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中会”是文革高潮中湖南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虽然它只是一个省会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影响仅及于湖南，但由于与海内外文革研究者历来注目的湖南“省无联”、与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大名鼎鼎的杨曦光（即后来在学界同样大名鼎鼎的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都有着密切关系，其当年活动中隐藏的历史信息很值得史家挖掘。由长沙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长沙文史》18辑所载“红中会始末”一文，便是近四十年前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昆明贡献的一份珍贵史料。惜乎因篇幅所限及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叙事简略、粗陈梗概、难窥全豹。笔者也曾是“红中会”成员，拟就个人记忆所及和友人提供的情况联缀勾勒，冀能补李文之憾于万一。
文革初期长沙的中学红卫兵组织
文革中湖南大规模造反风潮的第一波起自高干子弟云集、信息渠道畅通、历来对政治敏感的长沙市一中。
1966年6月初以中共湖南省监委（现今称纪委）鞠处长、市委统战部王化中部长为首的省市委联合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运动，不久即与学生党员谢若冰、黄杏英等人产生分歧。谢、黄认为，工作组有为保校党总支书记张林（张在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即因不堪重压而自杀）而将斗争矛头引向几位知识分子校长之嫌。连续贴出多张言辞激烈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指责，但却遭到省市委支持的工作组压制。当时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投闲置散的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蔡艾卿少将之女也在一中读书，蔡从女儿口中得知情况后，当着某位与其女儿关系密切、对政治亦有一定兴趣的一中同学（高干子弟）大发议论，意思是：湖南的运动不正常，第一书记长期蹲在农村，大小事却都由赵冰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说了算，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等等。可湖南是农业省，时值“双抢”大忙，第一书记下乡再正常不过。蔡将军这番话是因洞晓天机还是信口开河或别有用心不得而知（从日后的表现看，此公确实热心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也因此没少遭罪）；谢若冰、黄杏英是否据此决定了下一步行动，当事人也未曾与外人道，反正他们于8月初即潜赴上海转北京向中央告状，湖南造反行动的大幕就此拉开。
8月14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5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8月18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
次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8月21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随即，自中宣部副部长任上回湘复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下车伊始便赴湖南大学发表讲话，称“一来请罪，二来造反”、恭维“湖大空气与众不同”。造反学生扬眉吐气、士气大振。
8月29日，以带头造反的谢若冰、黄杏英、胡宜民等人为核心的“毛泽东主义（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立，标志着与保守派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对立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正式登台。
谢若冰等人在北京的举动令省委恼怒不安，因当时赴京出席中央全会的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曾亲邀这几位“小将”游颐和园、吃西瓜，以示亲热，并授以吃瓜秘诀：要想甜、先吃咸——嘴里含块盐吃西瓜，吃得又多又甜——意在招安，却遭冷遇。而谢若冰等人回长后的动作，则更令省委心慌胆寒。眼见招安未果，只得改“抚”为“剿”，矛头直指谢若冰。
谢出身干部家庭，父谢介眉为省政协副秘书长、母谢巧瑜为省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说“这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自然不会少；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长保军”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于9月24日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9.24”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在此形势下，背负“黑帮子弟”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于是，谢遂退出“造反有理军”，并于10月28日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躁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有传言说，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潜规则，便是须不能承认谢的父母是“黑帮”）。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
另有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曹阳高为首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亦属造反派，但旗帜不鲜明，高层缺决断，人数不少、影响不大，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内部分歧严重、终致解体，不复存在。
“二。四批示”与“红中会”的成立
1966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
拥有百万成员的湖南当时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及“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在湖南影响甚大的“首都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高飞、高继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洪飙等）、“北航红旗”（张清泉等）驻长沙联络站，及南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暴建云、代述国、陈玉兰等）均迅速站到了“井冈山”一边。而由胡宜民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却持有与谢若冰及“井冈山红卫兵”相反的态度，坚决地站到了“高司”一方。
