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战略取向呈现战略收缩或战略扩张两种态势，受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影响显著。新冠疫情蔓延深刻影响国际关系，使得未来全球进入战略收缩期。主要基于两点判断：一是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明显，导致大国实力受损；二是全球治理动能有所削弱，国际环境的竞争性上升。这也致使未来大国的战略重心是国内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内向和保守，战略收缩概率大为增加。受全球战略收缩期的系统性影响，将呈现大国博弈持续增强、全球治理深陷困境、全球动荡风险增加等态势。中国的发展已由“富起来”转入“强起来”阶段，面对艰难逆境，中国“强国外交”开启新征程。对此需警惕战略诱惑的陷阱，规避战略透支的风险，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方面有所调整。

关 键 词：全球战略收缩期  中国外交  强国外交  新征程  大国关系  全球治理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持续蔓延，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全球贸易大幅减少，国际合作难度增加，大国博弈有所加剧。随着疫苗的研发与应用，未来疫情将会逐渐得到有效控制，但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多年，各国战略会更加内向保守，全球化面临的阻力显著增加，全球将进入一个战略收缩期。全球战略收缩期将产生系统性效应，深刻影响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和全球稳定，因此加强全球战略收缩期的研判很有必要。

虽然目前中国是对疫情控制最为成功的大国，但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2021年，中国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发展阶段转变，中国“强国外交”也随之开启。对此，需要客观分析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断优化外交布局，才能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逐渐实现。

一、国家战略取向与疫情冲击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场疫情几乎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造成了冲击，世界主要大国更是无一幸免。受此影响，未来全球将进入战略收缩期。

(一)国家战略取向的逻辑

国家的战略取向主要存在战略收缩和战略扩张两种，主要是指国家基于战略实力、战略目标等战略要素之间的平衡，对战略的内外取向进行必要性调整。战略收缩意味着国家的战略导向以国内政治为重，国际战略目标有所减少，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意愿下降。对于大国而言，都曾在不同时期实施过战略收缩，如日本和苏联在崛起时期都曾采取过战略收缩。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实际上也是战略收缩。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囿于国家实力下降，战略收缩极为明显，战略空间从全球布局到以周边腹地为重，对国际事务也是有所侧重的选择性参与。美国历史上多次实施过战略收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都曾进行了战略收缩。当前，美国正在实施局部战略收缩，通过减少国际责任与义务，动员盟国与伙伴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等方式，在实力相对衰弱的情况下谋求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②与战略收缩相对应，国家根据战略实力的增强也会进行战略扩张，不断增加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和投入，寻求更多的国际影响和国际主导权。如美国基于自身实力的大幅增强，实施战略扩张，参与一战、二战并谋求主导构建战后的国际秩序。德日等国在二战时期也实行了战略扩张，试图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和国际影响。冷战期间，苏联也曾实行扩张战略，在非洲、拉美等遥远地区寻求扩大影响。

总体而言，国家采取战略收缩还是战略扩张，主要基于国家实力与国际环境两大因素。

国家实力对于国家战略具有重要影响。目前，一般可以采取经济实力作为国家实力的观测指标。当国家实力增强时，其更有能力和意愿去开拓对外战略，参与全球治理和承担国际责任也更为积极，呈现战略扩张态势。而当国家实力下降之时，国家投入对外战略的资源势必受限，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会更加凸显，从而迫使国家采取战略收缩以促进战略平衡。国际环境影响战略选择，大国关系对于国际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全球治理的态势可以成为观测国际环境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全球治理发展较为顺利，意味着国际环境的包容性上升，反之亦然。一方面，如果国际环境包容性提升，各国之间的合作会更为容易，也更有可能采取战略扩张；另一方面，当国际环境的竞争性有所增加之时，各国之间的合作会更为困难，也更有可能采取战略收缩。

结合国家实力与国际环境两大因素的影响，国家战略取向大体呈现四种情况：(1)当国家实力增强、国际环境包容性上升之时，国家更有可能采取战略扩张；(2)当国家实力增强、国际环境竞争性上升之时，国家会谨慎地选择战略扩张或战略收缩；(3)当国家实力下降、国际环境包容性上升之时，国家会谨慎地选择战略收缩或战略扩张；(4)当国家实力下降、国际环境竞争性上升之时，国家更有可能采取战略收缩。显然，新冠疫情对于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都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多数国家的国家实力因疫情影响受损，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国家主义影响增强，国际环境的竞争性上升。受此影响，国家大多会采取战略收缩。而当同一时期多数大国都采取战略收缩，全球则进入一个战略收缩期。

