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类书又被称作古代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于历史研究和文献辑佚起到重要作用。类书诞生于曹魏时期，有官修和私修之分，并在宋代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以“宋四大书”为其辉煌成就之代表。本文将选取“宋四大书”中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成书过程的分析，尝试探讨其背后的书籍编撰思想。
关键字：宋代，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
1.引言
陈寅恪先生曾在其文章《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可见陈先生对宋代文化极之推崇，甚至将其看作中华文化的顶峰。
这并非一家之言，不少学者亦有类似论调，宋代文化的巅峰地位也可在不少领域得到映证，一如绘画、哲学发展、词章创作等等，类书的蓬勃发展亦是其文化昌盛的一个侧面例证。宋代是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无论是著述的数量抑或是质量，都较前朝有了极大的飞跃性进步。据王立伟《宋代类书研究》统计，赵宋一代诞生的类书数量达到80余部之多，可谓是类书自诞生以来空前的成就。[1]宋代类书中，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部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史上地位最突出，且皆为官方修撰，是为宋代类书的集大成者，并称为“宋四大书”。
2.官修类书概述
“官修类书”这一定义涉及两个概念，即“类书”和“官修”。本文的研究对象《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首先属于类书范畴，其次具有官修特征。下文将就这两个方面进行简单介绍。
2.1类书的定义与起源
类书是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其作用与近代的百科全书相类似。《辞海》中对类书的定义如下：“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不同的学者对类书亦有不同的定义，但从不同定义中，大体上可以总结出类书的以下两种特点：其一，将文献、资料根据不同分类汇编；其二，具有明显的类目分别，便于查询。[2]
关于类书的起源，最早的记录出现在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艺文·承诏撰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修撰于魏文帝时期的《皇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综合性类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可见编撰《皇览》的原始目的是为了满足帝王个人对文学的爱好。曹魏之后，类书的编撰偃息了二百余年，直至南朝齐梁时代才又逐渐盛行，之后有编于南朝梁武帝时的《寿光书苑》和《华林遍略》，北齐后主时的《修文殿御览》，成书于隋代的《北堂书抄》，唐代的《艺文类聚》。发展至赵宋一代，无论从修书的组织形式或是书籍内容、体例来看，类书已趋近成熟，因此类书在宋代大行于世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备。
2.2宋代以前官修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书籍大多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种形态，对社会文化的继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官修书因在朝廷、政府的支持、组织下修撰，大多代表其时王朝的正统思想，且继承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而私修书涉猎广泛，除整理、收集资料外，大多数修书人会在其中加入个人的看法和见解，更多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家之言。
霍艳芳博士在其著作《中国图书官修史》中提出，“官修书”的定义应从“官”“修”“书”三个方面入手阐释。其中“官”指官方提倡、官方出资、官方参与、官方善后；“修”指编撰和翻译，其中编撰包括编纂和着；“书”指图书，是整理结集而成的具有知识连贯性的产物。[3]
据霍艳芳推论，官修应起源于夏代，但由于年代久远，目前并无文献佐证，因此只得是推断。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百家争鸣，私撰因此繁荣发展；与之相对，官修书在此时期略微黯淡，代表作品不多，以《法经》《吕氏春秋》为最。秦朝的建立结束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动乱，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焚书坑儒等思想管控政策又有害于文化典籍的传承，对官修书的消极作用非常明显。有秦一代，目前可考的官修性质的文献多为历法和教材，如《秦律十八种》《仓颉篇》等等。两汉时期的大型图书编撰大多由政府组织，并且出现了政府编纂机构，官修书的政治色彩逐渐浓厚。两汉时期的官修书大体可分为三类：对先秦典籍的整理、对本朝图书的汇编和官修人员的创新之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撰成风，出现了类书、实录等新的官修书类型，官府藏书对于官修书的重要性逐渐显露。隋代国祚虽短，官修书成就却不可忽视，38年间官修书数量高达近五十种，总计近数千卷，题材遍及经史子集，以类书和历书成就尤为突出。唐代建立了大量官方出版机构，编撰与出版一体化，官修书作者中家学渊源明显，书籍种类以实录、法律、类书为主。五代十国时期的官修机构和体例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后晋、后周的官修成就相比较为突出，有《旧唐书》《晋高祖实录》等作品。
3.宋代类书兴盛的原因
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文化在赵宋一代到达高峰，一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类书也在此时步入诞生以来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并非历史的偶然，笔者认为，其蓬勃发展得益于三大缺一不可的条件，即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帝王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的改革发展。
