更谈不上日本有效控制这些岛屿。日本政府和媒体指责中方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无任何法理依据，只能严重误导日本国民对中国产生敌视或受害意识，给中日关系埋下祸根。
（六）尝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有利于中日两国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全球防疫方面，日本采取了有别于美欧的做法，防疫效果好于欧美。中日两国国情不同，难以采取完全一样的防疫措施，但防疫规则基本相同。如果中日两国能求同存异，守望相助，相互借鉴，便可以为两国及全球的共同防疫、综合防疫、合作防疫和可持续防疫做出贡献。又如，针对常态化防疫，如何在防疫中复工复产复学，在复工复产复学中防疫等，中日可以共同切磋，彼此合作，加强中日韩三国的相关交流与合作。又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态安全方面，中日两国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在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方面的合作潜力与需求巨大。日本政界、政府内的友好人士、民间和平力量、经济界，潜在着推动日中友好合作的巨大能量。今年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10周年，伴随中国在未来10－20年进一步发展壮大，中日关系有可能迎来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