(二)国家实力：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极为明显

受疫情影响，各国的经济都受到干扰，在疫情管控与经济发展之间面临极大挑战，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都出现负增长，主要大国的经济实力更是因此受损。

1.全球贸易大幅减少

新冠疫情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国际物流、产业链等都深受影响。德意志银行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同比减少13.6%，2021年预计将仅增长7.5%；这一降幅将远大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且此次还将伴随着服务出口的下降。德意志银行报告警告称，疫情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重组，至少在某些行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③2020年10月初，世贸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比2019年下降9.2%，而4月份的预估为下降12.9%。报告还预测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7.2%，大大低于此前超过20%的增长预期，贸易规模将远低于疫情前水平。更缓慢的反弹意味着到2021年底，全球贸易将保持在疫情前的趋势之下。④因为疫情带来的贸易限制、物流降速等影响，全球贸易在2020年总体下滑明显，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量出现负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全球产业链部分出现调整，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全球化的资源优化配置，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也面临新的挑战。

2.全球投资显著下降

2020年6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急剧减少40%，低于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最多。202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减少一半，非洲地区预计减少25%—40%。⑤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外来投资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来投资的大幅减少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将更为困难。疫情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信心下降，各国经济复苏受疫情影响程度不一，一些国家的金融风险增加，国际投资在安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权衡面临更大困难，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吸引力会下降。

3.主要大国经济下滑明显

对于各国经济增长而言，贸易、投资和消费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受疫情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都大为减少，各国经济深受冲击，经济实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202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同比将减少4.4%，中国经济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世界银行的预测显示，全球经济总量将同比减少5.2%。⑥相对于此前两年全球经济3%左右的增长率而言，经济负增长影响严重。而世界主要大国大多出现负增长，如美欧印日等国。美国商务部2021年1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在2020年同比减少了3.5%，这是自1946年以来的最糟糕表现。欧洲的经济巨头德国，2020年的经济也遭受重创，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5.0%。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2020年GDP同比减少8.3%。2020年11月25日，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在向议会作“支出审查”报告时说，2020年英国经济将减少11.3%，创下30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印度的经济同比减少8%左右。为了控制疫情蔓延，印度不得不采取“封城”举措，但对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2021年4月以来，印度疫情进一步加剧，导致印度经济恢复更加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2020年日本经济同比减少5.5%，名义GDP已经倒退到和1994年相当。2021年1月26日，《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由于新冠疫苗的加速推广，以及部分经济体加大刺激经济的政策，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5.5%。⑦由此可见，2020年全球主要大国经济下滑明显，2021年有望迎来复苏，但是受疫情控制进程影响明显，最快也要到2022年上半年才能实现全球经济全面复苏。

总之，从全球贸易、国际投资和经济增长三大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前景近期不容乐观。即便疫情被逐渐控制，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将处在恢复阶段。对于各国而言，恢复经济是重中之重，经济实力将制约各国的对外战略实施，促使各国采取战略收缩。

(三)国际环境：全球治理动能有所削弱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性问题显著增加，全球治理比以往更为迫切。在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重大问题方面，全球治理本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场抗疫大业中基本上是负重前行。在疫情这样事关各国安危的问题上，全球治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领域或议题上的全球治理。由于多数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未来一段时间会普遍下降，全球治理会呈现领导乏力态势，“金德尔伯格陷阱”⑧会更加凸显。这也显著体现了国际环境的竞争性有所上升。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各国政策趋向保守，全球化指数有所下降，全球化的推进遭遇重重阻力。从全球层面看，此次疫情将引发全球化加速重构，与逆全球化思潮和举措交织叠加，对全球资源配置产生较大影响，使得国际格局的演变充满不确定性。⑨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体系松动、赤字扩大、多边合作机制弱化、技术能力建设滞后等危机风险。⑩

