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着力从制度批判和价值观批判两个维度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强调实现社会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我国学术界虽有论述和研究，但总的看还显得较为零散，系统整理、论述和评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当代生态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一问题展开的。在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上，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认为，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中心主义的上述观点实际上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的价值评判者和价值主体的观点，而代之以“生态”为价值主体的观点。与之相反，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则强调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生态运动得以维系的内在动力和基础，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的任何感性偏好都看做是应该予以满足的。只要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中的“感性偏好”替代为“理性偏好”，生态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所阐发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不赞同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脱离制度维度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作的辩护。他们一方面坚持生态运动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坚持应该在新的制度基础上，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进行重新解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如下三点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首先，生态中心主义仅仅只是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视角，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结为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没有看到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由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忽视了社会制度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因而陷入非历史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中。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看做是“错误的态度和价值相结合的‘工业化’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内在于古典科学和或许也内在于基督教和父权制中的态度和价值。……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指责和自我道德化的、等同于无法理解的废话的抽象。……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危机，只有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点入手，才能真正找到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其次，生态中心主义不具备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在理论性质上应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从理论上看，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把人类置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的地位，强调人类不具有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特殊权利，进而要求平等地考虑人之外的存在物的权利，“这种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2]。此外，生态中心主义要求颠覆传统人际伦理学，要求将道德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其理论根据就是“自然价值论”。但是问题在于：生态中心主义不仅面临着如何从自然科学的“是”推出“应该”，从“事实”推出“价值”的理论难题，而且对“自然价值论”的内涵缺乏明确和统一的界定，并且缺乏科学的论证而主要诉之于人们的体验和直觉。“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它的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然是否赋予本身以价值，我们作为人类只能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谈论自然]以及它试图建立一个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趋势。”[3]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反人类主体、反人道主义以及诉之于直觉的神秘主义倾向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理论的性质。

最后，生态中心主义在其生态价值观支配下强调地球优先论，“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4]，最终走向了反生产主义、反经济增长和反科学技术的迷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中心主义的上述主张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而且是立足于生态学的价值立场否定人的生存权利，特别是穷人的生存权利，这种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无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都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和人类中心主义绿色思潮抛开制度维度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理论内涵的重新解释是建立在制度批判的前提下的。因此，他们强调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任何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后果是由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没有看到“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为，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5]，不懂得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价值观的变革及作用。要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用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必须坚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像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类的需要”[6]。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价值观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的]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7]只不过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其特殊的内涵，具体而言，其一，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服从资本利润动机和物欲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8]。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虽然也强调“以人为本”，但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是指生产应当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本。“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9]

