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主场外交是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民主赤字、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需要创造更多的平台与机会来促进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大力举办和开展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增强了自身的战略能力，促进大国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杭州峰会，从塑造国际共识到促进共同行动，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国内协调、政策落实、长效机制、成本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聚合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效能、增加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中国主场外交/ 国际话语权/ 国际形象/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 100037)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5JZD032)、北京市社科基金“主场外交与北京市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项目“大外交时代首都主场外交的公私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加使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但由于大国博弈、领导乏力、制度不足等原因，全球治理存在失灵现象。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规则滞后，不能反映权力消长、适应安全性质的变化和应对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理念层面则表现为理念滞后，依然以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①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还面临大国合作势头消退、多元主体协同缺失、治理对象模糊不清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等多方面制约。②其中，国际制度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面临诸多困境，包括代表性不足、责任错位、机制复杂性等。③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对国际制度态度的改变，当前国际制度需要解决好开放性、包容性和领导力等问题。

一般而言，多边主义被视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但多边主义的致命弊端是效率低下。为了解决多边主义的有效性问题，加强国际领导至关重要。④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影响了其对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中国等新兴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推动全球治理更有效力，需要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国际制度中增强新兴国家的地位至关重要，以减少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解决其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考虑到国际制度的“非中性”特点，国际制度难免不受权力博弈的影响。一些国家考虑到在现有国际制度中难以彻底改善其地位与话语权以及全球治理制度供给的不足，开始创设新的地区或全球性国际制度。而由于与既有国际制度存在功能重叠、区域重合等情形，新旧制度之间不乏矛盾，也即导致“竞争性多边主义”。⑤这样，全球治理便面临领导乏力和领导竞争的双重困境，需要大国的包容性竞争和协调性领导。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也有能力和意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全球治理领导乏力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领导竞争的困扰。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积极进取，不仅参加和主办了一系列多边峰会，还创建了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制度。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⑥这无疑表明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不过由于中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受限较多，难以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和作用。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中国近年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创建，倡导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建设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的治理体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⑦

为了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增强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中国需要更多的平台、机制甚至是自己搭台唱戏。为此，近年来中国积极举办了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在这些主场外交中，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无不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其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有所增加，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理解、认可与支持，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多进行沟通，塑造共识和共同行动。因此，无论是改善全球治理还是推进中国外交，主场外交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通过主场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并非中国特色，美国、法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都有所运用。

2013年以来，中国主办了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场主场外交。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频繁开展主场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形式，表明中国外交的主动塑造意识显著增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众，对于中国频繁举行大规模主场外交活动都存在不解甚至质疑。中国举办主场外交的诉求是什么?主场外交能否成为中国加强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影响的有效路径?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国主场外交需要回答的问题。总体而言，尽管中国主场外交的实践不断增加，影响日益扩大，但相关学术研究较少，故而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主场外交的概念进行辨析，第二部分探讨中国主场外交的历程与类型，第三部分探讨中国主场外交的逻辑，第四部分以博鳌亚洲论坛和G20杭州峰会为例来分析主场外交，最后是结论，总结中国主场外交的成效及其对于全球治理的作用。

一、主场外交概念辨析

学术界对主场外交(Host Diplomacy)的概念界定主要突出其空间性。主场外交，简而言之，就是在本国国境之内举行的外交活动。⑧这一定义对主场外交的理解比较宽泛，只是强调了其空间性，对其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未做精确界定，也就意味着主场外交是一国外交的必要组成部分，并无太多特殊性。资深外交官陈明明认为，主场外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本国召开，二是多边的，也就是说至少涉及三个国家。在他看来，主场外交不仅要关注空间性，还要关注类型的多边性。中国此前并非未举办“主场外交”，只是较少用这个概念对以我为主的外交活动进行描述。⑨

