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其政治、安全、外交和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空间依托，中亚形势的变化也即“上海合作组织”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面对中亚地区变化了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也需根据新的现实进行调整。本文将就“9·11”事件后中亚形势变化的特征、中亚形势变化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三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9·11”后中亚形势变化基本特点

“9·11”事件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中亚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的表现之一是不仅中亚(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与大中亚地区(指中亚及其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从分割状态变成连为一体，而且也与南亚和西亚在空间和政治上打通。

在“9·11”事件之前，由于阿富汗塔利班的存在，使在地理和政治上紧密相连的中亚、南亚、西亚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政治和安全上支离破碎和相互敌视。从地理上说，阿富汗坐落在中亚、南亚和西亚中间，这使这一大地区的三个次地区相互隔断；从政治和安全上说，由于各国对塔利班政策的不同，造成或加剧了这一地区国家间的隔阂、分裂和敌对，这包括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关系，中亚国家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亚国家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等。塔利班政权的垮台消除了由于它的存在所造成的大中亚地区的割裂，这一变化对该地区的战略含义是出现了形成范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协作与合作机制的可能，出现了形成中亚经济特别是能源开发新格局的可能，同时还出现了这一地区内国家关系大调整的可能。

“9·11”事件之后中亚战略态势的又一重大变化是美国全面进入中亚。美国从苏联解体后即开始进入中亚，包括军事上的进入(注：美国积极参加从1997年开始的中亚营每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在1998年中亚营的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国伞兵从本土出发直接降落到哈萨克斯坦。后来成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谢尔顿将军也在其中。)。但在“9·11”事件后，美国对这一地区进入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历史性的，它正在产生和将会产生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一方面，美国有选择地同除伊朗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改善了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对这一地区的进入是全面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同时，美国的进入是长期的。考虑到“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存在的实质性加强，美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美国在阿富汗的主导性作用，以及美国同土耳传统盟友关系的巩固，大中亚地区在美国外交中第一次成为一个完整的战略地区，美国也成为这一地区外交资源最多、影响最大的国家。从此，这一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和利益都明显提升，这使美国将不会从这一地区战略性退出，而且，是否在中亚地区保持长期直接军事存在也不是美国从这一地区战略撤出的自然标志，即使以后美国从中亚撤出其直接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国也将全力保持对中亚的战略进入和控制能力。

中亚的大国关系在“9·11”事件之后也呈现出新局面。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主要角色是中俄美三国。在“9·11”事件之前，三大国在中亚的态势是：俄罗斯在中亚的控制和影响力虽然大大减弱，但它仍是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而且，在从2000年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投入增大，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呈恢复上升之势。在战略思想上，俄罗斯仍然把中亚作为自己特殊利益地区和“后院”，不希望中亚对其他大国完全开放；中国在与中亚五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开始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进入中亚，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中亚的力度和期望都明显提高；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亚，但在其对原苏联地区的外交政策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背景下，中亚处于边缘地位(注：美国直至1997年才有了明确的对中亚和高加索的战略政策，1997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表示中亚和高加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美国准备逐步增加对中亚和高加索的投入。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1992年访问中亚，此后直到2000年4月奥尔布赖特对中亚地区的访问之前，美国国务卿没有访问过中亚。见TheSecurityoftheCaspianSeaRegion,SIPRI,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9.)。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开始加大对中亚的投入力度，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经援、军援显著增加，美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迅速发展。不过，在中俄在中亚积极协作的背景下，美国在中亚扩展的势头在90年代末有所减缓。按照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阿什巴耶夫的分析，在从中亚国家独立到“9·11”事件发生之前的这一期间，俄美中三大国在中亚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势是形成了脆弱的力量平衡。三国分别在中亚建立了自己的立足基础和主导领域。其中，俄罗斯的主导领域是军事政治影响，美国的立足基础是能源投资，中国则通过商品贸易在中亚扎下了根(注：见阿什巴耶夫向2002年5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9·11”事件后，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态势发生了扭转。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发展势头受到遏止，中俄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遭受挑战，俄中在中亚的地位受到削弱，中亚国家安全和政治合作重心向美国转移。阿什巴耶夫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俄美中在中亚脆弱的力量平衡发生改变，美国在中亚的基础从能源扩展到军事政治领域，攫取了俄罗斯在中亚的立足基础，使美国成为该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注：见阿什巴耶夫向2002年5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