二

生态价值观必然会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对此，西方绿色思潮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本身与生态危机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其运用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效应。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新的理论内涵，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作辩护；另一方面又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关系这两个维度探讨了建立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和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强调建立人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实现科学技术走向合理性的关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与指导它运用的近代人类中心价值观的内在缺失紧密相关的，在他们看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控制自然”的概念，它根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中。在西方古代宗教神话中，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这种矛盾体现在他们既认识到技术和工具对于提高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作用，又对科学技术运用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控制了’为控制自然而发明的那些日益复杂的工具”[10]。同时，他们把自然看做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因此这就要求在利用自然之前人们要通过礼仪表达对自然的尊重。但是，西方的基督教则阐发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其他宗教神话的教义，即上帝创世宣布了人类对地球的派生统治权，使“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11]。对于西方基督教是如何强调人类相对于动物和自然万物的优越性，英国学者基恩·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一书中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其一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人们把人类的优越性看做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核心，强调人类是上帝所有工程的核心，因而世界就是为了人类而创造出来的，“每一种动物都要为人类某种目的服务。如果没有实用目的，也有道德与审美目的。”[12]其二是在基督教教义的鼓励下，人们把科学研究的目的看做是为了战胜其他物种，从而把文明看做是对自然的征服。其三是认为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因此“人类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美丽，构造更完美”[13]。由此不同角度夸大人类的某一特质，如语言、理智、道德责任意识等，以便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就成为哲学家们反复讨论的问题。近代哲学家培根将基督教教义的上述理念进一步系统化，不仅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且使之成为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培根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系统阐发突出体现在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更加清晰地阐发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并区分了“科学”与“宗教”的不同，由此导致了人们对“自然”态度的根本变化。培根指出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意味着人类同时失去了道德清白和对自然万物的统治权，“科学”和“宗教”则分别是人类恢复道德清白和对万物统治权的工具。培根所作的这种区分不仅消除了人们对于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控制自然会妨碍宗教的疑虑，而且使得人们把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控制自然同促进社会进步等同起来，使得“大量的悠闲和享受是建筑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基础上的”[14]信念迅速传播。上述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进步观导致了一种新的自然观的出现，即从过去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关注自然的宝藏。这种对待自然的实用态度使得人们热衷于研究那些能够控制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因为“认识自然只有通过精细的观察和实验室控制等缓慢而单调的艰苦工作才能获得。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精密科学与控制自然的期望越来越紧密地统一起来，它的发展最终将达到没有任何离开科学技术的其他控制自然的方法的状况。”[15]由此，“控制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人们把“控制自然”的程度与人的能力和自由看做是一回事。“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16]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化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操作和被操作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自然的异化。这是因为，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资产阶级对根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其一是他们把“科学理性”简化为“技术理性”，把对有关人类极终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归结为一种虚幻的形而上学予以批判和抛弃，从而把知识等同于技术，技术的功能就在于如何控制自然，使之服从于人的需要；其二是他们改造了“自然”的概念，把近代以前的“有机自然”改造为服从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机械自然”，从而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化为机械的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纳入到其现代性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中，鼓吹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进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但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维护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集团的利益的，这就意味着技术在西方社会的运用不仅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它还会必然导致对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从而造成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论述。其一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原则的维度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通过商品交换获得利润，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虽然是以自然系统为基础，但是“自然”并非是其生产的归宿，因此技术运用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加以使用。“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态技术将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17]其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经济功能的维度看，技术进步虽然能够降低对资源的损耗，但是由于技术运用是服从于资本追逐利润的，因此技术进步的结果最终不过是加速了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源的耗费过程。其三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社会政治功能的维度看，技术既是控制自然的手段，同时也是控制人的手段。这是因为，一方面控制自然“意味着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一特殊范围内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18]。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和高度集中紧密相联的，这既意味着生产决策和管理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人们不得不屈从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也意味着不断扩张和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势必日益紧张，最终体现为生态危机。

可以看出，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科学技术看做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的是技术运用的方向取决于指导其运用的价值观的性质及其制度基础。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并不在于限制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适技术运用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关系的合理化是技术合理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伦理。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着力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第一，由于技术运用的方向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实现技术合理化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前提和关键。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始终是围绕着资本获取利润这一目的展开的，技术运用是遵循着以“核算和效率”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只能是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手段。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是遵循着以人和自然共同和谐发展的“生态理性”，由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益于生态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上”[19]。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既不会限制经济增长，也不会限制技术进步，“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如果说不是被异化的，它们是解放性的。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它们无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此，它必须被社会主义发展所代替，其中，技术[a]是适应所有自然[包括人类]的而不会对它造成破坏；[b]强化了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20]第二，必须重建一种新的技术伦理，促进技术运用的合理化，这种新的技术伦理一方面要求重新赋予“控制自然”新的内涵，即“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技术革新和运用使“自然”服从人的非理性的物质需要，而应理解为把人的非理性欲望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使其主旨集中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21]。另一方面，新的技术伦理还要求摈弃那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开明的人类利益为根据，切实考虑人类和生物圈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之外其他生物的需要和利益，实现人类需要和生物圈的自我平衡。第三，必须对技术进行有选择性的运用，用“软技术”、“绿色技术”，如指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代替资本主义“硬技术”，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硬技术”对生态具有较大的破坏性，而且“硬技术”的运用总是与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自然的统治和人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代之以“软技术”才能保证技术运用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三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不断强化同资本主义社会所奉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正确处理人的需要、消费、劳动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对于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和缓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22]。消费主义价值观所鼓励的消费并非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鼓励一种“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要求把“消费”当作人们自我价值实现和幸福体验的唯一方式。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所鼓励的“消费”是与人的真实需要无关，而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制造和控制的“消费”，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必然导致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和整个社会的物欲化，从而强化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他们由此进一步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当代盛行的原因及其危害。

