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大登山队攀登希夏邦玛峰发生山难以来，媒体上对于大学生是否应该开展登山运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方方面面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唯独没有人提及登山运动在北大开展的深厚历史渊源。因此，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简单地回顾一下登山与北大师生学习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后者对于这项运动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爱好。

说到登山，就不能不首先提一下国立北京大学的地质系。自１９１９年北大废门改系之后，地质系就已经是当时实力强劲的理科系之一。次年又设立了地质研究所。首任系主任王烈教授曾以最优等第三名的成绩从京师大学堂预备科毕业，并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仍回京师大学堂高等科执教。京师大学堂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以后，他先后成为地质系主任和教授，并兼任校总务长和秘书长。他从国外带回了田野调查的崭新理念，即学生不仅要在课堂里学习书本知识，还必须到野外去实地考察，对中国的地质构造有直观的认识。地质系的另一位风云人物是１９０４－１９１０年间留学日本的李四光。从１９２０年起，李四光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和系主任。他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在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崇山峻岭。地质系学生因此养成了“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良好学习风气。

当然，对于登山攀岩的爱好并非地质系的专利。锻炼筋骨，陶冶性情，“涉名山大川，养浩然之气”--这已经成为当时北大广大师生的共识和普遍爱好。早在二、三十年代，每逢寒暑假，各系的师生们都会自发组织起名目繁多的考察团和调查团，奔赴祖国四方。三山五岳都留下了北大人的足迹。

地质系同学潘丹杰在《丙寅毕业同学录》的“地质系十五年班徽章说明”一文中这样概括总结了登山和野外考察给他所带来的身心两方面的巨大收获：“十三年五月，本班同人赴南口作矿山测量，实习两周有余；昼则跋涉山崖，随地载记，夜则促膝园坐，互相考证，饱餐我大陆雄厚之风光，得吸燕北慷慨之壮气，心志为之畅廊，本‘问他得答’之良训，以追求沧桑变迁之遗迹，日涉百里而不知倦，手足胼胝，其乐怡然，课毕归来，念念不忘……我班同人睹此标记，当思我日午高峰聚餐之乐，傍晚山涧濯足之景；尤当念我所学及今后我等之责任耳。”

现代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可追溯到１９５５年。同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派出许竞等４人赴苏联高加索登山营学习登山技术，并组成中苏混合登山队，成功地登上苏联境内帕米尔高原海拔６６７３米的团结峰和海拔６７８０米的十月峰。１９５８年，中国开始在香山设立登山训练营，并正式组建国家登山队。短短的两年之后，中国登山队就一举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此后更是捷报频传。１９６４年５月２日，中国登山队征服世界上最后一座８０００米以上处女峰--希夏邦玛峰。举国上下为这一辉煌成就而欢欣鼓舞，其热烈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如今的足球世界杯。

与此同步的是，北大校园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练习登山攀岩的热潮。学校组织了类似于现在山鹰社的学生登山社团，经常在周末假日赴郊外进行攀岩的训练。当时北大地质地理系还有两名青年教师入选国家登山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六十年代初，登山运动在北大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新北大开展的登山运动还被注入了新的意义， 跟一种不畏艰险，勇于登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挂上了钩。北大学生最熟悉的人生格言，除了保尔·柯察金的豪言壮语之外，还有马克思为《资本论》法文版写下的序言：“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如今，在北京大学立志赶超世界一流的２１世纪，这种“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迈理想显然并没有过时，而勇于探索和登攀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对于北大人来说，更是彰显出其难能可贵的特殊品质。

作者为北大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