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俄美新三角关系是客观现实，它在性质、结构、内容、功能、影响力等方面都与历史上的中美苏“大三角”有所不同。中俄美关系没有已确定的变化轨道，现阶段它的前景仍具有开放性。中俄美新三角的变化有多个变量，它们可分为背景性变量和直接变量两大类。中俄美三角的变化不是机械的、孤立的、线性的，而是取决于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中俄美三角在理论上存在多个可能的模式，模式的确定不仅是主观的选择，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势和现实需要。联盟具有工具属性，理论上没必要把它从外交工具库中完全排除。在中俄美关系中，中俄结伴不结盟是黄金模式，联盟只能是迫不得已的形势下的选择。中俄结盟即意味着美国已是公开的敌人，虽然通过联盟可以减轻它的威胁，但一个大国成为敌人本身就构成巨大战略压力。对中国来讲，防止出现敌人尤其是不使伙伴变成敌人是更大的战略成功，能与其他两国都保持更好关系则是更高外交境界。虽然中俄结盟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中美和俄美关系持续恶化，形势有可能把中俄推向某种亚联盟状态。中国拒绝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但可以合理、有效、建设性地运用中俄美三角结构。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中俄美仍是最具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三个大国，中俄美关系也是最引人瞩目的大国关系，它的变化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
美俄无疑是对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也是中国大国外交的核心内容。美俄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含义。恰当处理与美俄的关系，合理和有效地利用中俄美三角框架，发展其建设性，降低其破坏性，这对中国外交有着战略性意义，也是中国外交需要长期面对的挑战。
那么，中美俄关系如何构建？中美苏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大三角”，现在的中俄美关系会是“大三角”的重现吗？如果会的话，它的合理性及表现形式是什么？如果不会的话，那中俄美关系将呈现什么形态和什么性质？它与“大三角”有什么不同？影响中俄美关系的主要变量是什么？三国关系未来有哪些变化的可能？中国对中俄美关系的政策选择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中俄美“大三角”会否再现？
中美苏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过一段“大三角”的著名历史，这段历史对中俄美关系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它也成为后来认识中俄美关系的习惯途径。查阅有关中俄美关系的资料，可以看到大量以“大三角”为题的文章，也可以看到许多以“大三角”为名的研讨会，这都反映了“大三角”仍是看待中俄美关系的重要视角和思维模式。那么，现今的中俄美关系是“大三角”吗？或者说它是否会成为新的“大三角”？要理解中俄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有必要从回答这个问题开始。
首先，需要对“大三角”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和定义。
在现代国际关系的词汇中，“大三角”特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关系。其他国家也可以构成三角关系，但“大三角”约定俗成是指中美苏。这就如同“大游戏”是特指大国在中亚的竞争一样，大国在其他地区的竞争也不称之为“大游戏”。
“大三角”的基本性质是大国间的对峙和博弈，它的理念基础是地缘政治竞争，它默认的规则是“零和游戏”。从根本上说，“大三角”是制衡结构，不是合作关系，合作不是“大三角”的最终追求，它选择性的合作是基于竞争与博弈的动机和目的。因此说，三边合作不是“大三角”，它在内涵上与“大三角”不是同一概念，不能与“大三角”相混淆。当然，三国联盟更不是“大三角”。
还需要对三角关系和三边关系作一区分。一般说，三角关系是指三个独立主体构成的具有内在联动关系的平衡和互动结构，它是一个矛盾体，可以包含竞争、冲突、博弈、合作的内容；而三边关系是三个国家由共同兴趣和议题组织起来的机制，它在性质上是合作指向，没有或较少制衡的内涵。因此，谈到合作时通常是说三边合作，而不说三角合作；谈到平衡和制衡关系时会说三角鼎立，不会说三边鼎立。
中美苏“大三角”虽然有三个主角，但它的结构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两极对峙。“大三角”存在的时间实际上很短暂，只有20世纪70年代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此之前的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美苏不存在“大三角”。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实行“反帝又反修”的“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这个时期中国虽是独立的角色，与美苏都对立，但因其置身于两极对抗之外，因此虽有三足鼎立之态，但没有密切联动，所以也没有“大三角”。而在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发展关系，“大三角”也随之悄然消失。在50~80年代，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都是美苏两极对立，中国只是两极格局之下的一个最有分量的独立角色。
中美苏“大三角”的基本效应是导致两极格局的天平发生倾斜，而不是推动三极结构的加强。中国在“大三角”中获得了战略安全利益，不过它的途径是与两极结构中的一极联手，而不是作为单独的一极与美苏形成鼎立。事实上，在“大三角”中，战略机动空间只存在于美苏两极之间，而不是平行地存在于中美苏三端之间。简单说，就是只能是中国在美苏两极结构之间的战略机动，或是美苏与中国的战略协作，而不可能是美苏针对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因为它们是对立的两极。“大三角”形成于特别的国际环境即冷战时期。美苏冷战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对立，实际上也是两个世界的对立：两个政治体系、两个意识形态体系、两个军事集团、两个经济市场、两个世界发展的方向。它们之间的隔绝、对立、不可调和是冷战的基本特征，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还应该看到，中国作为“大三角”中的弱小角色之所以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与当时的特别局势是分不开的。“大三角”只是在中苏面临战争威胁的形势下才出现的。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两国在7 6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上部署大军，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苏上空。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联手使苏联腹背受敌，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不管从战略还是从现实看，这对苏联来说都不啻是一个噩梦，中国对国际格局和中俄美关系的作用也因此成倍放大。换句话说，“大三角”的突出作用在于它首先直指国家的军事和战略安全，如果没有美苏全面军事对抗的背景，如果中苏关系没有恶化到战争的边缘，“大三角”也产生不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确定了“大三角”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后，可以看出，在当今条件下，冷战式“大三角”的复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认为俄罗斯综合国力太过弱小，不能与中美并驾齐驱，因此无法形成“大三角”。不过，这否定的实际上是三足鼎立结构的可能，而不是“大三角”本身。如前所说，中美苏“大三角”的基本结构是两极对立，而不是三足鼎立。现在俄罗斯的综合国力虽不能与中美比肩，但相对而言，它比当年中国在“大三角”时还是强很多。那时更为弱小的中国可以与美苏形成“大三角”，现在的俄罗斯也足以与中美形成“大三角”，俄罗斯的相对弱势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其他条件是否具备。
