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欧亚和印太概念是近年国际政治中出现的重大现象，两个进程一个以欧亚大陆为依托，一个以印太大洋为纽带。两大进程的主体不同，理念不同，政治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原则不同，开放程度也不同，这使它们带有了某种系统性差异的特征。由此出现了把它们放入一个分析框架的必要，以此回答它们是否会形成体系以及是否会出现新两大体系对立的问题。由于内外因素的制约，不会再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两大体系对立，但在新国际秩序建设之争的背景下，有可能形成某种“软体系”和它们之间的“软对立”。美国的印太战略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性质。不过，印太进程有多个国家参与，内容多样，需要作出区分。中国反对印太战略的冷战思维和遏制中国的意图，但不应反对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联通，也不应反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印太进程很可能是长期过程，而不是短暂现象。它有其自然的动力，并不完全是人为的产物。印太进程也有某些优势条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国可通过与印太进程参与国的双边或小多边合作影响印太进程。从大战略的角度，中俄在大欧亚进程中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有利于大欧亚进程，也有助于缓解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因而符合共同的战略利益。
关键词：印太战略大欧亚；中国；俄罗斯；
作者简介：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本文拟探讨两个大问题，一是印太战略与大欧亚进程的关系，二是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关系。大欧亚和印太概念的突起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它们也被认为似乎在演化为两个体系的竞争。自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形还是首次出现。虽然目前这还只是一种朦胧的状态，这种观察也多是学术界的敏感和联想，但它传递出的一个信息是：国际关系在整体形态上向冷战时期倒退也已开始成为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把大欧亚和印太战略放到一个分析框架内，对它们进行整体的对比和探讨。这个视角也许还有些超前，还带有一定的理论假设成分，不过这个视角本身就有意义，它能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可以观察到单从大欧亚或印太角度所看不到的地区政治景观。
大欧亚和印太在地理上相邻，在经济上相连，在安全上相关，但它们形成的背景不同，含义有别，主导者为存在战略矛盾的不同大国，理念和目标差异明显。这样的两个进程将怎样发展？它们会发展为体系吗？又是否会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体系竞争和对抗？如果不会，它们又将是什么关系？大欧亚和印太战略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中国是大欧亚合作的主要参与国和推动者，同时中国也被认为是印太战略的主要对象和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更是直接以中国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样解读印太战略？中国对印太战略应采取什么立场和政策？
大欧亚和印太进程的突起
这里以大欧亚进程和印太进程称之，而不是叫作大欧亚伙伴关系和印太战略，是因为这里所指的是综合的宏观进程，而不是某一国的具体政策或战略，相关国家的具体政策和战略都只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仅仅几年前，大欧亚概念在国际政治中还默默无闻，印太概念也还只是几个国家学术和外交圈子中的宠儿，未登上大政治的舞台。不过，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欧亚和印太概念迅速发展，不仅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而且成为跨区域性的战略框架。
这一情况的产生有复杂的背景，其中最基本的动因是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动，大国关系的调整，这一地区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大国战略重心向这一地区的集中，以及各大国对更大的跨区域战略框架的寻求。
亚太和印度洋是大国聚集的地区，世界主要大国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都在这一地区，此外还有东盟这样的集体经济体。以中俄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极大地增加了这一地区的战略分量，也推动了大国关系的调整。随着这一地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动力源泉，它也越来越成为大国合作与矛盾的交汇点。各大国对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视持续提高，并不约而同地向外拓展其战略规划框架。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战略上向欧亚内陆和印度洋发展；俄罗斯在2016年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迈出了传统的欧亚范围即原苏联地区，在战略构想上走向亚太和印度洋；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对“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进行了升级，提出了“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雄心勃勃地要更实质性地进入东南亚、东亚和亚太地区；2016年日本正式推出了“印太战略”，把推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联通、加强与印度洋国家的经济和安保合作作为国家战略；2017年年底美国“印太战略”也接踵而至，美国战略中心向东转移在奥巴马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开始，从“转向亚洲”到“亚太再平衡”，再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战略东移的思想始终如一，而印太战略可说是其集大成者。这样，大欧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成了大国拓展战略的共同疆域。
现在，亚太、印度洋和欧亚地区各种区域机制林立，既有APEC这类公共性的全覆盖的区域机制，也有如东盟、欧亚经济联盟这样次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如果把这类全区域和次区域的机制不计入内，那么大型跨地区框架主要有四个，即“一带一路”、大欧亚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印太战略。这四个大型跨地区框架背后的主要推动国是五个，即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印度。如进一步细分，五个主要推动国又分属两个进程，中国和俄罗斯在同一个进程中，美国、日本则在另一个进程中，而印度则同时在这两个进程中。由此，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这个地区的跨区域合作可抽象为两个大进程，即以中俄为代表的大欧亚进程和以美日印为代表的印太进程。