中俄美三国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有意味的变化。美国在中亚直接军事存在的出现，对于中俄都是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但是，与通常在这种形势下应做出的回应相反，中俄对于美国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都没有进行抵制，不仅如此，中俄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在“9·11”事件的背景之下，美国在中亚部署军队进行反恐军事行动有道义上不可否定的理由；其二，中俄都认为美国在中亚打击塔利班对它们有利；其三，中俄都没有现实的能力阻止美国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其四，中俄都不想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和与它发生冲突。中俄美三国相互关系的这种状况，其最深刻的含义之一是打破了“9·11”事件之前中俄在中亚联手拒美的态势，形成了中俄美三边互动交叉的局面。中俄美关系这种新局面为三国关系的组合提供了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因而它增加了中俄美三国在中亚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9·11”事件之后，中亚的安全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塔利班政权的垮台，中亚最严重的威胁源被消除，这减轻了中亚国家对本国安全最大的担忧，中亚的安全环境得到了重大改善。塔利班政权的垮台和中亚安全环境的改善，使中亚国家的安全重心和方向出现了转移的可能，这将导致中亚国家对本国安全战略的重点、目标、方向、方式等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同时，塔利班垮台之后，中亚国家最危险的共同敌人消失，中亚国家与塔利班的矛盾不再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矛盾，这有可能使原本被遮盖着的其他矛盾凸现出来，包括中亚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

二中亚形势变化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

中亚形势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但它同时也向该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挑战。

“上海合作组织”起源于边界安全。边界涉及国家安全，共同边界往往成为国家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不过，边界安全对于国家关系的稳定虽然极为重要，但它不具有推动国家关系向纵深发展的持续张力，因此，随着边界安全问题的基本解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上升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基本动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之所以在中亚广泛存在，有双重原因：既有中亚国家内部的原因，也有中亚国家外部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指塔利班。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后，中亚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恐怖主义成为对中亚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力虚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中亚国家对区域性安全机制有现实需求，以反恐为主要目标的“上海合作组织”被中亚国家作为对本国安全的保障机制而接受。

“9·11”事件之后，有两个因素使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保障需求有所变化。其一是塔利班垮台。塔利班政权被击溃之后，恐怖主义对中亚国家的威胁虽然没有根除，但危险的程度有所降低，性质有所变化。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塔利班是悬在中亚国家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塔利班随时可能的出兵北上对中亚国家构成了直接威胁，塔利班对中亚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是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依赖，同时，塔利班政权还是中亚地区毒品、走私等有组织犯罪活动源头。塔利班政权的被粉碎，使由于塔利班的存在而形成的对中亚国家安全的威胁大大减小，中亚的安全形势趋向好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虽然还继续存在，但它们对中亚国家政权的威胁已不是生死存亡的威胁，其尖锐性和迫切性程度都明显减轻。安全形势的变化，使中亚国家安全需求的形势相应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将表现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安全机制的需求和依赖程度的变化。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安全需求变化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军事基地，哈萨克斯坦也为美国后勤性质的军事活动开放了空军基地，美国武装力量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部署到中亚。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十分强大的安全保障。在此之前，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的两个基本安全机制。此外，还有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由于美国军事存在所提供的新安全保障的出现，使中亚国家增加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期望(注：阿布杜拉扎科夫认为，现在中亚地区安全保障由四个因素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这样一种安全保障体系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见阿布杜拉扎科夫向2002年5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不确定时代的两难选择——“上海合作组织”能否成为新的合作模式?》。)。