应该看到，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并不一定是力量对称的三角形。它有多种类型，既有对称三角，也有不对称三角。不对称三角可以是两强一弱，也可以是两弱一强。当然，这里的对称和不对称都是相对而言，对称不可能完全等量，不对称也不是差距大到失去实质性意义的程度。在对称和不对称三角之下还可能是不同的结构，它可以是三角鼎立，也可以是两极结构。实际上，当代国际政治中力量完全对称的三角是很少的，特别是只要有中国或美国参与，就不可能是对称三角。对于不对称三角关系来说，两强一弱不是阻止它形成的障碍。从中美苏“大三角”的情况来看，这恰恰是它产生的条件。至于以合作为导向的三边关系，主体的强弱差别则对它完全不是问题。
冷战式“大三角”之所以难以再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和环境。
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对峙和对抗是“大三角”形成的前提，没有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关系，就不会有“大三角”的产生。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个大前提不充分具备。在现今的中俄美关系中，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俄美和中美关系中，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尚维持在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之下，与冷战时期有明显不同。在双方的理念上，对抗与合作皆有；在相互定位上，竞争者与合作者并存，更确切地说，是相互不同定位的博弈和混合；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交织而不是泾渭分明；在国际事务中，冲突利益和共同利益兼具。因此说，在目前阶段，尽管中美和俄美关系的战略竞争性在增加，但不论俄美还是中美都还未达到整体性和固化的敌对和对抗关系。
“大三角”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提示，那就是只有在两国都受到另一国威胁，而且这种威胁通常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和军事安全时，才会出现“大三角”。如果两个国家没有受到同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或是其中一个国家受到的威胁达不到严重程度，那这个国家虽然与另外两个大国疏密有别，但通常会选择保持一定的战略机动空间，而不是完全加入其中一边，与另一边形成敌对。这也符合三角关系的一般规律，即每个国家都力图与另两国的关系好于它们之间的关系。
另外，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不复是冷战时代的样子，总的说它对中俄美“大三角”的形成有更多的政治和结构性限制。从政治上说，“大三角”与时代潮流背离；从结构上看，冷战时两极强大，几乎代表了大半个世界，有分量的变量只有中国一个。现在的国际形势则不同，如以中美为最大的两极，还存在其他众多重要变量，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欧洲、印度、日本，以及许多地区组织、区域机制、非国家行为体等等。与冷战时期相比，它们有更高的国际地位，也有更独立的政策和更大的影响，这使新“大三角”不可能具有冷战时的国际地位，也不可能有冷战时的覆盖性影响，这对出现具有冷战时期的地位和影响的新“大三角”是结构性的制约。
还需要指出，中国的立场也是制约“大三角”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不追求集团政策，不认同“零和博弈”，不仅无意于地缘政治竞争，而且反对地缘政治竞争，主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因此，“大三角”不是中国的选项，至少不是中国的主动选项。
如以上所论为实，“大三角”难以复现，那现在的中俄美是什么关系？这是否意味着中俄美不可能再形成三角关系？并非如此。“大三角”难以重现不等于中俄美三角关系不能出现。如上所说，“大三角”有着特别的性质和功能，它与不具这一特征的三角关系是两回事，这两个概念应有清楚的分野。事实上，冷战结束之后，在经历了最初一个短暂的模糊时期后，中俄美很快进入了新三角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俄美三角关系已是客观存在，认为中俄美不是三角关系的看法不符合现实。
三角关系本身只是一种结构形式，它是客观的，具有工具属性，并不带有价值判断。它的价值取向只有在被使用时才出现，换句话说，它的价值属性是由使用者赋予的，它能产生正面积极的效应，也能产生负面消极的效应。三角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极为普遍和常见，任何三个存在着内在制约和互动关系的国家都可能形成三角关系。就中俄美关系来说，在中俄、中美、俄美关系中，第三方不是其全部背景和内容，但却都是其背景和内容的重要部分，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传导作用非常明显，由此说，中俄美是三角关系无疑。但是，这不是“大三角”的复活，把中俄美关系看作是“大三角”的翻版同样不正确。虽然“大三角”和中俄美新三角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们有不同的重要特征，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性质来说，如许多论者都曾指出过的，“大三角”是对立对抗关系，在其背后存在着对立的政治集团、对立的军事集团、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两者壁垒分明，利益分割清晰，“谁战胜谁”是它的本质。而中俄美三角是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融和，其利益关系错综交织，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既有冲突性利益也有共享性利益。中俄美三角也相对单纯，基本上只限于三个国家之间，都不能完全代表其所参与的组织或集团。这也就是说，中俄美三角还未使世界变成冷战时期那样的两个阵营和两个体系。
从内容上说，“大三角”以军事战略安全为核心，确立军事优势和保证军事战略安全是主要目标。在中俄美三角中，军事战略安全因素也存在，但最显著层面的内容是国际秩序建设和国际战略平衡及安全，中俄美三角主要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应对军事威胁还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以上这两点，应是“大三角”与中俄美新三角关系的本质性差别。
从结构来说，“大三角”是两极结构，而中俄美是三极结构。尽管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经济总量与中美差距太大，不能与中美并列为三极。但中俄美三角关系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而不是在经济意义上。而对地缘政治来说，重要的是综合影响，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远超其经济指标，在某些方面甚至强于中国，足以与中美相提并论。而且，俄罗斯定位为独立的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坚持与中美平起平坐，这也是它能够作为一极的重要因素。三极结构与两极结构的基本区别在于：两极结构是以两个坐标为中心的运动组合，三极结构则是在三个坐标之间的运动组合。两极结构是两强一弱，三极结构是三强并立。具体说，在中美苏“大三角”的两极结构下，战略机动只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坐标之间，战略联合只能在中美或中苏之间形成；而在中俄美三极结构下，战略机动可以发生在中俄美三个坐标的相互之间，这意味着中俄、中美、俄美都可以形成战略联合。
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来说，中俄美三角没有“大三角”那么“大”。“大三角”是世界格局的结构性框架，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体现着当时的世界格局，因此“大三角”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最高层面和整体性的，“大三角”的变化也即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中俄美三角虽是世界格局最主要的结构性因素，但它本身构不成世界格局的整体框架。在国际政治更为多极化的条件下，世界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其他力量中心的制约和塑造，中俄美不能取代其他力量中心的作用。
最后，从在三国外交中的地位来看，“大三角”要高于中俄美三角。“大三角”在中美苏三国外交中占有显著地位，是撬动战略大格局的最重要杠杆。而中俄美三角在内部结构上比“大三角”松散，联动的效应有一定局限，作为一种外交工具的运用还有些遮遮掩掩，不像“大三角”那样明确和彻底，在功能上也不似“大三角”那样有大刀阔斧的效果。因此，中俄美关系在三国外交中虽然十分重要，但还达不到“大三角”的程度。
中俄美三角的变量和变化
如果要对中俄美关系现状作一个简要的描述，可以这样说：当今中俄美三角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为战略伙伴，在国际政治上与美国形成两大思想和主张。但两国针对一国的结构性的框架并未形成。中俄都希望与美国合作，都希望避免与美国为敌，两国都视其战略合作为防御性质，而不是反美联盟。中俄美相互都保持着独立定位，都留有战略机动的余地，中俄美三角仍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弹性。