陈东晓认为，一国除了在国(境)外开展的外交外事活动，其他在本国开展的外交活动似乎都应纳入主场外交范畴。真正的主场外交应同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明确外交活动的“地理场域”，即在“本国(境)内”而非国(境)外开展；二是明确东道主对外交活动的“能动性”，即东道主应当发挥重要乃至主导作用；三是明确外交活动对服务本国总体外交任务具有“积极正面作用”。基于此，他将主场外交定义为：在一国(境)内开展的，由东道主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并能对维护和拓展该国国家利益发挥积极影响的各类重要外交活动，包括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⑩这一观点将空间性作为主场外交的基本属性，但更为关注东道国在外交活动中的角色与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主场外交概念界定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外交形式是仅仅局限于多边外交还是包括双边外交；二是是否需要考虑东道国的能动性。本文认为，考虑到双边外交的广泛性和常态化，主场外交更应该聚焦于多边外交。至于东道国在主场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则受到主场外交的类型、参与成员、议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可将主场外交界定为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主场外交并非新鲜事物，而是早已有之，比如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冷战时期的日内瓦会议、维也纳会议等等。冷战后各种多边会议日益增加，如G20峰会、全球核峰会、气候变化大会等等。从外交实践来看，主场外交属于多边外交。在既有的外交学理论中，国内外学界很少将“主场外交”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类型进行分析，而更多将其视为多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之所以将“主场外交”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多边外交类型进行研究，主要是关注东道国在这些多边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崛起面临战略能力受限的困境，主场外交已成为提升中国战略能力的重要路径，加强研究很有必要。

主场外交是一国国家实力的体现。在弱国无外交时代，政府首脑和外交官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影响，更难以把外国政府首脑、政要请进国门。(11)主场外交的举办要以一定的国家实力为支撑，同时也考验东道国的内外协调能力。在主场外交的筹办过程中，东道国的多个部门都会参与其中，因而更像是“大外交”，而非传统的只有外交部门主导的“小外交”。除了外交官和涉外政府部门，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与组织、经济文化主体甚至公民个人都会参与到主场外交之中。(12)鉴于其“大外交”的显著特点，主场外交可以理解为在东道国中央政府领导下，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立体式、整体性外交。(13)作为东道国，举办主场外交，不仅需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还要谋求在议程设置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

在中国官方话语中，“主场外交”一词首次出现在2013年底，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展望2014年外交工作时指出，“精心办好主场外交，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全力办好明年由我国主办的亚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认真做好加强安全合作和促进经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14)2014年3月两会期间，王毅在答记者问时再次确认，当年中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主场外交”，中国将举办上海亚信峰会和北京APEC会议，这些都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15)此后，中国主流媒体对“主场外交”的报道日益增多，(16)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开始零星出现。(17)2016年底，王毅在2016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强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2017年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是我们为提振世界经济采取的战略举措，为深化国际合作搭建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创新实践。(18)2017年3月，王毅在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总结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时，高度肯定了主场外交的作用，“一系列主场外交有声有色。从2013年发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到2014年北京APEC会议、2016年G20杭州峰会，再到将于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社会日益看到中国方案、中国智慧。”(19)2017年底，王毅在演讲中强调将办好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两大面向周边的主场外交，凝聚守望相助的地区共识，增添区域合作的发展动力。(20)2018年两会期间，王毅指出2018年的中国外交以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四场主场外交为重头戏。(21)2018年12月，王毅在对外交工作进行总结时，不仅肯定了博鳌亚洲论坛、首届进口博览会的成就，还指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2019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将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2)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突出变化之一就是主场外交不断增加，对主场外交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

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报告中，“主场外交”一词出现得相对较晚。截至目前，在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尚未出现“主场外交”的字眼。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8年才首次明确出现“主场外交”。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重大主场外交。办好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等主场外交。”(23)2019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主场外交的成就。“过去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成功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24)在此之前，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也曾提及中国所举办的亚信峰会、G20峰会等主场外交活动，但并未明确冠以“主场外交”字眼。这也反映出随着中国主场外交活动的不断增加，主场外交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已经逐渐得到中国官方的肯定。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明确给出“主场外交”的定义，但基本可以认为在中国境内主办的高规格的多边外交为主场外交。