湖南造反派在保守派的“长保军”、“赤卫队”、“八一兵团”土崩瓦解的1967年初，产生了第一次分裂。
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提上议事日程，湖南围绕“夺权”展开的新一轮两派斗争日益升级。由于湖南省军区在造成“高司”与“湘江风雷”彻底翻脸的“1.15”大会上明确支持“高司”，派性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局势渐呈白热化。1月20日，省军区执行中央“1.20”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但这不但没有能平息风潮，反引起更大反弹。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二个战斗队，立即针锋相对地报以“夺权必夺军权”这一在极左派中亦属尖端的口号。至此，矛盾已无法调和。枪刺，在“高司”派飘扬的旗帜后隐隐闪现。
有必要指出的是，“1.20”电报乃文革中一大奇案、悬案。电报公布时便版本不一，有说此电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也有说是中央军委发出，还有说是军委文革发出，又有说是叶剑英办公室所发，甚至有叶办交首都三司转发之说。但不管怎样，电报是被执行了，“红旗军”的贺孟宣等人进了监狱。可奇怪的是，半年后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当众表示：中央从未发出过“1.20”电报；更奇怪的是，湖南势力颇大的反周派竟也未对此事穷追猛打，任此真假莫辩、却被认真执行且对造反派杀伤极大的电报事件消于无形。难道他们真不明白，无论是周恩来公然否认，还是湖南军区矫诏捕人，都是做揪后台一类大文章的好题目。
进入1967年2月，随着军队“支左”介入文革，全国形势出现变局：河南“二。七公社”、武汉“工总”、四川“反到底”、“8.26”等造反组织，先后遭到军方镇压。
“湘江风雷”也未逃脱厄运。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杨曦光（“夺军权”成员）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
“高司”的战果是巨大的，但却是脆弱的。
就在大抓捕的高潮中，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发表了坚持与省军区对抗立场的声明；后来组成“文攻部”的另一批一中学生，则开始了积极的地下活动，不加掩饰地为“湘江风雷”鸣冤叫屈。湘江中学学生顾新绪等人，更于闹市中心，贴出挑战“高司”与军区的大字报，扬言“等着抓”。就在“高司”的亲密战友“造反有理军”内，也有人拒绝胜利者的荣耀。早在“1.15”大会后，以“造反有理军”三中军分部汤建平为首的一批骨干，就另组“红色造反团”与“高司”分道扬镳，“二。四”批示后，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军区。
2月7日，在批判“湘江风雷”头目的大会上，一批与其观点相同或相似甚至立场模糊但与“高司”有一定距离的组织，被得到省军区支持的“高司”强迫倒旗，引起轩然大波。会后，遭羞辱的“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旗工人”等组织发出强烈的抗议声浪。
2月25日，又有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局势进一步紧张，“高司”夺权的计划受到抵制。
为了整合各自为战的中学造反组织为一支能与省军区、“高司”抗衡的力量，进而达到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长沙的中学造反红卫兵酝酿成立统一组织。
3月9日，部分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在省展览馆聚会，“红中会”（全称为“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参与成立会议的发起组织和主要出席人员为：
“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李昆明、刘建成等；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吴正元等；
“红旗统战联盟”的谢麓山；
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共产主义红卫兵”申学崧、黄杏英、李筑银等；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
会上讨论组织简称时原拟称“红革会”，但时值上海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遭镇压，一中学生李筑银提出反对意见，遂定为“红中会”。
3月12日，前次会议部分主要与会人员，在长沙市干部文化学校再次聚会，议决由五家发起单位各派一人组成“红中会”领导机构——总勤务站。他们是“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因谢长期未到岗遂改为李昆明、而同样由此一度空缺的一把手则由申学菘担任），“红旗统战联盟”谢麓山，“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一中申学崧，五中吴春林。
谢麓山后因故退出“红中会”，在7月举行的“红中会”代表大会上，增补刘建成为总勤务站成员。
3月12日的会议决定将3月9日定为“红中会”成立日，并通过了袖章、旗帜的设计方案，还决定出版机关报《长沙红卫兵报》（该报先后由周永航、祖勇、易浪负责，共出五期），同时通过了对时局的宣言。此宣言的发表，是“红中会”正式登上湖南政治舞台的标志。在宣言中，它毫不隐晦其敌视省军区和“高司”的政治态度，但出于策略考虑。却并未亮出意在推翻“二。四”批示的底牌，而是强词夺理地将其解读为“中央批示只讲了湘江风雷有反动头目、而并未将整个组织都定为反动组织”，因此，一开始就公开了否定“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观点。
3月18日，“红中会”在文华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此，其活动开始产生较大影响。
“红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概况
“红中会”成立初期，人员以原“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成员居多，三中、七中、十中、十一中、十六中、十八中、邮电学校、电力学校均为其建制单位。其他学校则为原“井冈山红卫兵”等下属组织，也有一些为反“高司”的独立战斗队。其主力战斗队、总勤务站活动骨干及各校负责人为：
一中“齐卫东”等（这几个组织几经重组，最后定型为“齐卫东”、“夺军权”、“新共工”、“擎旗”、“小老虎”五个战斗队，即日后的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组织的申学菘黄杏英、李筑银、熊爱珍；
二中“旭日东升”兵团李峰、伍明、史中信；
三中“农奴戟”汤建平、潘建国、汪卫东、王琪、周一知、马里佩；
四中“红旗”刘某、陈某；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李枝荣、黎敏中；
六中“反到底”周某；
七中“5.16”吴正元、王福林；