大欧亚进程是指以欧亚大陆为基本区域的联通、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如上所说，大欧亚进程不是指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大欧亚伙伴关系只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厘清概念是必要的。概念之争是现今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它反映了各国对自己独立身份意识的重视，对大国而言往往又暗含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意义，因而为各大国所执着。不过，在概念上过于纠缠也会流于虚名之争。
大欧亚进程以中俄各自和共同的合作理念和区域机制为基础，它有三个主要的动力来源。
其一是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在欧亚地区最早的区域框架，它最初的活动集中于中亚和传统的欧亚地区，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后，不仅增加了上合组织的数量，使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从6个变为8个，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上合组织的政治地理属性，使上合组织变为大欧亚地区组织。大欧亚地区成为上合组织的区域框架，这也自然使上合组织的发展与大欧亚进程并轨而行。
其二是中俄在大欧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中俄在欧亚地区都有各自的区域发展构想和战略，在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它们都推动着大欧亚进程。中国的“一带一路”远大于大欧亚的范围，大欧亚合作是它在这一地区的局部体现，它自然也推动着大欧亚合作。欧亚经济联盟是由俄罗斯主导的经济组织，它的成员国都是原苏联国家，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基本定位是推动在原苏联地区的一体化。近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开始外向化发展，其主要形式是与其他国家建设自贸区，形成制度性或机制性的经济联系，它的对象首先是东南亚、西亚和南亚国家。这使欧亚经济联盟跨出了原苏联空间，走向大欧亚地区，并以此成为推动大欧亚进程的力量。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在2016年正式提出的构想，它的名称本身已表明了它的志向。大欧亚伙伴关系与欧亚经济联盟在性质上一致，但在形式和特点上则有诸多不同。大欧亚伙伴关系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构想，而不是具体的组织和机制。在大欧亚伙伴关系中俄罗斯有更强的主体性；俄罗斯可在它的框架内开展双边和多边活动，而不必总借欧亚经济联盟之名；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合作形式更自由灵活，同时它的合作内容也更广泛多样。
其三是中俄在大欧亚地区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伙伴，避免在欧亚地区发展战略的冲突是两国的战略共识。为此，两国采用了战略对接的概念和政策，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以此把两国在欧亚地区的发展战略纳入到一个大框架中，使之合为共同推进大欧亚进程的动力。与此同时，中俄也在双边合作的议程中确定了共同建设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议题。
印太进程是另一个宏大进程，它的主要参与者是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它的外缘扩散到其他的南亚和大洋洲国家。如同大欧亚进程一样，印太进程是相关国家的印太政策或战略的综合称谓，不专指某一国的印太战略。印太进程的基本内容是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连接联通，主要表现为相关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密切联系与合作。
印太进程虽参与国很多，但决定这一进程成败最关键的角色是美国和印度。美国是印太进程最大的推动力量，这既是由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也是由于美国拥有的盟友网络和它的号召力。日本虽然是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它提出印太战略的时间甚至比美国还早，但日本能力有限，它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而不是关键。印度虽只是普通的大国，但它在印度洋一国独大，是印度洋地区的代表，没有印度的积极参与，所谓印太也就缺了一边。因此，印度对印太进程不可或缺。
印太与大欧亚进程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不管有意还是无心，现实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两个进程有着一系列相交之处。首先，印太和大欧亚进程的主要参与国都位于亚太和大欧亚地区，两者不仅相邻，而且在地域上有一定重合。其次，印太进程和大欧亚进程的参与者也存在重合，一些国家同时参与两个进程，或是对方的合作对象国。再次，印太进程更准确说印太战略被认为有针对中国和大欧亚进程的含义。最后，两大进程的结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两者不再是孤立的进程，而是存在着内在关联。
对印太战略性质的理解
在分析印太进程与大欧亚进程和中国的关系之前，对印太战略基本内容和性质作一定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印太战略是美日印澳战略契合的产物，这一契合的基本点就是有必要形成太平洋—印度洋框架，四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以印太为框架进行合作。
作为正式的国家战略，日本是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2016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按照日本外务省的构想，印太战略要联系两大洲，即亚洲和非洲；连接两大洋，即太平洋和印度洋。日本力图在印太战略框架内大力展开与东盟、印度和非洲国家的合作。不过，日本印太战略也被认为有抑制中国的含义，日本的意图是通过印太与美印澳等形成共同战略利益和认知，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2018年底，日本将印太战略改名为印太构想，原因据称是为了更易为东盟国家接受和避免中国的误会。
同时在印度洋和向太平洋发展是印度外交的重要方向，它的具体战略表述为“向东看”（Look East）和“向西看”（Look West）,也被称作东进西联，所谓东进是向东南亚乃至东北亚发展，所谓西联是通过阿拉伯海与西亚、中亚、高加索以及俄罗斯和欧洲联通。尽管印度官方较少使用印太战略的概念，但它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思想与其是一致的。