那么，中俄美三角变化的主要变量是什么？
中俄美关系没有确定的变化轨道，现阶段它的前景仍具有开放性，它的变化有不止一种可能，其结果取决于多个变量。这些变量可分为背景性变量和直接变量两大类。背景性变量是指国力对比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的变化，它们具有本源性，不过它们的作用是间接的，并且在作用方向上存在着多向性。直接变量是指中俄、中美、美俄三对双边关系。背景性变量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到中俄、中美和美俄关系上，它们的互动和变化直接决定着中俄美三角的形态。中俄美三角的变化不是机械、孤立、线性的运动，它是多边互动的结果，取决于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
国力对比变化作为变量是逐渐积累的，因为国力对比的变化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只有在积累到一定的质量后才会发生效应。因此，这个变量相对稳定。
国际形势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变量。与历史上相比，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变化多、幅度大、影响广。特别是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的突发几乎成了常态，导致国际形势变幻莫测，难以预料。苏联解体、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的出现等都是这类所谓“黑天鹅”事件，它们都使国际形势发生突然的巨变。因此，对国际形势只能作常规的预设，无法作准确的预估，特别是对突发事件及其影响无法预知。
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及其内外政策的变化都超出了通常的政治想象。俄罗斯则有“普京现象”。普京在俄罗斯享有的权威之高，使他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化身。但“普京现象”也有给俄罗斯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的一面。与“特朗普现象”相反，“普京现象”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它的到来，而是因为它未来的离去。正因为普京对俄罗斯影响至深，因此他未来离去留下的变化空间也就越大，也越不易预测。
中俄关系、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是影响中俄美三角的直接变量。
中俄关系。中俄关系对中俄美三角具有关键意义，它有深刻改变中俄美三角的潜能。具体说，中俄关系如发生逆转，则中俄美三角的形态就可能出现颠覆性变化，这将为俄美联合制衡中国创造条件。反之，如中俄保持友好，则中俄美三角中的中俄战略合作结构将基本上保持并可能发展。
自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关系经历了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友好合作时期。两国解决了世纪难题的边界争端，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没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性冲突，两国建立起了高层交往的制度性机制，在国际领域持相近理念并相互协作，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长期保持，建立上合组织解决了两国在中亚的关系问题，大欧亚伙伴关系解决了两国在欧亚地区的合作问题，两国正在形成能源战略伙伴，并努力推动两国经济利益的扩大。曾经有许多领域被认为是中俄关系的“雷区”，如中亚能源输出、中亚“大游戏”、所谓中国对远东的扩张等等，但这些问题都得到消解或缓和。展望中近期未来，看不到有使中俄关系逆转的严重矛盾。两国之间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在实务合作领域，但基本上属于技术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
未来十年左右，对中俄关系的最大挑战不是现在看得见的某一具体矛盾，而是两国地位关系的转型，即两国将如何面对国力对比的大幅变化，也就是中国国力的快速上升和俄罗斯国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如何使中俄关系平稳地适应这一新的条件。这一转型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俄关系走向何方。有学者认为不平衡发展是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这当然也正确，但还不是问题的根本实质。不平衡发展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也是客观过程，不是可以人为停止的，问题在于如何适应和对待，这是可以主观选择的。换言之，对于中俄关系来说，不平衡发展是客观趋势，但它对两国关系不是指向一个结局，而是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关键在于如何适应和选择。
中俄关系的转型之所以特别复杂，是由于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两国经历过特别的历史，形成了特别的相互认知和思维，也习惯了特别的相互关系模式。它的核心概念可概括为“强大俄罗斯—贫弱中国”，如果再向文化上延伸，还有“文明西方—落后东方”的潜意识。
在近代中俄关系中，俄罗斯强大、中国贫弱是客观事实，由此形成的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在俄罗斯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对中国人的思维也有很深影响，它也反映在两国关系的构建和各自的政治心理中。历史性转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它有两个标志性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苏联解体，这两个事实构成了中俄关系史上一个不寻常的进程：中国向上，俄罗斯向下，差距迅速拉开，两国的位置发生历史性交替。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苏联解体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10年之后，中国已是俄罗斯的4倍。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俄罗斯为2.2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俄罗斯的近5倍半。从2011年算起，中国的纯增量为4.69万亿美元，俄罗斯才约3 500万美元。
军费开支对大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1990年，尽管苏联的军费已经大大减少，但仍达1 907亿美元，而同年中国是210亿美元。1992年俄罗斯独立后军费锐减到407亿美元，当年中国是271亿美元。2017年俄罗斯军费恢复到663亿美元，而中国已经增长到2 282亿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方式我们不一定认可。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18年中国国防预算是11 070亿元人民币，约合1 700多亿美元。按照俄罗斯官方的数据，2018年俄罗斯国防预算是27 700亿卢布，约合480亿美元，与中国也有三倍多的差距。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基数大，增长速度快，正常情况下未来中俄经济总量的差距将会更悬殊。在这种状态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环境后，它将使中俄关系面临一系列不曾有过的可能的潜在挑战。这里所谓挑战并不是指危机形势，而是指可能遇到并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挑战之一是在政治关系上，中俄关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平等。平等是中俄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不能触动的政治神经。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中俄在相互交往中民族自尊心特别强，把不平等视作不可接受的屈辱。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与此有关。不平等的物质根源是国家实力的差距。这不是说国力差距一定导致不平等，但它一定是不平等的物质基础。国家总是根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制订战略目标，选择实施手段，并形成认知和思维习惯。国家强盛总是使其在对外政策上更有进取性，这是自然的。反映在中俄关系上，中国在双边对话中会更有优势、更为自信、更加主动，这也是自然的。与此同时，这也易导致自觉或不自觉的自负心理的产生。而对俄罗斯来说，如何适应这一巨大落差是一个痛苦矛盾的过程。而且，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它对平等会更为敏感或过于敏感，乃至正常的事情也可能被理解为不平等，使两国关系在政治上变得脆弱，中苏关系中也有这方面的教训。现在已有把中俄说成是老大哥与小弟弟的舆论，认为俄罗斯是中国的小伙伴,中国主导着中俄对话的议程。未来这种舆论将会长久存在，如果它上升为某种政治意识，将会是中俄关系的严重隐患。
