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格尼尼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讨哲学能为后真理危机增添些什么。
虽然不很频繁，但是世界似乎时不时地赋予哲学新的任务。现在就到了这样的时刻。最终，一个很大很抽象的单词---真理---成为文化危机的中心，不由得召唤哲学家前来处理这个问题。
把它们送回去。哲学家们的真理问题与世界的真理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后真理辩论并不能依靠更好的理论轻易得到解决。在很多时候，人们非常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某事成真。如果用波兰裔美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1930年代的著名例子，如果雪是白的，以及只有在雪是白的时候，“雪是白的”这个命题才为真。如果这听起来显而易见，那就对了。一个命题或陈述句如果对应客观世界中的实况，它就为真。
这种解释和其他的“真理符合理论”在哲学界已经失宠了。实用主义在美国具有强大影响力已经很长时间了，用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的观念，说某个东西为真就是假定其真能说得通。如果一个想法把人送上月球，它就为真，如果导致宇宙飞船在起飞之后不久就在空中爆炸，它就为伪。真理一贯论认为真理是众多命题而不是单个命题的性质特征： 2+2=4的真理值取决于没有被这个简单加法包括在内的整个假设的数量。（真理一贯论的主要论点有二：（１）真理是命题或陈述句与其他命题或陈述句之间的一贯关系：(2)命题或陈述句的真伪标准在于其是否与别的命题或陈述句有一贯的关系，有者为真，无者为伪。数学命题或逻辑命题的真伪即是根据真理一贯论而定，因为他们并不对应客观世界中的实况。－－－译注）冗余理论多多少少可以不需要谈论真理。你在诸如“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之类命题前加上“真实的是”，你并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这些竞争性的理论的优点主要是学界关心的话题。当人们在辩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ain）的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全球气候变暖是真实的人类活动造成的，或者财政紧缩政策是否有必要时，他们的分歧并不是竞争性真理理论造成的结果。在证人被要求发誓说出真理，完整的真理，除了真理什么也不说的时候，他不需要询问法官头脑中拥有的真理理论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真理在学界哲学之外的世界变得如此麻烦重重呢？理由之一是在什么是真理的可靠来源时存在巨大分歧和不确定性。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宗教文本和宗教领袖、有学问的专家以及持久的民间智慧即常识具有某种稳定的信任。但是，现在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普遍承认为权威了。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专家或者简单地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
对这种辩论，哲学家们并不能够添加什么东西。阿兰·古德曼（Alain Goldman）创造了社会认识论领域，专门研究社会对知识作出的贡献，而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有关证据学的著作对现实世界则具有清晰的隐含意义。当发生了火灾的伦敦格伦费尔大厦（Grenfell Tower）的居民抱怨说，他们的投诉没有人倾听时，他们提供了教科书版本的案例，即仅仅有机会接触真相还不够，如果你没有社会地位，你的观点并不能让他人愿意“吸收”。但是，在很多时候，民众在选择应该相信谁遭遇不确定性时，哲学家并不是处理该难题的最佳人选。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如果你的科学素养更高一些，这将会比上一学期的认识论课程让你掌握更多的真理。
真理不像雪是白的那样简单明了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在证人席上，我们都非常同意什么让某个命题为真以及为什么：一个命题或陈述句如果对应客观世界中的实况，它就为真。但是，在其他背景下，我们认定为真理的东西则可能因为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比如，无论是在数学还是科学中，真理都不是主要准确描述物质世界是独立于心灵的现实的问题。
在数学中，真理赢得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纯洁性和确定性。如果一个公式或者证据是正确的，它就必然是正确的。数学真理独立于人们能够从世界上获得的事实之外。物理学定律能够改变，而数学不会改变。难怪休谟要区分数学真理和事实问题。前者涉及到“观念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有关世界的真理。
在科学中，事实问题似乎就是一切。让理论为真的因素就是它预测和描述了我们观察到的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描述最终是真实的。我们可能宣称某个理论为真或者某个科学家是正确的，但未必承诺于科学现实主义。其实，对于他们的理论实体是否准确符合现实世界，很多科学家很高兴保持不可知论的态度。最终的物理学或许包含夸克或中微子，或许不包括这些东西。重要的是方程是成立的，而不是这个方程使用的模式描述了世界本身的样子。
真理很少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事实的问题，即使有的话。比如，历史当然要求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是仅仅符合事实是不够的，还有将什么事实置于显著位置以及这些事实被如何理解等诸多问题。比如，有关欧洲人对澳大利亚进行殖民活动的问题，希望拆除库克船长（Captain Cook）雕像的人和不愿意拆除雕像的人之间并不存在事实分歧。他们的差异在于将那段历史的哪个特征置于核心舞台以及究竟应该是庆祝还是哀叹还是既庆祝又哀叹这个事实的问题。当人们抱怨官方历史不符合事实时，他们很少宣称当局公然撒下弥天大谎，而不过是说重要的真理被完全忽略或者没有充分重视罢了。
人们对真理的兴趣常常不是关于事实而是关于其意义的。比如，画像的真理不一定是严格忠实人物外貌的问题，更多是抓住画中人的某些特征，这可能是更真实的画像或照片没有捕捉到的精髓。毕加索（Picasso）的著名格言就抓住了这个观点，他说“艺术是让我们意识到真理的谎言。”这种真理常常明确无误地与种种事实变体形成对比。英国当代表现派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宣称“事实和真理之间存在区别。真理有解释事实的元素，如果某物为真，它不仅仅是符合事实而已。”弗洛伊德的定义不一定与哲学家的说法相吻合，但他的要点足够清晰。他关心的这种真理是揭示事物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仅仅从参考书中查到的事实。
当我们区分作为意义的真理和作为事实的真理之间的差异时，超越单靠理性和证据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真理”就成为可能了。当今宗教一直善于利用这个机会。科学已经让宗教从最好处说显得多余从最坏处说显得完全虚假，面对这样的指控，很多信徒的反驳是宗教关心的是不同的真理，这种真理和科学真理不一样，也不能被科学所证伪。最著名的例子是，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认为，“科学试图描述自然世界的现实特征，”宗教“则在同样重要却完全不同的领域里运行，它涉及到人类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观。”
很多人觉得人类探索的“非重叠权威理论”观点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要想将两者分开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宗教倾向于最终关心世界事实和价值观。就基督徒而言，我觉得“空坟墓试验”通常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了。当一位能言善辩的、神学理论造诣很高的信徒开始表达某种版本的双权威观点时，有人询问：如果发现基督的坟墓里面是空的，这对你的信仰重要吗？不是因为有人偷偷地溜进去将其偷走了？回答说这个根本不重要的基督教徒非常少。对大部分人来说，信仰的核心应该是有关某个历史事件的事实，即我们都关心的那种日常生活中的真理。
无论我们遭遇了真理的什么伪装，真理总有令人好奇的特征，可以与我们有密切关系也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说某事为真就是说无论我是否喜欢它，它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仅仅因为意志就变成真理。说某事“对我来说为真”但对其他任何人可能不一定为真，通常很可能都是屁话。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对于知道真相者来说，真理总是相对性的。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和宗教信徒关心的真理或者真理的方面未必一模一样。真理不是相对性的，但是，我们与真理的关系可以多得数不清。
作者简介：
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英国哲学家，新著《真理简史》本月出版。
译自：Truth? It’s not just about the facts By Julian Baggini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ost-truth-philoso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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