八中“韶山人”、“锷未残”刘建成、肖坚、肖高立；
九中“飞鸣镝”、“重上井冈山”李昆明、肖志达、李祝双、李泉生；
十中“战犹酣”刘闯；
十一中“风雷师”杨卫华；
十二中谢麓山、周永航；
十四中“红旗”贺美如；
十五中戴某；
湘江中学“东彪”、“井冈山人”陈东海、杨大庆、黄公亮；
湖南师范学院附中易浪；
十六中胡乐多、周美芝；
十八中罗志强；
邮电学校刘彪；
电力学校祖勇。
“红中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行动，是大规模的下厂串联。在长沙汽车电器厂、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新华印刷厂、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等大小工厂乃至岳阳、衡阳、株洲、湘潭的工矿企业里，都有“红中会”成员活动的身影。4月7日反“高司”的湘潭“红造联”成立时，汤建平、谢若冰还前往祝贺，并由汤宣布了“红中会”、“井冈山”等组织发起的再封《湖南日报》的“特大喜讯”。
汤建平如此欣喜若狂是有道理的，因为1967年4月7日的再封《湖南日报》，是“红中会”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当时形势的一个重大转折，是“高司”由顶峰向谷底滑落的拐点。在此之前，《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实力本处下风的“红中会”、“井冈山”等，以小击大、以弱敌强、几经拉锯，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竟将其拿下，自然很长志气。更重要的是，此刻工人造反组织“工联”的成立尚在酝酿之中，各大厂矿的造反派工人与“高司”的斗争原本处于各自为战、分散抵抗的阶段，而以此事件为契机，纷纷亮出旗号，很快形成了统一阵营。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就是在此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高司”的政治立场，并以此为旗帜，得以集合了全市各大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此后不久，在“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的大力协助下，长沙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联”宣告成立，长沙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对工人进行活动的同时，“红中会”等也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与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4.7”再封《湖南日报》后，梁春阳于煤炭厅办公楼内，约见“红中会”负责人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时，就明确地面授机宜：要搞大动作，造成大影响。
4月22日，章伯森、梁春阳领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带动了从省委到基层一大批领导干部，投向造反营垒，湖南文革形势大变。
随着形势好转，“红中会”亦不再隐瞒其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一夜之间，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标语刷满全城，尔后的五一大游行中，翻案口号喊得最响的也是“红中会”。
5月9日，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19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
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气焰更盛，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却大不以为然地回击：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口气更硬：走着瞧！
由于双方均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局面僵持。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围魏救赵，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恰逢此时中央文革又发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电报，绝食斗争借机遂告结束。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别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红中会”孤军深入，派出一支文艺宣传队至河西荣湾镇进行反“高司”演出，结果引起冲突，未果而返。
6月6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孤悬河东的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数人死亡，长沙城内气氛极其紧张。当晚十时，市公安局掌权的“高司”派组织“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原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为首），面临流血冲突态势，竟全部避难躲进省军区，使市公安局几成空城。次日，不明真相的群众蜂涌而入，使公安局大院如同任人出入的集市，很多市民深感不安。“红中会”获讯即迅速组织队伍进入公安局，把守住各进出口，初步控制了局面。入夜，成立不久的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派员接管市公安局，“红中会”办完移交事宜后即退出，文件档案、钱粮财物无一损毁遗失。
进入6月，因“工联”对“湘江风雷”平反持消极态度，“红中会”与其关系开始冷淡。而赴京谈判代表名单中，有大局将定方临阵倒戈来投的原“高司”派成员“8.19造反有理军”，却无“红中会”、“高校风雷”，更是引起纷纷议论（李昆明当时的解释是：“红中会”将名额让给了省水电厅副厅长贾镛）。不过，“红中会”仍然继续参加了由“工联”牵头的大多数活动，如“6.6”惨案后在《湖南日报》召开的一次各组织联席会议上（黄振东主持，唐忠富、汤建平均出席）决定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办公地点为省体育馆），“红中会”即派人参加。
中央“八。十决定”为“湘江风雷”正式平反后，长沙城内报复打人成风，不少“高司”派成员遭到迫害。“红中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抓人打人，同时重申纪律约束其下属组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这股歪风。
由于江青以中央文革负责人的名义号召“文攻武卫”，“红中会”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由汤建平负责指挥。
7月23日，湖南医学院武斗中，一名十六中红中会成员阵亡。