基于上述对主场外交概念的学理辨析、中国官方对主场外交的概念认知，中国的主场外交是指在中国国境之内举行的多边外交，其参与主体并不限于各国政府，其他非政府行为体也可参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大外交”的特点日益明显。通过开展主场外交，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更有成效，全球治理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增强。

二、中国主场外交的历程与类型

尽管中国政府对于主场外交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形式的认可是新近的事情，中国的主场外交实践却早已有之。随着外交实践不断丰富，主场外交逐渐成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

(一)中国主场外交的历程

新中国开展主场外交虽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这既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实力有关，也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主场外交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1)。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力相对薄弱，外交经验相当匮乏，同时受美苏对抗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除建国初期主办过几次主场外交活动外，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主办多边外交活动。1949年11-12月，中国政府主办了亚澳工会代表会议，共有10多个国家的117名代表出席，这是新中国首次主办的多边外交活动。1949年12月，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共有14个国家的165名代表参加。(25)此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基本没有再举行多边外交活动。建国初期，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主要是谋求扩大国际影响，争取国际承认，会议主题大多是工会、妇女等“低级政治”。随后，受中美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交往，很少再有主场外交活动。

第二阶段(1971-1989)。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尽管对联合国框架下多边事务的参与日益增加，但这一时期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还比较被动和消极，意识形态影响依旧强烈，基本没有主办主场外交活动。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有所增加，加入了更多的国际组织，但在主场外交方面仍相对保守，“搭台唱戏”的主场外交活动极少。

第三阶段(1989-2012)。冷战结束之际，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也开始重视主场外交。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及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1.7万余人出席了会议。这是当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承办的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国际会议。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场外交逐渐增多。2001年，中国在上海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年6月，“上海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多次主办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场外交。200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年会在海南举行，此后每年中国都会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历经10多年发展，该论坛已成为中国主场外交的重要品牌。2003年，中国开始筹办“六方会谈”，可以被视为中国解决周边安全问题的主场外交。(26)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由此拉开中非合作论坛的主场外交帷幕。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80多国政要来华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奥运外交”成为中国主场外交的重要亮点。同年10月，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亚洲16国、欧洲27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东盟秘书长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出席会议。2010年5-10月，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近百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2012年，中国主办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等主场外交活动。可以说，21世纪以来中国主场外交活动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大为改观，不过这一时期中国举办主场外交主要在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较少考虑在议程设置、制度革新方面有针对性地增强战略能力，经济类主场外交还不够突出。

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事实上，在十八大之前，中国主场外交已经渐次展开，但官方、媒体以及学界都鲜有冠以“主场外交”。十八大之后，中国主场外交力度加大，承办了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等重要主场外交活动，官方也逐渐将它们定位为“主场外交”。这些主场外交既有中央政府主导，由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部委主办，也有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由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实施，既有中国承办的重要国际多边峰会，也有中国主导创建的多边会议或机制。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主场外交有三大显著不同。一是更注重通过主场外交来增强中国的战略能力，有意识地改进和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影响力和国际形象，成为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路径。二是经济类主场外交日益增多，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各国解读中国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希望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也想增强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与完善，在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三是中国日益注重主场外交的原创品牌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国创办了一系列主场外交，并且其中一些重大活动逐渐机制化，成为主场外交的原创品牌。

回顾新中国的主场外交历程，可以发现除了建国初期的几场活动外，中国的主场外交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其真正大规模开展是在21世纪之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丰富多样，形式更加多元，凸显中国元素和影响。中国主场外交的演变表明中国国家实力在不断增强，也说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更是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的重要体现。

(二)中国主场外交的类型

基于对中国主场外交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认定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转型推动了中国主场外交的大发展。中国主场外交不仅数量增多，而且类型多样，按照主导部门、涉及领域等可以做出如下区分。