在全球治理方面，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使得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更加凸显，大国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加剧，大国协调的减少，导致全球治理乏力。拜登政府虽然对全球治理的态度会相对积极一些，但受限于国内政治，在全球治理方面主要关注气候变化、新技术等部分议题，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恐难大有作为。目前看来，拜登政府所推行的多边主义，主要是基于和自己的盟国或伙伴之间的合作，并非真正具有普惠性、共享性、开放性的多边主义。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历来强调规范的作用，未来美欧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会有所增加。不过，由于美欧未来一段时期主要是内政优先，推进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都比较有限。中国近年来对于全球治理的态度更加积极，在抗击疫情方面，中国显示了大国担当。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在部分领域显示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不过这也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挑战，在全球治理领域展开制度竞争。

总之，由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下降，以及大国博弈加剧，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治理的动能减弱，全球治理变革更加困难。受此影响，国际环境的包容性有所下降，而竞争性则有所上升。

(四)战略取向：大国战略收缩概率增加

疫情导致各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普遍增加，大国也遭遇了疫情的巨大冲击，各国经济实力受损严重。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竞争性也有所上升。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主要大国的战略取向将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美国遭受疫情冲击严重。特朗普政府抗击疫情不力，成为连任失败的重要原因。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政党极化、社会分化等导致美国国内始终无法形成团结有效的疫情防控。随着拜登总统的上台，这一状况有望改观。拜登在竞选当中多次表示其政策优先选项是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等国内议题，对于外交议题的考虑比较靠后。这也意味着拜登政府执政初期的主要精力是应对国内问题。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诸多烂摊子短时期内很难修复。通过修复联盟关系和重视多边主义来提升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将是拜登政府的重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认为，即使特朗普连任失败，但特朗普主义对于美国政策的影响短时期内难以消除。(11)特别是其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倾向未来难以很快调整，加之受实力下降影响，美国的战略收缩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12)

欧洲一体化遭遇挫折，疫情加剧了欧盟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英国“脱欧”、新老欧洲矛盾等问题更加凸显，这将制约欧盟对外政策的运筹。英国“脱欧”给欧盟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后脱欧时代”的欧盟将不可避免发生重要变化，具体表现为保护主义加剧、内倾性上升、自信心下降。(13)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组，欧盟赖以发挥规范性影响力的力量基础、制度框架、战略依托，都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全球规范和标准设置中的能力，欧盟在对外政策方面面临的能力局限会更加突出。(14)随着英国“脱欧”，欧盟中的德法核心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不过，这两个国家也面临复杂的国内问题。德国的默克尔时代即将结束，新的德国政府将采取何种对外政策和欧盟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法国则因为国内的经济、社会的掣肘，难以独自扛起欧盟对外政策的大旗。总之，无论是欧洲大国还是欧盟，由于自身实力下降和国际环境恶化的影响，将更有可能采取战略收缩。

疫情给俄罗斯也带来了惨重代价。俄罗斯经济发展困难加剧，能源出口因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下降，收入大幅减少。由于难以调整的经济结构弊端，俄罗斯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受经济困难掣肘，俄罗斯在对外政策方面会力不从心，其对外战略重心聚焦周边地区，需要防范周边国家的冲突与动荡恶化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对于俄罗斯而言，随着能源革命和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共识和合作增加，俄罗斯以能源产业为重心的经济发展难度会有所增加。尽管俄罗斯仍将自己定位于全球大国，但对外战略的收缩将是被迫之举，从“大欧洲”走向“大欧亚”，表明俄罗斯对外战略重点在统筹兼顾中发生重大转移，周边地区将是俄罗斯的战略重心所在。(15)

日本内政因安倍首相身体原因辞职陡生变数，疫情给日本老龄化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挑战，东京奥运会更是因此延期。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战略重心主要是恢复经济和办好奥运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呈现保守态势。安倍外交理念对“菅内阁”的对外关系依然具有重要影响。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注重印太视域下的日澳、日英等“准同盟”构建，继续“战后外交总决算”，均是菅义伟内阁坚持安倍时代“战略性外交”的理念表达。(16)不过，与安倍时期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相比，菅义伟内阁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内外环境，国内政治将占据更大的分量。