挑战之二是在安全关系上，它的实质是如何在中国军力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安全上的互信。中俄相互是最大邻国，有 4 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又都是军事大国，安全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换句话说，相互不构成安全威胁是两国关系最深层的基础，这个基础一动摇，中俄关系就会发生基础性的变化。
挑战的产生源于中俄军力对比的变化。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是俄罗斯的立国之本，在过去几百年里，俄罗斯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巨大优势。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军力快速增长，两国的军力对比在悄悄发生变化。如前面已经说到的，中国现在的军费已是俄罗斯三倍多，将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毫无疑问，中国的军事能力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将赶超俄罗斯。中国常规军事力量不仅规模比俄罗斯大，而且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俄罗斯的优势将主要保留在战略核武器领域。
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将威胁俄罗斯，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在面临共同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相互支持是两国更可能的选择。中俄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不过，军事力量不同于一般其他因素，它有其特殊性，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也有其特殊规律，并不是一方发展得越快对两国关系的促进作用就越强，有时甚至相反。大国对军事力量的变化尤为看重，任何大国都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军事强国，特别是远强于己的军事大国。当然，“能力”不等于“意愿”，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缓解和化解由此引起的焦虑。但“能力”是客观实在的常量，它本身即包含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大国进行战略安全规划的重大要素。因此，军力对比的变化自然会导致对军事战略安全的思考。需要强调，这里只是指出存着这样一种因素，并且这一因素应使中俄更加重视军事战略安全互信的长期和持续建设，而不是说它一定会导致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出现问题。
挑战之三是在国际合作上，它的核心问题是中俄国际合作的基础如何继续保持。冷战结束后，中俄美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建设上持不同理念，中俄主张多极化，美国坚持单极霸权，这使中俄与美国分道扬镳，同时也成为中俄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它的逻辑关系是: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俄都远弱于美国；中俄的国际地位相似，因此诉求相近；两个较弱的大国联手抵制单极霸权、推动多极世界是自然的选择。
不过，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独大的格局逐渐解体，中俄美在其中的位置都发生移动。中国的地位上升，与美国的位置接近；美国的地位相对降低，它的单极霸权动摇；俄罗斯地位下降，虽保持作为一极，但国力特别是经济体量与中美差距越来越大。俄罗斯学界已经提出中美两极结构的可能和俄的地位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俄国际理念的相近是由于国际地位的相似，促使中俄合作的条件是两国相对于美国的弱势地位，现在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从弱势地位转为强势地位，未来甚至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中俄的国际理念是否将因此出现差异？中国成为世界两强之一，它已不是弱国，中俄两弱对一强的前提不再存在，中俄国际合作将立足于什么基础？
美俄关系。美俄关系也是中俄美三角的重大变量，不管向好还是向坏，它的变化都会对中俄美三角产生重要影响。美俄关系向坏，并不意味着会形成中俄反美同盟，这还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状况和中国的选择，但这客观上推动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而且它完全排除了美俄针对中国联手的逻辑上的可能性。美俄关系向好，也不自然导致美俄联合制衡中国，这还取决于中俄关系的状况和俄罗斯的选择，但这客观上打开了俄罗斯在中美之间战略机动的空间。
显而易见，在推动美俄关系变化的因素中，负面因素远多于正面因素，美俄关系的现状本身就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自1991年俄罗斯独立以来，美俄历任总统都曾尝试过使两国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但都以充满希望开始，以沮丧失望结束。俄罗斯独立之初，在叶利钦和克林顿总统的热心推动下，俄美关系开始了“蜜月时期”，1993年两国宣布为战略伙伴，美俄关系达到高峰。但此后不久，由于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朗、伊拉克、军控、车臣等问题，美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2000年小布什和普京分别就任总统，美俄对两国关系重燃希望。2001年6月小布什在卢布尔雅那与普京首次会见时说，他看着普京的眼睛，能感觉到他的心灵，觉得普京是值得信任的人。同年7月，在热那亚与普京第二次会晤后，小布什说他可以与普京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地讨论所有问题。九一一事件后，美俄关系再掀热潮。2002年5月，小布什访俄，两国宣布将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所谓新战略伙伴关系，是相对于1993年宣布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言。不过，这次热潮持续的时间也不长，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俄关系再次转冷。2008年美俄总统换届，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分别出任总统，美俄关系又出现乐观期望。其时普京刚刚结束了第二任期，新总统梅德韦杰夫被认为有较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这似乎是改善美俄关系的机会。因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启”战略。2009年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同时按下象征重启的红色按钮，标志着美俄关系开始重新启动。重启后的美俄关系稍有起色，但动力不足，踟蹰徘徊，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即已难以为继，到2012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后，“重启”彻底结束。随后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一系列冲突和制裁接踵而至，美俄关系跌入深渊。