澳大利亚对印太概念非常热衷。还在2013年，澳大利亚就开始在官方层面正式使用印太概念，其后，澳大利亚对印太概念继续发展，重视程度也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热衷于印太概念的原因被认为是这可凸显它作为两洋国家的独特作用和地位，缓解它的身份焦虑，帮助它融入东亚合作，同时，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秩序，对冲地区合作中的中国中心化。
美国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比日印澳都晚，但只是在美国宣布印太战略后，印太战略才真正获得区域性大战略的意义和地位，也才真正引起中国和俄罗斯的重视。关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下面将专门叙述。
毫无疑问，在整体层面上，印太战略具有共性，参与国有相近的利益和目标，其共同点是加强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发展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大联通和大联合，相互开拓和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集体安全合作，抑制由于中国崛起所引起的安全焦虑。但在国家层面上，各参与国的目标和政策存在差异，因而不能完全等同。
作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印太战略是特朗普2017年11月在越南岘港的APEC会议上提出的，它的正式名称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名称显然是从日本借用的。在印太战略正式提出后，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阿列克斯·王（Alex N.Wong）、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分别从政治、安全和经济角度对印太战略进行了阐释，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就印太战略作了阐述。迄今为止美国官方对印太战略的主要权威解释都来自于此。
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词是“自由”和“开放”。按照美国的官方解释，自由的含义首先是在国际层面印太国家不受胁迫、保持主权独立并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其次是在国内层面，增进良治、保证公民基本权利、加强透明度和反腐败。开放的含义首先是指开放的国际海上航行和空中交通，美国认为世界上50%的贸易是通过印太特别是中国南海，因此美国认为保证这一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特别重要。其次，是开放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太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很大缺口，需要推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再次是更开放的投资，不仅是增加美国的投资，更主要的是鼓励本地投资和创新。第四，是更开放的贸易，鼓励自由、公正和互惠的贸易。
美国认为印太战略是它过去70年未变的思想，只不过现在有新的特点，其一是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上升，其二是现在印度承担着印太自由开放秩序保证者的角色。阿列克斯·王表示，印太战略要求必须加强自由贸易的规则，必须确保任何国家不滥用规则，不强制技术转让，不偷窃技术产权。这都是美国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常用来指责中国的典型用语。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从安全角度对印太战略作了说明。他表示印太地区对美国的持续稳定、安全、繁荣有着关键意义。马蒂斯认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含义一是加强对海路运输空间的关注，二是加强与同盟和伙伴国的协同（interoperability），三是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和治理透明度，四是以私营经济为指导的经济发展。马蒂斯指出，印太战略是美国国家大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原则精神上与美国大战略保持一致。所谓大战略首先是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文件中，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于战略竞争者和国际秩序的修正者。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有大量对中国的负面表述。它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支持中国的崛起和使它加入战后国际秩序有助于中国的自由化。但与美国的希望相反，中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主权扩大了自己的权力；把它的集权制度包括腐败和监控向外扩散；它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强大和资金充裕的军队；它的核武库不断增加并多样化；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部分是利用了美国的创新经济，包括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美国国防部把印太地区看作是未来国际秩序之争的战场，它在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说，在印太地区正在出现一场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竞争，它的一方是自由的世界秩序思想，另一方是专制的世界秩序思想。显然，自由的世界秩序思想是指美国，专制的世界秩序思想是指中国和俄罗斯。《国防战略报告》还指责中国说，为了使他国接受中国的政治和安全议程，中国使用经济诱惑和惩罚的手段，并动用军事威胁；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它在南海建立出口和军事化对贸易的自由流通带来危险，威胁他国的主权，破坏地区稳定；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意在限制美国进入这个地区；中国说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对双方都有利，但中国的主导实际上降低了许多印太国家的主权。