新冠肺炎对于印度的冲击同样明显。受限于医疗条件，印度在疫情控制方面难度极大。疫情并未削弱莫迪政府的权威，印人党依然掌控疫情的话语权，对国大党优势明显。不过，印度经济增长受阻，疫情更是导致雪上加霜。尽管印度大国战略抱负依旧，但经济、社会等国内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制约其对外战略的开展。新冠疫情对印度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全方位冲击，宗教矛盾激化、经济雪上加霜、政策资源有限、外部环境深刻调整等势必影响其对外战略实施和国家崛起前景。(17)

综上所述，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全球治理的影响非常明显，虽说国际格局尚不会因此发生剧烈变动，但是对于全球战略态势而言，各国受内外因素的制约，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全球也因此会进入战略收缩期。

二、全球战略收缩期的系统性影响

全球战略收缩期具有系统性影响，将深刻地影响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和全球稳定。加强对全球战略收缩期影响的研判，对于中国“强国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大国博弈持续增强

受全球战略收缩期影响，各国会更加看重相对收益，大国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受疫情影响，各国主要忙于国内政治，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大国也不例外，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与参与有所减少，大国战略保守主义倾向增加，大国战略博弈会持续增强。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为了固守美国霸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与打压力度明显增强。考虑到美国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其在安全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也最为便利。美国不仅自身对中国的军事施压强度增加，还联合其他盟国与伙伴对中国共同施压。拜登政府虽然在对华战略手段上会有所调整，但鉴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犹存，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常态化。面对特朗普政府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巨大伤害，拜登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中美关系，但是想要短时期内修复中美关系也不容易。在阿拉斯加的中美高层对话争论激烈，实际上也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依然强硬。令人担忧的是，历经特朗普政府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渲染，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短时期内恐将难以改变。

美俄战略博弈依然延续，由于双方的核战略力量竞争和地缘竞争，美俄战略竞争在未来改观的可能性较小。拜登政府依然将俄罗斯视为重要威胁，双方关系改善面临诸多难题。一方面，拜登政府依旧视俄罗斯为重要威胁，在就职之后与普京的首次通话当中，拜登表现出了强硬的对俄立场，宣称美国会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以回应俄罗斯损害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18)另一方面，美国也会尽力寻求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双方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一致，并有望在军控、伊核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合作。2021年4月，美俄开始相互驱逐外交官，使得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可以预计，美俄关系正常化并不容易，双方之间必将经历复杂的博弈。

中印之间存在共同崛起大国的地缘困境。新冠疫情背景下，印度对大国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与美、日、澳关系进一步拉近，同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采取“脱钩”做法。(19)印度基于国内转移压力和中国外部环境恶化的判断，在边境问题上频频采取进攻行为，导致中印边境冲突升级。相比以往，边境冲突事件受到的媒体关注度增加，国内观众成本上升。由于边境问题和地缘竞争，加之美日等国对于中印竞争的利用，未来一段时间中印竞争压力犹存。更有学者担忧，两国关系现有运行机制与架构效能衰减，难以平稳运转两个毗邻新兴大国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印关系到了非重构而难以重启的关口。(20)

相对而言，2020年中日关系相对稳定，这与日本国内忙于抗疫不无关系。不过，日本安全上对美国的追随依旧，中日之间围绕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对双边关系具有深刻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受大国竞争加剧影响，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明显加强，准联盟形态已经呈现。中日之间的地区主导权竞争和安全问题、历史问题等对两国关系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受中美战略竞争影响，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协调作用增强，但是协调空间减少。为此，日本采取了“第三方力量”外交，即三种战略空间下的外交政策，以此构筑多层次的战略空间。(21)疫情下，中日关系获得短期利好因素，但疫情下的日本战略异动也带动中日关系摩擦显现。(22)

受新冠疫情影响，欧盟内部认同感受到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受损。疫情趋缓后，欧盟能否有效弥合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不仅关乎欧洲经济的整体复苏，很大程度上也将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23)欧盟面临内外困境，总体上希望与中美俄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不过，欧盟还是将发展美欧关系视为优先目标，对拜登政府怀有期待。尽管美欧之间围绕防务分担等问题也矛盾不断，但总体上是合作多于竞争。美欧关系的演变，会影响欧盟与中俄等大国关系的发展。在《北约2030计划》中，北约首次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并寻求美欧联合制华。2021年，欧盟在华为、新疆等涉华议题上紧跟美国，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俄欧关系在未来能否改善存在不确定性。受疫情影响，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动荡风险增加，地缘竞争、人权问题与“颜色革命”将成为俄欧博弈的重要影响因素。

