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蔓延，成为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它凸显了人类共同命运的处境，可以帮助人们增强对这一处境和态度的共识，促成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但在各方的孤立化应对和激烈争执中，这一共识也可能遭到削弱，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重识“命运”　勇于担当

笔者一直是在古希腊悲剧的意义上理解“命运”这个概念。希腊人所理解的命运一般都是厄运，他们承认“命运”有它的无常性乃至盲目性，认为人的幸福并不总是有一种恒久性，人需要正视已经降临的命运，不惊恐，不慌乱，由此才能够产生后续理智行为所需要的镇定和冷静，从而做到勇于应对和善于应对。对于降临于自己的命运，我们并不是只能无所作为，而是可以起而抗争，哪怕最后抗争失败，坦然接受也是一种精神的德性。

中国古代的“天命”概念也有一些因素与这个“命运”的概念相通： “天命”不是完全由自身因素带来的天降“运命”，而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德性来自觉担当的“使命”——虽然古人的“天命”在王朝和君主的意义上可以指好运，但早在三千多年前，西周统治者就认识到这好运若无担当和负责的德性，也是要失去的。

如今，我们谈到的“人类共同命运”或“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和古希腊人所理解的“命运”显然有不一样的地方：希腊悲剧所涉及的主要是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它往往只需要个人应对。而今天人类所遇到的命运危机则远非某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就能应对，需要人类的协同合力。由于全球化的事实和观念，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地球村”的时代。面对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和灾难，全人类需要协同合作才能根本解决，如现在这场在世界各地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国家闭关锁国就无法繁荣发展，而一个对外开放、繁荣发展的国家，哪怕是自身控制住了疫情，也难持续自安，更不要说全球经济的重创、世界贸易的停滞、全球生产供应链的中断，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同样严重受损。一个处在非世界经济中心地带的小国或还可以偏安一隅，一个大国却不可能独善其身。

认知与共识

这次新冠肺炎虽然致死率不是很高，但潜伏期比较长，没有出现明显症状的患者也能广泛传染人，具有高度隐蔽性。这就强调各地人员乃至各个国家必须实施相当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此出现的问题就是：不仅拥抱和握手需要避免，平时的社交和聚会也要暂时停止。在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需要某种隔离的时候，如何坚持和强调一种“人类命运共识”？我们如何做到“身隔而心不隔”，如何加强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指责？

疫情终将过去，只是可能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但我们要尽量减少这种代价，且尽可能地收获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认知与共识。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只指向一个国家，而是落在人类的共同疫病。我们不希望这场灾难发生于自己，也不希望这场灾难在其他国家肆虐。警钟是为所有人而鸣，而不只是为一部分人所鸣。

当我们谈到熟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时，作为地球上的人类，其范围是既有别于比这范围更大或有异的群体，如外星文明；又有别于作为一个个国家或更小的社会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个政治实体。但不管怎样，面对这样一场仅靠一个国家努力无法消除的疫病，加强各个国家的联合协作而非分裂对抗这样一个方向不仅是值得肯定的，更是需要努力在观念上坚持和在行动上贯彻的。

这里主要是谈在观念和舆论上坚持和推进人类共同命运的共识，或者可以说，倡导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也就意味着要努力首先建构一个人类命运的“共识体”，然后才能达到一个“合作体”。灾难是一件我们需要尽量避免的坏事，但如果已经发生了，则可以作为一个推进人类命运共识的时机：人们容易在类似的患难时期，或者说对所有人发生的灾难中形成共识。这些共识有对“事实”的认识，包括对一些变化中的新事实的认识，如对人类目前患难与共的处境的认识，对正在改变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新认识，等等。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有关态度或者说“应当”的认识，这也就是道德的共识：我们如何在面对共同灾难时弥合过去的分歧或消除对抗的心理，而努力协同互助？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中不仅和平共处，还携手合作，甚至在疫情过后也能将这种合作成果和意识巩固下来？

那么，这一涉及态度的共识是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共识就是生比死好。我们需要努力保全人的生命，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其次，面对这样一场严重的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合作比对抗好，协同比分裂好，互助比排斥好，尊重比歧视好，这也应该可以成为大家的共识。这样一些共识一般不会遭到原则上的反对和否定，但在人们具体的实践和权衡中，却很有可能会出现背离这些共识原则的行为和言论。

求同存异　携手合作

现实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是促进和凝聚共识，而是刺激或激化矛盾的言论。但无论如何，现在可能是最需要“求同存异”的时候。无论哪个国家，都应保障国民的生命安全，但方式方法可能不同。我们要更注意其同，而不是关注其异。或者说，注意差别也是为了借鉴和分享经验，包括从自己和别人犯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我们有当前紧迫的共同危机需要克服，有一些共同的生命安全目标需要实现。

在应对这场疫病时，各方都要避免只关注自己的孤立主义行为，反对那种有损共同抗疫的单边主义或霸道言行，当然这种反对也还是要朝着促进求同的方向，而不是朝向扩大对立的方向。这就需要各方以自我反省为主，而不是以指责他方为主。作为一个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国可以率先而行，从我做起。这不仅包括政府自身如何言行，也包括如何引导民间和社会的舆论。我们需要强化合作意识和人类共同体意识。歧视和排斥并不仅仅是以国界划线的。我们每个人虽然同时具有各种共同体的身份，对这些身份也有不同的权重，但是肯定不宜忘记这一环节：我们是一个人，不管肤色、种族、国籍和居住地区，我们同属于人类。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不会更多地考虑自身的生命安全。一国政府无疑首先要对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起责任，但是在行为上不能只顾自己而不顾及他人，更不能以邻为壑。原则或者说“经”是明确的，但一落实到实践就会有一个“权”的问题：也就是各个方面的权衡和各种因素的权重。只要一进入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权衡的问题，政治家们则更是如此。他们需要权衡各种保全生命政策的可行性、成本和收益、更优先地保护哪一些人，以及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和其他也会影响生命的问题之间的平衡，等等。因为，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当我们面对世界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医疗资源就更加紧张，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造成其他可能危及生命的更严重问题。而由于各国的国情民情不同，也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对策。一国国民的某些性格特征、生活的习惯性、自律性和科学素养、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认识、政府的权力范围和动员能力，等等，内含在方方面面的差异都会造成政府抗疫方式和政策的差别。所以，对其他各国抗击疫情的办法不要急于妄加评论和贬斥，更不要有得意和自大之心。因为这很容易造成分歧而不是促进团结。而且，病毒还正在扩散，各种对策的成效并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并且也应该将成本考虑进去。甚至可以说，最后可能人们还是难于判定出一个普遍绝对的最好对策，因为这后面还有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会起作用。一些比较好的对策可能只是对某国来说才是最好的。

如何做到尽早发现感染者并进行有效隔离，如何找到减少死亡的有效药物，乃至尽快研发出预防的疫苗，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在寻找特效药物、研制疫苗方面，我们大可以倡导各国的科学家和专家们进行广泛的合作和共同的努力。即便研发和生产疫苗可能会有涉及经济利益的竞争，但也还是有合作的余地，或者说各方从各自优势的方向努力也是一种合作。至于在其他领域，就更是有合作的广阔空间。虽然一个防疫的整体模式并不能完全照搬或者说“作业”完全照抄，但还是可以互相借鉴经验和成果，互相支持与援助。今天，面对这一场尚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人类特别需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今后人类还会继续遇到新的全球问题和危机。新的公共卫生危机仍会出现。人类将有怎样的未来，人类文明如何接受各种命运的挑战，将是我们今后需要面对的问题。人类文明的长久存续之道，端赖于人类提升自己的自控和协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