3.1科学技术的发展
雕版印刷的起源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学界未有定论，但据宿白研究，9世纪中期到10世纪开头，在长安和成都的雕版印刷手工业中，已专业化了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很快。[5]尽管如此，唐代的刻印具有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装订形式也不便于阅读，因此并未应用到体量庞大的类书出版中。
唐代雕版印刷的出版物大多是佛经、佛像、邸报、单篇诗赋等读物，篇幅较短，受众人数不多。目前可考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件唐代雕版印刷品是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印刻质量颇高，因此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唐代雕版印刷技术”已经成熟的佐证。实则不然，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能表明唐时的雕版印刷术已使用在卷轶浩繁的书籍出版上，当时的儒家经典大多还是需要靠士子手抄流传。一如清朝学者朱彝尊所说：“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何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 ”[6]可见当时雕版印刷的应用尚未普及。
其次，唐代书籍的装订形式以卷轴装为主。卷轴装更多适用于长卷书写，而难以与雕版印刷相结合。至于五代时期，连年的战乱自然影响了出版业的发展，类书作为大体量书类必然也受其所累。
到了赵宋一代，庆历年间的毕升改良了印刷术，发明了活字印刷，这对于读书出版实属创举。此举大大缩短了刻板时间，节省了原材料成本，亦降低了印刷技工的准入门槛。与此同时，
比卷轴装更适宜阅读的蝴蝶装开始盛行，便利的漕运使得纸价下降，官刻因此得以大行其道。以上是为宋代类书大盛的科学技术条件。
3.2帝王的右文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深谙“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旋即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杯酒释兵权，“与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传统。
“文治”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起源于《礼记》中的“（周）文王以文治”，到《论语·八佾》中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宋史·艺文志》中更是将“彬彬乎进于周之文”作为盛世的标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治从那时起得以确立，又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扬。文治在多方面得以体现，典籍的整理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汉代刘向父子校勘群书是为开端，由汉以降，历代帝王开国之初均形成了整理文化典籍的传统，以彰显文教之胜，宋太宗诏修《太平御览》亦有此意。
宋代的帝王皆秉祖训，以身作则，对阅读抱有极大的热情，宋代皇帝几乎没有不读书之人，因此有些类书编写的原始目的就是满足统治者的阅读需求。例如宋版《太平御览》中《国朝会要》一节曾记载：“帝阅前代类书, 门目纷杂, 失其伦次, 遂诏修此书。”宋太宗也有言：“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7]宋真宗亦是如此：“朕每因暇日，阅《君臣事迹》草本，遇事简，则从容省览；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8] 而宋代以前典籍已多如牛毛，遍览不尽，因此有选择性地编修类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可见宋代类书的兴盛与当朝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亦可看作其时主流思想的反映。
3.3科举制的改革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在唐代正式成型，但李唐一代的科举制尚未完全脱离之前的察举制。唐代的官场仍然由世家和贵族把控，平民出身的士子想要步入政坛不仅需要自身的才学，还需要极大的运气和广阔的人脉。此外，唐朝的科举对于考生的出身也有限制，工商虽列四民，取得良人身份，但至玄宗开元末仍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9]
入宋以后，世家逐渐消亡，对政坛的影响力甚微，随着右文政策的推广，统治者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影响最广泛的改革政策莫过于取消考生的门第限制和扩大取士名额。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读书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亦鼓励更多平民选择读书成为知识分子，参与考试的人数有了明显的上升。据张邦炜统计，唐太宗朝平均每年取士人数为9人，唐高宗、武则天朝为18人，而入宋之后，宋太宗在位期间平均每年取士人数多达454人。[10]可见科举制的改革大大激发了平民读书的兴趣，然后参与其中。
与科举制改革相伴而生的是出版业的繁荣和对类书的大量需求。与唐代不同，宋代的绝大多数文学家都由科举出身，他们对宋代书籍编纂贡献良多。另外，宋代取士科目的改革也使大量类书应运而生。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废除明经科，时务策的重要性增加，学子不再钻研如何吟诗作赋，而需要更广的知识面才能应付考试。因此，类书的繁荣水到渠成。
4.宋代官修类书编修概况