令人担忧的是，无论疫情何时终结，各大国修复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都需要时间，这也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各国会“内政优先”，战略保守主义倾向会有所增强，大国博弈难以缓解。

(二)全球治理深陷困境

全球治理因疫情冲击陷入困境，各领域的全球治理取得进展的甚少，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不少，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信任赤字、领导赤字显著增加。由于全球治理的动能削弱，全球治理改革将缺乏动力，面临身陷困境的风险。

对于全球治理而言，领导乏力、领导赤字一直是不利因素。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性大灾难、大破坏、大震动，导致国际体系出现“领导缺失”，全球治理机制遭受重创，全球化进程受到冲击。(24)如全球抗疫合作中的主要困境在于大国协调存在困难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趋于负面。(25)受全球战略收缩影响，大国博弈加剧，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会明显减少。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特朗普政府面对疫情不是选择同舟共济，而是继续推行单边主义，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抗疫的重要组织、协调机构还多有指责。拜登政府对于全球治理也是选择性参与，更多关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议题。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全球治理部分被演变为大国竞争的场域，使得制度竞争、制度制衡在全球治理领域愈加明显。鉴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大国协调加强，大国博弈的加剧势必会滞缓全球治理的变革进程。

总体来看，全球贸易治理、金融治理、环境治理等面临的挑战颇多，逆全球化、国家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甚至有可能增强，大国博弈加剧导致全球治理中的权力竞争更加凸显，大国之间围绕国际制度的竞争更加激烈，全球治理推进面临的困难增加。

与此同时，区域治理是否赢来转机也存在不确定性。亚太地区达成了RCEP，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该协定的生效将给所有参与国家带来诸多实质利益。在全球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多边合作的价值，不过未来实施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在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合作却动力不足，一些合作还面临退化的局面。特别是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区域合作在疫情面前显得非常脆弱，未来一段时间也是困难重重。

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治理将呈现疲软态势，恐难大为作用，贸易、金融等制度改革难度较大，不过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有望加强。在全球战略收缩期，各国对于国内议题会更加重视，更加关注国内治理，推动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同难度增大。

(三)全球动荡风险增加

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受损，各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增加，国内动荡的可能性增加。在全球战略收缩期，各国之间更加基于相对利益来处理国际关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会增强，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疫情加深了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也使得地区冲突风险增加。在东南亚地区，2020年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只有越南、缅甸和文莱是微弱的正增长。东南亚国家因疫返贫的概率增加。受此影响，社会矛盾有所加深，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局稳定。如泰国年轻人的政治抗争增加，王室权威有所下降。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派系斗争复杂，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对此具有深刻影响。缅甸政治斗争更加激烈，国内动荡已引发全球关注。欧亚地区的地区冲突已经出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卡问题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选举都引发政局动荡。中东地区已有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出现变化，国际能源市场的低迷影响了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疏解，极易成为中东地区动荡的原因。拉美地区的政局稳定受到疫情的冲击已经显现，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国国内政治冲突增加，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也同样明显，政局不稳定风险增加。非洲地区在疫情方面缺乏防控能力，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影响明显。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非洲经济增长受限，贫富差距有所增加，各种社会矛盾持续加深。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疫情也加剧了各国的经济社会矛盾，不得不为国内议题投入更多精力。

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加深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还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和地区冲突的风险增加。疫情导致国际安全秩序被削弱，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更大的波折起伏。主要国家致力于提升战略能力，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多领域展开更激烈竞争。(26)疫情之后如何应对疫情之变与百年大变局的叠加与激荡，将成为维护全球稳定的重要挑战。此外，全球战略收缩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与冲突受到的国际关注可能会下降，也增加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冲突解决的难度。

三、中国“强国外交”开启新征程

2021年，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凡，具有三重特殊含义：(1)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历经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2021年中国发展迈入新阶段。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意味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标志着中国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3)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元年。2020年11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国外交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强国建设显然需要“强国外交”。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强国外交”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鉴于中国发展阶段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中国外交也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进入“强国外交”新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学者据此呼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筹谋和施展“强国外交”，以更大的战略引领意识和更大的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国内国外环境的新变化。(27)杨洁勉也认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国需要建设强国外交理论体系。(28)2021年初，王毅外长撰文指出，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奋力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9)