美国大战略对中国的定性决定了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定位。马蒂斯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受印太战略的指导；中国在南海的政策与美国主张的开放性背道而驰；中国的宏观目标引人怀疑；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有有意为之的性质，包括在南海部署反舰导弹、地空导弹、电子干扰器以及在永兴岛起降轰炸机。马蒂斯指责说，中国所做和所说相反。中国部署这些武器系统是为了以武力进行恐吓和胁迫，中国在南沙的军事化也与中国政府2015在白宫玫瑰园的许诺相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经济角度对印太战略作了说明。他说印太地区的经济重要性在于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世界最大的六个经济体中的四个也位于这里，即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另外还有快速发展的东盟。蓬佩奥说美国是印太地区最大的双向贸易国和最大的投资来源。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合作优先方向是数据和网络连通、能源合作、开拓印太能源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连通，简单说是三大领域：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在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印澳在2017年底重启了四边安全对话（QUARD）。四边安全对话构想始于2004年12月的印度洋大海啸后，它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协调美日印澳在印度洋大海啸后的救灾行动，不过它只在2007年举行了一次对话，此后就偃旗息鼓。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式提出后，四边对话快速复活，显示出比过去大得多的活力，不仅活动频率大大加快，而且它的议题也完全改变，从最初的救灾协调提升为经济与安全合作，因此有人将其称为四边对话2.0版。在过去的一年里，四边对话已经举行了三次，分别是在2017年11月、2018年6月和2018年11月。第一次会议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主题，其核心议题是“构建安全和繁荣”与合作的基础——“共同的民主价值”。第二次会议的重点包括支持东盟在地区机制构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推进地区可持续经济合作。第三次会议的主题是“支持自由、开放、包容、基于规则的秩序”，安全和经济是主要议题。毫无疑问，四边安全对话与印太战略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在名义上它还不是印太战略框架内的附属机制，它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和功能也不清晰，未来它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也还不确定。它有可能在印太战略的框架里得到定位，或是形成某种常设机制，或是被整合，舆论有把它看作“东方北约”或亚洲版“小北约”的观点，在目前看来这过于夸张和渲染，但美日印澳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安全合作确实越来越密切，并且有形成地区安全网格的趋势，这确实值得关注。与印太战略的概念相适应，2018年5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
尽管美国宣称印太战略不排斥任何国家，但从以上美国官方文件和高层政府官员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印太战略具有显而易见的针对中国的意图，而且美国对此几乎是公开表达，并不加以掩饰。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反映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国际领域各个层面上。在政治层面，印太战略意在阻止中国在这一地区政治影响的上升；在经济层面，印太战略意在反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模式；在安全层面，印太战略欲抑制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能力；在国际层面，印太战略意在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国际秩序建设上展开竞争。简言之，美国印太战略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强烈指向，它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中国推动的地区合作进程。美国印太战略的这种性质是固有的，并不是对其过于敏感的理解。中国在政策上可以作不同的应对，在外交表态上可以比较策略，但对美国印太战略性质的认识须客观准确，不能以愿望代替现实。
印太进程与大欧亚进程
在了解了印太战略的基本性质后，可以对以印太战略为骨架的印太进程与大欧亚进程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使这一地区出现了两个相互交叉的跨地区框架，它们都覆盖面广阔，包含国家众多，都有区域联通的使命和功能。不过，这两个框架显示出一系列重要的不同：
在进程的主体上，大欧亚进程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国家和动力源，印太进程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主要国家和动力源。
在地理特征上，大欧亚进程以传统的大陆国家为主，如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等，它的活动主要是在欧亚大陆，并从大陆走向海洋。印太进程则是沿着太平洋和印度洋环行，并从海洋进入大陆；它的主要参与国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大欧亚国家大多是非“西方”国家，因此大欧亚进程天然具有非西方特征和性质。印太进程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属于“西方”范畴，美日澳都是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上的“西方”国家，印度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一些东盟国家如新加坡也在政治文化上为西方接纳。在意识形态原则上，大欧亚进程不以意识形态为合作条件，不输出价值观，没有意识形态要求。印太进程则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价值观，对成员国有意识形态要求，并负有推行西方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合作内容上，大欧亚进程以经济合作为基本取向，不追求地缘政治目标，不针对其他国家。印太进程的合作则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而且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的内容很重，具有浓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色彩。在开放程度上，大欧亚进程没有门槛，对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开放。印太进程虽名为开放，但由于它的限制性条件和定义，它的开放实际上是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不开放的。印太进程一方面促进一些国家的联合，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一些国家，因而它具有刺激地区分裂的潜在因素。