“9·11”事件之后，由于美国在中亚政治、军事、经济影响的增长，美国对中亚国家外交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在“9·11”之后都向外界表明它们仍将奉行多方位和平衡的外交政策，它们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不会损害其他大国的利益，也不会影响它们与中俄的关系。中亚国家表明的继续保持多方位和平衡外交政策的立场是可信的，但中亚各国外交在“9·11”事件之后均明显向美国偏移也是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拥有了更多和更有力的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的手段之后，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中亚国家。在美国认为有必要在某一问题上向中亚国家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和态度可能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通过中亚国家，美国有可能间接地对“上海合作组织”进行某种程度的制约。这是中亚形势变化对“上海合作组织”带来的又一潜在影响。另外，由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与美国的关系处于不同层次和不同方位，该组织成员国在看待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和美国在中亚地区作用问题的角度不会完全相同。这一状况导致出现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需要协调的新问题，处理不好会对“上海合作组织”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由于美国摧毁了塔利班，而且美国还准备在中亚实施打击恐怖主义的长期行动，因此，美国实际上具有把在中亚的非正式反恐怖主义联盟转变为由美国公开或暗中主导的非正式地区安全机制的可能。这种由美国公开或暗中主导的非正式地区安全机制可以是美国与中亚国家组合而成，也可以是美国联络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阿富汗以及南亚、高加索国家共同形成。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断和假设，但在一定条件下形势的这种发展是可能的。以反恐和维持地区稳定为目标的安全机制从理论上说应受到欢迎，中亚不同的安全机制在反恐问题上可能并不矛盾，各方也可以进行合作。但是，中亚的安全机制之间在政治上是隔膜和分离的，在反恐的功能上是重复和叠合的。因此，中亚多个安全机制的同时并存有可能不是功能互补和使安全合作的效果放大，而是相互抵消和相互掣肘(注：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所长科诺金认为，中亚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两个安全机制足够了。俄罗斯独联体研究所所长扎图林则认为，一个地区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安全机制只能会引起地区的不稳定，更不用说3个和4个了。见科诺金和扎图林在2002年5月“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这对“上海合作组织”来说也将是带有挑战性的前景。

三“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9·11”事件后中亚形势的变化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是一次出乎意外的冲击。由于该组织在“9·11”事件后剧烈变化的形势中没有发挥主导作用，这引起了对它前景的多种评论，对“上海合作组织”前景的悲观和怀疑评论在国外舆论中十分流行(注：甚至俄罗斯学者中也有这种悲观看法。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博加图罗夫认为，以反恐为主要目标的“上海合作组织”在“9·11”事件后中亚地区的反恐行动中无所作为，说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操之过急，它的前途大有问题。俄罗斯对外政策学会副会长科尔杜诺夫认为，“9·11”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实际上已经瓦解。分别见博加图罗夫在2001年11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中俄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和科尔杜诺夫的文章《俄美伙伴与21世纪的挑战》(载[俄]《国际生活》2002年第4期。))。但是，2002年6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首脑会晤的结果表明，“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在继续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发展，而且发展的态度更加积极，步骤也有所加快。

“9·11”事件后中亚形势的变化一方面促使对“上海合作组织”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它确实也给该组织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结果，增加了它发展的难度和复杂性。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消极影响，“上海合作组织”的继续存在仍有充分理由，它未来的发展仍有很大空间。其基本依据是：

在“9·11”事件及其中亚形势的变化中，“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原则、思想精神、目标任务没有一项被证明是错误和过时的。相反，它证明了“上海合作组织”所赖以生存的思想和原则基础的正确性。