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要迎难而上，开启“强国外交”新征程。所谓“强国外交”，是指中国作为“强国”所开展的外交，这既包括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所开展的外交，也包括中国在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征程中所采取的外交。显然，中国的“强国外交”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目前，中国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中国外交也需要不断向“强国外交”转变，开启“强国外交”新征程。

从战略目标而言，中国的“强国外交”要促进和确保中国的强国地位并发挥积极的国际影响；从战略路径而言，中国的“强国外交”要推动中国的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更加协调；从战略效果而言，中国的“强国外交”要在全球治理中更加发挥引领作用，更加注重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当然，中国的“强国外交”新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实力变动有所调整。在当前全球战略收缩期，中国的“强国外交”需要在战略取向实现适度战略收缩，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方面有所调整，不断优化外交布局、增强外交能力、提升外交效果。

(二)战略取向：适度战略收缩

全球战略收缩期，其他大国基本保持战略收缩态势，甚至呈现战略保守主义倾向。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复杂的经济社会困难，对外部的借助需求增加。全球治理的困难加剧、国际制度建设和改革中的权力博弈会更加激烈。对于中国而言，到底是战略机遇还是战略陷阱需要冷静分析、统筹把握。中国需要警惕全球战略收缩期的战略扩张诱惑与战略透支风险，在战略取向方面进行适度战略收缩。

整体来看，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忌和防范加深。在其他大国保持战略守势之时，中国的有所作为遭受的国际压力会增加。如何推动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需要中国循序渐进实现国际制度影响力增强。不过，这需要时间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合理把握国际形势。对此，要保持对外战略的平衡。中国的大国战略需要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30)

适度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要进行根本性调整，而是要确保战略目标、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等要素之间的平衡。从国家实力方面而言，疫情对中国的冲击也极为明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国内就业压力增加，产业结构调整更为迫切。从国际环境来看，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乏力，国际环境的竞争性明显上升。特别是考虑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滞缓中国发展进程。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有必要实行适度战略收缩，在确保总体战略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基于战略环境和战略资源等要素的变动，适当调整战略取向，以促进战略平衡，提升战略效果，这就需要实行适度战略收缩。

(三)外交政策调整

基于适度战略收缩的战略取向，中国外交在全球战略收缩期应该有所调整，主要体现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

1.大国外交维持整体稳定

全球战略收缩期，大国竞争的核心是国家实力。特朗普政府强调大国竞争和实力政治，注重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建设。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的战略判断依旧是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一方面重视美国自身实力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动员，其目的在于保持对中国的实力优势。为了限制中国的实力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规制会更加明显，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面临的压力会有所增加。中美竞争将呈现持久化态势，大战略博弈才能决定两国的战略趋势，中美双方如何将各自的阶段性战略、地区战略、局部战略等纳入其大战略框架非常重要。(31)对此，中国也应遵循“内圣外王”的战略路径，注重自身实力建设和国内治理能力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欧制华、联俄制华的意图明显，中国要避免在中美俄欧的大国博弈中处于孤立境地。维护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的大国外交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影响，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干扰。中俄加强战略协作，能够有效抵御打压分化两国的任何图谋，并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就坚固屏障。(32)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国展示了积极态度，中方希望美国新政府重拾理性，重开对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重启合作。(33)2021年3月中美高层对话虽然气氛紧张，但双方就加强沟通和恢复合作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对于中欧关系，中国要积极促进双方之间的务实合作，减少大国竞争、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负面影响。

2.周边外交精准施策、协同推进

全球战略收缩期，大国对于各自的周边地区会更加重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在全球战略收缩期会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大国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投入会有所下降，但在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态势不会改变。受中美关系恶化影响，中国周边小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与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进一步彰显。(34)中国对于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适当分离可以适时推进，对于周边经济、政治、安全合作要加强统筹。周边国家大多不想卷入大国博弈，更不想在大国之间进行选边站队。在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和中亚等不同区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尽相同，对此需要精准施策。