如此之多的重要不同使大欧亚和印太进程的差异不仅仅是技术性和个别性的，而且具有了某种系统性差异的特征，这些差异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矛盾和对立性的。由此，尽管还不够充分、不够全面和不够清晰，但两个竞争性体系的影子确实有若隐若现之感。实际上，国际政治中也确实有新两大体系之说，例如在俄罗斯学术界，有观点把大欧亚看作是新的大陆体系，它的对立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体系。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大欧亚和印太进程是否会形成对立的体系？更进一步问，它们本身有没有成为体系的可能？尽管国际政治中无形的分界线有越来越深的趋势，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也出现了某些体系竞争的迹象，但仍可以认为，如无重大形势变化，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不会形成类似冷战时期的对立体系。
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不是传统的陆权和海权体系竞争的再现。它们虽有传统的大陆体系和海洋体系的外在特征，不过，在当代世界，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界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被打破，继续以大陆和海洋体系来划分世界已不科学，而且已没有那么重要的实践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交通通讯的发达，历史上的大陆和海洋国家的划分即使没有完全过时，至少已没有过去那么重要和明显，国际政治中的地理特征已不具决定性意义。另外，时过境迁，历史上曾经的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也不复是从前的情况。中国曾被认为并且也自认为是大陆国家，海洋是中国的屏障，而不是发展的空间。但现在中国对自身的认识已经不同，它既是大陆国家也是海洋国家，而且它既向大陆发展也同时向大洋发展。中国以其如此大的海外贸易投资、如此庞大的海洋运输能力、如此雄心勃勃的海洋丝绸之路建设计划、如此巨大的海外利益规模，它无论如何也不再仅仅是大陆国家。俄罗斯的情况也类似。俄罗斯也是典型的传统上的大陆国家，但现在仍以大陆国家定义俄罗斯已不十分合适，大陆虽是俄罗斯发展的主要地域，但海洋也是俄罗斯越来越重要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向太平洋和北冰洋地区的发展。因此，把大欧亚和印太进程看作是大陆体系与海洋体系的关系已不准确，自然，也不会有纯粹的大陆体系和海洋体系的对立与竞争。
在政治上，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不会成为两大集团。不能不看到，国际政治中的冷战思维在上升，集团政治仍然流行，有的国家以其本国的好恶分裂国际社会的做法越来越不加掩饰。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也将长期处于这种压力和氛围中。无视或否定这一状态是不客观的。但同时应该看到，与之相对冲的观念和力量也已兴起，这就是主张合作共赢、反对“零和”思维、反对对抗对立的观念和力量。中国作为大欧亚进程的主要推动国之一，既没有建立地缘政治集团的打算，也无意与其他地区进程对抗。从根本上说，大欧亚进程本身是基于合作理念的合作项目，包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机制的合作，竞争和对抗不是它的目的。毫无疑问，存在着建立排他性政治集团的思想，但它不仅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内部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多数参与国不会赞成和盲目追随这种政策。大欧亚和印太进程都是如此。以大欧亚来说，该地区绝大部分国家不仅不反美，而且希望与美国发展关系，反美主张不会得到它们的支持。再以印太进程来说，尽管参与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对中国的忧惧，但这不意味着它们愿跟随美国与中国为敌。
在经济上，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不会演变为两个市场。事实上，在当今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建立起相互封闭的平行市场。世界已是一个共同市场，各国都是这个共同市场的一分子，它们的经济联系已是如此错综交织，难以再把它们分开。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是各国的经济利益所在，脱离世界市场不符合它们的经济和发展利益。以中国来说，美国和日本是它最主要的贸易国，而中国是美日印澳和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它们不可能被分割为两个市场。大欧亚进程也不可能形成完全“去美元化”的体系，所谓“去美元化”只是随着其他经济体的成长，提高本币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增加其作为国际货币的比重，这是自然和合理的，但不是完全排斥和代替美元，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
还应看到，这一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具有双重身份，即它们既是大欧亚进程又是印太进程的参与者。这形成了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一方面，这可能刺激两大进程的竞争，另一方面，这在两大进程中又建立起了一种衔接。例如印度，它是印太进程的关键角色，又在大欧亚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已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并努力向西发展。2019年1月，印度与中亚五国成立“5+1”机制并举行了首次外长会晤，阿富汗也被邀参加。2016年，印度与伊朗和阿富汗再次签署建立查巴哈尔运输与过境走廊的协定，2018年12月，伊朗将查巴哈尔港租借给印度，查巴哈尔港与伊朗铁路网的连接也预计在2019年实现。与此同时，从印度经伊朗、高加索到俄罗斯并可达欧洲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也在2018年开始试运营。这些项目将共同构成从印度洋到大欧亚之间的交通大通道，可以说这是印太进程向大欧亚进程的进入，也可以说是大欧亚进程向印太进程的进入，无论怎么说，结果是两者的交织和连接。东盟国家也是一样，它既是印太进程的参与者，也是大欧亚进程的合作对象。中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已有9年之久，俄罗斯也视东盟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重要伙伴。日本虽是印太进程的重要成员，但它也在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视野中，假使俄日在领土问题上取得突破，俄日关系必将快速发展，俄罗斯也会尽力把日本拉入到大欧亚进程中。与此同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在进行，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将越来越深。