9月初，汤建平率百余人随“湘江风雷野战兵团”西征涟源，途中遇伏，汤腿部中弹，随征的红中会成员三死四伤。青春少年空洒热血、无辜殒命，给生者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惨痛记忆。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正式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局势渐趋平静。“红中会”参与了“省革筹”初期的工作，汤建平任职省革筹宣传组。随着与“工联”裂痕加深，“红中会”于10月初撤出了派驻省革筹的工作人员，并参与组建“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至此，“红中会”与主流派（“工联”）的决裂已不可避免。虽然仍是湖南文革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红中会”历史上最风光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红中会”与“极左派”
林彪在1967年10月24日于北京接见驻湖南的47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时说过：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
显然，林彪所指的“极左派”，就是“红中会”一类组织。而“红中会”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确实是“极左”。
红中会的极左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炮打周恩来，二是组织“省无联”。
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及北京“5.16”兵团等激进红卫兵团体的影响所致。其在理念、思想方法、心态三个层面，均有明显的表现。
从理念上说，“红中会”陷入了已成思维定势的“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的传统泥潭；而且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高烧不退、头脑发昏，以至一时失去了正常辨别、判断周围事物、事件的能力。如林彪的“10.24”讲话明明是指责“极左派”的，某些“红中会”成员却宣称“当今‘极左派’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又如“极左”明明是当时当局花大力制止和纠正的倾向，中央、中央文革诸人的多次讲话都是明证，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更对此有集中阐发，但“红中会”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从不讳言自己“极左”。新鲜的是，其中某些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李祝双、三中“新思潮”派马里佩）常挂嘴边、津津乐道、自我标榜，引以为荣的竟是毛泽东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令常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此中深意何在？是无产阶级天然就“左”？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益革命？当然，毛泽东确实历来对“左倾”的批评都温情脉脉（王明除外）——他甚至认为犯左倾错误者是对党“忠心耿耿”——上面那段话也如此。但批评毕竟是批评，不是表扬、更不是鼓励；据此而一味求“左”、为“左”而“左”，岂不糊涂。
从思想方法上说，某些“红中会”成员十分主观，往往以揣测代替分析、以传闻代替事实。如高层斗争、毛周关系，时过四十年之今日，也仍无人敢断言已弄清楚。但当时有人却凭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学生、以反周恩来为宗旨“5.16”兵团主要负责人）、印东兵等人的小道消息，认定有“‘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周恩来是文革的下一个打倒目标”。再如“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发出：“八。十”决定也经毛泽东首肯，可就有人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妄自断定镇压“湘江风雷”、扶植“工派”压制“湘派”，均系周恩来所为。
附带说一句，湖南的反周势力还有省话剧团“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宋绍文一脉，其源头据“长沙工人”头目张楚鞭称为北京的军艺“星火燎原”。宋在北京谈判期间，多次向张灌输反周思想，而宋因故提前离京时给“高校风雷”刘荣华留有一封长信，谈的也是这类问题。至于宋绍文与某些“红中会”成员的活动是否重合甚或交叉互动，笔者未曾与闻。
在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上，“红中会”也表现得极其主观。如经过七、八、九三个月的急风暴雨，刘少奇事实上已被打倒后，毛泽东“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于言表。他发出“现在论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指出“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肃王、关、戚，等等，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而“八。十”决定只将“左派”桂冠授予“工联”，尤说明控制局面的实力与造反精神相比，更为高层所看重。但一中杨曦光却想当然将此态势比做二战后苏联与美英之间的妥协，他按“六经注我”的套路，引用毛泽东当年所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的一段话：“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意在证明毛、周在上层的“妥协”，并不要求“省无联”在下层放弃其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至于把“省革筹”与“省无联”比做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把“省无联”的存在视为文化革命有可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保证等等，其越过真理，就不是一步两步了。
