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典型的双城记

我在日本度过了二十四年的少壮岁月。其中五年是在日本的精神故乡京都留学，十九年在产业化、国际化的先进港口城市神户任教，看到了非常不同的日本图像。正是京都与神户的不同生活体验形成了我的日本观和日本缘。

京都的知识考古：政治多重结构

1984年10月初，我到京都留学，恰值恒武天皇做出把都城从奈良迁出决定1200周年，京都举行了各种盛大纪念活动。京都（平安京）是公元794年建成的，到明治维新为止的一千零七十余年，一直为日本首都。从定都到镰仓幕府创建的将近四百年，史称“平安时代”，从隋唐引进的中国文物逐渐本土化，出现了书道、茶道、花道、香道、武士道、阴阳道，建立了以天皇为顶点的律令制国家。但是，从1192年之后，政治实权转移到幕府，天皇只负责祭祀以及撰写情诗。直到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力推社会体制改革的下层武士阶层喊出“大政奉还”的口号，利用天皇进行全国动员，宫廷的价值取向才从文化转向政治。从1868年开始，天皇中断了那种持续了六百七十多年的吟咏生活，骑上白马从京都走向东京，走向充满血腥味的战争，最后走向美国军事占领以及宪法体制革命。

先后投映到京都的律令政治与幕府政治，或者说科层制与封建制，构成了日本秩序深层的双重结构。前一种历史记忆，形成了中央集权和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后一种历史记忆，为圈子文化、小集体主义以及本位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两种资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分化和重组，演变出单一制里不同派阀之间的合纵连横以及政府机构的省厅本位现象。派阀、省厅之间的竞争和整合，成为国家秩序形成和维持的重要主题或者特征，成为提高治理绩效的驱动装置，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和省厅之间的竞合围绕资源的利用和发展的绩效而展开，是解读日本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线索。另外，比较集中的、稳定的、强大的行政权与比较独立的、封闭的、权威的司法权相结合，增强了国家秩序的稳定性和正当性。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往往善于把任何一种比较重要的聚合缘分都转化为可持续性社交关系的契机。于是乎，不断增殖的小集体互相交叉重叠，并巧妙地与现代自由结社的有序化机制相衔接，呈现出具有日本特色的团体自由主义体制。

京都还是体验和感悟日本传统文化精髓的最佳景点。春天，如云的樱花掩映哲学之道，盛开三四天后便随着溪水流逝而去。落日余晖看山樱，在短暂的灿烂中发现人生价值是嵯峨天皇发起赏樱大会的初衷。秋天，红叶和黄叶把逶迤延绵的东山渲染得像锦绣那样绚丽多彩，与寺院的寂静和沧桑感相映成趣。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典型、最纯粹的日本人，他们对四季的自然变迁以及形态、氛围具有与生俱来的纤细感性。他们的语言非常委婉柔和，分为敬他语、自谦语、郑重语以及简略语等等，因具体的场景而不断变化用词和声调，以至于需要再三琢磨其真意。他们非常讲究日常生活的仪式和优雅形态，似乎要把一切都变成艺术品，包括死亡和送葬活动的美感。他们最重视的是情绪，还有气息、色调、模样、搭配的品位，在河原町四条的老铺街、在东山竹林深处的禅堂茶室、在鸭川岸边的乐池舞台，都保留着诸如此类的风流雅韵。他们总是试图在永恒的自然与短暂的生命的反差、张力以及无常中捕捉刹那的奇妙和价值，所以不断追求一种超日常的幽玄意境。这种精神结构似乎与逻辑或者理性无缘。

所以，制约日本社会的是一种基于特定场域的“情动秩序”，其目标是圣德太子标榜的“以和为贵”。评价一个人举止是否得体、行为是否合规的标准除了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之外，还有所谓飘渺的“空气”，即在特殊语境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涵义。“读不懂空气”的人，不能根据周围环境和感受而“自肃”的人，在日本是不受欢迎的，甚至需要通过“霸凌”的方式、通过“村八分”（共同体内部集体制裁）的方式让他们明白和服从规矩。这种极其微妙复杂的“空气”是通过私下传达信息以及逐步加强的群体共振形成的，随处可见的饮酒会以及小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构成最重要的媒介和催化剂。因此，日本人特别重视面对面的沟通和经常保持联系，以免被疏远。中国人分别多年仍然可以凭借身份认同迅速恢复密切关系，但日本人却唯恐因为联系少了会变得日益陌生，所以经常进行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表敬访问”和“挨拶沙汰”。通过这类机制，日本产生了一种非常强有力的集体主义。由于多民族性，中国所强调的集体主义其实有些装模作样，真正流行的倒是在集体框架下的个人主义。但日本的集体主义是名副其实的、无所不在的，是一种融化个性的精致集体主义，甚至有时会出现“见群龙无首，吉”那样的局面。当然，有时也会产生所谓“共情伤害”，强化抑郁和焦虑的心理症状。