在安全上，大欧亚进程没有向安全机制发展的计划，没有可能成为军事体系，因此不会出现大欧亚与印太进程作为安全体系的对峙，它们更不可能成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还有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因素，那就是在当前条件下，大欧亚和印太进程将都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进程，而很难变为真正的体系。体系不成立，自然也不会有体系的对立。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作为合作框架，它们或松或紧，它们之间的政治边界可能会越来越加深和越来越清晰，并且越来越具有某些体系的特征，但它们整体上仍达不到体系的层次。原因与前述相似，既有来自外部的限制，也有来自内部的制约。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大欧亚和印太进程既具有越来越多的体系特征，但又不成为体系，这似乎有些矛盾。这确实存在矛盾，不过，这也正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矛盾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的真实反映。在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它也不可能呈现为非黑即白和泾渭分明的状态，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和矛盾性难以避免。
除了外部因素的制约外，大欧亚和印太进程自身也缺少发展为体系的一些重要要素，即高度一致的构建体系的战略共识、意愿、条件和能力。大欧亚和印太进程都是如此。大欧亚进程在推动地区联合的宏观层面是一致的，但在次宏观层面，各国的战略理念、构想和目标追求是差异化的，并且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这在大欧亚进程的两个主要推动国中俄之间也有表现。中俄“一带一盟”的对接是两国大欧亚战略合作的标志，但中国的基本构想和目标是经济一体化，而俄罗斯的重点是向大欧亚空间的政治经济进入，提高俄罗斯在大欧亚地区的主体性地位，构建更为平衡的地区经济结构；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不是俄罗斯的主要目标，俄罗斯甚至对它抱有疑虑。这自然会制约大欧亚进程向更高层次的提升。印太进程也有内在的自我制约因素，在经济上它不可能与中国脱钩，在安全上相关国家虽然在宏观层面有相通之处，但在次宏观层面，各国的思想和策略有很大不同，一些国家只是希望形成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对冲，但不是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挑战及与中国形成军事对抗，因此也难以形成针对中国的统一军事体系。
以上否定了大欧亚和印太进程形成对立体系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它们自身在当前条件下上升为体系的可能性，那么，大欧亚与印太进程是什么关系？又应如何解释印太战略中针对中国及大欧亚进程的功能和性质？对此的简单回答是：在可见的将来，大欧亚和印太进程将保持为两个存在矛盾和竞争的平行进程，它们确实表现出某些体系竞争的迹象，也不能否定其背后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竞争背景，还有分析直接把它看作是欧亚大博弈和国际秩序之争，但它们的矛盾和竞争尚不是体系性的，而是在两个进程之间，以及在两个进程中的单元之间。作为进程之间的矛盾与作为体系之间的矛盾不同，一方面，进程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主要表现为非系统的、非全面的、非直接的、非尖锐的形式；另一方面，矛盾会更突出地表现在两个进程中的单元之间，即在某些特定的国家之间，而不是以体系表现的全部国家之间，矛盾的焦点也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特定内容、特定议题，而不一定是整体的矛盾。单元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会表现得比较显性、直接、公开，也可能很尖锐，并且会出现在军事安全领域。但无论如何，这不会是类似冷战时期的两大体系，也不会是类似冷战时期的两大体系对立。
不过，如果未来形势继续向负面方向发展，在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之争越来越加深的情况下，大欧亚和印太进程有可能形成两个并立的“软体系”，它们之间则可能出现“软对立”。“软体系”意指介于体系和进程之间的一种形态，近乎体系而又不是体系。它具有比较明显的体系特征和自觉意识，但还不是完整和真正意义上的体系。在性质上它兼具冷战和后冷战的成分，既有冷战时期的某些属性，也有后冷战时期的某些特征。“软体系”之间相互为确定的竞争对象或对手，但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公开敌对和对抗。“软体系”的分野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它的含义与冷战时期已有所不同，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其二是在新国际秩序建设上的分歧。其三是在战略安全上的分歧。客观地看，印太进程比大欧亚进程的体系痕迹更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它也更有向体系发展的主观思想，自然，变为“软体系”的可能更大。它是以大欧亚进程为对立面，因此，如果它变为“软体系”，不管大欧亚进程是否有意，它都可能被动地成为另一“软体系”。
中国的认识和政策选择
对于大欧亚进程，中国本身就是参与者和推动者，不存在政策选择的问题。所谓政策选择是针对印太进程和印太战略而言。
印太战略的发展前景不定，特别是美国能否把印太战略持续推进下去并达到其战略目标还存有疑问。不过，作为一个进程，也就是亚太与印度洋地区国家越来越密切的连接与合作，它很可能将是长期现象，而不是昙花一现。中国对于印太战略虽不必过分看重，但需认真对待，不应忽视和轻视。在过去这些年，美国在大欧亚和亚太地区相继推出过大中亚计划、新丝绸之路战略、转向亚洲、亚太再平衡，直至现在的印太战略。这是美国在这一地区一贯战略思想的综合和升级，不但将长期持续，而且力度可能会增加。印太战略在印度、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都酝酿多年，这也是这些国家的长期战略追求，虽然其重点各不相同。这都是印太战略能够长期持续的重要因素。
许多分析对印太进程的前景评估较低，或者认为它没有前景。这或许有其理由。不过，也应该看到印太进程也具有某些优势条件。印太战略有较强的战略共识和政治自觉，参与国有较高的积极性；在经济上美日印东盟都是庞大的经济体，经济能力大，互补性强，多是市场经济国家，有共同的规则意识，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印太进程更有优势，也更易推进；此外，印太战略内部不存在重大的竞争性结构，角色的互补性和互容性比较强，内部身份地位的竞争比较弱，内耗性比较低。
对于印太战略应有所区分。一方面，需要对其不同内容作出区分，另一方面，需要对不同国家的印太战略作出区分，还有一方面，需要对整体的印太战略和美国的印太战略作出区分。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印太战略是一回事，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连接以及经济合作是另一回事，虽然它的经济合作也会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相应地，中国对美国印太战略中针对中国的冷战思维和政策是一种态度，对印太两大地区的连接和经济合作应是另一种态度。同样，中国对各个不同国家的印太战略也应抱持有差别的理解和执行有差别的政策。
应该看到，印太不是亚太的自然延伸，印度洋与太平洋同为世界大洋，它们的连接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大洋的连接。虽然使印度洋国家进入亚太合作体也是一种可能的融合途径，但看来更可能被接受的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概念平行，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连接，而不是一个概念并入另一个概念，或者是在概念上一个地区并入另一个地区。
