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沈从文终于获准从干校回京治病，文物研究也得以重续。但是，8月14日他给小儿子沈虎雏的信中，忽然有这样一段话：
如社会再变，还有第四次改业机会，或许将试学“作曲子”……若活到七十六岁还有机会接近什么乐舞团，那些年青女孩子会激起我的想象力，写得出十分好听的民族曲子。成就肯定将不下于我写的小故事！
此时沈从文70岁。或许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使他对多年的文物研究产生了忧虑；或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是他对当时混乱多变时局的一个预警。
他从一个旧军人，转成大作家；又转成文物研究专家；在干校因无法工作而改写五言古诗。现在，他突然起念想去“作曲子”。他“不懂音乐”，连“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也不清楚。为什么竟如此匪夷所思，自己也说“真是异想天开”呢？
——其实，其来有自。
他最爱的是音乐和美术
沈从文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敏感。1949年他曾回忆，童年刚有记忆，便感受到了家乡驻军的鼓角声，在黄昏中“奏得又悲壮，又凄凉”。此外，办喜事丧事的乐曲，求神还愿的乐舞，田野山路上的唢呐独奏，以及各种鸟雀的歌呼，河边的水车声，天明以前的杀猪声，田中秧鸡、笼中竹鸡、塘中田鸡鸣叫声……都“镶嵌在成长的生命中每一部分”，“暗示或启发”了他的音乐潜能。
1983年，凌子风准备将沈从文的名著《边城》再次搬上银幕，沈从文在电影剧本上批道：家乡白河和沅水上的船家，下行时悠扬顿挫、有板有眼、充满快乐兴奋的摧橹歌，和上行时带着特别辛苦、无腔无节、无可奈何的挣扎呼喊声，“六十年来还在我耳边保存得清清楚楚”。
甚至“身边耳边一切沉静静的”，生命中也会有音乐旋律“这些回音来复”。
抗战在昆明，他看到绿色“在阳光下不断流动”，耳边“恰如一个伟大乐曲的章节，在时间交替下进行”。在青岛，面对大海，他感觉到“心脏跳跃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充满青春纪念的音乐”。
1956年，在湖南吉首听苗家歌手唱歌，觉得歌手“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唱歌”。1976年在苏州甪直，船家纵然沉默不语，他也感到“总像是在轻轻唱歌”。
面对好曲子，沈从文更“永远是感动得要流泪。从小即如此”。
他特别喜欢家乡的“傩戏”。黄永玉1982年陪他去凤凰老家，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地。他听“傩戏”，“眼睛里充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回京后只要听到“傩戏”两字，就流泪。
一次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张兆和忙问怎么回事，他指着收音机——正播送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说：“怎么会……拉得这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晚年看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对剧情不大懂，却专注地倾听短短的片头曲，问：“谁弹的琴……好……”声音哽咽，别人告诉他是鲍蕙荞，他两眼已满含热泪。
他还特别喜欢西洋音乐。大儿子沈龙朱说，他知道父亲欣赏西洋音乐很早，在昆明，沈从文常常带着孩子去听交响乐唱片。1950年代初，沈从文分期付款买了一架捷克电唱机。两个儿子开始买西洋音乐唱片，积攒了七八十张，家里经常充满了交响乐。沈从文不懂外语，便在喜欢的唱片贴纸上写“好！”，以便再听。
黄永玉知道他喜欢音乐，买了个大的电子管收音机送给他。沈龙朱说，家里有了收音机，“父亲永远在听交响乐”。开明书店焚毁他的书，他听“悲多芬”；独自在家守岁，他听“悲多芬”；文革中，他冒险还是听“肖邦和悲多芬”。
他曾写信给一位老熟人的孩子说：“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又说“由于种种限制，却被迫得用写作继续生存，用生僵呆定发霉发腐文字，来把脑子里与颜色声音分不开的一簇簇印象，转移重现到纸上”。
——在世人眼中，沈从文是文学、物质文化研究的两座高峰，其实，音乐和美术，才是他的最爱。
音乐改变、甚至拯救了他的人生
音乐是什么？音乐的魔力有多大？有太多的说法和生动事例，沈从文的诠释和体验或许最“锐利”和另类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音乐是他人生的“北斗”和“神灵”——音乐改变、甚至拯救了沈从文的人生。
1949年2月，沈从文曾非常详细地叙说了音乐对他的意义。
“唯有音乐能征服我，驯柔我。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乐章在我耳边流注……生命仿佛就有了定向，充满悲哀与善良情感，而表示完全皈依。音乐对我的说教，比任何经典教义更具效果。”——音乐滋养了沈从文。
“只要生命中有这些回音来复，来自多年以前的远方，我好像也即刻得到一线微光，一点热，于是继续摸索而前”。“只有一件事给我生命以力量和信心回复，即仅具启发性的音乐”。——音乐激励了沈从文。