认识上的主观武断导致了心态上的盲目自信，而一连串的成功经历，更使这自信发展到了自我膨胀的地步。“红中会”的发起组织一中“齐卫东”的领袖，曾只手擎天，揭开湖南文革造反的第一页；也曾挽狂澜于既倒，完成了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这一为不少人看来是不可完成的任务；1967年元旦前后“齐卫东”以炮轰陶铸之举，登上湖南文革舞台，也处于全国领先之列。他们中有人曾很认真地宣称：我们是通过搞刘少奇发现了陶铸的问题，通过搞陶铸又发现了周恩来的问题。也许正是炮打陶铸一炮命中，使其自认为已是百发百中的神炮手，自信周恩来早晚将成自己炮轰之下的亡灵。可事实上，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又能掌握了多少足以致周于死地的过硬的材料？他们又有多少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材料？但是，穿上红舞鞋的舞者，是欲罢不能的，何况他们并不欲罢。萦绕其心头的，只有“何时缚住苍龙”（据说黄杏英将此名句题写在其《毛选》扉页上，想必既是明志、亦是励志）的宏图远志。“八。十”决定发表两天后，“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的声明就出了笼。也许当局暂时对此未加追究，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北京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代表的会场上，黄杏英等公然当着周恩来的面，要求只向戚本禹单独汇报，尽显年少轻狂之态。周撂下一句“小将们不信任我，散会”，拂袖而去。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来自“5.16”兵团、“齐卫东”等的影响，“红中会”的决策层决不是被动接受的，既不是受欺骗，也没有被裹胁。至少在“红中会”的中上层，有着与“齐卫东”等相同的思想基础（这反映了文革中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笔者在《思想史视野中的省无联与“新思潮”》中已略有涉及，有条件时将专文论述）和组织资源，这样他们才会踩着同一鼓点跳舞。如某些人以“红中会”的名义来炮轰周恩来的动议虽被总部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否决，但整个“红中会”负责人和骨干中，却只有周永航等个别人非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而“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事件后，“红中会”那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表明的只是“此地无银”。
与北京激进团体的联系，“红中会”也自有相当稳定的渠道，如北京印东兵从1966年秋来长沙活动时起，就长住“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后又被“红中会”倚为客卿，羽扇轻摇，也是重要消息来源。“5.16”兵团成员来湖南，李昆明、汤建平均出面送往迎来，热情接待。1967年8月24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砸“延安公社”抓“5.16”分子，与长沙一中“齐卫东”成员唐亦安同被困现场的，就有汤建平。
当然，“红中会”与“齐卫东”等，某种程度上毕竟还是同中有异，如绝大多数“红中会”骨干对杨曦光的理论研究，虽然关注、同情，但并不完全认同，三中的汪卫东一度还有与杨“商榷”的打算。只有马里佩、陈某（四中）等一小批“新思潮”派，追随杨曦光左右，并贴大字报炮轰“红中会”总勤务站的“走机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嫌“红中会”左得不够。同时，杨曦光曾与于1967年秋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查报告”这一大事，“红中会”就未曾参与组织，而纯为杨的个人行为。
“红中会”与“省无联”
参与组织“省无联”并随其垮台，是作为极左派的“红中会”的宿命。
“湘江风雷”平反后，其与工联的矛盾陡然升级，湖南造反派出现第二次分裂。“省无联”本是“湘江风雷”派用于对抗“工联”派的联合组织，但因周恩来在武汉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多数组织宣告退出。因此，它基上仅是某些极左小团体和“湘派”中陈本望（五金工具总厂工人、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头头之一）一类失意者、游离分子的集合。
首先，它的成员结构非常杂乱，既有高校风雷、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这类纯由大学生组成的精英型组织，又有长沙二机械厂“虎山行”、长沙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对外作战部”一类小单位的势单力薄的工人造反个体户。甚至，还混杂有如晶湘玻璃厂某些流氓分子在内的“东风近卫军”。
二是不定型，不少“湘派”组织虽然声明退出，可从上到下都有人与“省无联”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社会上某些专事“反迫害”或要求落实某些具体政策的小团体，也被视为或自封为“省无联”、却又无人出面澄清。由于组织边界模糊，以至后来为了将“省无联”凑成中央定性的“反革命大杂烩”，竟将参事室张伯伦（75岁）、席楚离（85岁）等一帮因对某些与当时政局无关的具体问题有意见而扯旗造反的民国遗老，也贴上了“省无联”的标签。
三是松散，省无联虽有周国辉（“高校风雷”）、张玉纲（矿冶“井冈山公社”）、孙君森（水电部长沙勘探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小组”）一干活动分子，却无稳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明确分工。只见知名度最高的周国辉到处做报告，嘴巴十分快活。因此，除了时起时伏的舆论攻势和宣传战，“省无联”没有也无力挑起大的事端或制造大的事件，即便是两名中学“红造会”成员在省委大院因误越警戒线被军人枪杀的“10.21”血案，也没有被扩大为震动全局的风波。
由于“省无联”形象不甚整齐且组织涣散无力，“红中会”对其活动不算热心，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很少出席其会议，多是派周一知等为代表接洽联系，周则曾为“省无联”起草过“9.30”声明。但是，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的，却有“红中会”成员杨曦光，他的一纸《中国向何处去》，导致了“省无联”的丧钟响起。因此，作为“省无联”中一支成建制、具规模、有实力的队伍，“红中会”是逃不脱失败厄运的。
顺便一提的是，那些先是参与组织“省无联”而后又退出的“湘派”组织头头，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湘江风雷”的高层头头张家政、李仲昆又再一次进了监狱，身为省革筹小组成员“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长沙工人”张楚鞭，也在后来成立省革委会时，失去了本可能得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红中会”与“工联”
前面说过，“工联”的成立与初期的发展与“红中会”有着密切关系，二者也维持过不算短的蜜月。特别是在宣传舆论方面，“工联”一度基本仰仗“红中会”。如“工联”刚成立，“高司”就抛出一篇曲解列宁有关著述而文不对题的文章：《打倒工联主义》，“齐卫东”当即反唇相讥，报以《揪出列宁主义的叛徒》。而至少在北京谈判开始前，“红中会”内部的大小会议上，都还可以见到唐忠富等“工联”领导人的身影。
“红中会”与“工联”的分歧，起于“湘江风雷”问题。
如前所述，“红中会”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湘江风雷”翻案。“工联”对此，起初也并未表示异议。