从神户看日本的自由、理性以及效率

神户的景观与京都完全不同。作为地标的“异人馆”，还有星罗棋布的教堂、领事馆、高尔夫球场、咖啡厅、外资企业，显示这里是西欧现代文明的最早登陆点之一。明治维新的功臣伊藤博文，曾经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在神户就任兵库县首任知事，推动日本最早的蒸汽机车、铁路隧道在此出现。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神户曾经与伦敦、纽约、汉堡并称世界四大海运港湾。因此，这里的文化气质从整体来看是自由开放的、明快的，强调功能和效率，与现代国际大都会东京一脉相承。1995年1月17日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神户迅速启动了重建工程，我作为外国居民代表参加了复兴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目睹了一些方案的出台和实施。每一项重要举措都有非常详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且如期大功告成。神户大学有些教授在地震刚结束就到现场进行调查研究，不久就发表了大量的报告、论文、资料集以及专著，从不同专业视角具体考察和分析了地震的影响和重建工程的得失，令我深感钦佩。在那个非常时期，日本官僚、专家以及市民的冷静、细致、坚韧以及有条不紊的计划理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日本，不仅高铁“新干线”、列车和地铁，连市内巴士的到站和出发时间表都是精确到几点几分并且准点运行的。这种机器般的精度大概连德国也未必都能达到，在我知道的范围内，只有花园城市国家新加坡才可以与之媲美。从飘渺的文化氛围（和魂）到严密的产业机器（洋才），这样的惊人跳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从感性的京都到理性的神户，这样的社会转型以及盆栽式“和洋折中”的混合制靠什么运作自如？在我看来，日本秩序深层的多重多样结构及其各种关系的重新组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中央集权的行政指导下，派阀、省厅、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就像玩魔方那样不断进行试错的调整，以图寻找某个更优格局。集体之间的竞争、维护集体的荣誉、来自集体的问责，就构成最基本的动态。在这个过程中，聚合化的集体主义确保资源的越境动员、充分利用以及合理的再分配，分散化的局部互动则确保整体运作的动力、灵活性以及比较优势。持续的关系有利于计划理性的渗透，而网络化的场域则允许微观层面的博弈活动，通过情境思维使规范的适用具有弹性，也更符合实际情况。那种传统的纤细感性，在产业市场经济中被转化为精密的设计、高质量的生产、周到的服务以及严格的职业伦理。那种“村八分”、“霸凌”甚至“空气”，在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原理的作用之下，都反过来成为商誉和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记得在我刚到日本时，雪印公司的系列乳制品席卷全国大小店铺，是消费者的最优先选项。后来因为有一次使用了刚过消费期限的牛奶进行食品加工的事件，雪印公司顿时名声扫地，几乎所有的相关企业都在舆论和集体不买行为的压力下宣告破产。现在进入超市或者百货店的地下一层食品柜台，几乎根本看不到这个品牌的任何乳制品了。就在不久前，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日益严峻，日本政府决定用专机从武汉分别接回侨民，一位负责首批撤侨工作的官员被认为采取的隔离举措不妥当，激起舆论的谴责声浪，最后在2020年2月1日上午以死谢罪以维护自己和集体的荣誉。看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人都感到震惊，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但在日本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显然，武士的荣誉观、切腹惯行以及共同体内部的柔性制裁在当代日本被转化成一种极端化的责任感和无形的问责机制，使得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都倾向于对自己分内的工作精益求精、做到极致。因此，像开往温州的高铁事故发生后不待查明原因就被掩埋、像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段时间里出现地方官员击鼓传锅无从问责的现象，同样也会反过来让日本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

从京都到神户，从传统到摩登，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千两百三十年来日本社会变迁轨迹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律令国家、幕府政治、文化本位的宫廷、王政复古，还有统帅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国家治理形态的多重结构，宛如一只法制的万花筒，在固有的棱柱之间不断演变出各种秩序模样，变幻莫测却又万变不离其宗。日本人固有的纤细感性和仪式感与西欧现代文明的工具理性和法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种高质量的、更加精致的产业经济模式和现代生活形态——在这里，情绪被扬弃，纤细与理性结合；神秘的仪式、形状被转化成法律的形式要件和严密的体系。从对美籍钻石公主号豪华邮轮的处理以及官方答复海内外媒体的质疑，我们也可以充分感受到当今日本的冷静、谛观，还有比较绵密的医学考量以及法律概念的计算。

实际上，在一百五十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日本似乎对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或者美国的各种制度设计胚胎一直进行着真空培养，使日本俨然成为现代法律知识的实验室或者百货橱窗。立法者和行政机构根据实践需要比较不同方案，对复数的排列组合和实施方式进行仔细推敲以及选择，进而实现应用方面的决策优化或者创新。或许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法学理论、政治体制与欧美并无二致，但在结合世界大势和国情的应用方面却下足了独自功夫。正是这些富于东方智慧的操作，才让现代法治之树在非西欧的文化风土里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社会风险不断增大、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这种细节之中的法律技术诀窍更值得我们再三玩味和借鉴。

2020年2月18日写于避疫旅次

作者：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