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由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受到冲击，业界和政府普遍担心产业链大规模转移、断裂，甚至脱钩，以致对未来中国经济可能造成较大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如果这一情形一旦发生，确实会导致严重后果。但理论和现实中的产业链到底是什么状况？这些冲击到底会对我们造成多大影响？
但在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今天我们讲的产业链是产业链、供应链和产品链整合在一起的网链结构，也可以称为广义产业链（本文中等价于产业链）。而且，只有在产业生态和产业集群中讨论与广义产业链有关的问题，才更具现实意义。
广义产业链的生成是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政治、安全等因素会对其产生影响，但它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只要没有发生大国间关系的根本性长期逆转（包括发生战争），产业链的大规模转移、断裂，甚至脱钩，就是不可能的。
网链结构
工业革命以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逐步形成。在这个产业体系中，有基础产业和加工产业的分类，前者通常称为“上游”产业，后者则为“下游”产业。由此产生了最初的产业链的描述。
基础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对其他产业发展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的产业群，即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等部门。一国基础产业越发达，其国民经济发展后劲越足，国民经济运行就越有效，人民生活就越便利，生活质量也越高。一国要使其国民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首先发展基础产业。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与基础产业发展较为领先有关。加工产业主要是对采掘业产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对加工产业产品进行再加工，对零部件进行装配，以及修理加工产品的产业部门。在收入水平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推动下，加工产业的行业部门不断细分，进而产出和就业的规模都超出了基础产业。
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不断深化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间、行业间的关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由此引起的演化过程，促成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框架，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广义产业链。
广义产业链是现代产业链不同于传统产业链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论从现有文献，还是发展实践，不难看到，广义产业链包括上下游意义上的狭义产业链，内在于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意义上的产品链，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供应链，进而构成网链结构。
疫情后，我们看到的有关分析产业链的论文或媒体文章，大多是从某个角度，上下游、供应链抑或配套能力，研究或阐述的都是产业链的问题。
202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任务，其中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将产业链和供应链并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广义产业链，以及网链结构的概念。
网链结构表明，N条产业链、产品链和供应链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其中的紧密程度有差异，但是，所有企业或产品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调研中，企业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站在一个企业的立场，讲产业链、产品链和供应链是在讲同一件事。例如，一家做与手机配件有关的企业，它负责供应链的总监告诉我，供应链的动态状况折射了产品链的配套状况。
疫情冲击下，欧美、韩日的供货都遇到障碍。企业为了交货，眼下可以找一些替代或临时替代的配件（他说，这是指恢复供货后再置换临时替代的配件），但一旦正常化，还是会回到常态。
网链结构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企业在这种结构下生存和发展，一般离不开也不会主动离开现有的产业链、产品链和供应链，即广义产业链。
产业生态
如何形式化地描述产业生态？
如果认同产业生态的核心是创新生态，我们似可用创新生态的一个架构来描述产业生态。下面这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框图引自《创新经济学手册（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6），该书主编之一内森·罗森伯格，曾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系主任。
在第16章中，作者从与创新企业（start-up）相关的外部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创新企业和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角度，列示了这个框图。
我们将创新企业扩展到全部企业，这张图就是产业生态系统的框图。这个框图的精妙之处，就在中间的网链结构，每个线条代表着复数意义上的狭义产业链、产品链和供应链，以及各种服务链，如专业服务链、金融服务链和公共服务链，乃至社交链。
每条链的端点是各个相关主体，如研究和教育机构、金融机构和政府和司法机关等。主体和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现实中的产业生态系统。
在今天来看框图中的外部因素，需要加入深度科技或硬核科技的因素，它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存在和发展。
生态系统是我们从研究自然生态的相关学科中借用的一个概念。在自然界，生态系统就是由各种生物（包括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链，以及它们之间和环境之间关系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类似于一个巨大的自调节有机体，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自调节功能。
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生命体共同定义并维持地球上有利于生命存续的条件。人类活动的作用或正面，抑或负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自然界的自调节功能。将人类对自然界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大限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借用自然界的生态概念于创新和产业生态，意是强调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也是具有自调节功能的“雨林”范式。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
在创新生态或产业生态中，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即新的科技创新成果，新的产品和服务，新的产业和业态。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质量，就是由这些新“物种”的成功率决定的。
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就构成一个产业生态。笔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调研，问道这里的产业生态，企业的同志往往会强调这样几点：
首先，人才的可获得性。苏州紧邻上海，以前上海对苏州的影响，主要是产业外溢、技术外溢，现在是人才外溢。苏州工业园区凭借优越的环境，相对上海较低的房价，以及政府的支持，对于人才或人才团队有较大的吸引力。这正适应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人才是第一要素的需要。
其次，经过多年发展，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特色和产业体系，园区内企业的合作配套已达到较高水平。一家园区企业告诉我，他们企业产品的配套，50%-60%可在园区内实现。同时，从研发到量产，都可在园区及周边地区解决。这是苏州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的一个写照。
再次，公共服务、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都比较到位。无论是创业创新还是新兴产业发展，各种服务配套都必不可少，产业生态中服务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调研发现，由于苏州工业园区原本是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共建的，政府的服务理念在一开始就有比较好的基础。
产业集群效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5月13日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所谓区域集群，是一个区域经济学的概念。在现实中，区域集群的空间形态就是现在较多讨论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从经济活动的角度看，区域集群的核心内容是产业集群。
这次会议的文件还指出，“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推进重点产业领域一体化建设，强化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产业链水平。”可见，产业集群的具体落地，也正是通过提升产业链水平而得以实现的。
中国现有的区域集群主要指，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等。
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代表着最高的区域集群水平，即一体化水平。从区域集群的空间形态看，珠三角的港深、珠澳和广佛都市圈，是中国目前发展最为成熟的都市圈。在长三角，上海大都市圈，以及南京、杭州、宁波、苏锡常和合肥都市圈，也都在规划和发展之中。
在这些区域集群中，有着比较成熟的产业集群形态。尤其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其核心价值就是创新创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中分布于这两个区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高科技含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涵上与高技术产业是一致的。先导性、支柱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先导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支柱性。能够满足重大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可通过改变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集群性，这主要是由创新具有高度集群的特征决定的。所谓创新集群，特指某个物理空间聚集着别的地方难以模仿的创新创业资源，并由此培育出新创企业和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以产业的现代化力促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延伸产业链、价值链。
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互联网网速将成倍提升，“互联网+”和“数字化+”的能力将大大提高，进而催生物联网的实质性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的普及应用。在这一背景下，产业链、价值链都将重构和延伸，对国民经济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引领作用。
广义产业链水平与产业集群有密切关系。就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体系而言，浙江、江苏产业链的上下游或配套，大部分可能是在长三角完成的；广东产业链的上下游或配套，基本上可在珠三角完成。
这在中国的其他区域或区域集群中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何率先在这两个区域得以实现，并拥有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正是由产业集群的水平决定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