但“工联”是经过大半年运动反复洗牌后形成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根基牢固、阵容整齐、领导层相对得力，又内有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一帮谋臣策士打理日常事务，外有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省委机关“永向东”战团指点迷津（“永向东”头目尚春仁的夫人柳敬台乃长沙汽车电器厂监委书记，想必很方便对身为“工联”主要头头的该厂工人胡勇就近指导），更兼章伯森、梁春阳等省级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甚至华国锋都在赴京谈判登上飞机的一刹那，发表声明，亮相支持“工联”），因而，其组织发展势头很猛，迅速据有了长沙地区几乎所有重要厂矿企业，“高司”势力逐次退回校园。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央正提倡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工联”的组织形式正符合这一方针，于是市值飙升，行情看好。胡勇、唐忠富很快便明白形势有利，权力宝座唾手可得，但想必也有了睡榻之旁岂可任他人酣眠，坐大的“工联”不容他人分羹之考虑，总之，对为“湘江风雷”翻案一事，日显冷淡，借口则是“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所发，推翻“二。四”批示会令中央文革下不了台（唐忠富到“红中会”发表看法时，持此说最力）。这一来，自然令“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极为不满。
1966年6月3日晚，在市总工会为次日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一事的各组织联席碰头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由于“工联”坚决反对第二天的行动，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欢而散。“工”“湘”矛盾自此肇端，“红中会”与“工联”的关系开始降温。但在中央正式表态之前，也未发展到分裂地步，7月初南郊武斗之际，“红中会”吴春林还曾会同“工联”核心头目雷志忠，冒着弹雨亲历现场，也算是尚能同生死吧！
中央关于处理湖南文革问题的“八。十”决定以后，“工联”霸主地位已定，身边又新有了“8.19造反有理军”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中会”不再重要。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工联”确也并未放弃对这个昔日小战友的争取。1967年秋，“工联”与“红中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发表纪要，共同重温战斗岁月，表示重新修好之意。可在释放完最后一丝温情后，彼此便陌如路人，关系降至冰点。
“红中会”与“井冈山”
作为“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谢若冰，是成立“红中会”最积极的发起者，曾多次出面串联。但“红中会”正式树旗之时，“谢司令”不知为何却又推翻日前曾达成的共识，不愿削平“井冈山”的山头，而是要与“红中会”并存。还声称留有“井冈山”可以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声势。基于谢若冰在文革历史中形成的地位，“红中会”曾给她预留了一把手的席位，但她却从未到职视事。虽行动上她十分活跃，组织上却处于游离状态，为此，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其间，她又写信给“井冈山”成员李亚雄（九中），指示其稳住张振洪（二十三中）等一批初中生，守住“井冈山”不放。但当时“井冈山”主力却已流失严重——中学生多去了“红中会”，佘大川、冯美琳、冯美瑛等中坚分子亦回一中另立山头，周国辉等大学生则组织了新的组织“高校风雷”。谢若冰便指示李亚雄陆续发展二中“红铁拳”、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以及后来的长桥中学“战恶风”等不少组织作为“井冈山”的新成员。可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井冈山”的新部属在工、湘矛盾中却基本站到“工联”一边，令谢十分尴尬。
形势稍见明朗，即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斗争曙光初显之时，谢若冰便回到“井冈山”，并代表“井冈山”参加了北京谈判，直到最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完结而安然退场。
虽有这一段故事，“红中会”与谢及“井冈山”的友好关系却始终未受太大影响，直至文革结束，二者基本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井冈山”虽然退出了“省无联”，但其炮打章伯森之举，未始不是对“红中会”的间接支持。但是，若当时谢若冰入主“红中会”，结局又会如何？谁的命运会改变`？是谢，还是“红中会”？
“红中会”与“红造会”
1966年3月19日，刚发起成立了“红中会”的“齐卫东”又集合校内反“高司”组织成立“一中红造会”（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随即引起连锁反应。各校反“高司”的纷纷组织揭竿而起，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盛况空前的是二中，大小山头过百，单“井冈山”就有三支互不统属的战斗队。僧多粥少，教室不够用，连猪圈都被打扫干净用于“战斗队”办公——而且不少组织有成建制加入“红中会”的愿望。这本是“红中会”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可其决策层却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竟想推广一中模式，即以“红中会”为核心筹组与领导各校“红造会”，其他组织虽可参加“红造会”并接受“红中会”领导，但不能加入“红中会”。此议一出，立即引起普遍不满。因为在一中行得通的事，在别的学校却根本行不通。因为一中的谢若冰、黄杏英、申学崧文革前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中又首先造反，颇有威信（黄杏英一度甚至被同学们戏称为“老佛爷”），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其他各校，却绝对没有形成这样核心的基础。于是结果是各校“红造会”虽成立了，“红中会”却被挤了出来。而且“红造会”迅速成了一个与“红中会”一字并肩、平起平坐的新组织。而在一中，这种大一统的局面的维持也不到半年，“红造会”一分为三，还冒出一个搅局的“斗批改革联”。
有趣的是，将各校“红造会”串联成全市性组织（一中除外）的，却是“红中会”的弃将谢麓山（十二中学生）。4月7日再封《湖南日报》后，在“红中会”于十六中召开的一场内部会议上，熊爱珍（一中学生）不知为何（笔者那天迟到，不明此前发生过什么事）当众厉声指责谢麓山，声称“不是‘红中会’的就请出去！”同作为“红中会”总部负责人的申学崧、李昆明、吴春林，却在一旁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于是，谢麓山拂袖而去，只有汤建平追出会场劝慰了几句。此后，“红中会”再不见谢麓山这位元老的身影。究竟是谢麓山早就心怀异志暗中组织“红造会”而被逐于“红中会”；还是他因受辱一怒之下遂起分庭抗礼之心、另起炉灶？对笔者而言是个小小的谜。
奇怪的是，后来谢麓山在“红造会”中，又如同在“井冈山”、“红中会”一样被边缘化，掌权的成了二中的李德等人。
日后的工、湘矛盾中，“红造会”旗下，只有二中、七中等学校的组织倒向“工联”，多数则与工、湘二大派均保持距离，与“红中会”关系也不坏。
“红中会”与“红专会”
在长沙的中专、中技学校中，另有一个“红专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专业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其负责人和活动分子为刘志明（省劳动技校）、宋子羽（省交通技校）、刘彪（省邮电学校）。该组织的部分基层单位与“红中会”重合，具有双重组织身份。“红专会”的观点、行动甚至结局也与“红中会”完全一致，可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倒霉在一起。