“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条理出‘人的本性’”。——音乐使沈从文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观念和体验。著名音乐理论家杨燕迪最近撰文，对国内外音乐界过于纠缠情感，或者外在技巧表示不满：音乐应当有“更为宏阔的命题”，“在艺术功能上，音乐应该承担起揭示人性与真实的职责”（《解放日报》2018年1月27日》），而沈从文在60多年前对此就已经有所涉及。沈从文似乎有一种为了杰出而生成的品质——洞察力，令人惊叹！
在人生面临重大困惑的时候，沈从文就向音乐求救。1940年代在昆明，沈从文陷入对生命抽象思考和具体感受之间的泥淖里，苦苦挣扎，难以自拔。茫然、疲惫、空洞似的虚无，头脑思索不止，仿佛朝着疯狂奔去。这时，沈从文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音乐、谈到音乐，屡次祈求道：“给我一点点最好的音乐，肖邦或莫扎特，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景中……”；“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中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
在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沈从文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机，竟至精神失常，导至自毁。音乐又一次显示出它在沈从文生命中的疗救力量。
1949年8月，待渐渐平复后，郑振铎介绍他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此时张兆和在“革大”，孩子们各忙各的。沈从文回家后常常一个人。他要么长时间独坐叹息，要么不停地写，写了撕。此时音乐成了他主要伴侣，抚慰他受伤的心灵，梳理他既复杂也单纯的情感。一个晚上，学生马逢华来陪他听音乐，他忽然像从梦中醒来似地幽幽说道：“我这副脑子整个坏了，强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有时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
同年9月，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描述了音乐如何引导他，影响他，拯救他。他还写了二首长诗《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从悲多汶乐曲所得》，他感到生命的回复，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通过了黑暗的隧道：“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一个完全新生！”音乐更深层意义“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
在以后的岁月里，在长期压抑无助、困厄挫折中，他总是在音乐里得到安慰、平衡和希望，保持童心，“百年长勤”。
他把小说“当成一个曲子去完成”
文学语言应该像音乐一样流畅，有节奏感，这是作家的普遍追求，沈从文无疑是个高手。他的探索还在于，他将音乐的诸多因素灌注于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进入作品更深广的内核和范畴。
沈从文说，好的音乐，有时会成为文学创作的“媒触机”、“酝酿期”，或“怀胎信号”。这“不是什么灵感，比灵感还高一级的东西。更不是什么天赋。所以在那个情形下，如果写什么散文、故事，一定写得极动人”。——音乐孕育了他的某些作品，并贯穿于作品诞生的全过程。
沈从文多次说，“有些故事写得还深刻感人，就因为我把它当成一个曲子去完成”。或许文字也可以像“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他的许多作品“即有乐曲的过程节奏”，“有音乐旋律在其中，还自以为即很好的乐章”。
他还说：“我从佛道诸经中，得到一种新的启示，即故事中的排比设计与音乐相会通处。尤其是关于重叠、连续、交错，湍流奔赴与一泓静止，而一切教导都溶化于事件‘叙述’和‘发展’两者中。”
他说，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有美术和音乐成分的吸收，“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
他让音乐的精灵降临在他的作品里。他为无人理解而遗憾。
他因文学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和音乐家马思聪终于指出了这个蕴含而感到幸慰，称他们是“最好的读者”。“他们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
1951年，他写信告诫一位青年作家，要喜欢音乐：写短篇懂乐曲有好处，“音乐和小说同样从过程中产生效果的……这才真是艺术！”
他曾给一位作者提出建议：应该“有些小景小人事穿插介入，……一切似乎都永远在动，却有个由爱情而游离了的凝固灵魂，静静的独自反复唱歌”，并说“这是作乐曲的方法”。——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音乐境界啊！