在外交上，中国应有明确的立场，不反对亚太和印度洋国家的经济合作，不反对两大洋地区连接联通，不反对形成共同的合作平台，同时也不反对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共同安全的安全合作。印太战略在经济合作层面为所有亚太和印度洋国家所接受，这符合它们的经济利益，对此反对既不明智也不可取。中国主张世界的联通，自然也不能反对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联通。印太连接是全球化进程的自然结果，是两大地区合作增加的自然过程，也是印太两大洋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自然需求。这是地区发展的大势，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止。认为印太概念纯粹是人为制造、不符合地理区域特点的观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在世界一体的概念下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地区连接已经是在全球的平台上，不再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况且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本身就在两洋之间。也不应把其他合作框架内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地看作是对“一带一路”的冲击，这也是一种排他性思维的反映。在世界范围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权利和事业，不可能由任何一国包办，而只能通过发展良好的政治关系和激烈的商业竞争去参与和争取。只要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地区的联通，在理论上都是不应该反对的。
中国应避免主动形成与印太战略的对立，不主动把自己放置到印太战略对手的位置，但对印太战略中表现出的针对中国的冷战思维和遏制意图则须坚决和明确反对。这既是为表达中国的原则立场，抑制印太战略向公开挑战中国的方向发展，也是向相关国家传递信息，表明中国的底线，阻止它们追随反华政策，强化它们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立场。中国可通过与印太进程参与国的双边或小多边合作影响印太进程。这种做法更具主动性，也会比与印太进程的隔绝产生更好的效果。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把对中国封闭的空间转化为开放的空间，有利于中国争取印太进程参与国，将中国的影响投入到印太进程的内部，降低其针对中国的成分，减轻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并增加中国进入印度洋地区的途径。
印度是亚太战略中的关键角色，对大欧亚进程也有重要作用，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不仅是影响印太进程的重要路径，也是塑造这一地区战略结构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有看法主张以中俄印为骨架形成新概念上的大陆框架，其中的关键是中印能否达成战略理解。莫迪表示，印太战略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不针对任何国家，它向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及与这一地区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开放。中国与印度合作并不难，困难在于以什么框架之名。以“一带一路”的框架印度不接受，以印太战略的框架则中国有困难。因此，选择合适的框架是重要的先决条件。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在“一带一路”、大欧亚进程和印太进程框架里平行地合作，各取所需。印度所要的是不居人下的大国地位和印度洋领袖的身份。印度拒绝参加开放的“一带一路”，但表示可以接受中国参与印度为东道主的印太俱乐部，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范例。
中国对印度的身份意识需适度理解。印度有强烈显示自己独特国家身份的愿望，印度洋是它独特国家身份的地理依托，也是它大国地位的地理象征，进入亚太地区是印度的对外战略发展方向，与中国的发展竞争是印度持久的内心焦虑。美国印太战略也是利用了印度的这些特点。客观地看，印度的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难以改变的，中国可以对印度的大国虚荣心给予适度的满足，对它进入亚太地区的愿望表示理解，但同时也需要求印度正面接受中国进入印度洋地区，不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应表明自己是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连接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以在面对印太进程时居于主动地位。从根本上说，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连接符合中国的利益。它与中国区域大联通的理念不冲突，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不矛盾，在经济上对中国也有利。事实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一直在发展，而中国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大推动者。中国是亚太和印度洋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国家。中国也是这一地区的最主要投资来源之一。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积极发展，与东盟已经建立了自贸区，在巴基斯坦经营瓜达尔港，建设中巴阿经济走廊，在斯里兰卡承建工程和经营码头，修建中缅油气管道，中国也曾提出过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的设想。可见，中国实际上一直在推动着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连接，这一过程本身与中国的战略发展思想和实践都不相悖。
中国也应把印太进程作为中国深入印度洋地区的一个途径，并尽量利用它提供的可能性。在推进“一带一路”和大欧亚进程的同时，中国也可能参与印太进程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特别为印度洋国家所需要，也是中国的强项。中国不必担心参与印太进程会迷失自我，或是有损于“一带一路”建设。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量，它没必要担心失去自我身份和主动，而且中国参与的项目，必然会带有中国和“一带一路”的印记。事实上，这更可能引起印太进程参与国的担心，特别是美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进入。即使如此，中国合作和参与的意愿可显示中国的积极态度，使中国在与印太进程的关系中处于主动态势。