2016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由于他不加掩饰的亲俄立场，舆论曾普遍预测他将会给美俄关系带来新局面。特朗普也确实做出了很大努力。2017年7月和11月，在20国集团汉堡峰会和APEC岘港领导人会议期间，特朗普与普京进行了非正式接触；2018年7月，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但与预测相反，迄今为止，美俄关系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愈加恶化。而且，这次重启的难度超过以往，不仅是因为两国关系的状态更差，更主要的是在美国国内遇到了建制派的强烈抵制。现在虽然还不能说特朗普的亲俄路线已死，但前景并不乐观。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已压倒了正常的外交理性，在这一背景下，美俄关系也成为建制派反特朗普的牺牲品。建制派反俄、反普京、反特朗普三流合一，使得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前景黯淡，而且特朗普为美俄关系做得越多，招致的反对和阻力反而越大。这变成一个怪圈和悖论，也许，这个怪圈只有在特朗普或普京之后才能打破。
纵观1993年以来20多年的美俄关系，它呈现出的是一条下降的曲线。历届美俄政府都做出过努力，两国智库无数次指点迷津，但都不能把美俄关系推入到平稳发展的通道。可见，美俄关系中存在着深层的、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什么，需要专门的论述。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可以称之为两国在利益结构和相互认知上的深刻冲突，相互信任严重缺失。这些问题极难克服，并且不是随着时间逐渐消失，而是越积累越沉重。
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对中俄美三角也有特别意义。在中美为建设性关系的情况下，形成针对第三国的双边结构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因为中国不会与美国形成针对俄罗斯的联合，美国与俄罗斯联合针对中国的必要性也将减低。而如果中美关系恶化，则会出现形成两国集团的结构性可能，其一是中俄对美国，其二是美俄对中国。当然，这只是技术和结构条件的假设，并不是现实。它还取决于中俄关系和美俄关系，而且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它们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外在结构。在中美交恶的情况下，从一般规律说，中美应更重视俄罗斯的角色，俄罗斯的地位会相对提高。
在中美俄的三对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有最大变化幅度的可能。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着也许是建交以来最深刻的调整。这次大调整与以往的风波不同，许多人们熟悉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概念似乎过时，许多基本判断似乎失灵，许多规律规则似乎失效，许多分析框架也似乎不再可靠。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认识，更难以预测。从根本上说，中美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是这次大调整的基本背景，虽然在综合国力上美国仍超越其他大国，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下降是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这被认为是未来的趋势。对这次中美关系大调整的具体成因、性质及美国的目标还是有不同的判断。越来越多的看法认为，它的实质是美国对中国“幻觉”的破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表达了对中国的战略失望。美国国内各界已形成共识，认定中国是最大威胁或最大威胁之一，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中，把中国完全置于对手的位置，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指责，语气激烈，信任荡然无存，并誓言对中国坚决反击。彭斯的讲话有浓烈的冷战气息，尽管这一讲话可能与美国中期选举有关，但也再次印证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而且，彭斯对中国的国内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这已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尤为令人不安。
不过，还需观察的是这一共识将转化为什么战略和政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次大调整将把中美关系带向何方？它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吗？或是经过调整和相互适应后形成“双头政治”？抑或是走向美苏冷战模式甚至更糟？此外，在“特朗普旋风”过后，美国外交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虽然有转圜和缓和的可能，但两国关系的性质已有重要变化，乐观和信任都难以重回中美关系。而更可能的是，中近期中美关系的差别是在差和更差之间，而不是在差和好之间。中国官方也认为形势严峻，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一步不慎就可能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南辕北辙。
中俄美三角的变化趋向和可能
上面分析了中俄美三角的主要变量，接下来的问题是：中俄美三角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从理论上说，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模式：其一，中俄美形成三边合作；其二，美俄战略合作，平衡和制衡中国；其三，中美达成战略妥协，形成所谓的G2，俄罗斯被抛在一边；其四，基本延续现今格局，中俄保持战略合作，但中俄美相互保持独立，维持着三极结构；其五，中俄结为联盟或亚联盟，与美国形成公开的对垒。
首先看第一个模式即中俄美三边合作的可能。毫无疑问，这是最佳的模式，也是最应争取的模式。这一模式如能实现，三角关系也将变为三边合作，它不再是均势制衡的结构，而是合作的机制。不过，三边合作虽好，但它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愿景，在现今的形势下很难成为现实。中俄美三国几乎看不到捐弃前嫌、消除矛盾、坦诚合作的可能。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定位是竞争对手和威胁来源。这在美国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的《美国国防安全报告》，以及特朗普的相关讲话中都有清楚的阐述。国际形势也是在向不利于中俄美合作的方向发展。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在大国合作的条件和氛围远较今天为好的过去，中俄美三国都没有形成三边合作，那么现在，在美俄被认为进入新“冷战”、中美也有可能走近新“冷战”的情况下，有什么因素使中俄美合作变得可能？而且，中美和俄美甚至连稳定的双边合作关系都难以保持，三边合作就更遥不可及。
中俄美也难以找到真正能使三国携手的合作议题。反恐是最经常被提及的可合作领域之一，但事实上中俄美虽在反恐上有过共识与合作，但最终反恐没有成为三国的合作平台。国际反恐不是纯粹的，它掺杂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其他内容。反恐与地缘政治之争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有时甚至使反恐沦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美国的双重标准也是中俄美反恐合作的重大障碍，这使反恐甚至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矛盾，而不是合作的基础，这在新疆和车臣问题上都有反映。其他被认为最可能的议题如地区安全、网络安全等也有类似情况。由于大国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追求，地区安全问题往往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以朝鲜核问题为例，中俄美在朝核问题上都有重大利益，三国都介入其中，有合作，却没有形成三边合作关系，可见形成三边合作关系之难。
这不否认中俄美关系中会有合作的内容，但这更多是战术和技术层面或局部的合作，不足以使中俄美关系成为整体的合作框架。因此，中俄美三边合作虽最为理想，但作为现实政治目标比较渺茫。
再看第二种模式即美俄形成针对中国的战略合作的可能。这种模式的可能性也很小，它有三个基本制约因素：美俄关系的低质，中俄关系的稳固，俄罗斯的外交理念。
从三角外交的一般规律讲，通过改善与一国的关系达到对另一国的对话优势是它的要义，但美国现在做的是相反。这不是美国政府不想这样做，而是无法做到。美国的尴尬在于：一方面，国内政治分裂使美俄关系被绑架；另一方面，美国同时面临着两个都很重要的“挑战者”，一个也放不下。
