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是人们喜欢用一个词汇，这不仅仅在中国。近年在欧美有不少学者倡导‘应用历史学’(applied history) 这一概念，主张‘历史研究者围绕当前的某个困境(predicament)，尝试认定过去的类似经历(analogue)；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找到线索来判断大概会发生怎样的事态，并提供政策干预及评估其可能的影响。’ [i]应用历史学的领军人物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2016年提出主张设立类似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总统历史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Council of Historians)。类似的建议在卡特和里根当政时期也被提过，但没有实现。同样，几个月后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入主白宫，这些学者的提议被人们迅速遗忘。
不过，格雷厄姆·艾利森几乎同时推出的另一个概念，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题为《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书中，艾利森列举了从古到今的十六个案例，说明既有霸主面对新兴强国的挑战多以战争告终的。艾利森的案例之一就是战前的日美关系 。1905年亚洲新兴国家日本战胜号称陆军第一大国的俄罗斯，一举成为西太平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是新兴国家的美国一方面准备与日本军事冲突的应对方案（橙色计划），一方面通过外交与日本在远东划分势力范围。以至一战后，尤其是30年代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最终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四年后日本帝国惨败，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和苏军出兵的夹击下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失去所有海外殖民地，其本国领土也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占领。
20世纪上半叶的日美关系有摆脱这个结局的可能吗？如果是不可能的话，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回顾这一段日美关系史对解读当今的大国关系有什么启示吗？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代日美关系的几个主要阶段：从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黑船’舰队无视幕府的航海禁令闯入江户湾，逼迫日本结束实行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日美两国可以说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对‘黑船开国’的性质有不同评价，但人们大致同意在19世纪的晚期新兴国家美国是日本‘脱亚入欧’的一个重要学习对象。从1871年明治政府的岩仓使团周游美国开始，许多日本年轻人到美国留学或勤工俭学，美国则派出许多顾问指导日本政府各级机关学校。虽然美国不是日本的唯一学习对象，但从太平洋地缘政治（包括围绕夏威夷王国的问题），贸易和移民美洲这些方面来看，日美有一种不同于日本同欧洲发达国家的特殊关系。在日本在20世纪之交的两次区域性战争中分别战胜亚洲传统大国清朝和号称世界头号陆军大国的俄罗斯，成为西太平洋首要军事强国后之后，日美两国关系中开始出现新的竞争因素。美国一方面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 签订了塔夫脱-桂太郎协定（1905）和高平-鲁特协定（1908），宣布互相尊重在远东的实力范围：日本在朝鲜半岛，美国在菲律宾；另一方面美国制定了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橙色计划’（同时也还有对英，俄等国的各种计划），日本也有相对方案。
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已经作为英国盟国参战的日本的盟友，而且战后两国共同参与了出兵西伯利亚。但一战后两国对抗关系有所上升，其部分原因是美国提出的新外交，同时也与日本在一战中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有关。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下，日英同盟宣告终结，并在1922年华盛顿五国海军会议上将日本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分别限制在英美两国的60%。虽然当时的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低于日本海军希望的比例，但在国内一定范围内引起相当不满。随后，1923年美国议会通过禁止日本移民的法案，将多年来歧视亚裔移民的政策推向顶峰，在日本引起极大反感。然而，将日本的内政外交包括日美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则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的大萧条以及日本军部借势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满洲国，并退出国际联盟。美国虽然忙于关注国内经济复苏问题，但仍然由国务卿史汀生宣布针对日本侵略行为的‘不承认主义’ 。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十年可以说是日美冲突不断加剧并最终进入战争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日美的冲突根本在于自我认同的冲突，一旦这种对立关系被锁定(locked in)，对抗便容易失控升级并导致战争爆发。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两国的战争已是不可避免。
海外史学界对日美开战过程的反思在6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渐渐脱离东京审判式的单方断罪，并且运用日美及其他国家的原始档案。日美双方学者在60年代末进行共同实证研究，出版了题为《作为历史的珍珠港，1931-1941》的论文集，成为日美关系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多数历史学者认为双方在一战后对世界的趋势，局势以及对与对方的判断上都存在不同的误区，而且双方内部也有意见不调，尤其是日本军方以及其陆海军之间的不和，多多少少的影响到最后的败局。同时学者们指出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国间关系：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对日态度，尤其是公众舆论。同时，日本一步步接近德国，意大利并在1940年结成轴心国，这对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国构成极大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前日美两国经贸关系一直很密切，双方贸易额远远超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然而，引起日本对美开战的导火索也是经济， 或是说经济战。在日本趁欧洲战事德国占上风出兵法属印度支那，直接威胁英国和荷兰的具有战略价值的殖民地后，美国先是限制对日本的废铁出口，然后对日本实行的石油禁运。1941年下半年东条英机取代近卫文磨组阁，一方面为对美开战做准备，同时日美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可以说，这时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两国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了。从双方提出的最后条件来看，日本仅愿意停止在东南亚扩张并尽快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以换取美国恢复与日本的正常经济关系，而美国虽然也考虑过一个暂时的妥协案(modus vivendi)，但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而在11月由国务卿向日本提交的‘ 赫尔备忘录’(Hull Note)，要求日本全面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这一要求直接挑战了二十世纪日本帝国的基本大陆国策，文书本身虽然是美国继续谈判的一个缓冲之计， 但被日本方面看成是最后通牒，导致日本御前会议最终向联合舰队发出进攻珍珠港的指令，两国因此进入一场无情的残酷战争(“war without mercy”)。