中国推进大欧亚进程，但不追求与印太进程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并应尽可能避免这种竞争。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作为宏观框架，在政治上大欧亚与印太进程的对接可能很小，它们之间存在原则性差异，难以通洽。在政治上，未来大欧亚进程与印太进程关系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协调与对接，而是如何防止形成隔离和对立。但在经济上，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联通上，大欧亚和印太进程不仅有合作的可能，而且它们之间的连接和联系难以避免。
印太进程对中俄共同推动的大欧亚进程是一种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为中俄大欧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会，它使中俄在推动大欧亚进程上更有紧迫感，促使两国更密切地合作。中俄共同应对印太进程的含义不是为了与印太进程对立对抗。它确有对印太战略的侵他性内容进行抵制的一面，但它更主要的含义是，在印太进程的挑战和压力下,中俄应更务实有效地推进大欧亚进程，使大欧亚进程充满活力和吸引力，并给各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否则大欧亚进程难免相形见绌，一些大欧亚国家对印太进程产生更大兴趣也不是不可能。中俄应使“一带一盟”对接尽快进入实质性阶段，认真考虑开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谈判，实质性地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真正落实相关的合作协议和合作项目，共同应对地区经济和发展问题。在大欧亚进程中，中俄印关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俄应更有创造性地使用中俄印三边机制，拓宽它的内容范围，增加它的现实政治功能，发挥其作为中俄印三国合作和立场协调平台的作用，缓解中印矛盾和增加信任，加强中俄印三国之间在地区问题上的互动。
俄罗斯对印太战略官方表态很少，但学术界有很多讨论，俄罗斯的许多重要研究机构和智库都对印太战略进行过探讨。从俄学术界的反应来看，俄罗斯对印太战略有本能的异己感，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总体上持怀疑、警惕和反对态度。这是因为：其一，俄罗斯有较强的地缘政治意识，习惯和善于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国际政治。俄罗斯学术界对大陆板块和海洋板块的竞争理论比较认同，也有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俄罗斯学术界认同印太战略是对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挑战，并本能地把印太战略看作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竞争对手。其二，印太战略中没有俄罗斯的地位，它对俄罗斯也是封闭的。更重要的是，印太战略中的印度、东盟国家也是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中的角色，俄罗斯对它们的参与十分重视，把它们作为不可或缺的伙伴国。有俄罗斯学者说，没有印度的参与就没有大欧亚，可见在俄罗斯眼里印度对欧亚伙伴关系之重要。同样，俄罗斯对东盟国家参与大欧亚伙伴关系也十分重视，并建立了俄罗斯—东盟首脑对话机制。因此，印太战略客观上是挖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墙角，如果印太战略进展顺利，如果它的吸引力超过大欧亚伙伴关系，则无疑对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一种贬低和冲击。此外，俄罗斯学术界认为印太战略不利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并会削弱俄罗斯在亚太的地位。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印太概念为俄罗斯提供了从远东向东南亚和印度发展的机会，俄罗斯应利用这个机会，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俄罗斯舆论界没有对印太战略激烈反对，这是因为它认为中国是美国印太战略首当其冲的目标，俄罗斯不是矛盾焦点，印太战略现在对俄罗斯的影响是间接的，它还没有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发生直接冲突。印太战略主要是中美之争，俄罗斯虽不是旁观者，但不在冲突的最前沿。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俄罗斯合作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印太进程面前，中国应与俄罗斯保持为共同体，作为一个共同的进程应对印太进程，而不是单独作为印太进程的对象。以大欧亚进程为名称也包含这种用意。在分析印太战略时，有俄罗斯学者把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相对，也有学者把印太战略与命运共同体相对，它的含义不言而喻，即把这一问题作为中国与印太战略的矛盾，俄罗斯退居其后。客观地说，中国确实是印太战略的主要对象，也需承担印太战略的主要压力。但在宏观层面，一方面，印太进程与大欧亚进程存在关联，这关乎俄罗斯的利益，而推进大欧亚进程原本也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在西方和中国在东方都受到美国战略压制的背景下，从国际战略大局的角度，中俄在大欧亚进程的合作有助于俄罗斯外交的战略机动，有助于缓解俄罗斯整体的战略压力，因而也符合俄罗斯的大战略利益。俄罗斯学界也有这种认识。而且，俄罗斯即使完全回避印太战略的锋芒，也不会减少美国对俄罗斯的压力，而只会使美国的地位更主动，俄罗斯的地位更被动。因此，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以大欧亚进程共同应对印太进程是合理的战略选择。
结语
大欧亚和印太进程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表现。这两个进程覆盖了大半个世界，囊括了除欧洲之外的所有世界大国。它们反映着极为复杂的内容，涉及到未来的国际力量结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俄美关系、新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设、地区经济一体化体系的构建、国际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世界总体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这两个进程及其关系的变化发展应加以持续的关注。
不管是大欧亚还是印太进程都还处于初期阶段，它们的相互关系也还在复杂和矛盾的形成过程中，它们的状态还未固定也不稳定。对它们的未来前景进行判断是困难的，这是因为它们自身和它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会是冷战过程的简单重复，没有确定和清楚的坐标可以看到它们的去向，也没有现成的合适概念套用在它们身上。
尽管如此，仍可作出这样的大致判断：大欧亚和印太进程可在较长时期保持为两个存在差异和矛盾性特征的平行进程，但它们不会变为类似冷战时期的两大对立体系；它们在政治上难以通洽，但在经济上的联系不可避免；在大国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它们可以相安无事并有合作可能，但在中俄美关系恶化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它们有可能演变为某种“软体系”，并形成“软对立”关系。“软体系”和“软对立”作为概念也许不一定十分恰当，但暂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