一是按照承办部门区分。虽然主场外交都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统筹下开展的，但具体实施却由不同部门执行。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涉外部门是主场外交的主要承办者。外交部是各种主场外交的承办或协调部门，在主场外交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还是金砖峰会，外交部都是主要承办者，在议程设置、会务安排等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一般而言，传统的政府间性质的主场外交基本由外交部承办。除了外交部，中联部在中国主场外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政党外交的主要功能。目前，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27)“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已成为由中联部主办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品牌，在该框架下还形成了中阿、中拉、中非、中国—中东欧等诸多中国与各地区国家的政党对话机制，成为许多主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主场外交中，政党外交作为其中的专题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商务部虽然直接承办的主场外交不多，但由于多数主场外交涉及经济、贸易等议题，使得商务部成为主场外交不可或缺的承办部门。2018年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近年来商务部参与主场外交的典型例子。国防部下属的军事科学院主办有“香山论坛”，历经多年发展，也逐渐成为中国在军事领域的主场外交品牌。此外，还有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21世纪理事会共同主办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等等。总体而言，外交部、中联部和商务部是中国主场外交的主要承办部门。

二是按照主场外交的来源可分为国际承办和本国创办。近年来中国主办的主场外交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申请承办的国际多边峰会，如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这些多边峰会一般在各国轮流举行，国际影响大，会议机制也比较成熟。相对而言，中国在这些主场外交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受限更多。另一类就是中国创办的主场外交，主要有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香山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中拉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等等，它们由不同部门承办，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政府间外交，一些兼具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特点。这些主场外交议题相对集中，相关决议的约束性较小，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更为灵活、影响更大。

三是按照问题领域主要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大类型。政治领域主要指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重在加强各国间的战略沟通和政治共识，这类主场外交一般是政府间外交，如2018年青岛上合组织峰会、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经济领域的主场外交主要服务于宏观经济沟通、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更侧重于解决全球、区域的经济、贸易、金融等问题，既有中国承办的G20峰会、金砖峰会、APEC峰会，也有中国创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中国对经济类主场外交也更加重视。军事类主要是指侧重军事交流、防务合作等领域的主场外交，目前主要有香山论坛。迄今纯文化类型的主场外交还比较少见，主要是一些大型文体活动，通过展示中国文化和形象，发挥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作用。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主办的主场外交以政治、经济类居多，军事和文化领域的较少。不过在中国主办的多数主场外交中，文体活动都是重要的配套议程。比如在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期间，文体等专题活动是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力争“一个平台多出戏”，尽量扩大主场外交的影响。

除了中国创办的一些主场外交有固定的地点外(如博鳌亚洲论坛、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北京、上海是举办主场外交最多的城市，其他城市如杭州、厦门、青岛等也都举办过一些主场外交。中国政府对主场外交非常重视，几乎每次主场外交都有国家主席或政府总理等重要领导人出席，参与开幕式或闭幕式等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重要讲话或主持会议。

三、战略能力与中国主场外交的逻辑

与一般的外交活动相比，主场外交的价值主要在于利用主场便利在议程设置、人员安排、媒体宣传等多方面发挥引导作用。东道主可以利用主场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优势，掌握或增强国际话语权，拟定有利于本国的议题或议程，推动制定有利于本国的国际规则或秩序，从而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28)具体而言，主场外交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议程设置的先导性，二是话语输出的便利性，三是国际联合的规模性，四是媒介影响的引导性。(29)

中国为什么要大量开展主场外交?中国主办主场外交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源自国际驱动还是国内驱动?整体来看，中国主场外交具有很强的国内驱动性，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必然产物。通过开展主场外交，中国可以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自身的国际形象，最终通过增强战略能力，促进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与此同时，中国主场外交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领域凝聚共识、提升制度效力，不断促进全球治理的完善。

虽然近年来中国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但由于历史等原因，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比较受限，面临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相一致的困境，中国需要谋求更大国际领导权，(30)才能更好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对于这样一个奉行体系内崛起的大国而言，中国需要采取相对灵活开放的多边主义来参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增强中国在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也要求中国不断优化国际形象，增加国际贡献。