日美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走向战争的‘不可回归点’在哪里？后人尤其是当事者是怎么看战前日美关系并‘以史为鉴’的呢？不同的人，国家对同一历史不一定有一致的认识。重视国际体系的会强调1929年世界大萧条对国际经济的打击和保护主义的抬头；注重内政和体制的会强调美国内部经济问题和孤立主义和日本军部操纵政治的后果；研究外交的会强调欧洲战局尤其是1940年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对日美关系的重大影响。作为战胜国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把对徳意日的战争称为‘正确的战争，’批评或反省战前美国政策的声音是少数，往往是反对罗斯福民主党政权或从战后出现的冷战地缘政治重新考虑战前日本的重要性。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战后日本主流保守政治家接受美国超级大国的现实，回到30年代之前的对英美协调外交，否定了30年代兴起的以在东亚建立霸权的单边主义。
即使如此，要总结出正确的历史教训，必须全面客观地回顾历史，培养历史性的思维，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国际关系中各种结构性因素和偶然因素的理解。诚然，战前的世界和日美关系与当今的世界及包括美中关系之内的大国关系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二战前的日美两国主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军事外交上互争高低，尚未成为世界性的竞争对抗；当今美中两国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实体，是当时的日本远远不及的。当今美国在军事，经济方面的世界支配地位大大超过战前美国，但将中国看成全方位的首号竞争对手。其次，战前美日贸易关系虽然紧密，但尚未发展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样互相依存（这也许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可做一些对比）。最后，核武器的出现让许多外交评论家认为，大国之争已不可能向以前一样轻易导致战争，因为这会导致大国在内的人类毁灭。这一点似乎在美苏冷战最终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历史案例之一）中得到证明，因此他们推论中美关系再恶化也不至于发生战争。（不过，美苏两国核威慑的能力与美中的差距似乎有所不同，这一点有待有关专家分析）。
即使考虑到这些重要的区别，考察战前历史，尤其是日美走向战争的过程仍然有几点类似值得我们注意：
1. 众多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超出想象范围的事态是会发生的，这被称为‘黑天鹅’现象，或是日语中的新词‘想定外’。经过一战重创的欧洲没有人会想到更惨烈的大战在二十多年后发生，国际联盟以集体性安全保障防止世界大战重演，192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致力于缔结国际非战条约宣布战争非法，到1938年慕尼黑协定后张伯伦宣称会有一代人的和平，结果都是与当事人意愿和预想背道而驰的。实际上，近几年来的国际和一些国家的国内局势发展有些已经属于接近‘想定外’的范围。这说明我们必须反思许多固有思维和分析盲点。这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不矛盾。
2. 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经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相互的镜像(image)往往会有相当的误差，这会加剧国家间的冲突以至失控。比如有学者指出，战前美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不能想象日本这样一个资源馈缺的国家所缺少的安全感；在1940年代初美国开始使用经济制裁这一非军事手段时，美国人是难以想象日本人把它们等同于战争状态的心态。同时，当时包括一些领导人在内的日本人把美国看成一个经济发达但享于安乐的孤立主义国度，从而大大低估了在罗斯福政府领导下将其巨大的经济力量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向经济规模超出日本近十倍的美国发动突袭战，企图迫使它接受日本在西太平洋军事霸主的既成事实。像历史学家入江昭早年对二十世纪之交的日美关系‘相互镜像’(mutual images)的研究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3. 虽然战前的世界经济与当今有很大不同，但在能源等其他重要资源安全方面仍有许多相似之处。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是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实际上，中美双方都已意识到并不同程度的运用。1929年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国际体系的重创，是二战后一系列国际经济体制建立的原点，但它们现在都遇到极大的挑战。总之，经济与外交的密切关系更加显现出来，值得重视和研究。
4. 对长远国家利益和国力的综合与客观的评估是制定正确外交政策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会受到国内体制以及所谓舆论的限制。比如在1932年日本即将退出国际联盟之际，外交评论家清泽洌在具有影响的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给外务大臣的公开信，’批评内田康哉提出的不惜与以英美代表的国际社会绝交的所谓‘焦土外交，’日本政府内如山本五十六这样了解美国真实国力的少数派也不能避免日本作出导致帝国毁灭的错误决策，这也是战后日本至今一直在反省的一个问题。大国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有能力避免拘泥眼前利害关系，而是将国家（以及人类）的百年大计和长远利益作为决策的最高准则。
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分析战前日美关系从协商到恶化到兵戎相见这一过程， 绝不是把今天的美国等同与往日的美国， 更不是用战前日本去影射今天的中国，而是通过回顾战前日本和美国关系的历史演变，为探讨对当今的中美大国间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素材。 在大国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更需要解放思想，跳出固有的思考模式和盲点，这样才会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创造出新思维。
备注：
[i] 原文是“Applied historians would take a current predicament and try to identify analogues in the past. Their ultimate goal would be to find clues about what is likely to happen, then suggest possible policy interventions and assess probable consequ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