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通过最终消费、公共福利两种基本形式得以实现。从经济活动的视角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需求侧，消费和投资不平衡，消费不充分是有目共睹的；在供给侧，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不平衡，创新不充分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投资、创新和产业发展都是手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目的，居民最终消费则是目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居民最终消费水平的提高，将直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值得注意的是，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国内大循环将是顺势而为在新发展阶段的精准体现。用好用活改革开放与制度优势，料将成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一招。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基石”之一
消费及其增长源于收入及其增长，居民最终消费依赖于可支配收入增长。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及收入的稳定增长，扩大消费就是无源之水，内循环也就无从谈起。这里，居民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货币收入分为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具体而言，多方面的分配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在影响和决定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在假定经济增长为既定条件下，研究并改变和改善这些因素，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有重要意义。
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初次分配是在企业内部，根据效率原则，按照要素贡献进行的分配。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因为政策性因素，使某种要素获得超过其实际贡献的收入。例如，在资本稀缺或强势的情况下，经常会发生不利于劳动的分配格局。由于体制性、政策性的不合理，使企业成本过高，也可能影响可资分配的工资性收入总量。我国目前存在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仍有下降空间的用电成本、上网成本等，势必减少企业利润，影响企业的分红和奖励。这些成本的降低将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此外，税收作为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之一，是影响一国（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基于国内大循环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制改革，大力实行减税降负，既可以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亦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在要素市场改革与发展中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是最有可能为居民带来财产性收入的两大要素市场。稳定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预期，完善分红激励制度，坚决查处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分红派息权益的行为，切实维护中小投资人利益，是提高我国居民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农民和农民工的主要财产是土地。长期以来，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缺失与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到位，不仅制约了土地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损害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权益。由于土地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比重被严重低估，土地增值的收益城乡分配制度不合理，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在不断累积。今后一个时期的土地制度改革要聚焦这个问题，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城乡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探索入市收益分配制度，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力提高农民和农民工增量收入。可以期待，伴随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与其他收入种类相比，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更大的上升潜力。
在改善营商环境中提高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对于企业而言，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改善营商环境，有利于市场主体，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降低成本，增加他们的经营性收入。要围绕这个目标，继续加大放松管制和减税降费的力度，一方面对冲疫情冲击的影响，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经营积极性，稳定和提升小微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的收入。
政府补贴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一方面，要在足额、按时发放城乡低保金和失业救济金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低保金和失业救济金标准，或发放“抗疫”现金津贴。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入调研和测算，较大幅度地提高城乡低保金和失业救济金标准。由此，将在保基本民生的同时拉动消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基石”之二
居民的非货币收入来自哪里？来自公共服务。就我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还主要限于基本公共服务。就公共品的性质而言，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关键在于均等化。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了，均等化程度提高了，就意味着全体居民非货币收入增加了，货币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将相应减少，居民消费能力就自然增强了。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经验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大部分项目，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国家提供的标准高了、范围大了，个人支出就会相应减少，居民的消费能力就能够相应提高。以基本医疗为例，曾有调查表明，在现有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比重较高。由此推及广大居民，亦可表明，因病未能得到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有效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消费能力。还有社会保障的例子。长期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高的一个解释，就是居民为养老保障的被动储蓄，对于农民和城镇养老金水平较低的居民，就更是如此。可见，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提供水平，对于居民的消费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能否做到均等化，与社会建设和制度设计有关。党的十八大报告曾经提出一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步的目标，或者说，内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用心良苦。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围绕标准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动态调整服务项目和标准，促进城乡区域间服务项目和标准有机衔接。合理扩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基层服务网络，加强资源整合，提高管理效率，推动服务项目、服务流程、审核监管公开透明。只有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更多的人，由政府主导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才能让更多的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改革创新是“基石”的“基石”
内循环不仅仅指需求侧的消费和投资，还包括供给侧的创新、技术和产业。以创新驱动为指导思想，并以创新的方式投入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是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更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相关的创新，其成果集中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出。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超过或将超过规划预期的8%和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9%，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收入的比重超过25%，所以，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目前已超过20%。2010-2018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快8.7个百分点，比GDP增长快9.6个百分点。更多的数据表明，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17.1%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正是这一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增长整体下行的压力。
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地区。作为产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源自创新创业。创新创业生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具有集群的空间特征。这是被实践证明，也是被实证研究证实的事实。所谓创新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就是某个物理空间聚集着别的地方难以模仿的创新创业资源，并由此培育新创企业和新兴产业。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形成创新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这是因为，创新需要若干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如人才、资本、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甚至气候，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具备这些条件。这些要素和条件同时存在，均衡配置，要求近乎苛刻。所以，创新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一般生成于某个都市圈或中心城市，分布于世界为数不多的地方。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成都等城市，有着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正在形成这一发展格局。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变，也不会变。
总的来说，受疫情冲击后的中国，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中长期的。今年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到“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既需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直接刺激居民消费总量，也需要制度设计来保证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间接释放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与此同时，为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深化改革与激发创新活力仍然是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