“上海合作组织”的两大主题——反恐和经济合作仍将是这一地区的长期需要。塔利班政权虽然已被粉碎，中亚国家面临塔利班入侵的直接威胁基本消除，不过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还远未根除。关于这一点，即使西方学术界也不否认(注：比如美国耶鲁大学的PauliJonesLuong和特拉维夫大学的ErikaWeintbal认为，从长期角度看，即使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顺利结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更可能是加强，而不是减弱。见PauliJonesLuong和ErikaWeintbal:“NewFriends,NewFearsinCentralAsia”,《ForeignAffairs》,March/April2002,第64页。)。三股势力的彻底消灭需要长期的、综合性的措施和各国共同合作。在这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由这一地区国家组成和进行综合合作的地区组织，它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有最大的潜力。在经济合作领域，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机制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相当困难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加速，各成员国对它的兴趣和要求也越来越高。从中长期角度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能源、交通等领域。

“上海合作组织”从解决边界问题开始形成，保障边界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个功能是这一地区其他合作机制所没有和不能承担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邻国或近邻，都十分重视这个组织对边界地区安全和稳定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并不因“9·11”事件的发生而有任何改变。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放弃或损害，间接地涉及各国对边界安全有关协议的承诺和尊重，也关系到各国边界地区长期安全和稳定的保障。同时，“上海合作组织”也具有相互保证安全的功能。该组织所倡导的共同安全、平等安全、以合作求安全的新安全观念不仅是这一组织与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安全关系的原则，也是它成员国之间在安全领域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靠的相互之间的国家安全保障。

在中亚地区新的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仍然对发展这一组织保持着积极态度。中俄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两个主要“发动机”，两国的立场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9·11”之后，中俄在继续推进“上海合作组织”问题上保持一致。中亚各国在“9·11”后均不同程度地与美国加深了关系。不过，正如中亚国家所表明的，它们平衡和多方位外交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大多数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其性质是在平衡和多方位外交框架内的向美国的偏移，但不是完全倒向美国。地处中俄之间的中亚国家在外交上不能不顾及这两个大国的意愿和利益。中亚国家外交的最核心追求是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在大国关系问题上，中亚国家无意挑起它们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希望大国在这一地区保持相对平衡关系。维持同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也能为它们带来最多的实惠。在“9·11”事件之后，中亚国家仍然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合作机制，并希望该组织继续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对这一组织的立场是该组织发展的政治保证(注：在“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首脑会晤后，中亚各国领导人均对“上海合作组织”给予了积极评价。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政府完全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国际机制；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希望“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合作；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认为，如果“上海合作组织”能够适应“9·11”事件之后形势的变化，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据www.strana.ru2002.6.7.)。

最后，从根本上说，“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合作机制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它是一种区域合作的初级形式或说胚胎，而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自然过程，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中亚是冷战后新形成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于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特点。作为一个地区，中亚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理上的地区性特征非常完整和鲜明。但中亚是一个新兴地区，它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制度化和机制化欠缺，地区整合性较弱。随着这一地区自我意识的逐渐形成，它客观上需要一个地区性的合作机制，以实现各国合作的需求和反映这一地区的需要。“上海合作组织”正是满足了这样一种需求。它联系着中俄和中亚国家，它们作为邻国或近邻，需要有一个机制化的交流、理解、沟通、合作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从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临时对话机制发展成为地区合作组织，实际上也是反映地区区域合作的需求。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组织，中亚也需要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合作机制，以满足地区整合的需求。但命运使“上海合作组织”担当起地区合作的载体。该组织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好处，也正因为如此，它有较强的生存弹性。

“上海合作组织”也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在圣彼得堡首脑会晤之后，“上海合作组织”有了宪章(尚待各国议会批准)，设立了常设秘书处，成立了反恐中心。这次首脑会晤通过的文件从法律和组织上完善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这意味着它很快将是一个具有法律行为能力的地区组织。作为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应加强它的集团特性，这是指“上海合作组织”需要在各种层次的国际和地区舞台上以集体形象出现，表达团体的态度和立场，使自己逐步形成国际关系中一个有行为能力的、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主体。在政治层面上，“上海合作组织”应扩大视野，特别是要把政治目光投送到邻近的阿富汗、南亚、西亚、高加索地区，积极地在这些地区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影响。“上海合作组织”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国家，特别是这一地区周边的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需遵循渐进、稳妥、有利的原则，但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对话、协商、合作应成为该组织的重要内容，包括邀请有关国家参与专门对话，邀请其他国家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或联系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等。