就目前中国主办主场外交的目标而言，学界大体存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优化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三种观点。(31)实际上，这三者都可被视为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外交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中国的国家实力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影响力，战略能力成为制约转化效果的关键因素，而主场外交则是提升战略能力的重要途径。战略能力是指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所有战略资源，通过战略转化，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32)考虑到战略能力的静态性与动态性，国家战略能力的要素基本包含战略资源、战略转化、战略谋划三个部分。(33)所谓战略转化就是指将相对静态的国家实力通过战略动员、国际合作、国内外制度等方式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突出体现了“过程性”。

主场外交主要是在“战略转化”环节增强战略能力，具体体现在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制度影响力、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四个方面。一是通过主场外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表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再只是国际话语的接受者，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话语的提供者和塑造者。二是可以增加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影响力。利用主场外交的东道国优势，中国可以在既有国际制度中通过议程设置来促进规则改革，或者倡导创建新的国际制度、提供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在国际制度领域拥有更大的决策权、领导权。(34)三是作为展示中国的重要窗口，主场外交可以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负面认知，增强吸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四是可以更多地塑造共识，促进国际制度的改革或创建，完善全球治理。总之，通过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国际形象和国际贡献四个方面，中国的战略能力可以得到实质性提升，促进国家实力向战略能力有效转化，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提升国际话语权

21世纪围绕国际话语权的战略竞争，已构成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变量。(3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但是综合国力的增强并没有转化为话语权力的相应提升，与西方话语权相比，中国国际话语权相对不足。(36)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学界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利用国际机制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参与或建立国际机制，制定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成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中国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或在参与全球治理当中，增强国际话语权，(37)另一方面，也需要抓住修改、完善国际机制的机会，将中国理念、主张融入国际机制，提升国际话语权。(38)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了一些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国际话语平台得到进一步拓展，国际话语权也有所提升。二是通过不断倡导“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来增强国际话语权。(39)与国际机制创建和规则修改相比，中国在一些国际场合不断倡导“中国方案”更容易一些，“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发展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实践。(40)三是利用主场外交等活动提升国际话语权。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负面认知不少，很多是因为中国国际话语权不够。(41)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主场外交机遇，把中国话语转化为世界话语，有助于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42)中国要抓住主办国际会议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倡议，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并借此推出自己的话语概念。(43)

十八大以来，主场外交在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亚信峰会，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2015年APEC峰会，中国把“互联互通”理念融入领导人宣言之中，通过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44)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倡导亚洲国家为此共同努力。(45)亚洲命运共同体自此成为亚洲国家合作的重要目标。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中国建议要在关注安全、经济、人文三大传统领域的基础上，重点强化本组织六大合作平台，推进各方友好合作取得扎实成果。(46)这一倡议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调。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倡导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此提出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创新发展方式等五点建议。(47)这些倡议都体现在G20峰会公报当中。“从G20杭州峰会的境外舆论来看，涉华报道占外媒有关峰会报道的三分之一之多，中国可谓备受瞩目。”(48)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系统阐述，(49)进一步引导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理解。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为了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系，中国提出了推进经济务实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和促进人文民间交流四点建议。(50)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提出要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51)“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共同目标。

在主场外交场合，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演讲的机会，不断推出一些新理念、新建议和新方案，大幅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不过，其效果却参差不齐，一些只是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深度认可，一些则不仅受到广泛关注，也落实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内容。中国通过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效果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与国际受众的利益相关度。主场外交参与者比较多元，他们与中国国际话语表达的利益相关性会深刻影响他们对中国话语的共鸣程度。近年来，中国在主场外交中所倡导的公平、发展、互惠、改革等话语，大多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因而国际传播效果较好。二是话语的国际适应度。中国话语既要契合中国文化底蕴与价值诉求，也要兼顾世界基本规范与共同利益。为了规避大国孤独崛起的困境，中国的国际话语绝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特色而曲高和寡，而应更多地基于中国文化、中国视角、中国思维来诉说世界的共同利益。(52)三是中国话语与行为的一致程度。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而言，可信度至关重要，关键在于是否言行一致。中国只有不断提升国际话语的可信度，才能获得更强的国际话语权。否则，外界认为中国言大于行，将有损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53)