“红中会”与“10.24”联络站
林彪“10.24”讲话之后，一中“红造会”文攻部（何克建、王亚平、彭维轼）、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张武本、杨石钟）、七中“韶山兵团”（黎海蛟）等，组成以“反极左”为宗旨的“10.24”联络站。该派覆盖面不算广，但笔杆子多、战斗力强，很得“工联”欣赏，他们也始终站在“工联”派及胡勇、唐忠富一边。
“10.24”派（包括某些与其虽无组织联系但观点相同的组织）的核心层在“二。四”批示后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红中会”。一中“红造会”文攻部的表现，前文已有介绍，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则通过醴陵“新一中”，自始至终影响着当地造反派与“高司”派及军方对抗的活动。其与“红中会”重大的不同，乃是不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少了许多乌托邦观念，思考比较现实，所以对中央高层斗争、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相对接近实际，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也许，因为同是为老造反派的缘故，“红中会”与“10.24”派虽观点不同，彼此却都比较客气，无正面重大冲突，对“8.19造反有理军”的不欣赏态度也较一致——只有七中例外，该派的“韶山兵团”与“红中会”冲突不断，两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红中会”的吴正元还险些由此丧命。
“红中会”与“8.19造反有理军”
原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骨干的汤建平拉出队伍参加“红中会”一事，令“造反有理军”十分恼怒，他们当即组织“揭老底”战斗队，“揭发”汤及其他“红中会”骨干均是“长保军”旧部。事实也确实如此，“长保军”成立之初，尚无“造反”、“保守”之分，连“造反有理军”本身，都是从“长保军”中造反而出来的。因此，此时“造反有理军”方面，以此来攻击队伍中新产生的分立者，并无多大威力。相反，“造反有理军”内部的动荡越来越激烈。“二。四”批示后，幼儿师范学校学校邢银英又带走一批人，另组成“红革会”，宣布与“高司”派决裂。但从日后的情况看，这像是“造反有理军”一号负责人胡宜民针对当时微妙形势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因此后不久，胡即率陈振国、陈国斌与同出十二中的范春兰、张春利分家，另行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19’长沙造反有理军”，“火线起义”倒向工联。后者则仍以“长沙造反有理军”（为表示立场坚定遂自称“钢长造”）名义留守“高司”营垒。而邢银英的“红革会”很快就回归了“8.19”，邢银英也始终受到胡的信任，以至在决定“8.19”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人选时，胡还有将已毕业分配工作的邢，予以召回推荐的打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有影响的老牌组织的头号负责人，竟然带着大批主力另立一个与原组织对抗的新山头，这样的事，在文革的群众组织派战中并不多见。其中奥妙，“8.19”三中军分部的负责人曾对笔者透漏过，即双方分家时，胡宜民与范春兰、张春利等实有默契：不论将来哪一方获胜，均无条件收编对方余部，以能始终保全“造反有理军”组织为重。
这种说法，似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高司”派垮台后，不但“钢长造”的溃兵大都归到了“胡军长”的麾下，就是原来独立的铁杆“高司”派组织二中“红旗”，也戴上了“8.19造反有理军”的袖章。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生叹，象这种类似现代期货交易中“对冲”保值操作的手段，竟可用于政治斗争；而当年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居然能无师自通地予以熟练运用，实为文革中的奇事。
不知是韬略深藏，还是担心遭“后至之诛”，“‘8.19’造反有理军”“起义”后一段时间内十分低调，不事张扬，直至北京谈判前后方开始活跃。此时正值“红中会”开始与“工联”方面生怨，见昔日冤家摇身一变且日渐得宠，便认定其是“投机”、“下山摘桃子”，情绪极大、怒不可遏，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红中会”仗人多势众，占有上风，象围攻“‘8.19’造反有理军”成员，覆盖人家刚贴出的大字报、标语之事时有发生。而在二中、十一中、湘江中学、十六中等被“红中会”控制的学校，喊得山响的“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也变成摆设，新从“高司”改换门庭来的“‘8.19’造反有理军”下属组织，根本无法回校落脚。但是，由于有“工联”的支持，“‘8.19’造反有理军”的忍气吞声并不长久。当年秋，他们便开始了反击。双方各以一名“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红中会”刘建成、“8.19”陈振国）为主将，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论战，都操一口“九评”（中苏论战时中方的九篇评论文章）腔，煞有介事地争论“分歧的由来与发展”，把点点芝麻绿豆说成比天还大。
但是，由于紧跟“工联”及胡勇、唐忠富，“‘8.19’造反有理军”笑到了最后：胡宜民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黄韧（四中）出任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学红代会一把手。而“红中会”却仅有李昆明一人，做了市革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
“红中会”与红“3.30”
1968年3月上旬，中央文革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被打倒。这两件看似全无关联的事件，被陈伯达合称为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回合”。3月30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江青一句“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给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定了调子，“红中会”也等来了最后一次出场机会。
“3.30”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
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佘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佘大川以一中红造会“3.30”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3.30”联络站（简称红“3.30”），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佘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但是，此时湖南造反派发生了第三次分裂，政坛再生变局。