特朗普有地缘政治意识，他在竞选时曾抨击奥巴马政府，认为他把俄罗斯和中国推到一起是外交愚蠢，反映出特朗普已经有分化中俄的想法。美国地缘政治外交元老基辛格认为，同时激怒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外交错误。在基辛格看来，中俄联手是美国的“噩梦”，他主张与俄罗斯发展关系，虽然他并未说美俄联手制衡中国，但平衡中国也是其言下之意。这与特朗普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基辛格也是特朗普的座上宾。但是，建制派意想不到的强烈阻挠和国内政治斗争，使特朗普分化中俄的想法难以实施。
美国的另一尴尬是它同时面对中俄两个“对手”。中美苏“大三角”时期，美国虽也同时面对中国和苏联，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担忧，美国的真正对手是苏联。因此，美国作出与中国战略妥协的选择相对简单。现在的情况不同，美国认为中俄都是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在谁主谁次的判断上有所不一，既有把中国作为最大威胁的看法，也有认为俄罗斯是最危险敌人的观点。其实，差异的产生主要在于角度的不同。从军事和战略安全的角度，俄罗斯被认为是最大威胁，而中国次之。因此，美国军界多持这种观点。而从国际政治和维持世界霸权的角度，中国又往往被认为是最大威胁，俄罗斯次之。但无论如何，中国和俄罗斯都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在俄罗斯被认为是美国最大威胁之一并且两国关系极差的情况下，把俄罗斯作为抑制中国的战略伙伴显然是很困难的选择。
虽然俄罗斯愿意看到大国之间形成平衡的关系，这对相对弱势的俄罗斯更为有利，但俄罗斯不会与美国结成反对中国的阵营。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也不符合俄罗斯的外交理念，俄罗斯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中俄关系在俄罗斯外交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地位，为改善俄美关系而毁掉与中国的关系，这对俄罗斯代价太大，俄罗斯因此将遭受重大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损失，得不偿失。从外交上说这也是不明智的，它的结果很可能是为他人火中取栗。从俄罗斯的外交理念来说，它追求独立自主的角色，即使美俄关系恢复到正常，俄罗斯更可能选择在中美之间保持自由机动，而不是加入美国阵营。因此说，即使采取分化中俄的政策，俄罗斯也不会接受美国安排的角色。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俄罗斯才愿与美国联手制衡中国，那就是中国被认作是严重威胁的时候。
第三种模式是中美形成“两驾马车”。美中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两个幅员辽阔、有强大金融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大国。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国际政治有最大的影响。因此，有人认为世界正在形成新的两极结构，美国有学者提出了中美G2结构的设想，它的核心是中美共治，即中美联合共同治理世界。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也引起一些反响。不过，这种模式的可能性也极低，原因是中国不同意，美国不情愿，其他大国不接受。
中国官方并不接受G2的理念。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两国关系对世界有最大影响是自然的，两国也应担负起更多责任，但中国既不赞成一国也不赞成两国统治世界。中国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接受G2思想即意味着放弃多极化。
中美也不可能合体成为世界领导，它们之间的矛盾使它们不能成为一体。G2虽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但这不表示美国官方能够接受。G2意味着美国承认中国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和权力，而这正是美国竭力防止的。事实上，中美关系紧张的基本根源就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
中美与美苏两极不一样，中美只是两个国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在中美之外，还存在着多个力量中心，它们不会接受中美联合治理世界，不会承认它的领导地位，不会服从中美为它们做出的安排。
不过，中美对撞的过程也是重新磨合和适应的过程，未来中美既可能更加对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接受。不过，这与G2思想不是同一含义，它不是中美共治，而是更接近于准两极结构。这种准两极结构是一种客观的结构形态，它不等于政治选择上的两极模式。
在可见的将来，中俄美三角最可能的模式是第四种，即延续现今的结构，并有所发展。中俄美现今结构延续的基本要素是中俄保持战略合作、中美和俄美关系或好或差，但战略信任低于中俄关系，美国对中俄的战略压力不会同时达到危险的程度。
中俄关系过去2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正资产，为两国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冷战结束以来，中俄关系经历了国际形势的多次剧烈变化，也经历了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更替，但两国关系没有发生过方向性改变，并且保持着向上的发展轨迹，这说明了中俄关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如前所说，未来中俄关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适应两国关系的转型，这要求中俄两国都作出努力，中俄关系的未来仍需两国去塑造。
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管俄罗斯恢复还是衰落，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心态平和，给予尊重，防止膨胀，不失耐心。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国力快速增长自然会增强国家的自信，但一旦走得过头就容易变成不自觉的自大。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很可能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俄罗斯的认知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具体说是在中国崛起和俄罗斯衰落的过程中，他们对俄罗斯较少感情色彩，对“强大俄罗斯”的形象感受不深，他们更为自信和更具进取性。这会给国家外交政策和社会情绪带来某种影响，如果这个过程再伴有俄罗斯的继续衰落，还可能刺激社会上去算历史旧账的冲动。这一般不会进入到外交政策层面，但即使是在社会和舆论层面，也足以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的内在紧张。在这一方面，邓小平提出的“向前看”虽语言简单，却是大智慧。国家关系都会有复杂的过去，历史虽不能忘，但往回走没有出路，只有向前看才有希望。
从俄罗斯来说，需要的是理性地对待中国的发展，通过发展合作和增加信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安全利益，减轻相关忧虑，而不是通过抑制中国的方式以求平衡。应该看到，国力对比的变化使俄罗斯纠结的一些问题处于不同的语境下，诸如所谓中国经济扩张、远东移民威胁、中国在原苏联地区的发展等，这有可能使俄罗斯精英和社会的担忧加深，作出消极的解读，这对俄罗斯外交也将是一种压力。
中俄平等是指政治平等，即相互尊重对方的平等地位，相互尊重对方的合理利益，平等地解决两国间的问题。政治平等不意味着事事退让，也不意味着不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利益。
在经济利益关系上，中国应与俄罗斯形成更深的交织和互惠，使俄罗斯愿意借助中国的经济之帆，把中国的发展作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机遇，形成共同发展。中国的目标应是推动大亚欧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最终与俄罗斯和其他亚欧国家形成大亚欧经济区，或说大欧亚经济区。这个过程也将使中俄在经济利益上发生深度的连接和融合。经济利益十分具体，对得失的评估经常不同。但在整体上，中俄应有平衡的利益观。利益是可以交换的，一种利益的获得可能以另一种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反之，一种利益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利益的获得为补偿。从国家的角度，不仅要看一时一事之得，更重要的是保持整体利益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综合平衡，一方面是在某一领域不同方面之间的综合平衡，如在经济领域的不同项目中；另一方面是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利益综合平衡，如在经济、政治、安全、国际利益等领域之间；还有一方面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在具体利益与中俄关系带给中国外交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综合平衡。