同时，“上海合作组织”需要更加开放的发展观和塑造更加开放的形象。这是指在保持“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域集团特性的同时，突出它的非对抗性和非排他性，强调它准备与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进行多领域合作的开放性，强化它的区域多边合作追求，弱化它的大国政治色彩。中亚国家均不希望“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化”，即不希望它成为大国竞争的政治工具。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化”会导致内部涣散甚至分裂，不利于增强它的内部向心力和政策认同。

“上海合作组织”需要适时调整其利益结构的重心。“上海合作组织”是建筑在安全—经济两个轮子上的合作机制，其中安全是第一位的。从长远的发展和现实形势的变化来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利益结构重心应转变为经济与安全并重，即把经济合作放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同等首要位置。中亚地区总的趋势是，随着安全环境的逐步稳定，各国对经济发展的需要会急剧上升。从长远来看，经济合作将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素，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对其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国家保持吸引力的最主要的成分。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应当下大决心加大经济合作的力度，使经济合作逐步成为支撑“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重心之一。“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有相当大的难度，无法拨苗助长。可长期目标与中短期项目结合，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进，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共举。“上海合作组织”还应在共同保护中亚地区环境、治理污染、保护动植物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方面提出具体倡议和项目，并切实落实。这一领域的合作尤其受中亚国家的欢迎，对各国都有好处，也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这对增进“上海合作组织”的聚合力和影响力是很有利的。此外，人文文化领域也应是“上海合作组织”需要加强并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

“上海合作组织”在与美国关系问题上需要原则共识和协调立场。美国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是中亚政治现实，这一因素不能不对“上海合作组织”产生影响。因此，各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关系问题上形成原则共识和协调政策对“上海合作组织”来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原则共识和协调立场不是指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完全的认识一致和立场的完全相同，而是指各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相互理解和尊重各方的立场、利益，形成各国对共同利益认识的一致和协调。出于安全、经济和大国关系平衡的需要，中亚国家均欢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希望与美国发展密切关系，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美国在阿富汗反塔利班军事行动结束后从中亚地区撤出其武装力量，但并不反对美国在中亚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且已经在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的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是没有分歧的。不过，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对这一地区有建设性作用和积极意义，但也有产生负面作用的潜在可能。美国军事存在对中亚地区的积极作用在于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消除了对中亚安全最大的威胁源，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有利于改善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环境。中亚地区的稳定对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中亚经济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同样对各国都有好处。美国军事存在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和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很可能会鼓励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发展；在美国对中俄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将导致大国竞争的激化；美国的军事存在还可能导致中亚国家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加剧(注：“9·11”事件之后，中亚国家国内政治不稳定的迹象增加。2001年11月，哈萨克斯坦爆发了政治危机，导致政府下台。2002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治性骚乱，在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中有人员伤亡。此后，政治性示威活动仍有发生。在土库曼斯坦，以原外交部长希赫姆拉托夫为首的政治反对派加紧了在国外的反政府活动。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反对派与执政当局的对抗也有加剧趋势。中亚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加剧不是偶然的，其中美国因素有间接作用。美国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B.林恩·帕斯科表示，尽管美国与中亚国家发展政治和军事合作，但美国在要求中亚国家进行民主和市场改革以及尊重人权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军事合作和美国的人权政策既鼓励了执政当局，也鼓励了政治反对派。)。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的两重性意义是“上海合作组织”在美国问题上形成协调政策的前提。“上海合作组织”应在美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进行合作，而在美国可能发生破坏性作用的领域应表示反对的立场。这符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中亚国家的政治动荡、中亚地区因大国竞争而出现的不稳定、中亚国家与中俄双边关系的损害都将使中俄和中亚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与美国积极合作使其稳定性作用发挥，同时限制其破坏性因素的发展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关系的基本立场。