在东南亚地区，美国不仅想激化南海争端，还拉拢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进行产业链脱钩。不过，东南亚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对此已经明确表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基础，对此要进一步以经促政，以经促安，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更加紧密。有学者指出，经历共同抗疫的洗礼，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步伐更为扎实、前景更为广阔，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基础更为巩固。(35)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外长就访问了东南亚四国，表明了重视周边外交的态度，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提出了加强战略引领、推动融合发展、合力应对疫情和维护地区稳定四点建议。(36)

在东北亚地区，经济与安全分化的矛盾难以解决。由于拜登政府对朝政策的国内政治牵绊太多，朝核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中国要尽量避免朝核问题恶化。地区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张力可能增加。中日韩经济合作虽然存在共同利益，但太多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牵制，使得中日韩FTA的推进存在难度。美国积极推动美日韩安全合作，可能给中国造成更大压力。中国在东北亚地区要尽力稳安全、促合作。中国与日韩等国在经贸领域合作存在深厚基础和广泛潜力，彼此在政治安全方面也能增加共识，这些都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也符合域内各国的共同利益。

在南亚地区，印度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加深，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持怀疑态度，对“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开展持抵制态度。中印关系的好坏对于中国在南亚次区域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应在稳定中印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与南亚各国的务实合作，尽量减少大国博弈对于地区合作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印竞争，中国要警惕印度不断拉拢其他大国制衡中国，同时也要对中印竞争保持战略定力，印度虽然是麻烦邻国，但也可以争取成为某些领域的伙伴。

中亚地区未来一段时间主要面临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与“颜色革命”的风险，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要继续实行经济与安全的两轮驱动，在中亚地区稳定与发展当中发挥积极作用。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建设区域，中国可以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深入发展，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互联互通，不断强化与中亚各国的政治互信、经济共赢和安全共享。

3.发展中国家外交突出重点

在全球战略收缩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困难会有所增加。一方面，大国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阻挠会有所增加，通过渲染债务陷阱、环境破坏、新殖民主义等言论诋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动荡风险增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鉴于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外交要突出重点，在整体战略收缩的情况下，优先加强同部分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中国与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合作领域、合作深度不尽相同。在战略收缩期，可以在战略投入整体减少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的重要伙伴、重点领域要更加有针对性地深化合作。如中非合作，在全面落实中非“八大行动”的基础上，加强卫生、产能、区域联通、农业、数字、环保和军事安全七大领域合作。(37)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区分敌友、区分亲疏。区分敌友可以向外界表明中国外交的底线意识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区分亲疏可以防止区分敌友带来的国家间关系“非敌即友”的两极化弊端，防止简单地通过硬实力解决国家间问题。(38)正如王毅外长所言：“对待朋友，我们有好客之道；对待伙伴，我们有合作之道；对待恶人，我们也有斗争之道。”(39)

4.多边外交量力而行

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困难重重，中国增强国际制度影响力也尚需时日。对于全球性国际制度，中国想要增强影响力尚有难度，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度打压并未松懈，中国崛起面临的制度困境日益明显。不过，在经贸、环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国际制度建设，中国可以适时推进，增强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制度影响力。毕竟在环境、公共卫生领域，各国合作需求强烈。在区域治理方面，中国可以根据自身优势有所作为。鉴于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40)，中国在周边治理方面面临机遇，在维护地区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多边合作，走出东亚特色的多边合作之道。

中国主张以多边主义来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同时认为多边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中国应该主张包容性多边主义，更加契合多极多层多维复合体的当下世界的现实。(41)“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42)中国多边外交的重点是加强同各方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合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推动各方共同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43)显然，当前并非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最佳时刻，中国需要谨慎行事，在国际制度领域要避免冒进。在其他国家基本实行战略收缩的时期，中国要量力而行，有所侧重地加强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艰巨，其目标实现离不开“强国外交”运筹。不过，目前面临全球战略收缩期的系统性影响，中国的“强国外交”开局艰难，需要保持政策定力，实行适度战略收缩。今后，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中国的“强国外交”也要顺势而为，及时调整战略取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提供支持。

新冠疫情对于国际关系影响深远，极大地冲击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也引发大国战略调整。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未来将进入全球战略收缩期，这一时期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情况。就新冠疫情对于各国经济社会等负面影响和对全球治理的冲击而言，其破坏性不亚于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国崛起充满曲折坎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是在世界风云激荡中实现。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发展阶段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重要目标，中国外交也要开启“强国外交”新征程，促进中国国家实力向国际影响力更加有效的转化。面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需要深入分析战略收缩期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其对于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的影响。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和大国博弈的重重压力，中国需要系统分析新机遇与新挑战。中国外交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对战略进行适当调整，使得战略收缩与战略集中相结合，促进“强国外交”的良好开局，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早日实现。