在安全关系上，两国需要为相互战略和军事安全建立起稳定的基础。保持政治友好是最大的安全保证，同时，需要有可靠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和发展两国的安全保障和信任机制。密切军事交流和深化军事合作是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使两国可以提高应对外部战略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地区安全，而且也能使两国在战略和军事安全上相互安心。
在国际领域，在综合国力优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在政治上应继续坚持多极化，继续站在新兴经济体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与俄罗斯国际合作的基础，不应改变。在当今世界，政治上的单极或两极结构都会导致自我孤立，中国不应追求这种政策。在中俄美关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也应适当调整政策，在需要时更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必要时更明确地对自己的伙伴给予支持。中国很少因中俄关系而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失去什么，中美矛盾是源于中美两国自身的问题，既不是因俄罗斯而起，也不是因中俄关系而起。相互合作必然会有某些相互妥协和照顾，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国际合作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并不是为了迎合俄罗斯。中国从中俄国际合作中获益良多，它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外交资源，优化了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增加了中国推动新国际秩序建设的力量，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安全。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否并不取决于中俄关系，以牺牲中俄关系来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条件的想法是缘木求鱼，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国家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这是国际政治中备受推崇的经典名言。从最根本上说，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对此不能作机械的理解，不能认为国家利益中没有人的因素的参与。国家关系虽然是利益关系，但也是人的关系，国家是人的代表，并最终通过人来体现。不能把国家关系看作是冷冰冰和没有情感的公式算计，否则人文外交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国家关系中，过于依赖情感因素显然不可靠，情感用事当然不应该，但忽视和否定情感因素也不正确，毫无情感也不可取。国家利益既是客观的，但也有主观的属性，国家利益都要通过人的认识来形成。国家利益作为概念是抽象的，没有争议，但在现实政治中国家利益是具体的，对于具体的事物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对国家利益也是如此。在国际政治中，由于国家政权或领导人更替而导致国家关系变化的事例比比皆是，严格地说，这不一定是客观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而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出现了改变。情感与理性有复杂的关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交织，有时甚至难以分清其彼此的转化。情感因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于国家关系来说，重要的是相互培养正面的情感因素，并爱护和珍惜这种情感，同时避免负面情感因素的发生。国家之间、民众之间、精英之间、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对于相互国家利益的维护有重要作用，甚至可说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友好感情的培养需要多年，但毁掉可以在一瞬间，而要再恢复则难上加难。中俄在这方面的资本并不深厚，尤其需要双方珍惜。
美国因素是中俄关系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一问题若明若暗，但实际上一直存在，它表现在两国都对对方与美国的关系不太放心，对方与美国关系的升温往往会引起另一方的疑虑和不安。
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对美俄关系过于敏感的反应，总是把美俄改善关系与针对中国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片面和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美俄发展关系是正常的，不能期望美俄不发展关系，不能把恶劣的美俄关系当作正常状态，也不能期望美俄关系永远坏下去。美俄作为两个大国，特别是核大国，有着广泛的国际、地区、双边关系的对话内容，中国只是其议题之一。中国学术界对美俄关系常常有一种不安，总认为美俄明里争斗，暗通款曲，因此对美俄联手保持高度警觉。这虽有其理由，但以此作为判断美俄关系的不变根据，而不是依据具体和实际情况，就不免总是作出美俄会达成交易的预测。
基于美国因素，也有认为中俄关系决定于俄美关系的看法，其基本逻辑是中俄合作的基石是共同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如果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压力减小，中俄关系将失去合作的基石，两国关系也将疏远。
这种判断有它的逻辑和道理，美国因素确实对中俄关系有重要影响，否则中俄美也就不存在三角关系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把中俄关系的基础大大简化了。中俄关系的基础远不止于美国因素，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虽然重要，但它既不是中俄关系基础的核心，更不是它的全部。中俄关系的保持和发展不是以美俄关系为前提，也不是以美俄关系恶劣为条件。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主要是在中俄美关系的结构和状态上，美俄关系的状态不同，中俄美关系的结构和状态也会不同。其次，在俄罗斯受到美国战略压制的情况下，俄罗斯对东方战略空间会更加倚重，中俄之间有更大的结构性合作空间。再次，美俄关系的紧张可降低俄国内存在的对中国的某些消极看法和担忧。但是，就中俄关系的整体而言，美俄关系不是决定性因素，不管美俄关系是什么状态，中俄关系都可以保持和发展。另外，中俄美关系也不是机械性的互动关系，两个国家的正向互动必然导致与第三国的负向发展。而且，即使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威胁降低，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仍持相近看法和立场，两国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上的合作需求并不因此消失。
不应仅仅从中俄美的角度看中俄关系，把三角关系作为唯一的解释框架。中俄关系的基础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复合和多层级结构。中俄美关系不是中俄合作的唯一因素。在中俄关系的基础中，它的最深层级是双边安全，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相互安全最为重要，这一点现在经常被忽视。在此基础之上才是国际战略平衡、地区安全和稳定、能源和经济利益等。仅仅从中俄美角度看待中俄关系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从外交上说，将中俄关系完全置于取决于第三国的基础上，这也是不明智的。