用作曲原理写小说，沈从文说：“在中国，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已经有人在研究沈从文小说中的音乐原素，窃以为，应当引起更多艺术评论家的关注。
他对音乐创造充满信心
据黄永玉回忆，表叔常常“谈音乐，一套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他喜欢莫札特，喜欢巴赫，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表叔说：‘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这是个准确定律。”
黄永玉感叹说：沈从文“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或许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对自己的音乐创造充满自信，并常常夸口。
在1940年代即说，他常常很想用音乐去表现“从抽象产生”的“得到永生快乐的”“一种境界”。“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
在1949年的精神危机中，他坚持说：“用音符表现生命情感起伏与连续，我相信，成就都必然比文学来得大，来得深，也来得容易。”
他在赴四川土改途中，船靠巫山，写信给张兆和说：这个江城“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如会作曲，在心中泛滥的情感，即必然在不甚费事组织中，可以完成一支曲子”。又写信给小儿子沈虎雏说，如果你和哥哥学作曲，“我会容易为你们工作提出些有用意见”。他还进一步说“更有可能，即我们可以共同作些……好曲子”。
1972年，沈从文对一个学音乐的年轻人写信，说自己“笨得甚至画个圆圈也不及格，唱歌更差劲”，“另一面倒还是满以为如有了作曲的基本知识，学下去，和当时学写作方式差不多，搞个五几年，作点曲子或许比西哈努克先生的作品好听一点也说不定”。若还掌握了“弹奏的基本知识……而充满信心试验下去，什么李名强、殷承宗，统不在话下”。他还说“老想到去创造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个成就”，竟然要与世界第一流音乐家比肩，真有点狂妄了。——但是，天才是条不走河道的流水，恣意是它的特征。
黄永玉写道：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量，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大河最易相通，黄永玉最懂沈从文。智慧是最高知识，是神魂与共，说不清，有意味；却可以跨越一切，给人以无止境的自由和创造能力。技艺是外在的东西，远远低于智慧。沈从文对音乐创造的自信，是他杰出智慧的自然外溢。
沈从文想改业“作曲子”没有实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时光让无数愿景破碎，让很多河流干涸，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沈从文却还是沈从文，他仍然像一只绿色的蜻蜓，坚定地站立在摇曳的芦草尖上，做着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与音乐的奇特关系意味深长，他的生命质地的嚣强昭示无遗。
1951年9月2日，批判电影《武训传》正电闪雷鸣，他不管不顾地写道：“政治中讲斗争，乐曲中重和声。斗争为从矛盾中求同，和声则知从不同中求谐和发展。唯其不同，调处得法反而有个一致性，向理想奔赴如恐不及。”（《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用音乐来阐述人类追求不已的政治图景，社会理想，沈从文的智慧借助音乐又一次发光。
参考书籍：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 见《沈从文自叙传》（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
《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沈从文家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沈从文精读》（下）张新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人生扫描》李辉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
《沈从文印象》孙冰编 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
《沈从文年谱》吴世勇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吴立昌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
《沈从文家事》刘红庆 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
《沈从文与我》黄永玉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