“宋四大书”是宋代官修类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功能不仅在于翔实地保存了那个时代各方面的资料可供查找，对后代研究者来说，亦有补史、校史之用，意义十分重大。“宋四大书”中，《太平御览》是大型综合性类书，其编修本出自宋太宗自身读书的需求，也是右文政策的体现；《文苑英华》的编纂与《太平御览》类似；《太平广记》的成书蕴含着巩固皇权的意味；《册府元龟》与前三者不同，属于政治类专科类书，体例最为浩繁，其目的在于扬善惩恶、用存典刑。本文将选取《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为例，试探宋代官修类书的编撰概况。
4.1《太平御览》的编修
关于《太平御览》的编修，最早的记录见于南宋王应麟所着《玉海》卷54引用《太宗实录》：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11]
又有李廷允引《国朝会要》云：“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李昉、扈蒙等十有四人编集是书，以便乙夜之览。越八年十有二月庚辰成。”可见《太平御览》的编修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12]其编者以上述14人为主，其中李克勤、徐用宾、阮思道中间调出另就其他官职，后补赵邻几、王克贞、董淳，共计17人，由李昉、扈蒙领衔。在其他文献，如《太平广记》卷首、宋版《太平御览》前《国朝会要》中均有相同记载。此17人中，有14人有南北朝背景，入宋后经皇帝选拔参与本书修撰。
如前文所述，《太平御览》本是为了满足帝王阅读需求而编撰，亦有巩固右文政策、以文化成天下之用。除此之外，其编纂宗旨亦有“包罗万象，总括群书”之意。《太平御览》全书共一千卷，有55部，部下有类，共5363类。分类细、引书广，几乎是抢救性地保存了五代十国时期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使之不至于佚失，对后代史学家、文献学家意义重大。
《太平御览》在编修方面亦存在缺陷，例如类目或有重合；书名引用时有混乱，常出现同一文段对应不同书名的现象；引文也出现错乱等。尽管如此，并不影响其对中国文化史的价值。
4.2《册府元龟》的编修
关于《册府元龟》的记载，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北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中：
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右司谏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等奏请以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都官郎中直秘阁龙图阁待制杜镐，驾部员外郎直秘阁刁衎，户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李维，右正言秘阁校理龙图阁待制戚纶，太常博士直史馆王希逸，秘书丞直史馆陈彭年、姜屿，太子右赞善大夫宋贻序，著作佐郎直史馆陈越同编修。初命钦若、亿等，俄又取秘书丞陈从易、秘阁校理刘筠。及希逸卒，贻序贬官，又取直史馆查道、太常博士王曙，后复取直集贤院夏竦，又命职方员外郎孙奭注撰《音义》……又令宫苑使胜州刺史同勾当皇城司刘承珪、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典掌。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中也可寻到相同记载，因此《册府元龟》的撰修开始于景德二年九月这一点应是确切无疑。
至于《册府元龟》的成书时间，《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八月)壬申，枢密使王钦若等上新编修《君臣事迹》一千卷，上亲制序，赐名《册府元龟》。”[13]同样的记载可在《玉海》《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中找到。故修书时间约为八年，由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
关于《册府元龟》的编者具体有哪些人，各代各家的说法不一。程俱《麟台故事》取20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取10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取18人；释文莹《玉壶清话》中认为有28人；陈造《江湖长翁集》计29人；近代学者郭伯恭《宋四大书考》认为有23人。马维斌在其博士论文《<册府元龟>研究》中做了详细考述，认为“从较为宽泛的编修概念来看,即首次刻印时包括编摩校勘等参与此项编纂工作的人员,我们应该相信陈造所言的二十九人之多。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参与实际文字编撰(包括音义)的作者为十八人,刘承挂、刘崇超二人则负责提供图书典籍等后勤保障,聂震很可能只是文字的校勘者之一。”[14]
《册府元龟》是“宋四大书”中体量最庞大的一部，总31部，1000卷，1115门。宋真宗对于本书编修极为重视，不仅给予修书官各种封赏，亦多次亲自过问。其编修的本意在于汇编历代君臣事迹，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钧鉴，亦有维护王朝正统之意。
《册府元龟》的编修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类目繁多、难以检索、史料不表明出处等等。但这不能影响其积极意义，不但维护了封建等级秩序，还以总序和各部类前的小序突破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
5.宋代官修类书的思想特点
5.1旁征博引的材料搜集思想
宋代以前的类书种类以经史为主，且偏重于正史，而宋代类书在材料收集方面显得取材更加广泛。《太平御览》是现存古代类书中保存五代文献、典籍最多的一部，且引用文献相对完整，对后世史学、校勘学意义重大。《册府元龟》也是如此，书中所保存下来的关于唐朝和五代实录史料极其丰富，篇幅占到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唐五代文献就有上万条，不仅采用了大量《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文档，还全文采录了如今已散佚的唐代实录及《国史》的内容。[15]
5.2“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意指天道与人道相连，人世间的各种现象都是自然的直接反映。以“天人合一”观安排内容和架构，主要体现在古代官修类书上。[16]《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的部类安排均能体现这一思想。