(二)增强国际制度影响力

国家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影响力是一国战略能力的重要因素，关系到战略转化的效果。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特点，可以成为一些国家的权力操纵工具。比如美国霸权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通过对国际机制和规则的主导，来维系新帝国体系的运转和治理，并从中获取霸权收益。(54)其实，除了霸权国，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也十分重要，制度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形式。(55)崛起大国提升国际地位，离不开增强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大体上可以采取两项策略：一是推动现有国际制度内部的改革，二是在外部创建功能重叠的新国际制度。(56)

随着实力增强，中国也需要加强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而主场外交是增强中国国际制度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中国会在一些主场外交中倡导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在议程设置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57)不过，中国这样做也有可能被视为反霸举措，影响在现有国际制度中的作用空间。(58)

利用东道国的便利，在一些中国影响相对较大的国际制度或国际合作领域，中国近年来较为频繁地倡导创设新制度。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双方通过了《中拉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成果文件，谋求将中拉论坛更加机制化。(59)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方提出了加快制定东亚和亚洲互联互通规划、推进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等国际制度创设建议。(60)2015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中国提出要探索构建以中亚地区为枢纽的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网络，适时考虑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尽快建立上合组织电子商务联盟。(61)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提出了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其中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可被视为制度创新。(62)

中国还非常注重提升在既有国际制度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以此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掌握国际政治议程设置的权力和运用国际政治议程设置的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63)东道主显然在议程设置方面拥有一定优势。十八大以来，在一些主场外交中，中国逐渐有意识地在议程设置当中植入中国理念或中国方案，以此推动国际制度改革。2015年APEC峰会，中国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推动亚太经合组织通过《互联互通蓝图》。(64)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65)2016年G20峰会，中国将发展、创新和贸易问题作为优先讨论事项，使峰会对这些领域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66)中国积极参与G20杭州峰会的议程设置，表明了“努力改革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立场。(67)

不过，中国通过主场外交提升国际制度影响力，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国际制度的约束力。相对而言，国际制度规则约束力越强，中国提升国际制度影响力的难度就越大。其次是中国在某项国际制度中的能力。中国在某些国际制度中的地位越高、能力越强，在主场外交的议程设置方面就更能有所作为。比如中国主办自身创设或事关周边地区的主场外交，就比中国承办国际会议拥有更强的议程设置能力。(68)最后是国际制度的内部竞争。由于国际制度的非中性特点，各国在国际制度内部不乏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制度改革的难度，也制约了中国主场外交在这方面的作为。比如上合组织扩员后是否会增加该组织内部的竞争程度，对中国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提出了挑战。(6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增强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这也提醒中国需要在不同领域巧妙地采用包容性或排他性的制度平衡方式。(70)

(三)优化国际形象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71)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中国需要尽可能地赢得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声誉，减轻崛起的压力。主场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力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杨洁篪曾指出，“借我领导人出访和出席重要国际会议以及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要时机，宣传我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政策理念”，“开创了同各国友好合作的新局面，树立了文明、民主、开放、进步、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72)主场外交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优化国际形象。一是通过政策解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减少国际社会的误解与误判；二是通过展示中国艺术、美食等软实力来获得国际好感。

在一些主场外交中，中国领导人在发言时会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政策进行权威解读，以此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这在博鳌亚洲论坛等中国自己创办的主场外交中最为常见。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对“一带一路”政策进行了详细说明。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73)这样做对于化解外界对“一带一路”产能过剩、势力范围扩张的负面看法具有一定的作用。(74)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总理从“怎么看”和“怎么干”两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做了详细阐述。(75)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非政策进行了系统阐释，旨在回应所谓“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论调的负面影响。(76)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主席宣布了激发进口潜力、放宽市场准入等五方面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认识和信心。不过外界也不乏质疑，认为相对中国释放善意的形象构建而言，博览会能否真正促进务实合作更为关键。(77)