在他们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当代西方之所以盛行，主要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其生存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主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资本获取利润，其生产遵循的是以“计算与核算”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性。资本从获取利润这一目的出发，抛弃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念，并宣扬“越多越好”的价值观念，把占有金钱和商品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的成功和幸福的标准，从而把人们的兴奋点牵引到消费活动中。第二，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它必然要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由于当代西方社会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危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资产阶级就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向民众许诺提供越来越新、越来越多的商品来实现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使人们沉醉于消费活动中淡化其政治意识，另一方面满足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的需求。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广泛存在的异化现象，使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感受不到劳动创造的欢欣和自由，于是人们就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和消费活动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形成了“劳动—闲暇二元论”的异化消费现象。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当代西方盛行的原因，而且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必然带来的生态后果，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消费主义价值观使人们不能正确处理需要、商品、消费、劳动和幸福的关系，使得人们把对商品的疯狂占有和消费看做是满足的唯一方式，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物欲化，这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这是因为，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宣扬的“消费”并非是基于人的真实需要基础上的“消费”，而是被资本所控制和牵引的“消费”；它所消费的也并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象征性，即通过商品消费来证明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基于这种异化消费基础上的生存方式不仅意味着人的异化，而且它必然导致人们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从而加大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强化生态危机。其二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行使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功能。这是因为，资本总是倾向于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多的利润的，但是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这就意味着不断扩大和刺激消费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不断制造以服从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新的需要，使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而丧失对现实的批判否定意识，同时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得以不断扩张。但是，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同有限生态系统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并体现为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宣扬的高生产、高消费的生存方式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蕴涵着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契机。这主要体现在当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宣扬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时，人们就会反思异化的生存方式的合理性，从而改变那种将幸福寄托于消费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当然，要使这种变革的契机变为现实，必须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变革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体系，使之“非官僚化”和“分散化”，其目的在于使工人参与生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体会劳动创造的欢欣，消除“劳动—闲暇二元论”，改变把满足寄托于消费活动中的做法，明确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中的思想，从而克服异化消费，理顺需要、消费、劳动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其二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代替高生产、高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要改变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人们集中居住在城乡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废物的处理都依赖复杂而庞大的系统”[24]的高生产、高消费的理想生活方式，把人们对幸福的体验引向劳动过程中而不是消费活动中。但“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也决非是要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艰苦环境中，更不是要反对市场、商品和商品交换，而是要求利用技术和工业的积极成果，为人们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创造富有吸引力的多种满足方式。

四

总的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坚持的是建立在追求集体的长期利益以及人类和生态和谐发展基础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这不仅是因为生态中心主义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理论上难以得到严密科学的论证，更因为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人本主义的，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穷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其二是建立在资本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但是需要批判和否定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决定科学技术运用方向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制度变革实现人和人关系的合理性是保证技术运用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不是要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与人和生态的和谐发展统一起来。其三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理所当然对于解决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要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就应当破除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理顺需要、消费、劳动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中而不是消费活动中去寻找满足和幸福。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批判和科学技术批判是从属于制度批判的，这根源于他们探讨当代生态问题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是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虽然他们在对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上的具体理论观点有所区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思维方式上却具有一致性，即脱离制度维度抽象地探讨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是非历史的和抽象地探讨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他们的这些探讨虽然对于人们反思自身实践行为的后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认识不到当代生态危机的真实根源在于资本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因此，他们不仅无法提出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现实之路，甚至模糊了资本为解决生态危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分析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强调只有联系制度维度才能正确说明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因此，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合理协调人和人利益关系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生态价值观才能真正确立，技术运用才会遵循生态原则。立足于制度维度展开价值批判和科学技术批判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根本标志。

第二，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突出体现在把它归结为一种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绿色理论，但事实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种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绿色理论，它在本质上是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这是因为，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看，他们强调不能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价值观问题，更不能因为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而陷入到反科学技术的迷途中。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由制度所决定的人和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危机，因此，与西方绿色理论仅仅拘泥于抽象价值观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必然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反复强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资本的本性，反复强调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代表现形式，以此为基础他们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它是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必须从如下三个维度展开，其一是生态文明理论建设的制度维度。这不仅要求我们应当破除由资本所主导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秩序和全球权力关系，维护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实现生态问题上的国际公平和正义，而且还要求我们必须在生态问题上建立合理协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利益关系，使生态文明不仅仅停留于抽象价值观的说教，而真正落实到现实层面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其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维度。具体说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使技术和工业的成就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的和谐发展。其三是生态文明理论建设的思想资源的维度。应该说，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引进和借鉴西方绿色理论较多，体现为认同西方中心论或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观点，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蕴涵的生态文明理论资源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因而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西方化”的倾向较为严重，如何结合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生态文明理论，实现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是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48页。

[3]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7页。

[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48页。

[5]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41页。

[6]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40页。

[7]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54页。

[8]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40页。

[9]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0]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1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28页。

[12]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3]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第21页。

[14]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8页。

[15]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71页。

[16]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44页。

[1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18]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122页。

[19]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36—337页。

[20]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55—356页。

[2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168页。

[22]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00.

[23]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24]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