《太平御览》共分55部，从天部、时序部、地部，到帝王部、偏霸部，到职官部、人事部，再到器物部、杂物部。这种分类方法符合古人对世界、宇宙的认知，以天为尊，地次之，人再次之。在人中，以帝王将相为尊，先于平民百姓，符合封建的正统价值观，亦有皇帝为天子、君权神授之意。
《册府元龟》的分类方法与之类似，31部的顺序分别是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和外臣，以帝王部为全书之首，所占比例最大。这种分类、排序方法同样体现尊卑有序的规律，以君为天，臣为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此又一次得到映证。
5.3皇权的介入
官修类书大多是由官府组织修订，归根结底是受到帝王的指令。因此皇权的介入在编修类书中起到极大的影响，帝王不仅把控修订主旨、体例，甚至对于细微之处的取材都有指令。此外，官修书代表着朝廷、官府的态度和立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贬态度有时亦由帝王决定。这也体现了封建时代上位者对臣民的思想管控。
6.结语
类书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特殊的一种，其起源于曹魏时代的《皇览》，经隋唐的补充发展，在赵宋一代到达第一个巅峰时期。宋代官修类书以“宋四大书”为代表，其成因与宋代的提倡文治的政治环境、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亦与上位者的文学素养不无关联。宋代类书修撰由于受到官方介入的影响，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正统思想，具有引用材料广博、架构体现天人合一、受到皇权影响等思想特征。
参考文献
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宋·李秦,《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
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周生杰，《太平御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
郭伯恭，《宋四大书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刘振忠，《北宋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历史教学》1997年第10期，页57。
于翠玲，《论官修类书的编辑传统及其终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06期.
何忠礼、郑瑾，<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页32-39。
马维斌，《<册府元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赵立凡，《唐宋类书出版对比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张羽，《宋代官修书成就及思想特征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Elman, Benjami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Occident,2007, pp.131-57.
Kurz, Johannes L.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aiping Yulan and the Cefu Yuangui,” Extrême-Occident, 2007, pp. 39-76.
注释：
[1] 有关宋代类书的具体数目，学界暂时未有定论，因不同学者、不同书目对类书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除王立伟著作外，《宋史·艺文志》中的统计数字为75；《四库全书总目》中为66；张涤华《类书流别》中为74。尽管无法确定具体数目，在这些统计数字中已可看出宋代类书在著述数量上已经达到一个高峰，远超隋唐时期。
[2] 赵立凡，《唐宋类书出版对比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3]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1-11。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45。
[5]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页4。
[6] 朱彝尊，《经义考》卷293（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86年）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
[8] 王应麟，《玉海·干兴天和殿御览》卷5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
[9] 周愚文，《中国教育史纲》（台北：正中书局，2001年），页132。
[10]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97。
[11] （宋）王应麟，《玉海》卷5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030。
[12] 关于《太平御览》的成书时间，学界尚有争论。今人聂崇岐据《春明退朝录》考证，认为《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七年，郭伯恭先生亦持此看法。
[13] (宋)李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 （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1845。
[14] 马维斌，《<册府元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5] 贾素玲，<《册府元龟》的编纂、版本及后世类书的影响>，《河南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7期，页135-137。
[16] 蒋永福，<中国古代国家修书活动控制史论>，《图书情报知识》,2015年第7期，页2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