展示中国亲和力、文化吸引力等软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中国通过主场外交不断展示自身友好、和平与善良的一面。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提出要“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承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78)2014年亚信峰会，中国展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表示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愿意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79)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表达了在中非合作中的友好态度，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80)此外，中国还通过展示自身的文化吸引力来获得国际好感。主场外交往往会以文艺活动、美食活动等配套活动来显示中国的文化吸引力。2016年G20杭州峰会、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和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期间，中国都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通过传统文化体验、观光等活动，多方面、多维度展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家会议中心着力将餐桌打造成展示丝路文化、中国文化、北京特色的平台。(81)

利用主场外交的契机，中国通过政策解读和文化魅力展示等方式来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中政策解读的效果与中国的言行一致紧密相关，文化魅力展示效果相对隐性，但也要注意用力过猛产生逆反效果。

(四)增加国际贡献

中国积极举办主场外交，也是不断承担国际责任，增加国际贡献。开展主场外交，有助于凝聚国际共识、改革制度乏力、缓解制度供应不足和提供国际援助，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首先，通过主场外交凝聚国际共识。当前全球治理因利益、观念差异，对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存在分歧，进而陷入活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困境。中国大量举办主场外交实际上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国际共识的塑造与凝聚。总体来看，中国比较重视对“共同发展”的目标塑造，并诉诸“合作共赢”、“互利共赢”的行动路径。无论是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原创品牌的主场外交，还是中国承办的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中国都注重塑造“共同发展”的共识。在2019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82)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领导人倡导通过各自行动和集体合力来解决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还提出了创新发展方式等发展理念。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首先离不开国际社会形成一定的观念“共识”，需要各国政府充分沟通，而主场外交的价值在于提供重要的沟通平台和机会窗口。

其次，通过改革制度乏力来增强全球治理的活力。中国在主场外交中非常注重通过议程设置等途径解决国际制度乏力问题。2014年亚信峰会，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建议加强亚信能力和机制建设，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83)这表明中国想推动亚信峰会从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制度向更具约束力的地区安全制度转变。(84)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积极推动G20在贸易与投资方面增强改革动力，促成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对加强自由贸易、增强投资信心提供了制度支持。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批准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语》及其实施纲要、《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继续磋商《上合组织成员国粮食安全合作纲要》草案，这些都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增强上合组织扩员后的活力和合作动力。(85)

再次，缓解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力度，这被认为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着力点，回应国际社会的期盼或疑虑的最佳举措，有助于体现新兴大国责任，提升国际影响力。(86)中国领导人认为，实力和意愿两个因素决定着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87)其中综合国力的上升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视此举为大国责任而并非仅仅是霸主国(美国)的责任。(88)在诸多主场外交活动中，中国对一些国际制度的创设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方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已经制度化，成为相关领域开展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制度则缓解了国际金融治理领域资金不足、制度乏力等问题。

最后，提供国际援助。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更加积极。每逢主场外交，中国都会承诺提供一些国际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习近平表示，“中国有关部门已经着手落实5年内向拉共体成员提供6000个奖学金名额和6000个来华培训名额事宜，以及邀请1000名拉美政党领导人访华计划和‘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89)2015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中国宣布支持尽快举办上合组织青年交流年，决定从2016-2017学年起，未来5年共向成员国提供2万人/年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中方将继续加大对成员国人员培训的力度，落实好2015-2017年2000名人员培训目标。(90)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中方宣布将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的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用于加强经贸等领域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长远发展。(91)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承诺为非洲提供大量援助与合作。实施50个农业援助项目，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向非洲派遣500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支持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实施头雁计划，为非洲培训1000名精英人才；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和5万个研修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92)这一系列国际援助举措有助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相关合作制度提供发展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向认知。(93)

国际认可与国内支持是影响中国国际贡献的重要变量。中国通过凝聚共识、盘活国际制度来促进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完善，需要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世界大国的成长过程中，国内民众对于中国不断增加国际贡献也需要逐渐理解与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