最后是第五种模式，即中俄结为联盟或亚联盟的可能。前文已说，传统的“大三角”不可能恢复，那么，把联盟作为中俄关系的一种可能是否与此相矛盾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中俄美关系来说，在中俄都主张不结盟的情况下，一旦两国结盟，就表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恶化。因此，这是对极端形势出现的一种假设。如果世界出现大倒退，中俄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那将是世界的大颠覆，国际政治将处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下，超出了现在的常规分析框架。如果出现这种形势，那不仅是中俄美关系，就是现在国际政治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判断都需推倒重来了。即使如此，新联盟与“大三角”性质和特征仍会有明显差别，毕竟时代和国际环境已经不同。
中俄关系现在的模式是结伴不结盟，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两国找到的黄金模式。在正常形势下，结盟不是两国关系的合适形式，它对中俄关系和中俄美关系都弊大于利。中俄都没有结盟的打算，中国明确坚持结伴不结盟的政策，两国舆论界中主张结盟的只是零星的声音，远不是主流，这个问题也从没提到过两国对话的议事日程上。不过，在理论上，把结盟从两国关系的可能模式中完全排除也无必要。扩而广之，也没必要把它从对外关系的可能形式中完全排除。从理论上说，联盟是一种外交工具，不必然在政治上不正确。中国当初实施不结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独立和主权，不被卷入大国集团的争斗，现在中国已不担心这样的问题。不结盟不对抗是中国的政策，不结盟是形式，不对抗是实质。实质不应变，但形式可灵活。结盟可以有多种原因和目的，与不同国家的结盟也会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结盟不一定都是为了对抗，防御和自卫也可能是结盟的目标。中俄不会主动选择联盟，不会为了对抗结成联盟，但如果出现严峻的形势，当联盟成为必要的防御手段时，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选择。从外交上说，保留这种选择可使自己的外交工具箱更丰富，应是益处更多。当然，这不意味着自动和一定结盟。
中俄结成联盟的基本要素是美国同时对中俄构成严重的直接安全威胁，出现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形势，安全利益成为中俄最迫切的战略需求，两国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以遏制危险事态的发展和自我防卫。这种情境的出现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一般说可能性很低。中俄美都是核大国，理解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后果，对于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谨慎。五角大楼虽有与中俄同时作战的计划，但在政治决策上美国是否准备和有勇气同时与中俄全面军事对抗是另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都是基于正常国家理性的判断，但历史表明，所谓理性并不总是可靠，偶然和意外也是历史的常客。
尽管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很小，但中俄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趋势是在把中俄推得越来越近，这不仅是在政治和外交上，也包括在军事合作领域。它或许不会把中俄推到结盟那么远，但却有可能使中俄形成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可称之为亚联盟。在战略伙伴模式之后，这是中俄美关系又一种可能的模式。所谓亚联盟，是指介于联盟与非联盟之间的一种状态，它没有条约形式的约束，不是全面的联盟，但两国达成政治共识，形成一定的“君子协定”，并自觉和有意识地进行某种深层战略合作。亚联盟的性质和功能与联盟也有差别，它主要针对综合的战略性竞争，包括军事战略安全，但不一定是应对直接的军事危险。亚联盟可以是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概念，它在结盟和不结盟之间创造出独立的外交关系空间，国家无须在结盟和不结盟之间作出极化选择，并可得两者之利而避免两者之弊。对于某种特定国家关系状态来说，这是一种适用的概念和形式，有存在的必要。战略伙伴关系概念有巨大的外交价值，但它的适用面过于宽泛，不能显示出具有特别重大战略功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特征。亚联盟概念还有一个优点，即它不会超越不结盟的政治原则，从形式上说，亚结盟仍不是正式结盟。
联盟虽可以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中俄美关系的语境下，一旦中俄结盟，即意味着美国已是公开的敌人，虽然通过联盟可以减轻它的威胁，但一个大国成为敌人本身就构成巨大的战略压力。这就如同中美苏“大三角”一样。“大三角”虽然减轻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因为它没有消除威胁本身，而只是增加了应对这一威胁的能力。这一威胁只是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后才真正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三角”对中国是亡羊补牢，它是在与苏联成为敌人这一重大战略挫折背景下的被动选择，况且中苏当时并没有实质性国家利益冲突，两国没有成为敌人的充分理由。因此对中国来讲，在中俄美关系中，乃至在整个大国关系中，防止出现敌人尤其是不使伙伴变成敌人是更大的战略成功，能与其他两国都保持更好关系则是更高外交境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俄关系的意义又有不同。中俄是战略伙伴，这是20多年积累下来的宝贵战略资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来说，削弱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都是极大的战略错误和浪费，更不用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了。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尽管美国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但中美关系对中国有巨大利益，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极其重要，中美的位置和目标不同，中国不应接受和使用与美国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尽可能避免使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轨道不仅在政治和战略上是正确的，在外交和经济上也是成本更低的。
结语
在冷战结束后近30年的今天，世界虽仍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正在进入后“后冷战”时期。一方面，向前的力量在推进，另一方面，向回倒退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冷战结束之时的浪漫主义光彩已淡去，大国在国际秩序理念上渐行渐远，世界在政治上趋于“碎片化”，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强势回归国际关系，对安全利益的担忧逐渐超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大国竞争性加强，军备竞赛抬头，以不同形式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因素增加，原有国际规则不断失灵。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新冷战的幽灵在悄悄叩门，欲重新分裂世界，使世界在政治、经济、价值观、国际秩序、国际机制上形成新的阵营和体系对立。
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趋势，为中俄美关系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使中俄美关系的互动性越来越突出。从中国的角度，与俄美都发展良好关系是最佳选择，这也是中国的政策，但结果不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愿望。现实是形势在推动着中俄与美国的战略隔阂越来越深。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将推动中俄美关系的形态发生进一步的演变，其方向是中俄关系的更加紧密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中俄美三角是客观存在，是一种自然的结构形态，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已是难以避免，不应忽视，也没有必要拒绝。中国摒弃冷战式的“大三角”思维模式，不搞“零和游戏”，不寻求与任何国家对抗，但可以合理、有效、建设性地运用中俄美三角框架，以创造外交主动，增加战略资源，抑制大国冲突，维护战略稳定，推动新国际秩序建设。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