①参见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81页。

②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4页。

③参见《德意志银行：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大跌13.6%》，新浪网，2020年5月26日，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5-26/doc-iirczymk3548546.shtml[2021-04-24]。

④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rade shows signs of rebound from COVID-19,recovery still uncertain",October 2020,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62_e.htm[2021-04-20].

⑤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jected to plunge 40% in 2020",June 2020.https://unctad.org/news/global-foreign-direct-investment-projected-plunge-40-2020[2021-04-20].

⑥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June 2020,p.3.

⑦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January 2021.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2021-02-24].

⑧金德尔伯格陷阱，主要是指没有国家有能力或者虽有能力却没有意愿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⑨参见沈铭辉、李天国：《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区域合作》，《当代世界》2020年第8期，第42页。

⑩参见刘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参与路径》，《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第67页。

(11)Craig Timberg and Elizabeth Dwoskin,"Trump's Power on Twitter,Facebook will Outlive His Presidency,"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8,2020.

(12)参见孙兴杰：《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69页。

(13)参见张健：《“脱欧”背景下欧盟政策调整与中欧关系》，《当代世界》2020年第6期，第25页。

(14)参见金玲：《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面临的挑战及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第25页。

(15)参见冯绍雷：《普京执政20年与俄罗斯对外战略新动向》，《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第4页。

(16)参见吕耀东：《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走向》，《人民论坛》2020年第29期，第120页。

(17)参见楼春豪：《新冠肺炎疫情与印度对外战略新态势》，《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25页。

(18)The White house,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Biden,Jr.Call with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f Russia",JANUARY 26,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1/26/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president-vladimir-putin-of-russia/[2021-05-05].

(19)参见林民旺：《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第37页。

(20)参见胡仕胜、王珏：《印度对华示强外交的行为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第25页。

(21)参见高兰：《中美夹缝中的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分析》，《日本学刊》2020年第6期，第22页。

(22)参见吴怀中：《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第33页。

(23)参见房乐宪、狄重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欧盟：应对措施及未来走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第29页。

(24)参见石源华、韩常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2020年第10期，第11页。

(25)参见田野、陈兆源：《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抗疫合作》，《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第140页。

(26)参见唐永胜：《疫情影响下的国际安全：风险叠加，不确定性增强》，《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5期，第16页。

(27)参见赵明昊：《中国的“强国外交”：方位、方向与方略》，《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第16页。

(28)参见《杨洁勉：建设强国外交理论体系，要让百姓和世界听得懂》，澎拜新闻，2020年7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416828[2021-04-27]。

(29)参见王毅：《迎难而上为国担当——奋力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求是》2021年第2期，第21页。

(30)参见王帆：《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外交评论》2020年第2期，第1页。

(31)参见凌胜利：《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5期，第70页。

(32)参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0年12月2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43054.shtml[2021-04-04]。

(33)参见《王毅：中美关系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外交部网站，2021年1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44070.shtml[2021-04-01]。

(34)参见于洪君：《大变局时代国际环境新变化与中国外交新任务》，《经济导刊》2020年第11期，第40页。

(35)参见卢光盛、王子奇：《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景与挑战》，《当代世界》2020年第8期，第40页。

(36)参见《合力推进周边团结抗疫、发展合作新篇章——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接受媒体采访》，外交部网站，2021年1月1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46873.shtml[2021-02-04]。

(37)参见《王毅谈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升级的七点构想》，外交部网站，2021年1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45288.shtml[2021-04-04]。

(38)参见谢超：《崛起国如何争取国际支持：兼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26页。

(39)参见《王毅谈中国外交的担当与风骨》，外交部网站，2021年1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44075.shtml[2021-04-01]。

(40)参见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141页。

(41)参见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第13页。

(42)参见《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外交部网站，2021年1月2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48321.shtml[2021-04-01]。

(43)参见王毅：《迎难而上为国担当奋力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求是》2021年第2期，第21页。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