掌权的“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挑战胡勇、唐忠富及其身后华国锋和47军的权威，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形势一时十分怪异。
如站在梁、尚一边的红“3.30”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8.19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奇怪的是，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子还在一年前“高司”与“工联”、“湘江风雷”的派战。
由于省军区全力支持“高司”，导致省内各级军分区、人武部也深陷派性泥潭。中央“八。十”决定虽然调整了省军区的领导班子，但地、县两级人员变动不大——倒是个别支持“工联”“湘江风雷”的干部（如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弘强），被以种种理由清洗——而且都进入了各地“革筹”并握有重权（特别是县一级），在全省15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中，原军分区负责任人就占了9个。由于这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1.24”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其中最突出的有景林（常德军分区政委）、巫海清（湘潭军分区司令）、“孙眼镜”（凤凰县人武部长）——孙曾被树为“支左模范”，事迹上了湖南日报。
景林初到常德时，不显山不露水，批“省无联”时搞派性却十分积极，他一只手把造反派往死里整，一只手扶植已与“高司”派合流的保守派。1983年因负有命案而遭处决的段远来（时已任常德卷烟厂党委书记），即是当时起家的原“高司”派头目。巫海清则身为湘潭地区革筹主要负责人，长达半年大小会议安坐如山、一言不发，而“1.24”后则峥嵘毕露，派性报复下手极狠。
众所周知，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1.24”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因此江青所说的“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确非空穴来风。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47军军长黎源，也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十分严肃地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但客观地讲，这种情况，显然也并非“工联”头头胡勇、唐忠富所乐于看到的，胡、唐也无力对此负责。
而省会长沙的情况与外县相比，则大不相同。“高司”残部虽组织过一次要求平反的游行，但却除招致《湖南日报》的严词指责外，无人理睬，翻案无果。至于在批“省无联”时打击面过宽、连带批了一些造反派是肯定的，但这是几十年政治运动形成的惯性使然；借机泄愤、挟嫌报复、栽赃陷害者也不乏其人，但在文革的大环境中，这是些反复上演、司空见惯的常规剧目，尚不至于动摇长沙主流造反派的根基。
退一步讲，就算长沙真到了右倾翻案、“老保”复辟的地步，“1.24”后同胡、唐一样弹冠相庆的梁、尚又何能辞其咎？在批“省无联”时发生的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中，他们哪样落过后？如到三中、四中抓马里佩、陈某等“红中会”“新思潮”分子的，就是日后梁、尚派干将余信谦手下的新华印刷厂“工联”组织。
在如此犬牙交错的形势下，红“3.30”处境尴尬，虽受到外地遭压造反派的普遍追捧，被视为久旱之云霓，以至徐庭栋（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德一中学生）在东风广场一次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不支持红‘3.30’，还反什么右倾翻案！”但搅在胡、唐与梁、尚缠斗中，却又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当年，笔者就听见过汤建平十分恼怒地发牢骚：“同样一件事，他们（胡勇、唐忠富，‘8.19’成员）去搞，就是反右倾翻案，就是革命；我们去搞就是闹分裂，就是反革命。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
由于找不出激动人心的炒作题材，二派难分高下，局面长期胶着。可是令梁、尚派沮丧的是，中央由于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而针对广西、陕西乱局发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却搁置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分“路线是非”地严斥反对或阻挠建立新政权的组织，全力支持势力大、能控制局面的派别。而毛泽东在“7.27”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北地王大宾）时，又宣布两个布告全国通用。胡、唐实力占优，又有华国锋及47军作后盾，梁、尚对号入座，自然只能坐被告席。
随着梁春阳、尚春仁与叶卫东的垮台，红“3.30”迅即解体，胡勇、唐忠富完美收官。胡勇更是如日中天，他在党组织尚全面瘫痪的形势下，由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特批入党（介绍人之一则是华国锋），并出席了中共“九大”。长沙汽车电器厂里一帮追随他造反的小兄弟也各据要津，一时之盛，竟有“汽电政府”之称。可在胡、唐欢庆礼花的映衬下，基层各县造反派的命运却十分暗淡凄惨。批“省无联”时遇难的背时鬼，固然是“未敢翻身已碰头”，老帐新帐一起算；而上一轮打击中的漏网之鱼，也由于当权者和军分区及武装部方面故技重施，被扣上“梁、尚之流”的帽子，陷入苦海。经此一变，“老保翻天”、“右倾翻案”的话题再无人提及，湖南县级政权基本复旧。这种状况自然冲淡了胡、唐胜利的喜悦。次年，已升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景林调长沙主政，到任时胡、唐与其有过一次谈话，希望景“不要把常德那一套弄到长沙来”。说话的认为是警告，听话的却觉得是乞求。因为时隔不久，唐、胡就下放回到原岗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不过，这已是后话，与“红中会”并无关涉——因为毛泽东的“7.27”接见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即发表，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文革转入“斗、批、改”阶段；随着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黯然退场和“老三届”离校上山下乡，长达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正式谢幕，“红中会”、“井冈山”、“8.19”、“红造会”、红“3.30”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陈益南、汤建平诸君曾给予支持、鼓励和帮助，陈君出力尤多，谨致谢意。）
2006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